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二楼南段东展厅，有一把日本军刀，标牌上注明：“1945年侵华日军海南警备府司令、海军中将伍贺启次郎投降时呈交的海军军刀。”

    这把刀是我父亲韩练成对日军受降时缴获、在军事博物馆建馆之初捐赠的。

    有趣的是：军事博物馆颁发的捐赠证书上的捐赠人不是我父亲，而是我，且捐赠日期是1995年。——说起来，这把刀不仅带着历史，还有新的故事。

    说到历史，要从1945年说起。那时，我父亲是国军第四十六军军长，奉命对日军反攻：4月率部参加桂柳追击战：5日30日攻克宾阳；6日1日攻克迁江；6日29日与第二十九军配合攻克柳州；7月以后，连续攻克镇南关、雷州半岛，打下廉江。抗战胜利后，率第四十六军登陆海南，接受日军投降。

    侵占海南的日军是日本海军海南警备府，指挥官是伍贺启次郎中将，下辖17个作战单位，官兵43500多人。日军投降以后，“日本海军海南警备府”改称“琼崖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伍贺本人也已经改称“琼崖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而不是“日本海军海南警备府司令长官”了。

    日军高级将领的佩刀都是流传有序的古代名刀，这把刀的刀条刻有铭文：正面：“长曾弥兴正”；背面：“宽文九年八月吉日”。在日本出版的《日本刀事典》中记载：“长曾弥兴正”是武藏系著名刀工，在《古今锻制备考》中被列入“最上大业物”。宽文年间为公元1661-1673年，“宽文九年”应是公元1669年。

    日本的古刀，都可以改换刀装，跟人换衣服一样，如果用古装，就是武士刀，现在的是海军中将级别的指挥刀装。

    我父亲1942年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情报工作系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1949年初在河北平山中共中央社会部归队，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我父亲担任军事科学院战史部部长。战史部副部长贾若瑜少将兼任军事博物馆首任馆长，正在紧锣密鼓地为新建成的军事博物馆征集馆藏，看到我父亲的这把日本军刀，很感兴趣，开口就说：“部长大哥，这把刀，一定要给我！”我父亲知道他说的“我”，等于军事博物馆，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这把刀和另外一把短一点的是一对儿，一长一短，长的杀别人，短的自己剖腹，当时这两把刀装在一个锦缎刀袋里。

    刀倒是捐了，可那时捐赠藏品较多，越是眼前的越容易忘记，两人都没想起什么手续问题。事过多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博一拨一拨的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把刀的与众不同，可一直就没搞明白它的出身。

    1984年，我父亲去世。1995年，我向贾若瑜老将军致函询问“当年那把刀”的下落，军事博物馆请我去认，才得以验明正身、并以我的名义办理了正式的捐赠手续，作为“一级藏品”永久收藏。

    认刀那天，我和陈宝仁处长（左）、韩奎元研究员。

    2009年，是父亲诞生100周年的年份，我去国防大学看望贾若瑜老将军和夫人缪柳西老妈妈，送去追述父亲隐秘一生以及我自己探秘遥遥心路的纪实文学《隐形将军》。

    贾老将军还记得取刀那天我父亲说我干过的荒唐事：

    当时少年的我曾偷偷拿了这把刀，在军事科学院山根底下比划，一发力，居然拦腰砍断了一棵直径四五厘米的白杨树苗！如果不是兴奋得忍不住说出来，在刀锋上看不出有一点点痕迹，为此，我不仅遭到一场痛斥，还被罚站一个小时。

    这把刀，对从儿时到古稀的我，满满都是开心的回忆，都源于它的根本属性——战利品，源自战胜者一方的骄傲。

    但我不会忘记它曾经的罪孽：它的前主人伍贺启次郎在1939年2月至4月，以中国方面舰队T作战部队司令官、第1基地队司令官身份参与“南昌作战”；1944年11月被任命为海南警备府司令长官，直至投降。——它是侵略者手中的凶器。

    很难想象，这把古代著名刀工制做的名刀，历经四个世纪的“最上大业物”，是怎么在一次又一次嗜血易主的轮回中完好保留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