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毛泽东1945年党的七大上指出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早在1931年“九一八”之际，就已经由东北人民打响了。14年间，“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经历了14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过程，14年抗战中，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150万人（日军承认在中国战场死伤133万人，其中毙命40余万人），其中被东北义勇军和抗联歼灭的就有20余万人（日军承认至1940年在东北毙命48000余人）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一直受到毛泽东等党中央领袖们的亲切关怀。今天，我们就来回顾历史，缅怀先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毛泽东与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的“一二三四五”

    在领导中国人民14年抗日战争的岁月里，在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并最终成熟的进程中，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始终没有离开毛泽东的视野。根据目前公布的史料，毛泽东对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作出的指示近40次，其中延安13年期间的指示有27次，涉及战略方针、经验教训、历史贡献等各个方面。在这其中，就包含着一些有趣的数字，下面便一一道来。

    一个剧本

    几十年来，反映抗联事迹的文艺作品堪称汗牛充栋。其中一个名叫《侵略》的短剧，还曾被斯诺写进《西行漫记》。1936年7月的一个周六，在毛泽东、林伯渠、张闻天、林彪和贺子珍、刘英，以及志丹（保安）广大红军战士和群众陪同下，斯诺观看了红军剧社为欢迎他到陕北而举行的文艺晚会，连同斯诺本人上台献唱在内，晚会共8个节目，《侵略》位居第一。这个4幕短剧，艺术地再现了1931年“九一八”东北沦陷后，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的屠杀、掠夺和毒化，再现了东北人民同仇敌忾，“农民们拿起长矛，妇女儿童拿起菜刀赶来，大家都宣誓要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的抗争，演出结束时，由一位在场的东北籍红军小战士、“他的父母都被日本人杀死了”的孤儿引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全场观众一起，振臂高呼：“打死日本强盗！打倒杀害中国人民的凶手！打回老家去！”。

    一份募捐账目

    自1932年至1934年，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每年都要忙于一项“国务”，这就是组织中央苏区军民募捐，支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其中被誉为“乡苏工作的模范”的才溪乡1933年的募捐工作，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在《长岗乡调查》中，毛泽东亲笔记录了当时的募捐账目。据毛泽东统计，参加募捐者共2900余人，其中赤色互济会会员800余人，捐款自5个铜片（当时的铜币，又称铜板）起，至一串（1000个铜片，约合银元1元）止。总计捐款折合银元40元左右。这在当时中央苏区经受蒋介石军事和经济双重“围剿”，连食盐也只能靠打碎老墙土泡水熬制的情况下，确属难能可贵。

    一本小册子

    1934年7月长征前夕，毛泽东根据周恩来关于总结经验、为中央苏区沦陷后坚持游击战争做准备的意见，用一个月时间写出了一本3万字的小册子，名为《游击战争》，系统总结了游击战争的任务、组织、意义、战术、政治工作等各方面经验。10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关于游击队活动的指示》为名正式印发，并通过吉东交通线传达到东北。杨靖宇收到这个文件后极为重视，率领抗联第一军部队，结合东北实际反复学习。当时和他朝夕相处的韩光直到60年后，仍清晰地记得杨靖宇“把这本小册子带在身边，学习苏区游击战争经验，使用于抗日战场”的情景。1934年11月，中共南满“一大”在杨靖宇主持下通过决议，要求“各参谋部根据‘游击战术的小册子’和自己宝贵的经验，来经常研究讨论在归大屯附近活动的新的游击战术”。这种“新的游击战术”，就是杨靖宇以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经验为指导，结合实际形成的具有东北特色的抗日游击战战术，其主要内容是“半路伏击、远途奔袭、化装袭击。不能予敌以痛击的仗不打，予群众利益有危害的仗不打，不能占据有利地势的仗不打，无战利品可缴的仗不打”。在杨靖宇指挥的游击战打击下，日伪闻风丧胆、百姓拍手称快。《救国时报》赞誉杨靖宇是“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日伪哀叹杨靖宇为“密林之王者”。1958年杨靖宇国葬时，党中央高度评价杨靖宇“有良好的革命军事素养，既富有深谋远虑，又灵活机智、大胆勇敢”。

    两幅挽联

    1942年11月23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编辑部主任杨松在延安病逝。杨松就是曾在东北战场出生入死的湖北革命者吴平。他历任吉东特委第一任书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等职，与周保中、李范五并肩战斗在牡丹江地区，是吉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抗联第二路军的早期创建人之一，主持开辟了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络的吉东地下交通线，为在东北贯彻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精神、宣传长征事迹和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周保中誉为“毛泽东思想的代表者”。1938年回到延安后，他和毛泽东结下了深厚情谊。在他病重期间，党中央两次请季米特洛夫转告苏联方面送来医生、药品和器械（因当时苏联处于卫国战争时期，杨松无法赴苏治病），苏联和共产国际也做好了准备，终因盛世才叛变、新疆交通线被切断而未能实现。杨松逝世后，毛泽东为他题写了“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得他，学习他”的挽联。1958年2月23日，党中央按照政治局委员和元帅的规格，为杨靖宇举行了公祭安葬仪式。毛泽东送了花圈和“靖宇同志永垂不朽”的挽联，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也敬献了花圈，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两位“七大”抗联代表

