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光环背后的辛酸和苦难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邓星光，一位复转退役老兵，用军人的刚毅跋涉在公益事业上。身上的成就与光环，掩盖着鲜为人知的艰辛。

    2019年建国70周年，国家主流媒体以“邓星光，一位主动撘起社会责任的复转军人”为题，对他的事迹作了较全面的报道，让人震撼。今年“八一”建军前夕，笔者有幸跟踪和采访了这位退役老兵，从另一个角度挖掘出一些他背后的故事，这位戴着诸多光环的公益老战士，原来也是肉体凡胎，有着与常人一样不可避免的坎坷、困境、屈辱和，在人生舞台上，扮演着常人不能理解的角色：为中国水危机吹哨到为艾滋儿童呐喊，倾其所有。社会责任与军人情怀，促使他义无反顾不停的在公益路上挥洒热血。
于是，我用颤抖的笔尖，记录了这次谈访。

2021年7月23日，邓星光从成都乘普列硬座到长沙，在车上每餐都在吃方便面。

    身无半亩 心忧天下

    笔者：我们看到了您在朋友圈发的一张在老家的照片，您身后有一栋破旧的危房，听说这是您的老宅，是您在老家唯一的房产吗？

    邓星光：是的，这是我的老宅，40年前是从这屋里走出去到了部队，入伍后因为学习和训练都十分刻苦，要求进步，在部队顺利入党升学提干，按我们那个年代的说法，就是跳出了农门，不用再干农活，让人羡慕。我有一个哥哥，在老家另外修了房子，不再用老屋，按当地农村传统习俗留给了我，因我青年时代参军入伍，在部队发展，所以，在老家没有田地，这处老屋就应该是父辈留给我唯一的财产，成了儿时永久的记忆。现在村里人都在外面打工，都回来修新房了，有的还建了小洋房，我也想翻修一下，但是经济条件始终不允许，我那有限的资金，得用于无限的公益事业，只好先放放。一晃几十年，房屋快倒塌了，我还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修复它，因为，有更多的人和事需要我去帮助，需要我去呼吁，平时回来看老娘只有住哥哥家。

    笔者：现在很多农村人也选择在城里买套房，觉得城市生活方便，那您有没有选择离老家近一点的县城或省城里买房呢？

    邓星光：没有，我定居在江苏昆山，20多年前曾买了个150平的小庭院，连体式的，当时不贵，每平2000元左右，后投资文化产业抵押变卖了，全家人只好一直租房住，直到2年前，因为孩子都大了，面临要结婚了，迫不得已一家人凑个首付，才算给孩子有了个栖身之地。但就这一套唯一的栖身之地也是孩子的，我只是帮助了一点，因为付银行房贷一定要有父亲连带担保，所以，因为我的负债，孩子唯一的住宅房也是被冻结了的。我亏欠家人和孩子太多，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家产和存款，做为父亲，我是有愧于这个家庭和孩子的。

邓星光老家这栋已经被列为危房的老宅是他今生唯一的财产

    从为水危机吹哨到为艾滋儿童呐喊，他呕心呖血，倾其所有

    笔者：您是什么时候进入影视行业的?

    邓星光：如果从编剧搞创作开始，应该是2008年吧，做影视我完全是门外汉，当初也不是为了进影视行业，只是想通过电影这种宣传形式和载体，来分担社会责任，唤起社会民众重视对水环境的保护。

    笔者：2010年《环境教育》有一篇写您的文章,题目是：邓星光，电影《河长》的始作俑者，《河长》应该是您的处女作吧，当时怎么想到要创作和拍摄类似比较敏感的环保题材？

    邓星光：创作“河长”的灵感来源于2007年太湖蓝藻水污染事件，当年应该是影响很大的水污染事件，“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这首歌千古传唱，但是，由于过度开发和工业污染，美丽的江南水乡已不再美丽，“守着太湖没水喝”已经成为生活在太湖沿岸老百姓的痛点和讽刺。部队锻炼出的刚毅，让我这双握枪的老手拿起了笔，对水危机吹起了哨。中国的水环境被无节制的破坏，跟政府治水体制问题有关，为了地方经济发展，不从根本上找原因，不断污染环境，也不断治理环境，劳民伤财。九龙治水，实际上是群龙无首，隔靴搔痒。我推出作品《河长》，所倡导的就是要把水环境治理落实到党政一把手的水治理责任制向全国宣传推广，只有解决好治水体制机制，才能真正形成水环境治理的合力。

    遵照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2017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全面实施河长制这5年的实践来看，水质得到了明显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当年的“河长”作品只是为中国水危机提前吹了哨，为全面推行河长制吹响了号角。

