女儿记忆中的父亲：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

    徐晓虹（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图书馆研究馆员）

    2021年10月21日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父亲生前的行政级别也算是高级干部，他的生平简介逝世后也上过《人民日报》，所以他的革命经历我就不再赘笔，此文主要从一个女儿的视角写写生活中的父亲，回忆里的点点滴滴也算是对父亲在天之灵的一种纪念吧。

    小时候，因父母工作繁忙，家务由外婆主持，对父亲几乎沒有什么记忆，六十年代初，我家由南京搬到北京，就住在父亲工作单位红旗杂志的大院里，才逐渐对父亲有了一些记忆，如父亲经常熬夜写文章，早晨起来打开他的房门滿屋子香烟味，父亲牙不好，经常去王府井八面槽的口腔医院看牙，适逢小学三年级的我也在校正牙齿，所以每次去总带着个小尾巴，他经常告诫我们小时候要好好刷牙，不然像他一样“亡羊补牢，末为迟已”。总之，上小学的我觉得父亲比母亲宽厚随和，好说话，因此开家长会之类的事情，都愿意让父亲去，他在工作之余，偶尔也会和我们打打乒乓球，下下军棋。

    父亲虽性格温和，但为人正直，待人真诚，还有一股书卷气。解放前在上海重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结交了许多进步文化名人，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不少诗作。听母亲说正因为这点，在五十年代差点受到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到北京工作后，父亲担任红旗杂志编委兼文艺组组长，家中藏书中经常可见到一些著名作家请他指正的作品，我当时在读初中，特别喜欢读小说，像贺敬之的诗集，浩然的长篇小说巜艳阳天》等，我读的都是父亲书柜里的赠书。记得是六四年的某一天，浩然来家里拜访父亲，父亲还指着我开玩笑地说，她也是你的第一读者。若干年后在浩然儿子的回忆录中，还提到浩然日记里记录着当年父亲和他关于巜艳阳天》文学创作有关问题的谈话要点。

    文革十年，父亲受到冲击，我们家也被从沙滩大院的局级干部楼轰出，搬入原为老北大学生宿舍的旧灰楼，三小间每间只有六平米的简子楼。可在文革初期红卫兵批斗走资派最厉害的那种情况下，那也是个能遮风挡雨，有热饭热菜的家啊。父亲那会儿自身难保，每天在单位里也得接受批判改造学习，但对来找他避难的原江苏省委的老同事老领导及其子女都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和食宿，我亲眼见到原淮阴地委书记天黑后风尘赴赴地来找父亲，在我家睡了一晚，天不亮急匆匆离开了。还有原文化部付部长国家出版局局长石西民的女儿，原解放军报社社长刘宗卓的女儿都曾在我家吃过饭，因为她们的父母被批斗关押，北京家沒了无处可去。另还有原湖南大学校长魏东明俩口在北京避难，也是我家饭桌上的常客，当年母亲的四川炒泡菜，红油抄手很多人都吃过。

    工作中父亲平易近人，对待同事和下属亦师亦友，结交了不少好朋友。在石家庄红旗杂志五七干校时他和原囯际组组长姚洛住一间屋，干校解散回京等待分配工作期间二人经常在我家抽烟海阔天空的神聊，后姚洛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领导，分管巜读书》杂志，两人聊的话题就更多了。姚洛晚年得了胃癌不能出行后，俩老头改用书信聊天，还互赠书法。姚洛晩于父亲逝世，后他儿子在整理姚洛文稿时发现好几封父亲信件转交与我，我打开一看全是读书读史的心得体会，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君子之交吧。父亲闲赋期间，我作为工农兵学员正在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读书，也时常向父亲请教如何写文章，其他还有沙滩大院里当年的一些年轻同事也爱来找父亲聊学术，像曹景元，王主玉，苗作斌等，那一阵我家的小屋成了个艺朮沙龙。母亲说他好为人师，我则和父亲开玩笑，让他也作一首巜陋室铭》：家有陋室，谈笑皆鸿儒，来往无白丁也。

