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老爸——徐荇诞辰100周年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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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知者的故事——纪念老爸徐荇诞辰100周年

    徐纪新（原中宣部《党建》杂志总编辑）

    今年10月21日是父亲诞辰100年，自2001年父亲去世到今天已经20年了，我总是在想——怎么给父亲这个人定位呢？

    党的高级干部？他官居副部长级，可是在位没有秘书、公务轿车，居家没住100平米以上的大房子，应该得到的待遇都不要，看不出是“高干”；老共产党员？他1943年参加革命、1945年填写入党志愿书，1947年宣誓入党，相比党内那些老红军、三八式，无任何资历可以显摆；知名学者？他写书著文多用笔名，铁马、令狐玄、羽阳、浦微、麦穗、江霞、黎庶之等等，笔名无数，隐名埋姓，何人知晓“徐荇”……真可谓——非高，非老，非名。

    翻开父亲晚年出版的一本书，他在扉页上写道：“我永远是个求知者。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也是我的座右铭”。

    “求知者”——就是父亲认可的定位。

    （一）

    父亲是2001年8月25日去世的。

    200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干宣传工作的人格外忙碌，忙中有乐——我当时想，父亲出生于1921年，这不就是为父亲祝寿吗。

    这年3月干部例行体检，父亲的化验指标与往年相比变化不大，健康尚可，每天出门行走，步履依旧匆匆。

    7月底，父亲吃了一碗朝鲜冷面后胃部开始不适并拉肚子，自己吃药多日不见好转。8月13日到医院治疗检查，发现白血球比正常值高很多；第二天去医院继续检查， B超发现肝上布满结节，医生要求立即住院；第三天住进病房，要紧的化验指标均不正常，一切都向坏的方向发展……

    8月22日下午，是父亲与我们的最后对话，嘱咐学习要用心、做人要低调，当我们谈到这些年母亲因糖尿病眼睛失明而使父亲拖累很重时，父亲打断了话题，说他与母亲是“生死与共”。这一天，他对来看望的战友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读世界通史、中国通史、近代史、当代史和党史……”从23日凌晨开始，父亲就昏迷不醒了。

    从8月15日住院，到8月25日去世，在医院只待了11天。

    8月30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大礼堂举行父亲遗体的告别仪式。宋平、曾庆红、彭冲等领导同志送来花圈，患病的邓力群同志早晨起床后知道消息，一定要来，告别仪式为此推迟了半小时。

    中央组织部、中央政策研究室、老《红旗》杂志等父亲工作过的单位来了许多人，鱼贯而入，一一握手问候。那些育才学校白发苍苍的“学生”们，看着老师的遗体，痛哭流涕，不顾礼仪，大声呼叫着“徐大哥”……

    9月6日，新华社发出“徐荇同志逝世”的通稿。通稿是新华社根据中组部提供的“徐荇同志生平”缩减编发的。

    悲痛之余，整理父亲的遗物，其中有大量的文稿、读书笔记，发表过的文章剪贴， 在一个笔记本里还夹着不少抗战时期父亲写的现代诗，大都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我们几个子女过去没有看过，我如获至宝地收集起来，加上父亲文革时期在“五七干校”写的一些诗词，编印成一本叫《思念》的小册子，于2002年清明节扫墓时与鲜花一并拿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东一室的父亲灵位前。

    后来，又发现父亲在1967年文革时期写的一本《自传》草稿，用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写了40多页，让我们这些后代知道了许多许多以前不知道的往事。下面，我就根据这本《自传》，挂一漏万地叙述一下老爸的经历，讲述一位求知者的故事，以示对老爸的思念……

（父亲的家乡：安徽巢县高林乡姥山怀村）

    （二）

    父亲的原名叫“徐多騯”，1921年农历9月21日降生在安徽巢湖边上的巢县高林乡姥山怀村一个没落地主家中。

    父亲的家乡姥山怀村面临巢湖，背靠姥山，依山傍水，是个好地方。家中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父亲排行老小，按宗谱排序，两个哥哥分别叫“徐多骅”、“徐多骏”，父亲称“徐多騯”，三个男孩的名字都与马有关系，可想一匹骏马在中国农村人眼里是多么重要，祖辈们以此寄托着对下一代成才的向往和期待。

    父亲幼年时期，祖传下来的土地日渐减少，缩减至不到百亩，家中只有一位长工，瓦房8间，磨谷土屋2栋……当然，这些家产在那年月足够保证全家人衣食无忧，供孩子们读私塾，上小学、中学乃至大学都不成问题。

    可是就在一个孩子从童年走向青年、亟需教育的关键时期，中国发生了大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吞了东北；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开始向关内进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动荡的中国到不仅是在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小小的巢县照样也放不下了。

    父亲是在巢县读初中时结识共产党的。

    1935年，父亲进巢县中学读书，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刘毓璜。 刘毓璜（1909-1993）是巢县的杰出才俊。其父刘晦九曾执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开创了巢县人在大学执教的先河。在家庭的熏陶下，刘家的四个孩子刘毓璜、刘毓珩、刘毓璠、刘毓琳个个优秀，全都考取了在北平、天津的知名大学。更为传奇的是，1935年北平爆发了抗日救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刘毓璜兄弟四人全都参加了。而后，三个弟弟一起奔赴延安，老二刘毓珩到延安后，刘少奇为其改名“陈其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老三刘毓璠参加八路军，1942年战死在太行抗日沙场。刘毓璜排行老大，只能回到家乡任教，以养活家中老小。

    那时，巢县中学的校长在上海养病，学校工作全由任教导主任的刘毓璜说了算，此时的刘毓璜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经过“一二•九”运动洗礼的他决定在学校实行四项改革，废除了国民党当局为学校制定的一些清规戒律，一度把巢县中学的抗日宣传搞得热火朝天。

    父亲在《自传》中写道：“约从初二开始，爱读五四以来文艺作品，受到老师刘毓璜（陈其五的哥哥）、中共地下党员贾霁（1917-1985）的影响，爱看鲁迅的小说及《文学》《新生》《生活周刊》等杂志，还与同学在校内办起铅印的文艺小刊物《晓光》”。父亲成为巢县中学抗日宣传活动的积极分子，搞的很多活动在巢县县志中均有记载。

    “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北平虽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和破坏，但是余波不息。“七七”事变后，进步学生开始走向偏僻的乡村，继续宣传抗日救国，此时，小小的巢县也来了一支由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为骨干组成的队伍——“平津学生南下救亡宣传团”。这支队伍里有刘毓璜在北平认识的学生，他将其中的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学生魏东明介绍给了父亲。

    魏东明（1915-1982）是学生南下救亡宣传团的负责人，他像一位能干的大哥哥，带着父亲这样一群中学生小弟弟，一起在巢湖边上搞起了抗日演讲，散发抗日传单，撰写抗日文章，相处短短几天，两人关系即非同一般，情同手足，因为除了抗日宣传之外，彼此还有着共同的文学爱好。鉴于共产党有严明纪律，魏东明临走也没有将自己真实的政治身份告诉父亲，此时他已经是一位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37年日本鬼子开始进攻巢县，16岁的父亲不愿做亡国奴，离开家庭，走长沙，奔贵阳，开始了逃难流亡生活，1939年到达重庆后，开始以自己的文学特长写一些诗歌散文投给进步报刊，挣钱糊口。他用“铁马”的笔名写的“巢湖的激流”、“蓝色书简”等几篇文章，投给长沙《观察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结果出人意料，全都刊登了， “铁马”的笔名也被一些人记下了。