    从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七大”代表260人，其中抗联8人（不包括已被党中央指定为“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的杨靖宇），1939年6月13日，党中央派遣在延安的抗联第一军战士李义广和原抗联第七军战士王鹏（彭申年）返回东北，向杨靖宇和周保中传达中央要他们速来延安准备出席六届七中全会（后推迟至1944年）和“七大”的指示。8月16日，党中央政治局确定在“七大”上安排抗联干部报告东北工作，具体内容由以王若飞、杨松、李延禄、李范五等组成的党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负责准备。但由于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已与党中央失去组织联系，上述计划未能实现。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再次研究抗联“七大”代表问题，决定作为特殊情况，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抗联干部中指定人选，确保抗联人员能够出席“七大”。经毛泽东等提名讨论。中央政治局确定原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化名杨明）和吉东特委第二任书记李范五（化名张松）为东北抗日联军“七大”代表。此后，他们和董必武、林彪、刘澜波、贾陶一起，起草了“七大”东北工作报告。1945年5月2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七大”东北工作报告会。这是“七大”50天中毛泽东唯一一次主持的全体会议。

    两位抗联出身的毛泽东警卫战士

    在毛泽东身边的警卫战士中，有两位出身于东北抗联。他们是曾担任过抗联第二军参谋长的陈龙（刘汉兴）和原辽西义勇军战士，后参加抗联第二军和第五军的蒋泽民，他们在去苏联学习后，于1938年先后回到延安，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陈龙还担任了七大警卫处长。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陈龙和蒋泽民担负警卫工作，在极为复杂困难的环境下，保护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的安全。毛泽东还利用每天早起散步时间，听取了陈龙的抗联工作汇报，了解杨靖宇、魏拯民、周保中的事迹。解放战争期间，陈龙和蒋泽民回到东北工作，陈龙成为东北公安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为清除敌伪残余、建立革命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蒋泽民长期在后勤系统工作，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特别是塔山阻击战中，为部队后勤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陈龙任公安部副部长，1958年病逝，蒋泽民任总后车船部副部长，2012年病逝。

    三大战略方针

    毛泽东对东北抗日联军战略方针的指示，先后产生于1935年、1939年和1941年。贯穿抗联斗争的各个历史阶段。

    1935年，正如《义勇军进行曲》所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一年，这时的东北，已沦亡了4年，3000万同胞在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下受尽熬煎；“中日共同防共”的刀锋所指，已使华北之大，不足以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仅仅因为喊了一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已在北平（北京）大街上横冲直撞的日军坦克，就在西直门将一位12岁小姑娘活活碾成肉泥。读过杨沫《青春之歌》的人们，恐怕不会忘记其中的主人公、在“一二九”突击中结为革命伴侣的江华和林道静的对话：

    江华：“日寇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的放手卖国，使得整个中国情况是越发危急了……现在，继东北沦亡之后，华北也一步步走上了危亡的道路。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救亡图存的呼声正响遍了全国每一个偏僻的角落……”

    林道静：“你说得很对！我知道咱们的事业是艰巨的，胜利——到胜利还要走许多曲折的路。阶级敌人不用说，又从外面来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内忧外患，国难重重，我是有精神准备的”。

    这就是1935年的中国！就在这“内忧外患，国难重重”之中，毛泽东，早在1916年7月25日就预言“中日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的毛泽东；在1932年4月15日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的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跋涉25000里北上抗日的毛泽东，更加关注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的同胞和同志。正如他后来在1971年总结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到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

    就在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不久，在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主持研究了主力红军和东北抗日武装（当时尚未统一建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称东北人民革命军，各路义勇军山林队名称各异）打通联络、配合作战的问题。1935年12月23日，瓦窑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军事决议，确定了红一方面军开始东征、准备在1936年下半年挺进热河、绥远、察哈尔（今分别划归辽宁、河北和内蒙古自治区）直接对日作战、重点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并确定东北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应在注重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尤其是武装力量，争取实现统一建制，组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土地革命在民族战争口号和策略下执行”。

    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军事方针，为迎接全民族抗战的爆发，作了全面的准备，继之而来的红军东征，加速了全民抗战高潮的来临，也正如吉东特委书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杨松（吴平）所言：“对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有很大的好的政治影响，给游击运动一种推动”。东征曾迫使日寇“关东军”在东北重新配备兵力，重点防守邻接华北的辽宁、吉林（即所谓“南满”）地区，客观上减轻了周保中领导的吉东地区（以牡丹江为中心）和赵尚志、李兆麟领导的北满地区（主要在今黑龙江省）抗日斗争的压力，而负责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正是以杨靖宇、王德泰、魏拯民为领导人、陈龙、金日成等为骨干的抗联第一、二军（后于1936年7月合编组建抗联第一路军）。他们在从以陈云、陈潭秋为核心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收到瓦窑堡会议精神和红军东征消息后，立即全力部署策应配合工作。杨靖宇还围绕东北抗日联军在未来全民族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作出了“我军位于日寇入侵华北的后方基地，又是全国抗战的前哨和先锋”的精准定位。经过周密筹备，在杨靖宇指挥下，抗联第一军于1936年6月和11月两次西征，试图挺进关内，直接接受党中央领导，并打通与中央红军的联系。7月15日，西征部队在位于本溪、抚顺、辽阳交界的摩天岭与追击日军交战，击毙日军指挥官金田大尉，毙伤日军140余人。尽管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以及辽河未能封冻又无法徒涉（11月第二次西征）等原因，两次西征部队最终都被迫返回原驻地，但西征和留守部队的斗争，毕竟抵御和牵制了南满日军主力，威胁了伪满“新京国都”（即长春）。1957年12月22日，由杨尚昆、胡乔木、周保中主持起草的《杨靖宇将军生平事迹》将西征定性为“东北抗日联军同由陕北向长城移动中的的抗日红军相呼应的首次试探”。

    据日本1977年出版的《日中十五年战争》一书统计，在1935年一整年中，东北抗联共歼灭日军54766人。正当中央红军和东北抗联遥相呼应之际，杨靖宇心潮澎湃，创作了激情豪迈的《西征胜利歌》，抒发抗日必胜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殷切向往：