    父亲一辈子生活简朴，作风清廉。前些日子父亲退休前在书记处研究室担任顾问时的部下刘世锦大姐还和我说起他不讲排场不搞奢华，和原中央组织部长宋平的夫人陈舜瑶带队出去考察，不坐飞机头等舱，和普通干部一起坐火车硬卧的往事。

    在家庭生活中也是如此，八十年代我家分配了新的住房，但家中的陈设仍然是六十年代公家配给的那些桌椅木床，后来装修时我强行给二老换成席梦思软床，淘汰了几件旧家具，父亲和我抗议了很长时间。在购置服装方面，父亲从沒有对我提出过什么高级要求，只要穿着舒适就行，他有一件六十年代买的厚中山装外衣，领口破的都不能补了仍然舍不得扔掉，最后实在穿不出去被我强行处理掉了。

    父亲离休后，因要陪伴疾病缠身的母亲，就很少参加外面的活动了，此时我因儿子要在父亲家附近的重点小学上学，也住过去顺便照顾二老，所以那一段时间和父亲接触较多。 那时的父亲虽然骨子里文人习气依然存在，比如经常抄写背诵一些古诗词，有老同志来访，谈论起文艺历史兴致勃勃，把自己以前写的杂文编辑成书出版，每当在美国的弟弟来信，如同编辑一样，拿着彩色水笔和放大镜在上面勾勾划划之外，父亲已经变得很接地气了，能去家附近的农贸市场问价买菜，能帮我到学校门口去接外孙放学，监督孩子写作业，也学会了煲汤和用电饭锅煮饭，控制患严重糖尿病母亲的饮食等等。父亲去世后整理他的东西处处露出节俭的习惯，如用过的牛皮纸信封拆开糊的剪刀套，药品说明书用做记事便签，孩子们剩下的小学作业本做成的写诗做词的笔记本……

    父亲年轻时因职业关系好抽烟，一抽几十年，落下个支气管炎的病根，犯起来咳嗽不止，晚年因医生吓唬把烟禁了，但易气喘，每当他从外面回来上楼梯时就听到他哼哼的喘息声……

    这种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太多了，琐碎的无从下笔。总之父亲生前对我们子女沒有过多的什么说教和要求，任由我们自由发展，如今我们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取得的成绩，只能说是继承了父亲的良好遗传基因，父亲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结果吧。总之，父亲在女儿眼中就是一个善良正真，有些书呆子气，有时又有点童真的普通老头，祝愿父亲在天堂一切安好！

    铁马冰河入梦来

    徐海昕（美国福尔曼大学赫宁基金讲座教授）

    疫情期间健身多是走路，近来又加进了边走边背些古诗，让脑力也别闲着。诗是夫人选的，印在纸上，捏在手中，看谁背得顺。就这样，父亲向我招手了，恍若隔世：“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铁马是父亲用得最多的笔名，也由此还部分成了我用了多年，还常常怕人笑话的大号，徐小马。那天还真有点儿“风卷江湖雨暗村”的劲儿。天低，风习，雨将来。干脆，不背诗了，在雨来之前，追忆一下老爸。

    距离不近啊。中美自疫情以来，来往不便，更感觉出像过去大战时路径不通的遥远，空气中也有不少火药味。85年离家赴美时，父亲将我送到机场。他那时走路带风，腰背笔直，谈笑风生，应证着长此以往一个小男孩心目中的父亲。记忆中的父亲喜欢让房间灯火通明，和来访者海阔天空地畅谈，可算是一大爱好。因为种种原因，我再次回家已是十一年之后。岁月，十一年足以让我看到岁月，父亲显老了。但父亲总是父亲，还是那么细致，操劳，连我们到家后要用的牙刷和拖鞋都想到了。尤其是在我们自己也当起这角色的时候，就更有感受。小时候，老爸常跟我们孩子们说的是大人没有什么可神奇的，大人和孩子差不多，刻意要拆除小孩子对大人的盲目迷信。我那时的那些玩伴们最愿意来我家，老爸和我们一起打兵乓球，张罗我们睡地铺。在美国女儿小时为sleep over而激动时，我自豪地告诉她我在中国也做过，还是一群孩子睡在大厨房的地上。老爸平等地和孩子交朋友，让我们更多地感受到了父爱。我在海外第一次知道有父亲节的时候，发了一张卡，也让老爸知道我们能感受到他细腻的爱。老爸离世时是我刚刚暑期探家后返美，在家时还因老爸肠胃不舒服去给他买药，记得他用放大镜研究药性说明的样子，还记得我早晨在阳台下的街上跑步时，他就站在阳台上，戳戳他的花草，也看着我，不想这些记忆都做死别。