    无巧不成书。就在此时，曾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魏东明也来到重庆。

    有一天，父亲翻看重庆办的《战时教育》杂志，发现上面刊登有魏东明写的文章，他乡遇知己，欣喜不已，立即到《战时教育》杂志社找到魏东明，不仅叙旧，还请他帮忙找份工作挣钱糊口。

    父亲仍然把魏东明当作“老大哥”，时常拿出自己写的文章到杂志社请教，一起热烈地讨论文学和时事；魏东明也热心对待这位“小老弟”，告诉父亲要好好阅读鲁迅的文章、特别是他最欣赏的那篇《“友邦惊诧”论》，还说他的学长蒋南翔在重庆办了《抗战青年》杂志，推荐父亲给他们写文章。

    1939年夏天，魏东明独自找到父亲的住所，拿走了父亲发表的一些文章，几天以后，他郑重地告诉父亲：你写的文章拿去给陶行知先生看了，他认为不错，同意你到“育才学校”工作，做文学组的“小先生”。

（抗战时期重庆育才学校门口的女学生）

    （三）

    陶行知（1891-1946）的大名，父亲当然知晓。

    陶行知先生也是安徽人，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之后留学美国，师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大师杜威，回国即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育系主任，成为中国高等学府里的知名教授。他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认为真正的教育必须走出学校的小笼子，迈进社会这个广阔的大天地。于是他脱下大褂，戴上草帽，走乡入村，不顾国民党政府的阻扰封杀，致力于富有创造而又艰辛的平民教育，办晓庄师范、山湖工学团的传奇故事，流传颇广，世人皆知。

    1939年夏天，陶行知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支持下来到重庆创办“育才学校”，要“用生活教育之原理和方法，培养难童中之优秀儿童，使其成为抗战建国之人才”。

    育才学校设在重庆北碚凤凰山麓的一所寺庙里，入学无需考试，上学后也没有升级考试，最后也不管毕业分配。学校按照学生的兴趣和特点，设立音乐、戏剧、绘画、文学和社会等几个组，聘请一流学者到该校任教，如文学组的艾青、舞蹈组的戴爱莲、音乐组的贺绿汀等等；邀请享誉全国的名家到学校讲课，如郭沫若、翦伯赞、何其芳等等。学校里还实行独特的“小先生”即“艺友”制，陶行知说：“一切人都是我的先生，我的学友，我的学生。七十二行都有资格做先生”。育才学校可以说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一所特异的试验学校，也只有这样的学校能向一位没有读过大学的逃难中学生敞开当教师的大门。

    走进育才学校，走近陶行知，是父亲人生路途上的重要转折点。

    父亲在《自传》中写道：“1939年8、9月间，我随魏东明一起到了重庆北碚草街子凤凰山古圣寺的育才学校。学校实行陶行知‘生活教育’的试验，学生从小就分音乐、绘画、文学、戏剧、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专科。我在文学组工作，职务叫‘艺友’（即小先生），做辅导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等工作。文学组主任是魏东明，艺友还有冯兰瑞、路翎等人”。

    育才学校里人才荟萃，不仅老师优秀，小“艺友”们也不平常。如冯兰瑞（1920-2019）以后成为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1939年底，胡风介绍徐翤兴给魏东明，其人16岁时因发表进步的长篇小说而被学校开除，陶行知欣赏其才能，吸收到育才学校文学组当艺友，此人即后来胡风集团的主要人物——知名作家“路翎”。父亲因爱好文学与他交往甚多。

    第一次见陶行知的情景，父亲在《陶行知在凤凰山》的文章中这样描绘：“时值盛夏，陶先生打着赤膊，披着夏布衫，摇着一把芭蕉扇，除了从他的黑框眼镜上还能感到一点学者名流的样子之外，其余的完全像个老农民。我当时不满18岁，还很拘束，有点畏怯。但是他的纯朴、亲切、热情和诚恳，立即感染了我。他很随便地谈到，我写的近十篇剪贴起来的文章，魏东明转给了他，他已经看过，欢迎我到育才文学组去工作；还说，当小先生，教学可以相长啊。”

    在这所特殊的学校里，大教授、小先生、学生们教学相长，切磋交流，其乐融融，父亲读了许多书，教了不少的课，写了不少文章和诗，学问见涨；在这里，更有许多中共地下党员担任教师，传播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讲延安和八路军的见闻，父亲的思想也渐渐变红，与共产党越来越近……

    （四）

    育才学校的地下党组织归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延安和南方局都直接向这里派遣过党的干部。父亲在学校结识的很多老师都有着双重身份——教务主任方与严（1889-1968）是地下党员，研究部主任王洞若是育才学校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文学组主任魏东明是地下党员，社会组老师廖意林（1914-1968）是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就是与父亲同组的“小先生”冯兰瑞，也是1938年入党的中共党员。

    近朱者赤，父亲的思想日趋进步。父亲在《自传》中写道：“到育才学校，感到那里很进步。热衷于学习，也参加一些劳动。当时除读苏维埃小说及文艺理论外，还爱读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等。”

    1940年夏天魏东明去延安，父亲要求同去，魏东明没有拒绝，只是告诉父亲这次他是乘汽车去，乘坐的人员有限，等下回有机会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好了再去。

    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国统区，育才学校的政治空气也由宽松变得紧张了，按父亲的话说：学校变得比较灰色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不断对育才学校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使陶行知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在困难时期，育才学校有一些教员因为政治压力或者薪饷不足而离开了育才学校，为此陶行知伤心不已。

    1941年1月26日专门写信给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马侣贤（1907-1974，又名肖生），告诉他一定要坚持住，不能再让得力的老师、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徐多騯”流失走了，一定要保证发薪水。

（1941年1月26日陶行知写给马侣贤的手书信）

    就在白色恐怖气氛嚣张期间，学校按照上边要求重新清理登记教员名册，父亲觉得“徐多騯”这个名字过去与红色的《全民抗战》杂志通过信，并多次刊登出这个名字，暴露较多，而“騯”字又难认，乃改名“徐荇”，以便隐蔽，至此，“徐荇”成为父亲的大名。

    白色恐怖期间，育才学校的共产党员不只是设法隐蔽自己，还周全地关心帮助身边的进步青年。父亲记得在重庆大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期间，是研究部主任王洞若把八路军办事处发的几块银元交给他，告诉躲避搜捕时好用，父亲就是用这几块银元，在外面躲避了近两个月。育才学校社会科学组的老师廖意林，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意姐”，她是从延安派过来专门做党的工作的，看到父亲一度心情苦闷，就给他讲延安的情况，要父亲看到解放区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她还把从延安带来的书籍杂志交给父亲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整风期间作的整顿三风的几个报告，就是那时候看到的。