红旗招展，枪刀闪烁，我军向西征，
大军浩荡，人人英勇，日匪心胆惊。
纪律严明，到处宣传，群众俱欢迎，
创造新区，号召人民，为祖国战争。
 
中国红军，已到热河，眼看到奉天，
西征大军，夹攻日匪，快快来会面。
日匪国内，党派横争，革命风潮涌，
对美对俄，四面楚歌，日匪死不远。
 
紧握枪刀，向前猛进，同志齐踊跃，
歼灭日匪，今田全队，我军战斗好。
摩天高岭，一场大战，惊碎敌人胆，
盔甲枪弹，缴获无数，齐奏凯歌还。
 
同志们快来，高高举起，胜利的红旗，
拼着热血，誓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铁骑纵横，满洲境内，已有十大军，
万众蜂起，勇敢杀敌，祖国收复矣。

    1937年“七七”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党中央政治局于8月25日在洛川集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为全国军事总动员九大任务之一。这个文件传到东北前后，抗联部队坚决执行党中央全力牵制敌后的指示，掀起了东北抗日斗争新高潮。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路军主动出击，在辽沈地区破坏铁路桥梁、切断交通运输，拔除日军据点，一时间，“‘抗日红军’威力震撼日寇关东军中枢，日酋动员了南满基地所有兵力，狼奔豕突，四出遏阻”。

    4年之后的1939年，毛泽东又一次制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战略方针。这时，全民族抗战已持续两年，东北更是战斗了8个春秋。进入了战斗最为艰苦、破坏最为严重的相持阶段，在东北地区，敌强我弱的劣势最为明显，在饥寒交迫之中、枪林弹雨之下，抗联以数万兵力，抵御和牵制着9个日军师团（含驻朝鲜1个师团），占日军总兵力34个师团的1/3。至1938年，东北日军总数已达50万，除准备入侵苏联外，首要任务就是不断“讨伐”抗联，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东北抗战已进入最为艰苦的后期斗争。

    根据东北形势，1939年6月13日，在《反投降提纲——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结论》一文中，毛泽东确定了以保存实力、分散游击为核心的东北斗争新战略方针，这就是：“地域小（谓直接根据地小，但国度大），人数少，但阵线巩固，也能相持。例如，十年红军战争，某种程度上说来一个时期内的东北义勇军。将来假定有大部叛变之事，留下的小部亦可造成相持，只要能不断打破“围剿”，这种相持形势就有了”。虽然由于组织联络中断，这一方针没有传达到东北前线，但抗联同志通过学习《论持久战》和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最终确定了周保中提出的“在东北是要发动广大人民，进行坚持继续抗日游击，使日贼后方——‘满洲国’统治动摇，牵制日贼侵略”和“我们的抗日联军以往受到重大创伤，巩固和改造游击队，我们要深刻理解和学会斗争经验，东北本身的，一九二八年湘、鄂、赣、粤红军最初之斗争历史，加紧掌握领导现有实力，逐渐展开广大群众的联系”等项基本方针，转入分散游击活动，不断打破日伪军的“围剿”“讨伐”，值得指出的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斗争，还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百团大战，对此，彭德怀通过1940年8月31日给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予以传令嘉奖，他指出：“在敌人远后方如东北各地，我抗日义勇军曾经冒着重大的艰难险阻进行了不断的战斗，这一次‘百团大战’的胜利消息到达冀热辽绥边，予东北义勇军以极大兴奋，使东北同胞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战斗不是孤军，而是华北抗日军队的一部分。而义勇军在敌人远后方的活动对我们华北抗战也将予有力的配合”。

    时间又过去了两年，进入1941年，东北抗战的形势越发严峻，随着6月22日希特勒法西斯入侵苏联，正在准备“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法西斯，立即将“关东军”总兵力增加到70万，并举行“特别大演习”和在东北全境大量搜刮物资，其中仅掠夺香烟一项即达33亿支之巨。日本法西斯的所作所为，一方面是为了麻痹英美而释放烟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牵制远东苏军兵力，策应德国法西斯。在此情况下，东北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联系更加紧密，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于9月8日和29日两次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转斯大林的电报，确定了“在日占区和满洲建立侦察机构网和军事爆破机构。情报部的主要任务是探明日本人的军事政治工作和进行军事爆破作业”的战略方针。虽然这一方针同样没有传达到东北前线，但抗联同志们通过学习贯彻毛泽东“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指示，确定了李兆麟提出的“目前东北的情形下，我们对于多年侵占东北领土的全部情形，必须采取各式各样的方法，随时随地加以详细侦察和研究，这是东北党组织和党同志斗争任务之一。应当将每个地方党组织改为群众运动和侦察工作二位一体的斗争组织。每个游击队目前必须把坚持发展秘密抗日群众组织，特别是武装组织，来繁殖游击战争的任务，与积极进行侦查工作的任务，紧密联系起来”的原则，在日本法西斯严酷统治的恶劣环境下，通过小部队侦察活动的特殊方式，随时随地广泛深入的侦察东北敌情。特别是在1945年苏军对日宣战前夕，以抗联战士鲜血换来的情报，对苏军战前训练的针对性和战时进攻的准确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任俄罗斯联邦军事科学院大将院长加列耶夫在1945年6月来到远东准备参加对日作战时，亲眼见到“每个师都修建了训练场，场地上复制了日本人的支撑点和所有的障碍物、永久火力点、警戒和防御配系。建好训练场后，在一周时间内进行战术队列作业，多次重复演练最复杂的行动方法和各兵种分队之间的协同动作”。1945年7月，苏军又将从抗联教导旅和其他渠道收集的情报一起，连同标有防御工事的地图印制成《日军满洲地区防御部署》，发至远东连以上军官人手一册。