    现代科学让我们越来越看到基因难违。老爸牙不好，我们几个子女也是一天到晚看牙医。有时一喘一咳之间也会想到怎么有点儿像老爸。秉性呢？也是相传的吧。老爸勤奋自律，自嘲不是穿拖鞋睡衣型的人。我们这些子女当然也就进不了“躺平一族”（年代上可能也早于这一族了吧），时时自叹活得不够放松。再看看我们几个子女做事的取向，也映衬着老爸一生“求知者”（他在一本小书中的自画）对探访新知旧闻的乐趣，以及对和权力地位沾边的那一应事情的索然乏味。小时家里地方并不那么宽敞，可是每个孩子都有一桌一椅的学习空间，桌上堆着整齐裁开的老爸用过的草稿纸，我们用背面。要没有这些用不完的纸让我弟弟追着脑中的景象画个不停，也不会有今天这位叫老海的为电影做美工的画家。这些纸多得还能拍其它用场。老爸就常派它们在还没有纸巾的年代当纸巾用，擦这擦那。老爸年轻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过，也曾经很洋泾浜。我在美国生活每每用到纸巾时，常就想到过去用“稿纸纸巾”的老爸，不免会心一笑。

    小时候家里人口多，开销大，子女的要求并不能事事如愿。我健身想买哑铃就不得批准，抱怨时老爸却让我多想想用砖头练出的形体是不是更值得炫耀。以后学英文时，有一本书贼贵，老爸却当即替我拍板，买！考大学的前些年，老爸安排我去陈翰笙老先生那里去学英文，老先生用外文剪报做教材，常常要我们出题，他再信口用英文来讲述，由我们记录，提问。这不仅强化了我们英文的听写能力，也感受到了思想如何在文字中穿针引线。一次翰老碰巧走过我们家门口，老爸就把他拉进书房去吹牛。闹了半天，我才明白这竟是他们初次见面。可他们相谈甚欢啊！都是性情中人。

    在政治活报剧时要上演的七十年代，我还和老爸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社大楼里“打过一次擦边球”。我那时是年近二十岁的工人仔，却因有一点儿文采而被委以占领上层建筑的重任，和王了一这样的泰斗级的学者同坐一桌，在出版社大楼里校订《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工作已经扫尾的一天，一位编辑开会回来兴奋地说，“今天新上任的总编作报告，诚心诚意地讲做学问，真是久违了！”我知道，那总编就是老爸，刚从干校回城，一心想着要重回学术。他早年语言学方面的著作和我一起工作的北大教授就知道，“你是铁马之后啊？我读过他的《论文学语言》。”老爸进驻时，我完成了在那儿的工作，离开了。我们“擦肩而过”。

    雨真来了，赶快躲回房里吧。“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我们的小狗跑过来摇了摇尾巴。生活要继续翻篇。

    辛丑年中秋节想起父亲的二三事

    徐海林（100大电影美术指导）

    我在大兴的画室窗台上有很多盆花，房东是个会养花的人。连续几天阴雨到了中秋节，一下子就出了太阳，珍贵的阳光洒在珍贵的花草上，煞是好看。

    想起父亲也喜欢养花儿，但是他养花的技巧不敢恭维。那花儿总是长不旺盛，花茎总是不够粗，有时候会断掉，于是要用一些木头或者是铁丝支起来那些花儿才能立住。父亲喜欢劳动，他太勤劳了，不停的对花儿修剪松土，结果花反而长不好，他是一个操心的人，担心所有的家人，反正对我他始终很担心。