    1942年夏天，父亲正式向廖意林大姐提出加入共产党组织的要求，大姐报告上级后转告父亲，这一段时间因白色恐怖，中共南方局已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暂停发展党员。

    此时，中共南方局根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暂停在进步青年中发展党员，但是决定在进步青年中建立一种不定型、无章程的组织，这种没有一定形式的组织，周恩来把它称作“据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记载：“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青委：南方局青年组现有非常关系一百五十人(其中包括大中学生和文化、教育、军事、政府、经济等机关的青年)，已建立‘据点’四个。这种‘据点’是三五人组成的不定形的小组，以学习职业为主，附带研究时事问题和重要政治文献，并做调查与通讯工作。第二年四月．周恩来又在南方局青年组的《一九四二年度工作》报告上批示：建立‘据点’，顺其自然为好。‘据点’不能超过五人，多则亦须分开。”南方局建立的“据点”，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助手。当时南方局领导同志还说过这样的话：“这些据点的同志要当作党员来用”。

    1943年，父亲成为育才学校党的一个“据点”的负责人，经常参加南方局青年组召开的会议，接受党组织布置的任务，主要是文字宣传的任务，开展各种活动——如“交朋友”。这一年也成为父亲参加革命工作的起始时间。

（父亲的入党介绍人：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刘光）

    （五）

    中共地下党工作的规则是单线联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联系人，父亲的联系人叫刘光。

    刘光（1916-1946）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记载的重要领导干部，他幼年投身革命，16岁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和东方大学学习工作过，回到延安后担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是我们党做青年工作的先驱人物。1940年5月，刘光跟随周恩来到重庆，先是与蒋南翔一起工作，任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委副书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青委改为青年组，刘光任组长，他还具体负责主办《新华日报》的“青年生活”专栏。由于经常看到父亲写来的稿件，就格外注意和关心这位青年的成长和进步，亲自当上了父亲的联系人。

    刘光指导父亲撰写文章，还要父亲“多交朋友”。他曾专门让父亲去找自己在歌乐山医院治病时认识的一个少年，结识交往并帮助其进步，此后，还布置父亲写了一篇“少年宣言”的诗，登在《新华日报》“青年生活”专栏上。刘光经常同父亲谈心，嘱咐父亲要多调查了解农村的情况，多写一些给农村青年看的文章；父亲多次提出要去延安，刘光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也照样可以锻炼人，并指点父亲学会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做工作；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时常召开一些读书会、报告会，刘光也通知父亲来参加，学习毛泽东新发表的文章，听老红军讲长征的经历，帮助父亲坚定信念，开阔眼界，做好党交给他的任务。

    在刘光的帮助指导下，父亲用铁马、羽阳、黎庶之、令狐玄、虞挺英等多个笔名给《新华日报》“青年生活”专栏写了大量的文章，1945年写的几篇有关农村青年工作的文章，还受到了当时在南方局担任领导的王若飞同志的赞扬。

（1946年父亲用笔名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

    抗战胜利前后，国统区民主活动高涨，南方局开展的“交朋友”活动也非常活跃。发现一位进步同学外语学的好，就布置父亲与他交朋友，因为延安和解放区非常缺乏外交翻译人才；知道一位进步同学是国民党资深参议员的儿子，就安排父亲与他交朋友，因为与国民党高层打交道的统战工作用得上……按照党组织的要求，父亲交了许多朋友，有教师，有学生，有工人，有穷孩子，也有知名学者，他们相互帮助鼓励，这些人日后有的成为新中国的外交官、政协委员、资深教授、知名记者，许多人都参加了共产党。

    父亲在古圣寺育才学校校本部的教书生涯与地下活动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前夕。

    1944年，父亲因肺病吐血，经学校教导主任方与严批准，由古圣寺调到重庆市区里的育才学校办事处工作，以方便治疗疾病。另外，陶行知在这里办了育才补习夜校，后来发展为社会大学（陶行知、李公朴任正副校长），各界社会名流也常来此办讲座，吸引了很多社会上的进步青年来此学习（母亲就曾在社会大学新闻系学习过），父亲也在社会大学讲过文学课。为了结合实际、改进教学，陶行知曾与父亲等人一起商量教学改革，鼓励青年教师要发扬勇敢的创造精神，不要畏惧名流，并建议父亲将一般的文学常识课改成更加实用的“文学语言”课。

    育才学校重庆办事处距离中共南方局青年组所在地“星庐”很近，这个地方对外公开的称呼是“新华日报记者部”，父亲讲课之余，除了兼做《民主教育》杂志的编辑，与南方局党组织的联系更频繁了，有时干脆就住在“星庐”，写调查报告，编宣传材料，撰文写稿，忙得不亦乐乎。

    1945年春天，父亲再次向刘光提出入党要求，这次是和中央大学“据点”的负责人吴佩伦一起提出的。6月的一天，刘光通知父亲，党组织需要他写一份自传上交，同时将一份铅印的入党志愿书交给父亲填写，在入党介绍人一栏里，父亲庄重地填上了：“刘光”，还有“朱语今”。

    1946年初，重庆发生较场口流血事件，国民党在发动内战前夕对重庆共产党活动的限制也日渐加剧，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被迫南迁。在部署南迁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刘光、朱语今告诉父亲和吴佩伦，南方局青年组要迁往上海，并准备在那里办一本青年杂志，还要出外文版，组织上决定父亲和吴佩伦去上海做这件事。就在这次布置工作的会议上，刘光正式通知父亲和吴佩伦，你们的入党申请已经组织批准，但是此刻转移工作紧迫，等到达上海以后再过正式的组织生活。

    离开重庆前夕，刘光写了三封信交给父亲，分别致胡绳、陈翰伯、潘梓年，告诉父亲到上海后找他们接洽办青年杂志的事。

    （六）

    1946年5月1日，重庆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中心也从重庆转移到南京。5月3日周恩来和南方局诸同志飞赴南京，刘光也随机同行来到上海。

    1946年4月，父亲也转移到上海。父亲到达上海后，立即与吴佩伦按约定会合，一同到上海新知书店书店找到了胡绳。出乎意料的是，当父亲将刘光的信交给胡绳后，看完信的胡绳沉吟片刻后告诉父亲，现在局势已经发生变化，无法在上海筹办中国青年杂志了，因为就在此时，国民党军队已经蓄积了重兵，准备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即刻爆发。

    办刊工作受阻，父亲写信向刘光请假，留下通讯方式，回老家巢县省亲。 关于此次回乡的经历，父亲1946年7月给《文汇报》写了一首诗“还乡记”，诗中这样写道:

    “以为可以向故乡袒露心胸,/以为可以轻声的唱歌给故乡听，/以为可以亲吻故乡的土地，/ 以为可以拥抱故乡的每一粒砂，/ 每一棵草，/——但是故乡轻蔑我，拒绝我。// 因为我脚上没有惊人的马靴，/ 腰里没有逼人的手枪，/ 身后没有张牙舞爪的卫队，/ 逢人讲话的时候，/ 又不会做出特别的神气，/ 不离口的说着“我们在大后方的时候……”/ 瞅瞅我的手上，没戴闪亮的金器，/ 也没有翻卷袖口，露出手表，/ 随意把一大扎票子掏出来数数，/ 大口的说，“有什么事情，/ 老子用票子挡着它”！// 我的故乡看出了我不过这样平凡，/ 就轻蔑了我。/ 因为我的故乡，惧怕人的欺侮，憎恶人的欺侮，却又瞧不起不欺侮人的人。”

    父亲后来同我们说过，他热爱自己的家乡，思念美丽的巢湖，可是却不喜欢有些安徽人，讨厌一些人的势利刁钻，可见此次回乡经历对他的刺激之深。

    就在父亲在巢县乡下省亲之时，对父亲一生有重大影响的刘光和陶行知先后在上海逝世。刘光7月16日死于胃溃疡，终年30岁；陶行知7月25日死于脑溢血，终年55岁。父亲在一个月里同时失去了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和最尊敬的如父辈般的师长。

    刘光住院期间，周恩来同志正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奔走在上海南京之间，在极度忙碌之中三次到医院探望，16日夜里邓颖超大姐一直守护在刘光身旁。刘光逝世后，重庆《新华日报》破例一连七天刊出了刘光同志逝世的讣告，以志纪念。

    7月25 日上午陶行知弥留之际，周恩来推迟了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会谈赶往医院，伏在陶行知身边说：“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未了的事业，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朋友们都得学习你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刻”。

    刘光和陶行知逝世的消息，父亲是8月份才知道的。父亲在巢县乡下省亲期间收到党组织要他回上海的两封信，但都不是刘光写的。一封署名“冯”，父亲接到后不知其人是谁，真假难辨，有点疑惑，后来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冯文彬（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团中央书记）写的，他曾短暂地负责过南方局的青年工作；另一封就是同自己一起入党的吴佩伦写来的。吴佩伦告诉父亲:刘光同志逝世了，朱语今也因身份暴露隐蔽起来了，党组织让他来联系父亲。之后吴佩伦介绍父亲去美国新闻处做临时工。1947年春天，吴佩伦因身份暴露转移至香港，此时，育才学校已经从重庆北碚搬迁到上海大场，马侣贤继任校长，他欢迎父亲继续回校任教，不是当“小先生”，而是正式的语文老师，还当研究部主任。

    吴佩伦转移香港后，父亲的联系人换成了素不相识的“劳辛”。劳辛原名劳家顺，是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党员，曾担任中共云南省青委委员，1946年随中共南方局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劳辛告诉父亲：“徐荇”这个名字党组织是知道的，因为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研究并同意接受你入党，但是在南方局在撤退时没有给你履行入党仪式，必须补办这个手续。   

    1947年10月，在上海北四川路843号育才学校办事处的一个小阁楼上，举行了只有两个人参加的入党仪式，劳辛同父亲握手，领着宣读誓词，还告知有三个月的候补期。1947年12月转正时，劳辛同父亲在一间咖啡厅谈话，先让父亲谈了入党后的体会，然后代表党组织宣布批准父亲“转党”，并说如果在解放区是要举行隆重仪式的，现在是地下环境，谈谈就行了。

（父亲在上海地下党时期的照片）

    （七）

    父亲入党后，按照党的部署，继续广交朋友，积极在进步教师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同时也利用学校在当地农村开设卫生课的机会在加紧活动，准备在农民中发展党员。这个时候，解放战争已经打响，发展党员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解放和建立新中国做准备，其中一些人还真的发挥过很大作用。

    比如，父亲到上海后碰到了在重庆认识的朋友丁日初，丁日初是福建人，其父丁超五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国民党政府的高等法院院长。党组织了解到此人背景，立即布置父亲去做工作，与他继续交朋友，将他发展成为党员。解放前夕，上海党组织将丁日初派遣回福州，利用其父的社会关系做工作，还在他那位国民党元老、时任福建省参议长父亲的宅院里架设起了秘密电台。有材料记载，当时隐藏在国民党内部、担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革命烈士吴石（解放以后在台湾被蒋介石枪杀，时任国民党中将），就是通过丁超五宅院里的电台，将涉及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在东南、华南、台湾的部署的情报发送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福建的解放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又比如，党组织为什么要在大场地区的农民中积极发展党员呢？因为当时解放军正准备向启东进发，解放上海的战役即将打响，而由崇明岛过了江就是大场，所以大场成为共产党着力做工作的重点地区。为了使这里有迎接解放的群众基础，父亲还记得他们利用讲课做掩护，在当地农民中宣讲科学道理，号召破除愚昧和迷信，积极发展进步力量。

（1948年父亲和母亲在上海大场育才学校结婚）

    1948年8月父亲与母亲在上海大场育才学校结婚。

    父亲和母亲相识在重庆，重逢在上海。父亲离开重庆一年后，母亲打工的中央印制厂被关闭了，她所在的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那些一起搞地下活动的工友，有的被捕关进渣滓洞，有的回乡躲藏起来，有的去了中原解放区，1947年10月，母亲在一位工人老大哥吴在明的帮助下，由重庆转移到上海，一个月后在上海正式加入共产党。母亲在上海大场育才学校找到了曾经在重庆辅导过她学习的父亲，还在附近的一所农村托儿所找了份工作，从恋爱到结婚，与父亲一起开始了美好的生活。

    就在地下党积极工作、迎接解放之时，国民党政权也在垂死挣扎，对地下党的搜捕更加疯狂。1948年9月，父亲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几次都联系不到劳辛，又到过去经常与劳辛接头的几个联系地点试了试，还是碰不到他，焦急万分。那时的地下党员都是单线联系，不能横向联系，在育才学校里即使知道某某人可能是共产党员，也不能随便联系，父亲的焦急只有母亲知道。母亲的入党介绍人吴在明是一位老党员，也是地下党一个组织的负责人，他的信息更加灵通。几天之后，吴在明告诉母亲，父亲的上级出了问题，情况还不清楚，嘱咐此时不要随便找朋友，也不要回育才学校，暂时躲蔽一下，等待组织上弄清楚情况。父亲想到自己的二哥在南京已经找到了工作，就与母亲一起暂时躲避到南京二哥家里。

    1948年11月，吴在明通知在南京躲避的父母到上海与党组织接头，党组织来联系父亲的人换成了陈明（解放初曾在上海提篮区任副区长）。陈明告诉父亲：他原来的联系人劳辛在去一家出版社时被捕了，幸好没有暴露身份，关了一个多月就出来了，没有发生问题，组织上决定让他休息一段时间。陈明与父亲商量，因上海暂时找不到合适工作，就住在南京，保持通信联系，等待组织安排工作。陈明留下的通信化名叫“罗亭”，通讯处是上海闸北区的一个中学。父亲在躲避和等待工作的期间，也没有闲着，利用在社会大学教“文学语言”课时的积累，为上海文化工作社赶写着一本书：《论文学语言》。