    三大贡献

    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历经14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过程，在6年局部抗战期间、8年全民族抗战期间、以及在最后的大反攻期间，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有这些，都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正如他在1949年5月14日亲笔手书的那样：“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

    在6年局部抗战期间，东北抗日战争的贡献，就在于毛泽东指出的，在物质上“据敌报说，敌人损失了十余万生命与数万万金钱”；在精神上“到今天没有一个人能说东北义勇军不能单独抗日的话”；在战略上“相当牵制了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本部的进攻”。总之，“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在8年全民族抗战期间，东北抗日战争的贡献，也如同毛泽东指出的，在于“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例如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最后大反攻期间，东北抗日联军和八路军、新四军一起，配合苏军进军东北，最后消灭日本法西斯，并统一整编为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7月11日，在修改东北局关于形势和任务的决议（七七决议）时，毛泽东亲笔加写：“去年八月，英勇的苏联红军来到中国，进攻日本侵略者，我东北民主联军与东北人民配合红军作战，消灭日寇与伪满，替东北人民开辟了自由生活的道路”。

    三大发展要素

    在1939年1月26日中央书记处研究抗联工作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东北抗日联军，如果有好的领导，在有山村根据地及反对民族敌人的条件下，有发展的可能，否则将有削弱的可能”。在这里，毛泽东已经初步形成了三大法宝的思想，并将其与东北的实际结合起来。

    三用杨靖宇

    杨靖宇,伟大的民族英雄和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1934年1月22日至2月6日，在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靖宇以化名张贯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人中唯一的抗联干部，消息传到东北，“广大抗日军民群众，深以靖宇同志（张贯一）及另一东北工人代表当选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为荣”。当选半月后，杨靖宇于2月21日在城墙砬子（位于今吉林省靖宇县）主持抗日部队领导人会议，与会者包括杨靖宇在内共17人，组建了下辖兵力4000余人的“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杨靖宇以16票当选为总指挥，李红光当选为总参谋长，韩光代行总政治部主任职权（因总政主任苏剑飞在前线无法到任）。这是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组建的东北抗日武装指挥机构，实现了南满地区抗日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统一，也是第一次打出“东北抗日联军”的旗帜，后于1951年10月经毛泽东批准，写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注释。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会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党中央报告了东北工作。赞誉杨靖宇为“首屈一指的最好东北干部”，指出“东北人民以共产党为大救星，以杨靖宇为诸葛孔明”。13日，杨靖宇等25人，被党中央政治局指定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当时在山西前线）等出席会议的全体政治局委员，于当天在决议上签字。消息传到东北，抗联部队曾将“中共中央委员”列为杨靖宇的第一个职务。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则认为此举证明东北抗联作为“中共全民抗战有力之外线势力，甚受中共中央之重视”。杨靖宇已成为“中共在满党（军）最高领导人”，并与周保中一起。被敌人认为是“中共在东北党（军）两大支柱”。1945年党的“七大”举行时，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彭真外，均为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1956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举行时，七大准备委员会还在工作的16人中，有11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此后，党中央又于1938年11月5日，以六届六中全会的名义，正式任命杨靖宇为“东北抗日联军司令”。

    1941年10月26日至30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的唯一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参加者共2000余人，来自54个国家或地区，在还不能确认杨靖宇壮烈牺牲的情况下，党中央政治局将他和毛泽东、朱德一起，提名为名誉主席团委员中3名中共成员候选人，得到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并于10月27日在《解放日报》头版正式公布。

    四评周保中

    周保中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并在杨靖宇牺牲后成为抗联最高领导人。从救国军参谋长到第二路军总指挥和教导旅旅长，他历经东北抗战14年全过程，是吉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抗联第二路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在抗日斗争中，他自觉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在与苏联远东红军的军事合作中，周保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捍卫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坚持“独立工作区域领导人员，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和服从中央的领导”原则，确定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中共党组织与政治路线不变更。今后不但不限制独立活动性而且加强独立活动性”。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周保中指挥抗联教导旅，积极配合苏联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反攻东北，清除敌伪残余，开展建党、建军、建政工作，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发挥了先遣队和奠基人的特殊作用。1945年11月4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增兵东北之部署》的电文，手书赞誉周保中为“义勇军领袖”，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14日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在解放战争期间，周保中指挥战斗800余次，歼敌4万余人，在四野总兵力70万人中，由他指挥和训练的部队总数近19万人。特别是他1946年4月指挥的第一次解放长春战斗，一度打乱了国民党蒋介石在东北乃至全国的内战部署，获得毛泽东“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的赞誉。

    1949年5月10日，在东北大地已永远回到人民手中、国民党反动统治业已崩溃的时刻，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了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的周保中，赞誉他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并用4个小时听取了周保中的抗联工作汇报。14日，在为党中央起草的东北抗日联军历史结论中，毛泽东充分肯定周保中是“一贯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抗联同志”的代表。2005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首次公布了毛泽东的评价：“保中同志在东北十四年抗日救国斗争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

    能够得到毛泽东“领袖”、“英雄”、“一贯执行党的路线”、“可歌可泣”集于一身的评价，这是周保中的无上殊荣，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光荣和骄傲。

    五大经验教训

    东北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在斗争实践中产生的经验教训，是全国抗日战争有力的参考借鉴。毛泽东对此一直十分重视。1936年7月至1939年6月，在与斯诺的谈话和其他著作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东北发动群众特别是武装农民的经验、开展游击战争和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坚持斗争振奋民心士气的经验，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参考。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引用了与斯诺谈话中“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的论述，1939年9月，杨靖宇向战士们传达《论持久战》时，就曾讲述说：“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我们，全国人民知道我们。毛主席去年作了《论持久战》的重要报告，这个报告已经传到了我们东北。毛主席分析了全国抗战的形势。毛主席还提到我们东北农民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毛主席说，如果全国农民也都像这样组织起来，就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当然我们面前的困难是很大的，但我们能战胜它，东北这么大，这是我们的家乡，现在不是日本军队包围着我们，而是日本军队被我们中国人包围着，他们跑不掉了，一定要完蛋”。