    父亲最好的就是他对自己不熟悉的科学、艺术领域的东西总有一种尊敬。比如说小时候我突然迷上了小提琴，然后是我姐用插队得到的一点微薄工分换的工资，省吃俭用给我买了一把最低档的小提琴，入门级的大概是三十九元钱。然后，父亲对这个小提琴感觉很是尊敬，一般我求他办什么事儿不是能轻易实现的，他还给我实现了。给找了一个据说是样板团的提琴老师。当时不是只有八个样板戏吗？样板戏里的《海港》的音乐伴奏是有中西乐器合璧的配器，那么它的乐团里头还有首席小提琴师，这个女老师就是首席小提琴。我父亲带我一起到了她家里来，让她教教我小提琴的基本基本功。这个小提琴家是父亲的部下苗老师的爱人。

    在我们更小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我们放学回家，发家里一间的房门上怎么贴了几个字儿，叫做“学习室”。这间屋原来是我姥姥住的房间，老姥姥去世以后，这个屋子就空出来了。父亲他在这间屋里摆上桌子椅子贴上学习室，桌面上放上整整齐齐的一摞他写稿子写剩下的稿纸。让我们在背面写字，当生字本儿来进行学习。靠墙放上小书架和一些各科的书。父亲他尤其提倡我们读科学相关的书籍，比如十万个为什么，比如我们爱科学杂志。等等。这是一种对文化、对科学的尊敬，他这件事儿可能在别人看来是一时兴起，有些荒唐，但是他对我们这些少年以后的发展，培养对科学对陌生文化的敬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当时父亲的也在研究关于文学语言的问题，但是他并不教我们很多文学，而是让我们尊重科学，尤其是对自然科学，对他而言是他陌生的领域，他特别的敬畏。

    父亲和母亲是不一样的人。

    父亲对艺术的浪漫对古典音乐的典雅保持着尊敬的态度。保持尊敬中带有喜欢的态度。而母亲其实她年轻时候在抗战剧团也干过，也做过文艺方面的事情，到北京后她的工作单位也是电影界的工作单位，可她却对文艺和小资的东西，对艺术的抒情和浪漫却持有一种戒备。绝对不许我们踏足这个圈子。父亲则是警告你，这个圈子有危险，但并没有绝对禁止你进入这个领域。 有时候会想起一个画面，就是新孵出的小鸟，从温暖的鸟窝树洞里探出头来，发现外头站着两只大鸟。大鸟虽然不同互相吵架，鸟妈说小鸟应该让它飞，鸟爸说不能飞，飞会很危险。

    父亲就是父亲，父亲为什么在你的记忆里总是一个背影。记得在石家庄火车站，他送我回北京时的那个背影，火车开了透过车窗我看见站台上的父亲一转身，他的背影显现着他的苍老、担心和孤寂。

    记得去红旗杂志五七干校的路要从火车站出来还要走很远，坐长途，然后又在一个村庄住一晚上在第二天去这个五七干校。我走在农村的土路上，不知道干校所在的那个东营村在哪里，问问前面那个老农吧，一个光着膀子，身材黢黑，带着个破草帽的老农。我说，大爷，去东营村五七干校怎么走啊？他一回头我才看出来，嘿，这就是我的父亲。我的写字为业的老爹正在水田边儿赶着一群鸭子。这时候他的脸上从惊讶露出慈祥的微笑，嘴也裂开了露出牙齿，但是并没有像我认为的缺了好几颗的牙说话漏风的那种，牙齿好像还可以，只是被茶和烟熏黑了。终究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老农，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干部。

    父亲留给我的印象总是一个剪影，一个背影。他工作的时候总是熬夜，熬夜赶稿子写稿子，抽一屋子的烟。在烟雾缭绕中总能看见他的背影，偶尔连续的咳嗽，尤其是夜里我起来小解的时候，往往就能看到这种景象。我父亲曾经好吸烟，为了家境，为了节省，常抽的都是比较便宜的烟，我还帮他去买过烟，我记得是两角几分的纸烟。后来当兵了有津贴了，给他买一些香山牌的和八大岭牌的香烟，他就认为很好了。更别说当过春节时候部队特供才能买到的有巧克力香味儿的凤凰牌香烟。他拿到手里就笑眯眯的，连声说好烟好烟。

    ——徐海林记于 2021年9月21日中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