    没隔多久，一个拿着署名“罗亭”信的陌生人从上海来找父亲，说父亲和母亲的组织关系已经由上海转到南京，并告诉父亲南京党组织来联系父亲的联络暗号是：“有没有大米卖”，另外还说，可以帮父母办两张在南京居住的身份证。就在办理身份证、等待南京党组织接洽期间，“罗亭”曾交给父亲一个任务：与一位要求进步的富家子弟凌定贤交朋友。此人是茅山一个绅士的儿子，父亲要以朋友的身份到他家乡办小学，发展他入党，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做工作，准备配合茅山区解放军的战斗。就在父亲找到凌定贤、准备去他家乡办小学的时候，南京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朱启銮按约定的暗号来找父亲。父亲向朱启鸾汇报了上海党组织安排的任务，朱启鸾说去茅山办学校的事南京党组织知道，现在不用去了。这样，父亲中断了同凌定贤的联系，并用暗语写信告诉上海的联系人陈明：“母亲（南京党组织）已经来了”。

    （八）

    朱启銮联系父母几次后，就要求母亲到南京白下路中国银行门口去接一个领导父母工作的人，这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名字叫“陈修良”，父母当时只知道她是自己的领导，不知道她就是南京地下党的一号人物——市委书记。

    陈修良（1907-1998）的经历足够传奇。她1926年参加共青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在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沙孟海三弟沙文汉相遇，结为终生伴侣。1930年夏天回国后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成为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巾帼英杰。1946年4月，陈修良担任中共南京地下党的市委书记。1947年初，陈修良领导发动了著名的“五•二0”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并迅速席卷全国，形成了被毛泽东同志高度赞誉的继军事战线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她领导的市委先后策动国民党空军、海军、首都警卫部队、江宁要塞、南京大校场机场塔台、431电台等起义。这些起义倒戈事件发生在临近解放的前夕，具有特殊的军事、政治意义，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解放以后，耿直的陈修良先后在上海、浙江担任领导工作，1955年受潘汉年、杨帆冤案的株连，1957年又与已经任浙江省长的沙文汉双双被打成“右派”，成为共产党内职务最高的“右派”夫妇，直到拨乱反正的1979年才得以彻底平反昭雪。

    陈修良来到父母当时居住的小火瓦巷私宅，察看了周围的环境，认为这里比较安全，之后就多次约地下党的同志来这里开会谈工作，每月还发给父母几块银元作为生活费。从此时到南京解放，父母主要就靠这些钱维持生活，成了职业革命工作者。

    父亲开始是给陈修良做秘书工作，保管党的文件，处理公文，整理调查材料。看到父亲能写书，陈修良曾让父亲编一本“中共怎样处理工商业”的小册子，准备解放南京后好用。有一次陈修良还专门布置父亲写一篇驳斥时任总统李宗仁的文章，说要拿去考验一个杂志，看他们敢不敢登。

    1949年2月南京解放前夕，陈修良交给父亲一项新工作，联系地下党的一个秘密电台，具体任务就是与两个搞情报的地下党员直接联系。其中一个人，潜伏在国民党空军司令部里，负责搞情报；另一位叫李瑞敏，由他用秘密电台与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某部队联络。陈修良还告诉父亲：他们两个人负责搞情报，你是准备在收到密码电报时翻译成文字。陈修良反复教父亲背熟两句诗：“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并说以后再告诉你用这两句诗破译密码电报的方法。有一天，陈修良交给父亲一包香烟，让他交给李瑞敏，说其中一支烟中藏有小纸条，情报就在上面写着，发报人看了就知道怎么搞。陈修良让父亲联系电台后，反复强调此事的重要和危险，她告诉父亲敌人装备有一种检波器，可以收听到电波，进而发现电台的位置，因此工作必须十分小心。不懂无线电知识的父亲不知检波器为何物，但是明白做这项工作必须慎密。父亲联系电台后，陈修良就不再与父亲直接联系了，而是派一位有经验的地下党员包浙潮作她与父亲之间联系人，以防万一。陈修良告诉父亲：包浙潮是老党员，坐过牢，受过敌人拷打，很有地下工作经验，要向他多学习。

    包浙潮每次约父亲会面的地点都选择在繁华闹市，经常在南京中央商场附近的街上接头，只要发现有人注意或者盯梢，就立即与父亲分开，约定下次再联系。有一次，包浙潮拿来一捆电台用的AB电池，要父亲交给潜伏在国民党空军司令部里的那位地下党员。当时，由父亲去约定地点接头，母亲拿着藏好的电池在附近的一家电影院门口等着。就在父亲与那位党员接上头边走边谈之际，发现后边有人盯梢，他们俩就在街上兜了几个圈子分开了，约定改日再接头。当晚，父亲向联系人汇报了情况，包浙潮立即到国民党空军司令部门口秘密观察了几次，没发现什么问题，这才按重新约定的时间交接了电池。

    南京地下党在南京解放前夕做的情报工作极为出色，军事专家曾这样评价：“南京地下党在战略大决战中，成功策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党政军警起义，众叛亲离，使蒋介石无可用之兵；地下党又打入反动政府的军事核心机关，取得了核心军事情报，使蒋介石不可守之险。”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全线发起渡江战役，三野8兵团35军经过激战解放江浦，占领浦镇、浦口。23日凌晨，在南京地下党的配合下，南京城里并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守敌溃不成军，集结于鼓楼的解放军战士奋勇将红旗插上国民党政权总统府的楼顶，南京解放了！

（南京解放的历史图片：解放军占领总统府）

    (九)

    4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进驻南京，中共中央决定重组南京市委：刘伯承为书记，陈修良任组织部长，张际春任宣传部长。父亲此时也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被派往报社，接管《益世报》、《新民报》，去做他擅长的工作了。

    1949年4月底，父亲受《新华日报》党组织之命去接管《益世报》。工作了不到一个月，该报宣告停办，父亲重新回到《新华日报》负责编辑副刊。

    1949年6月，父亲又被派到《新民报》任副刊部主任，还担任该报党组织和工会的负责人。

    《新民报》也是一份老牌的私人经营报纸，这份报纸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对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作了大量客观的报导，特别是 1945年11月14日，该报以《毛词•沁园春》为题刊登了毛泽东气吞山河的词作《沁园春•雪》，并配发编者按对该词大加赞赏，称其“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新民报》的作为在重庆引起轩然大波，连《新华日报》也未曾想过《新民报》会首发毛泽东的词作。随后，业界数十家报纸跟进转载，并不断发表唱和之作，使蒋介石十分恼火。

    父亲在《新民报》工作了不到一年时间。由于负责编辑副刊的工作关系，与南京文艺界人士联系很多，在重庆育才学校同为“小先生”的路翎（1923-1994）此时也在南京市文联工作，相互之间常有来往，他写的短篇小说在国内小有名气，不时在《新民报》副刊上发表。后来路翎离开南京，他向南京大学推荐，将自己讲课的任务转交给父亲。对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语言学专家方光焘先生的热情邀请，父亲不好推辞，只能接受，只是把原来路翎讲的小说习作课改为自己擅长的文艺批评课，每两周讲一次，讲了近两年，在自己履历中又增加了一段经历——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