    于肯定经验的同时，毛泽东也总结了东北抗联的错误和教训所在，这就是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在东北抗战前期，即1931年9月至1934年底期间，东北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同全国一样，处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之下，并因此受到严重干扰。1932年6月，在王明路线的基础上，“左”倾中央由博古、张闻天、康生和曾任上海局书记的内奸、国民党特务李竹声共同主持，在上海举行“北方会议”，制定并全力推行以破坏统一战线、自我孤立、“打倒一切”为主要特点；以照搬内地土地革命战争经验，在民族抗战中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和“打土豪分田地”为根本所在的错误方针，严重破坏了正在兴起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也给东北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带来了数不清的误会和危害。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标志着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顶点。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以博古、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又于2月22日，向东北发出由罗迈（李维汉）起草的“二月指示信”，继续复活“北方会议”的“左”的指导思想。甚至不点名批判杨靖宇在主持磐石游击队工作时期，团结各路义勇军、山林队，组建统一指挥机构，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冠以“上层勾结”、“完全破产”的大帽子，并强令“这些错误，都必须迅速的纠正过来”。从而使东北工作又回到“左”倾破坏统一战线的道路。1935年以后，抗联个别主要领导同志仍坚持“左”倾关门主义方针，对党中央和以陈云为核心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持对抗态度。对这一沉痛的教训， 1945年4月初，毛泽东在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7稿时，亲笔手书：“应当指出，在九一八以后，我党曾领导了东北义勇军……等项抗日的方针与工作，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可惜，由于否认同中间阶级甚至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联合抗日的可能性，以致在这些工作中不能不犯‘左’倾错误”。

    周恩来对东北抗战的两大定位

    “九一八”之际，正在上海白色恐怖中坚持地下斗争的周恩来，也如同当时的整个中华民族一样，处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中。在党内，他被米夫、王明、博古的“左”倾宗派集团置于“打屁股但不是要他滚蛋”的困难境地；在党外，他和瞿秋白的人头，已被汪精卫、陈立夫明码标价2万大洋。但即便如此，周恩来仍以国家兴亡、人民祸福为依归，首先承担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职责，指示东北党组织“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用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指示传达到东北后，立即被以罗登贤为书记的中共满洲省委贯彻执行。在罗登贤主持下，杨靖宇和由周恩来亲自派往东北的周保中起草了满洲省委的相关文件，随后分赴磐石、宁安等地，联络义勇军、发动群众，组织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迈出了中国共产党14年抗战的第一步。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前夕，周恩来又在庐山谈判中，向蒋介石详细通报了中朝两国共产主义者和爱国志士在东北和朝鲜的抗日斗争。周恩来的相关指示传达到东北后，杨靖宇于9月派魏拯民告知金日成，金日成对此铭记终生，作为朝鲜抗日独立斗争获得国际承认的标志性事件，并在八旬高龄时写进自己的回忆录《与世纪同行》。

    1941年和1942年，在“九一八”10周年和11周年之际，身在重庆的周恩来，两次为《新华日报》撰写纪念社论，题为《“九一八”十年》和《第十一年的“九一八”》。在《“九一八”十年》中，周恩来深情地写道：“以最大的关怀和眷念，遥寄给苦难中的东北同胞和苦斗中的东北义勇军”。也是在这篇著作中，周恩来还对东北抗战作出了两大精准定位，他指出：“东北是世界法西斯侵略战争首先爆发的火药库，但，也许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场所。而目前又正是日寇进犯苏联的一个缺口……东北的得失，具有世界的战略意义”。在《第十一年的“九一八”》中，周恩来指出：“北大营的炮火，证明了法西斯化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侵略世界的罪魁祸首”。

    在以陈潭秋、毛泽民等为首的新疆八路军办事处协助下，周恩来的《“九一八”十年》一文几经辗转，传达到东北抗日联军，周保中立即组织抗联部队认真学习领会，他还指示自己的夫人兼秘书王一知，将周恩来的《“九一八”十年》、《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以及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社论《加强党性的锻炼》3篇文章全文抄录，于1942年4月10日送交当时正在东北前线的金日成，并附函嘱咐他，这三个文献“代表中共党中央的意见和主张”，要求金日成作为工作的根本遵循和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教材。

    抗战胜利后，在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中，针对蒋介石集团否认抗联贡献和以“接收主权”为名发动东北地区内战的阴谋，周恩来明确肯定了东北抗联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后期斗争的作用。在1946年4月22日同马歇尔的会谈中，周恩来指出：“历史上东北的游击战是有过很大的发展的。在九一八以后到抗战以前，东北的游击战在中国是十分有名的。抗战爆发之后，东北的游击队削减了一些，但直到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日本的报告仍不能不承认其有广大的活动。同时，八路军这时早已开到了辽西，建立了冀热辽根据地。在日本投降之前，东北的西部便有了八路军，其东部和北部仍有打散了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的数量虽不大，但有着很大的潜势力。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们缴获了许多枪支，解放了广大的人民”。

    朱德统计东北抗战的一笔经济账

    和毛泽东、周恩来一样，朱德也一直关注和领导着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在1938年著作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一书中，朱德充分肯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瓦解伪军的经验，并作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参考借鉴。他指出：“在东北，许多被迫做了伪官的人，暗地里资助游击队的也很多……抗日游击队为着全体中国人的利益斗争，它是能取得全体同胞（除了汉奸托派以外）的拥护和援助的”。当年5月14日和8月3日，朱德和彭德怀两次联名致电彭真和聂荣臻，指示：“开辟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在辽宁、热河一带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呼应配合行动，向东北发展，以便将来日苏战争爆发后，八路军配合作战和取得补充”。

    在关于东北抗战的论述中，朱德尤其注重东北抗战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和意义。他赞誉说：“所幸东北同胞，组织了数万人民革命军和义勇军，不让日本强盗在那里安然开发资源和利用市场。相反地，日本强盗为了维持东北的‘治安’，却要派极大的军队，耗费了许多有生力量和每月数万万的军费”。为此，朱德算了一笔细账：自“九一八”至1932年3月辽吉黑三省全部沦陷，由于蒋介石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导致日军在东北长驱直入，军费开支不过3000万日元，“而为了对付东北的游击战争，却要花更大的军费”，总计自“九一八”至1937年3月，东北人民5年半的单独抗战，已消耗日军军费11亿日元。

    也许人们还不太明了“11亿日元”这个数字的含义，那么就请看一看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吧。据该书记载，日军的军费消耗（取其整数）分别是：甲午战争2亿日元、日俄战争15亿日元、第一次世界大战8亿日元。对比之下，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亚洲最为强大、在世界也属一流的所谓“大日本皇军”，与几乎手无寸铁的东北人民作战6年，其军费开支竟然超过甲午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和，超过在二战前最为“碰硬”的日俄战争军费开支的百分之七十。仅此一端，足见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成绩之惊人。其意义也正如朱德所言：“东北的数万人民革命军、义勇军经常牵制着数十万日伪军，使日伪在东北的统治不能稳定，使日寇很困难甚至无法榨取东北的资源……最大限度地疲困敌人……使其前线不能得到补充，战地又无以征发，而失去其长期战争的能力”。

    据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档案记载，1938年，朱德曾向老战友周保中发出密电密函，但被日军截获，日军据此认定：“周保中与中共党干部八路军军长（原文如此——引者注）朱德，有同在滇军讲武堂之密切关系，且至今仍有深交”，标志着“中共八路军对抗联一贯重大关怀”。1941年10月27日，朱德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的报告《建立东方各民族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以《论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为题专设一节，成为迄今为止中共党史上规格最高的抗联工作报告。1942年9月18日，《解放日报》刊发朱德撰写的纪念社论《勉东北同胞》，赞誉：“东北抗日义勇军曾经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条件下，前仆后继，奋战不息……这些辉煌的行动，已为我们民族留下了坚决勇敢的模范，指示出继续前进的道路”。据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记载，该文也曾传达到东北前线，并被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和抗联教导旅小部队印成传单散发，对激励东北人民的抗日爱国斗志发挥了重要作用。

    瞿秋白——14年抗战文艺第一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牺牲的数百万先烈中，瞿秋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还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任职最高、“颇得到列宁的爱重”的领导人，是唯一与列宁、孙中山合影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唯一题词作序的革命先烈，“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中，有相当一部分记述着白山黑水、记述着东北抗战。

    早在“五四”前后，瞿秋白的文章就已流传到东北，对启发东北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爱国意识发挥了一定作用。1920年10月，瞿秋白赴苏俄考察途经东北，经停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其中在哈尔滨逗留50天。亲身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奴役和张家奉系军阀的横征暴敛。感受到“日本……其志不小，竭力想吞并满蒙”的侵略野心。大声疾呼：“日本人既如此处心积虑扰害东三省……中国当局长此因循苟且漫不经心，事权既不统一，交涉处处失败，满蒙前途更不堪问矣……愿国民留意焉”。

    就在瞿秋白一生中唯一一次东北之行中，还有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经历。这就是“钱”。当时的东北，已经和全中国一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且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已经俨然成为“主人”。因此，瞿秋白每天与之必须打交道的钞票，就不能不是他自己记述的那样：“到沈阳之前已不能使用中国银行的钞票，要换日本、朝鲜银行的钞票；乘坐去长春的火车，须换俄国卢布买车票；过了长春，必须使用哈尔滨银行钞票或日本的钞票”。还没有走出自己祖国的疆界，瞿秋白就已经亲身体验了“国将不国”的痛苦滋味。无独有偶，十年后，1931年2月，张闻天和杨尚昆从苏联回国去上海，从绥芬河入境经停东北，也经历了同样的一幕，当时党组织为他们准备了三种货币，就是在哈尔滨使用的“哈大洋”纸币、在长春至大连使用的日本“金票”，以及进关后使用的“国民政府”的银元。直到60多年后，九旬高龄的杨尚昆回忆起这一大堆“花花绿绿”，仍然难掩心中酸楚：“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状况，怎不令人痛心！”当然，杨尚昆也是值得欣慰的，因为正是他和他的战友们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才结束了那个不堪回首的时代，并且他还是亲眼看到胜利的一位战士。

    10年之后，“九一八”的炮声，证明了瞿秋白不幸而言中。这时，正如前文所言，瞿秋白和周恩来一样，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悬赏通缉和党内米夫-王明集团“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夹攻之中。但瞿秋白也和周恩来一样，孜孜于国家兴亡、人民祸福，毅然承担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重任。瞿秋白的工作主要侧重于文化宣传。他时刻关注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野蛮暴行，痛恨国民党当局的无耻卖国，坚信东北人民必将如同法捷耶夫在《毁灭》中记述的莱奋生游击队那样，在艰苦的斗争中赢得胜利。为此，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要有满洲的“毁灭”，毁灭的可并不是满洲。
    而是一切种种的猎人，一切种种的猎狗！
    只要看看中国这片土地上，已经有过这里那里的毁灭，
    可是“莱奋生”旗帜的飘扬，正在开展着全中国的“毁灭”。
    夺尽指挥刀，掉转机关枪，
    冲锋罢，看究竟是谁的毁灭！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苏联代表团团长，正是以《毁灭》和《青年近卫军》教育了几代中国人，受到毛泽东、鲁迅、瞿秋白高度评价的法捷耶夫，而开国大典时的俄语翻译，正是瞿秋白和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唯一遗憾的就是，瞿秋白没能亲眼见证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究竟是谁的毁灭”。