（1949年9月24日我出生在南京，这是我幼年时与父母的合影）

    文艺界历来是多事之地，各种观点、流派林立，表现手法和风格各异，各有各的市场，谁也不服谁，经常吵嘴争辩，解放前解放后都是如此。父亲上述这些文艺界的朋友们，解放前大多属于胡风派，后来则多被划为胡风分子，像路翎还是“胡风反党集团”的铁杆骨干，这种联系成为后来怀疑并审查父亲的缘由。

    这一年在《新民报》的工作，对父亲说来是有福有祸。这一年间，父亲怀着胜利者的喜悦和激情，勤奋笔耕，结合自己的工作积累先后撰写出版了好几本书，如在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了《论文学语言》，在上海正风出版社出版了《文艺斗争》和《学习社会发展史提纲》，为南京光明书店编写过“学习共同纲领”的小册子等等，其中《论文学语言》、《文艺斗争》两本书在解放初期都再版过多次，父亲此时只有28岁，也算是成果累累。

    1950年5月，父亲同原来《新民报》的几个党员一起调到《南京人报》。该报又是一家知名的私营报纸，因为政治倾向拥护共产党，解放后一直正常出版。该报总经理是蜚声文坛的老牌新闻记者张友鸾（1904-1990），总编辑是老报人毕群，父亲任副总编辑，兼党支部书记，受《新华日报》总支部的领导。

（南京市委宣传部合影，前排右7为部长石西民，第二排右8是父亲）

    （十）

    1951年，父亲调往南京市委宣传部，石西民（1912-1987）是宣传部长，父亲任宣传处副处长，主要工作是搞基层宣传队伍建设，编写宣传提纲等，还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及接待外宾的工作。1953年1月江苏省委成立后，父亲担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并在淮阴地委农村整党团任副团长工作了几个月，主要是对农民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1953年4月回到省委宣传部，1954年当工矿宣传处处长。 　

    1955年6月，全国开始批判和清查文艺界的“胡风反党集团”，凶猛的运动风暴席卷全国，也刮到了南京。父亲因为与胡风分子路翎、绿原等人有联系而被审查。审查工作前紧后松，持续了一年半时间，这期间父亲不当处长了，但是还允许参加宣传部的某些工作，有意思的是宣传部此时将父亲派到省委党校高干自修班学习了三个月的哲学，避开了运动的漩涡。1957年1月，省委宣传部党组织做出正式审查结论，否定了父亲“是胡风分子的怀疑”，证实了父亲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进步的”。

    1957，党内开展反右派斗争，虽然父亲周围也有一些亲朋好友被划为右派，但是父亲本人平安无事。父亲汲取了历史教训，谨言慎行，不再轻易涉足文艺界的事，也很少用自己的名字哪怕是笔名写的大块头的书籍了，而是一心扑在分内工作上，拟定宣传提纲，起草领导讲稿，撰写报刊社论，甘当省委大院里隐名埋姓的笔杆子。从父亲保留的剪报里可以看到，从1957年6月到1958年6月这一年里，父亲就为《新华日报》写了12篇社论和多篇评论员文章，期间还用笔名写了很多随笔、杂谈、思想方法漫谈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数是奉命之作，时代印记较深，但也有经过锤炼的精品问世，如他用“浦微”笔名写的《论文写作杂谈》一书，就很是精彩实用，被江苏人民出版社再版多次。

    1958年3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随后在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次全会上，作出创办《红旗》杂志的决定，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红旗》杂志创刊号于1958年6月1日正式出版。党中央同时还向各省发出了加强理论工作和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

    1958年6月6日,中共江苏省委也做出决定: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创办理论刊物——出版《群众》杂志。7月1日江苏省委确定由欧阳惠林、吴镇、陶白、樊发源、徐荇五同志组成《群众》杂志编辑委员会，省委宣传部长欧阳惠林任杂志总编辑，吴镇和父亲任副总编辑。《群众》杂志由省委分管思想理论的书记刘顺元(1903-1996) 亲自领导，省委还专门成立了刘顺元为组长的理论领导小组，父亲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每月召开一次思想座谈会，大家一起读书学习，一起议论现实中发现的问题，一起研究思想动态，一起进行理论分析，然后提出写文章的选题。

（父亲在江苏太湖）

    （十一）

    1961年，中央书记处为进一步加强《红旗》杂志编辑力量，决定从各省市选拔一批理论干部，充实到《红旗》杂志和中央其他宣传理论部门。当时主管书记处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针对《红旗》杂志人员不足的情况说：“要有一批人，分门别类地专门研究一些问题，这样才能拿出文章来，当然也要出去做些调查研究。到了一定时期，就能搞出一些东西。”为了落实书记处的决定，中央专门召开了各中央局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会议，商定调动人员的工作，在江苏省干部调动方案中，父亲名列其中。1961年4月，父亲从江苏《群众》杂志调往北京《红旗》杂志，任文艺组组长、编委会成员。

    熟悉党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极端重视《红旗》杂志，直接过问《红旗》杂志的许多事情，1958年就是毛主席亲自点名陈伯达当总编辑，还细致审阅了包括中央和地方共36人组成的《红旗》杂志“大编委会”名单。这个大编委会只议大政方针而不管杂志社的具体工作，负责杂志的编辑业务工作的还有一个“小编委会”，父亲就是这个小编委会的成员。1958年创刊时期的大编委会成员为：丁冬放、王力、王任重、王鹤寿、尹达、邓力群、田家英、刘大年、孙冶方、艾思奇、李友九、李井泉、李达、萧华、吴冷西、陈伯达、陆定一、周扬、林铁、欧阳欣、范文澜、范若愚、胡乔木、胡绳、姜君辰、柯庆施、陶铸、张德生、许立群、康生、冯定、舒同、杨献珍、廖鲁言、薛暮桥、谭政 。1961父亲到《红旗》杂志之后的“小编委会”成员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陈茂仪、吴江、张先畴、关锋、杜敬、徐荇、海波。1963年中央又先后任命许立群、范若愚、王力为《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他们自然成为小编委会的成员。

    父亲1961年4月调到《红旗》杂志工作，他发现《红旗》杂志 的编辑工作许多地方沿袭了中央起草文件的作风和方法。杂志的领导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经常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他们在修改《红旗》杂志重要文章时，也会召集有关编委、责任编辑一起参加，大家边读边议边改，逐字逐句逐行修改，这样的工作作风，使从地方上来的父亲受益匪浅，参与人员不仅学习到中央领导的最新指示，也体味到他们的工作作风，积累了经验和阅历，提高了编辑写作能力。

    60年代初期还有一件大事《红旗》杂志起了重要作用的，那就是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对苏联修正主义进行批判。中苏两党争论公开化后，中央曾把写国际反修文章、进行大论战的任务交给《红旗》杂志来做，不仅是陈伯达、胡绳、邓力群、范若愚等大笔杆子参加写作，还吸收了一些中青年人参加，其后还专门成立了以研究国际共运问题为主要任务的“第八组”。论战期间，文艺组也没有游离在这场论战之外，父亲曾用“黎庶之”的笔名在1962年第21期、22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现代修正主义在文艺领域中追随资产阶级”、“从文艺上看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阶级调和论”等长篇文章，为这场斗争出了力。