    在和鲁迅一起领导革命文化活动的斗争中，瞿秋白特别注重深入群众，“提醒几万万人的精神，齐心起来救国”。广泛通俗地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号召：“穷人顶要紧呀，万众一条心，对内对外革命才赞成呀，有志来加入义勇军，驱逐国贼幸福过光阴”。他的夫人杨之华忆述：

    特别是当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他竭力主张应该抓住这种时机，组织作家深入群众，改变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在亭子间里搞文学的状况，掀起大众文艺运动。他在一次“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引者注）的一些党员作家的会议上，专门谈了这件事，希望大家切实开展这个运动。“左联”就开展组织作家深入生活的工作，分了几个小组，到工厂中去。秋白也冒着危险，秘密地去老城隍庙听说书演唱，了解情况，写了一些大众化的作品。如《十月革命调》、《东洋人出兵》、《上海打仗景致》、《可恶的日本》、《英雄巧斗献上海》等。这些作品印成传单式的小报，散发给群众。

    在上述所有作品中，乱来腔散曲《东洋人出兵》影响最大。全诗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狰狞嘴脸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丑行，该诗发表于1931年9月28日，是目前有据可查的中国共产党14年抗战中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抗日文艺作品。号召“现在除出一班卖国的中国人，大家都要起来大革命……革命才能打退日本人”。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东洋人出兵》被收入《革命烈士诗抄》。萧三在序言中对该诗予以高度评价。1933年日军入侵热河、国民党军阀汤玉麟不战而逃，瞿秋白又作《“平津会”杂剧》以讽之：“连台好戏不寻常，攘外期间安内忙。只恨热汤滚得快，未敲锣鼓已收场”。

    在上海严酷的白色恐怖下，瞿秋白一直关注着江桥抗战，曾提议撰写一部以江桥抗战为主题的《马占山演义》。他指出：“《马占山演义》，要真能够写得像《水浒》那样好，并不见得比写一些意象派的诗来得容易，而且一定比意象派的诗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后此事未能实现。在《沉默》一文中，瞿秋白还援引上海《社会日报》的报道，记述了日军在江桥前线对反战士兵的血腥屠杀：

    日兵中有受日本全国劳动协会暨共产党……各机关报之感触者，——该机关报刊载反对侵略满洲之论文，并谓出兵为进攻苏俄之前阶——以为抛妻别子为谁战争，为谁侵占满洲，故一部分兵士，于进攻马占山时，主张怠战，……旋日军于下令进攻大兴时，驱此二三百名日兵为最前线，而白川大将竟密令亲信兵士，在后用机关枪扫射可怜此二三百名日兵，均遭残杀。

    这场屠杀的指挥者“白川大将”，就是历任日本内阁陆军大臣、关东军司令官、军事参议官的白川义则，这个刽子手曾指挥过镇压郭松龄起义和制造“济南惨案”，并参与策划蒋介石背叛革命。1932年“一二八”战争期间，白川义则又指挥日本侵略军屠杀十九路军将士和上海人民。同年4月29日，在主持上海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庆祝日本天皇生日阅兵式时，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金九指派的志士尹奉吉将其炸成重伤，5月26日毙命，落得“乘军舰而来，躺棺材而去”的可耻下场。

    在上海从事抗日宣传期间，瞿秋白还曾派遣田汉、聂耳等共产党员到东北，实地采访义勇军战士，收集资料。在瞿秋白主持下，田汉、聂耳以义勇军创作并传唱的抗日歌曲为基础，创作了永垂千古的《义勇军进行曲》，随后，瞿秋白又通过他在共产国际的关系，请法国进步人士为之配音录制，很快风靡全球，同样遗憾的是，瞿秋白、聂耳，以及在抗联第一路军中组织学习传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杨靖宇，都没能听到开国大典奏响的国歌。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瞿秋白的理论著作《社会科学概论》和《中国向何处去？》也对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无数热血青年通过学习瞿秋白的这两部著作，认清了国家和个人的前途所在，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心，走上了革命道路，李范五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杨沫在其名著《青春之歌》中，写到林道静向她的闺蜜、刚刚参加革命的王晓燕推荐学习书目时，也写道：“你可以看一看瞿秋白的《中国向何处去》”。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扩大）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瞿秋白“是当时党内有威望的领导人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九一八”后瞿秋白的抗日宣传，作为他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

    1934年2月，瞿秋白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并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编辑工作。在此期间，瞿秋白坚决贯彻毛泽东“经常不断地揭露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瓜分中国、屠杀和榨压中国民族与国民党出卖中国、污辱中国民族的事实，激励起全体红色战士对日宣战的热忱与勇气”的指示，厉行国难教育，向苏区军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介绍包括东北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坚定苏区军民抗日必胜的信念。期间，瞿秋白还“不断地在苏区的报纸上发表反日救国的民众读物，以期发扬人民的救国热忱”，其中以《中国能否抗日》一篇最为系统和著名。全文以维嘉笔名，连载于1934年6月23日至7月7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206、207、208、209、211期，1985年成为《瞿秋白选集》的终卷篇。

    在《中国能否抗日》一文中，瞿秋白赞誉：“两年来东北义勇军在日本帝国主义武装镇压下长期的浴血斗争”，与“一二八”上海抗战和台湾高山族人民雾社抗日起义一起，“已经是每个革命工人和农民所不能忘记的史迹”。成为中国人民有能力抗日的切实证明：“在东北，日本帝国主义收缴了民众三百一十万枪支，到现在满洲还在普遍爆发着反日的血战，可以想见中国武器散在民众中的有着惊人的数量……三四十万人的东北义勇军，继续不断的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使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屠杀完全失去了作用，这是一个极好的证明”。

    在《中国能否抗日》一文中，瞿秋白还公布了通过秘密途径获得的日军1933年兵力部署，据瞿秋白公布的数据，1933年日军总兵力25万余人，在台湾、朝鲜各驻扎2万余人，“驻在满洲的关东军原有二万余人，‘九一八’事变后又增加了三万多人”。在分析中日两国武装力量的基础上，瞿秋白指出：“根据这些材料，在数量上比较起来，中国有十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兵力。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有着精良的器械，但是战争的胜败不完全决定于器械，而决定于使用器械的人，这是很明显的”。此后，周保中在1947年撰写的《彻底粉碎二满洲》和1960年撰写的《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概况》中，均认可关东军总兵力至1933为5-6万人。

    在《中国能否抗日》一文中，瞿秋白以毛泽东、朱德提出的工农红军北上抗日五大纲领为指导，从军事、经济、组织等各方面，论证了抗日斗争胜利的必然性，呐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们‘有力抗日’！”

    1935年2月24日，在向上海转移的途中，瞿秋白不幸落入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他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劝降说客：“当前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是抗日。日寇亡我东北，现又入侵华北、胶东，你们不去抵抗，却在这里空喊为国效力，前途何以之有？……你们所谓的对内力求统一，对外忍辱负重，实际上就是要把抗日的武装消灭掉，把抗日的组织解散掉，把人民抗日的热情压下去，让日寇肆无忌惮地蹂躏中华！对于你们的这种亡国灭族的做法，广大不愿做奴隶的人民是绝不会答应的！”。

    在115天的狱中斗争期间，瞿秋白始终以抗日救国和共产主义事业为念。为“已经知道了红军西征北上的成功”而放声大笑、豪情满怀；看到报纸上登载的日寇屠杀东北人民和入侵华北、国民党当局签订卖国的《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的消息，瞿秋白“辄作不快状态，似有不胜其愤怒者”。

    瞿秋白和方志敏先后被捕后，宋庆龄、何香凝、鲁迅、蔡元培、许寿裳、茅盾、柳亚子、郑振铎、陈望道、于右任、孙科等多方营救，共产国际和世界进步人士也竭尽全力。实际上，早在1931年5月，共产国际就决定调瞿秋白（斯特拉霍夫）去莫斯科，重新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被王明、米夫以不正常手法“顶包”。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一旦瞿秋白和方志敏被营救出狱，势必也和季米特洛夫一样，会立即被送往莫斯科，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直接领导东北抗日斗争。日本法西斯对此极为惊恐，必欲杀害瞿秋白和方志敏而后快，遂一再向蒋介石施加压力，扬言“蒋久囚瞿某不杀，殆将为他日联共地步”。早在1931年就以“指挥各地赤匪扰乱治安，图谋危害民国，逆迹昭著”罪名悬赏通缉瞿秋白的汪精卫，立即亲批犒赏刽子手10万银洋。大革命时期就受到瞿秋白严厉批判的国民党右派头子、一贯亲日的戴季陶也极力鼓吹“秋白死有余罪，系狱过久，徒招友邦烦言”。蒋介石遂于6月2日下达手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日共同防共”，就此又欠下人民一笔永世难偿的血债！

    在看到蒋介石亲笔电令后，瞿秋白对刽子手“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谬论嗤之以鼻，留下了掷地有声的遗言：“自东北沦亡，日寇魔爪伸入华北，全国垂危！有志之士正揭竿而起，奔走呼号，如尚有人性和天良的当权者，应该准许并积极发动和组织人民，捍卫国土抵御外侮。这就是当前中国的时务！”

    1935年6月18日上午10时，在福建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震撼天地的国际悲歌直上九霄，瞿秋白昂首挺胸，“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瞿秋白要求给自己五分钟时间，慷慨激昂地向围观群众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号召团结抗日、收复失地，“勿令大好河山为蒋贼所卖”。围观群众和行刑队士兵听闻，放声大哭，有群众高呼：“留着子弹打鬼子，不要杀抗日的自家人”，刽子手见势不妙，不等瞿秋白唱完《国际歌》便乱枪齐射。瞿秋白，这颗升起于江南水乡的“中国无产阶级光芒万丈的天才巨星”，在八闽大地放射出了36年灿烂人生的最后光华。50天后，1935年8月6日，方志敏也在南昌下沙窝刑场上，以一腔热血浇灌了他为之奋斗的“明媚的花园”。

    瞿秋白和方志敏先后就义的噩耗传出，举国同悲，世界震动。《八一宣言》赞誉他们是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在陈云主持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出版了《民族英雄方志敏》和《殉国烈士瞿秋白》两书。这两本书传到东北后，均被东北抗日联军定为树立民族气节和革命斗志的教材。杨靖宇主持抗联第一路军举行了方志敏追悼大会，周保中在日记中记载了抗联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参谋长陈龙、第四师师长崔贤、第六师师长金日成）组织学习方志敏事迹的情况。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政委、建国后担任水电部副部长的冯仲云撰文《共产党员在敌人面前》，号召抗联战士以季米特洛夫、方志敏、赵一曼为榜样，“本着共产党员的真正革命的精神，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不惜流血的向前迈进。一息尚存，誓死抗日，使我大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呈现灿烂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