    至今有人一提《红旗》杂志，就把它与严肃的政治理论与长篇大论的文章联系起来，其实不尽然，当时《红旗》杂志办得很活泼，刊登的内容很广泛，有一年甚至把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谈基本粒子的物理学论文都刊登了，文中的一些物理公式和外文符号，不用一点功力钻研你还真看不明白。《红旗》杂志还经常刊登诗歌，刊登的位置都很显眼。如1964年第1期《红旗》杂志的首页，用大字号连续刊登了毛泽东诗词十首和郭沫若读毛泽东发表的诗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文章，这期杂志简直就成了一本“诗刊”。1965年8期《红旗》发表了郭沫若访瑞金、井冈山、南昌后写的诗词十首。1965年1期和11期《红旗》分别发表了胡乔木的词十六首和诗词二十六首。这些诗词，许多首都经过毛主席的阅改。

    那个时代毛泽东亲自动手写文章，倡导活泼语言，《红旗》杂志也不敢办的刻板，发表的文章多种多样，就文艺而言，不仅刊登领袖和名家的诗作，也刊登过不少工农兵群众写的歌谣、画的漫画、唱的歌曲，1965年初还出人意料地将京剧现代戏《红灯记》的剧本全文刊登在杂志上。之后有研究者认为，《红旗》杂志刊登京剧现代戏的剧本，预示着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

    父亲到《红旗》杂志后，除了做编辑工作外，1962年曾受中央办公厅指派秘密回安徽老家调研，1965年还参加《红旗》杂志组织的四清工作队，到北京通县南马庄二队当了几个月的工作队队长。

    1966年初，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父亲随《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范若愚出访越南共产党的党刊《学习》杂志，还到正在与美帝国主义打仗的越南南方游击队的营地去访问。冷热交替，紧张劳累，父亲途中生病，提前归国治病，到北戴河疗养了一个月，回到杂志社后，已经春暖花开，就在此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父亲到越南访问《学习》杂志）

    1966年5月30日早晨，中宣部大楼的门口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伴着社会上打倒“彭（彭真）罗（罗瑞卿）陆（陆定一）杨（杨尚昆）”的声浪，中宣部院内打倒阎王、打倒判官的声浪也此起彼伏，社会上的红卫兵也冲进了机关大院，红旗、红袖章飞舞，大字报、大标语漫天铺地，中宣部大乱了。

    那年头，中央的意识形态领导机关很精干，中央宣传部、《红旗》杂志、中央理论小组和中央政研室共用一楼，中宣部乱了，楼内的其他单位也好不了。比较特殊的是《红旗》杂志，因为《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划为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又是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红旗》杂志的工作继续运转，但是人员改朝换代了。胡绳、邓力群、范若愚等被打倒；王力和关锋因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还有戚本禹、林杰得到重用；其余的编委、组长统统罢官，大部分中层领导也靠边站了。父亲当时每天要跳“忠字舞”，要背诵毛主席语录，要打扫楼道卫生，坐下来就是交待自己在文艺组工作中“推行刘贼（刘少奇）、周扬极其在红旗杂志的代理人邓（邓力群）胡（胡绳）范（范若愚）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文艺黑线”……

（1966年冬天我们的全家福）

    1969年春天，按照陈伯达的指示，《红旗》杂志只留下少数几个人搞编辑工作，将靠边站受审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包括已经解放的工作人员统统送到石家庄郊区农村的“五七干校”，一边检查，一边劳动，一边进行“斗批改”运动。

    1969年这一年够凄惨，我们家六口人去了五个地方，父亲在石家庄杜北公社东营大队的“五七干校”，母亲去了文化部天津静海县团泊洼“五七干校”，我去了陕西秦岭山里一家正在筹建的三线工厂，妹妹去了内蒙古丰镇农村插队落户，两个十三四岁的弟弟相伴留守北京，过后当了学徒工，靠一个煤球炉子煮粥做饭。

    《红旗》杂志“五七干校”建于石家庄郊区的滹沱河边，这里原来是一片河滩荒地，据说是在1964年军队发现了这个地方，开始在这里开荒种地、引水造田，还种上了水稻。1969年，《红旗》杂志社“五七干校”在此安家。按照柳河干校的模式，干校为了让学员们“更好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经常有意识地把他们放在各种“风口浪头”上去经受劳动“磨练”——实际上就是“折腾”，如春寒时下水育秧，酷暑中抢收抢种，泥泞路上拉车送粪，暴风雨里防洪抢险等等。父亲刚到干校，同胡绳、邓力群及一群没有解放的编委们在一起，属于重点监管对象，干喂猪这样的脏活儿。

    1970年夏天我与母亲到干校探亲，父亲就是在到石家庄制药厂拉泔水的途中请了一会儿假，与我们在白求恩墓前合了个影，然后又匆匆回去拉车。看着父亲这样的处境，乐观豁达的母亲在下面这张照片上留下了少见的愁容。

（1970年夏我和母亲去石家庄红旗杂志五七干校看望父亲）

    《红旗》杂志在文化革命中真够热闹，小丑轮番登场，我下场你上台——先是王力、关锋不可一世，戚本禹、林杰登台亮相，然后相继下台、锒铛入狱，接着倒霉的就是头面人物陈伯达，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随着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高原，全党开始批林批陈，《红旗》杂志易手落入从上海来的姚文元之手，成为他们的御用喉舌，这种乱局一直延续到1976年“四人帮”覆灭，《红旗》杂志才逐渐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政治乱局给了在干校学习改造的人以好处。高层领导三天两头更迭，谁也无心顾及干校的事情，驻校军代表的管理随之日益松懈。1971年之后，干校的政治运动和劳动量大大减少，环境宽松了许多，大家读自己有兴趣的书、聊自己喜欢话题，一股作诗热也开始由暗渐明，在一部分人中间流行开来，始作俑者当推胡绳（1918－2000），父亲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

    赋诗作词，这只是干校生活的插曲，主流当然是劳动改造和政治学习。关于劳作，从父亲写的诗作中可以看到内容繁多，如《减字木兰花•种水稻》、《蝶恋花•磨镰待割》、《西江月•谷场上》、《长相思•耘秧》、《卜算子•拔稗草》、《菩萨蛮•秋收冬夺》、《溪沙•脱粒机前》、《清平乐•扬场》、《沁园春•夜巡谷场》、《渔家傲•棚房自搭》等等，几乎所有农活都干过。

    漫漫干校生活六年有余，到1975年，形势的发展已经使石家庄的“五七干校”维持不下去了，大家经常回京不归，人人都亟待结束这种无奈的冷藏生活，早日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就在父亲赋闲在家、等待分配工作之时，周恩来总理点名石西民可以解放。父亲在重庆和南京，石西民都是父亲的直接领导，非常熟悉，石西民从秦城监狱出来，是父亲带着他来到王府井 “清华园”澡堂，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然后陪他步行走回家。1975年10月，石西民出任国家出版局局长。1977年3月，由石西民的推荐，中央组织部将父亲分配到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担任副总编。

    父亲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时间不长，只有两年多，主要负责商务印书馆的外国学术名著的翻译出版工作。在两年时间里，父亲签发出版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卢梭的《爱弥儿》、 黑格尔的《美学》、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等外国学术名著，拉开了80年代有系统地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序幕。

    （十二）

    1978年是我党拨乱反正重要的一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在，人们思想禁锢，党内认识也不一致，有拥护华国锋的，有拥护邓小平的，《红旗》杂志站在了华国锋这一边，对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不积极、不介入。此时，新任命的《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登门找到父亲，请他回《红旗》杂志当副总编。论交情，父亲与熊复算是老相识，抗战时期在重庆工作时就认识，都曾在陶行知办的社会大学讲过课；论实惠，《红旗》杂志当时属中央管的正部级单位，比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出版社强多了，职务也上了一个档次，何况《红旗》杂志还是自己工作过多年的老单位，但此时父亲却婉言谢绝了熊复的邀请。公开的说法是事前已经答应了国务院研究室邓力群同志的邀请，准备去那里工作，背后的原因却是父亲不赞成《红旗》杂志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态度，在关键时刻千万不能站错了队。

    1979年9月，父亲离开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调往邓力群(1915-2015)任主任的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一年之后，该研究室与国务院研究室合并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父亲任文化组组长，室务委员。

    父亲到中办研究室参与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修改为邓小平同志起草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人所共知，中央领导同志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不仅代表个人，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当然也离不开起草人的汗水。邓小平的这篇讲话稿是在邓力群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卫建林具体负责文字起草，还有一些人参与修改。开始写的稿子，是按一个一个问题讲的线索来写的，有些负责同志不赞成这样的写法，说有必要由邓小平来讲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吗？写作组的同志认为这个意见有道理，小平同也指示说：不要讲什么问题，就是作为祝词，一口气讲下来，文理逻辑顺当就行了。写作组按这个要求作了多次修改，最后还请胡乔木作了修改。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文代会上致祝词，他的讲话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邓力群曾这样评价研究室做的这件工作：“这篇祝词文字也不错。其中有一些名言，现在一直流传。如：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等等。这些名言，已经成为邓小平文艺思想、文艺理论的精华了”。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这一篇文章时，每当读到：“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些话时，总感觉到有父亲的影子存在。

（父亲随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到四川调研）

    父亲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参与起草的重要文件、讲话、调研报告很多，不能一一列举，比如1980年5月邓小平在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1981年9月胡耀邦、邓颖超在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修改后的新党章，1983年6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等等，这期间参与写的书有《“四人帮”批判》、《学习十二大党章问答》等等。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作为中央领导的写作和参谋班子，父亲参与的上述工作是有成果的，最终见诸于领导同志的讲话和发出的文件中，其实还有很多工作因为保密或其他原因是不能公开的或者就是没有结果的，你必须能接受这样的事实，摆正自己的位置，有再大的辛苦和功劳也不能翘尾巴，保守机密，守口如瓶，任劳任怨，敢当苦力，是干这一行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因为你的工作责任就是要将自己的汗水和智慧融化在中央领导的精彩讲话和党中央的正确决策之中。

    1982年3月，父亲为让位给相对年轻的同志，不担任文化组长和室务委员，就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顾问，也算退居二线，但是他并没有顾而不问，没有行政职务后反而能更专心地研究问题，仍然承担着修改重要文件的文字工作，如参与起草修改中央关于出版工作的决定、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等等，直至1987年7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被撤消。

    1987年7月，赵紫阳主持开会撤销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解散之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宋平却将书记处研究室的很多人接收到中央组织部，并成立了党建研究所，父亲等几个副部长级老同志的关系也被转到中央组织部，归老干部局管理。

（父亲离休前在中南海留影）

    （十三）

    1990年5月父亲从中组部离休，告老还家。新成立的中央政策研究室特别照顾曾在书记处研究室工作过的几个老同志，仍然给他们办了中南海的出入证，为他们到研究室看有关文件和材料提供方便。有一阵子，父亲每星期要做的大事就是早早起来，安排好家事，然后郑重其事地同几个70多岁的老同志一起从家中出发，步行三站地到中南海去看文件，从来也不找机关要车。是要车困难吗？不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解散以后，曾专门将两辆小轿车划归中央组织部管理，并指名道姓地说就是要方便像父亲等4位副部长级老同志使用，可是父亲和其他两位老同志却极少使用公务轿车，万不得已到人民大会堂去参加老干部春节团拜会才使用一次，而且每次都是父亲、丁树奇、陈舜瑶三个老同志共用一辆车，坐得满满当当——要知道陈舜瑶可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的夫人，但她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从不摆高级干部和核心领导夫人的谱，这在官场上真是极其罕见。

    母亲1980年左右确诊为糖尿病，住过多次医院，不得不提前办了离休手续。后来因为糖尿病控制不好，腿肿起来，双目逐渐失明，不能主政家务了，又不愿意雇用保姆，于是，1990年父亲离休后不久，就开始操持家务，从记账管钱到上街采买，还学会了煮饭、炖排骨汤等等，为了帮助母亲控制饮食、增强营养，他还专门去买最好的里脊肉，让我们切成细丝，拌上鸡蛋和淀粉，炒熟备用，我们不在家时他好给母亲吃，用心至极，辛苦异常。为了关照母亲，父亲减少了很多社会活动和写作的时间，社会上的兼职辞去了，外出考察和调研不去了，甚至邓力群同志用车来接父亲去帮助他编选文集，也不能如约成行了……只有一条始终坚持着——不忘关心国家大事，每天定时与母亲一起细心地收听国际广播，只要在院子里碰到上班的同志，都要聊很长的时间。

    1997年春天，父亲因为泥沙型胆结石作了外科手术，挂了一个多月的袋子，精力开始衰减，加之眼力不济，读书一般不选大块头，看得最仔细的是鲁迅杂文和杜甫诗歌，每天必定带着老花镜、甚至用上了放大镜看这些经典，遇到精彩词章，就一字一句地抄写。这期间仍然坚持写文章，多是杂文，署名“江霞”，还与《杂文界》杂志主编通信谈自己对鲁迅杂文的认识，后来《杂文界》杂志刊登了这些通信。我只记得父亲在通信时摘录了鲁迅写的这样一句话：“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到。”父亲特别欣赏这段话，并一直认真践行。

（父亲晚年的读诗笔记本）

    最后几年，在父亲的书桌上经常摆满了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选，他不仅时常吟诵“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等名篇，还将“肠断春江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等精彩诗句抄写下来，加上批注，写满了好几个笔记本。在与老战友通信时，只要谈及杜甫，就会兴致盎然，写个没完，还认真地在本子上一字一句修改老战友牛玉华寄来的《读杜诗有感》的诗篇。有些读诗的体会，父亲整理后写成了像《杜甫诗艺小品》、《真有点对不起杜甫》、《杜甫诗歌与旅游文化》等杂文，在报纸上发表。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学习、看书、读诗，谈诗、撰文，父亲一直没有停息，兑现着一位求知者的承诺——“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