2010年5月，《环境教育》杂志社对邓星光和电影《河长》拍摄组作了专访

    笔者：《河长》是您的处女作，这个作品后来获得了那些效益，当然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邓星光：我先说一下经济效益，这部作品当年投资花了约700万元左右，那年代说环境话题很敏感，加上一些其它原因就没有上院线公映，2011年环保部（现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下发了个通知，内部组织观看，基本上是公益和免费。后来央视电影频道以最高评分最高价（当年最高是110万元）收购了，当然，离回收成本还差一大截，因为亏损，我也把唯一一套房子押进去了。可是，几年后的环保题材电影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政府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力度和民众的环境意识的提高不可同日而语， 记得 6年后上映的环保主题影片《美人鱼》剧中也有当年我创作《河长》如出一辙的经典台词：如果连一滴干净的水都没有了，我们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该片因环保主题鲜明触及了人们的心灵加上良好艺术口碑最终拿下35亿票房，创院线电影历史新高。所以，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成了牺牲品和马前卒，做环保也是要有献身精神的。当然，值得庆幸的是，在2016年底，习主席做出了英明决策，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全面实施河长制”的号令，此后，“河长”从此走进公众视野，更进一步深入人心，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央视还是参与水环境治理的有关部门，依然在结合当前实践组织和观摩《河长》影片，所以，如果从作品的影响力和社会效益来看，我是觉得颇为欣慰的，个人得失与初心相比，在这里产生了平衡。

2011年1月，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下发了《环保电影<河长>全国宣传推广方案》

    笔者：2019媒体的一篇报道：“邓星光，一位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的复转军人”，其中也介绍了您的第二部作品《爱你的人》，讲述了你几年如一日，又投身到关爱艾滋儿童的公益行动中，您能具体回顾一下您创作这部作品的灵感和拍摄过程吗？

    邓星光：这个作品初期创作名叫《杜鹃花之恋》，也是被一个真实故事打动了我，故事发生在我国西南某贫困地区，当地因毒品危害而带来艾滋病高发，有一个女大学生一次意外遭遇强暴，后查出强暴的嫌疑犯是个艾滋病患者，让这名花季少女雪上加霜，在其痛不欲生的时候又遭同学们的冷淡和歧视，后来，这名大学生在无路可走的情形下，去了一所艾滋儿童学校，名义上是支教，实际是为了逃避，当来到这个特殊的群体中，她被这群命运多舛的孩子所感动，但当她被确认没有感染艾滋后，她最终放弃了继续上大学的机会，留在了这群孩子身边，与这群艾滋儿童同艰苦共患难。是因为这名女大学生的故事触动了我，因此，就开始了我的第二个作品的创作和拍摄，没想到，一扎进去又是5年。

    笔者：谁都知道艾滋病人是高危人群，每个人都谈“艾”色变，据说，您为了创作和拍摄这部作品，5年间你跑遍了全国所有的艾滋孤儿学校和机构，其间还救助了不少艾滋儿童，请问你在接触这些艾滋病群体的时候，你不害怕吗?

    邓星光：说完全不害怕，那是假的，刚开始和这些孩子接触，非常紧张和小心，全身都起鸡皮疙瘩，毛骨悚然，但是，时间久了，和他们熟悉了，加上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也完全了解后，就没有这种恐惧和害怕了。

邓星光（后排左3）与安徽省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会儿童活动中心孩子们在一起

    笔者：你在这5年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邓星光：人只要健康和好好活着，其它都是小事。

    笔者：据说，这部《爱你的人》也是小成本电影，为什么要耗费5年时间，这5年间你又遇到了那些困惑？

    邓星光：在创作时我就花了两年时间，这两年我跑了全国18个省，而且我是一边创作，一边设法去帮扶救治这些重病的孩子，拍摄也花了一年多时间，大部分地方政府不让我们在当地拍摄，说如果宣传出去有艾滋病会影响当地发展经济和旅游业，如果被发现当地就会派警察来驱赶我们，所以，我们只能断断续续和偷偷摸摸拍摄，当然，遇到的最大的困难还是拍摄资金不足，记得剧组在凉山拍摄时，一名西班牙志愿者莫尼卡老师带着一群艾滋儿童，眼看断粮没钱买菜了，我就把剧组仅剩的5000块钱生活费留给了他们，其实，我们剧组当时也已经快断粮了，但是，艾滋病儿童家庭基本上父母都过世或离异了的，只留下老人和艾滋病儿童，只要遇到特别困难的家庭，我们慷慨解囊，先帮助这些老人和儿童，和他们相比，我们无论如何也有能力维持生计，所以，我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如“坤坤”家，“莎莎”家等等，所以，这个过程特别艰难。

四川凉山来自西班牙的志愿者莫尼卡（后排中）和艾滋儿童们在一起

2015年1月摄制组在艾滋病儿童“坤坤”家拍摄时我们给给其爷爷奶奶的捐赠。

2016年6月摄制组在艾滋病儿童“莎莎”家拍摄时给其爷爷奶奶的捐赠。

    笔者：那这部作品的投资和产出又是什么结果

    邓星光：2016年上院线公映了，票房不到200万元，但为了能上院线公映，宣发费加上物料以及路演等就花费近500万元，而200万元票房我们没收回一份钱，按票房常规分成比例，版权方应得百分之37左右，也就是我们应得五六十万元，后被宣发公司截留拿走了，最后说我们还欠二十万物料款，全国成千上万影院，我们那里知道投放了多少物料，发行公司又与院线和影院沆瀣一气，环环设套，层层扒皮，所以，影视行业水太深，尤其是小公司和小成本电影，根本搅不动这口大染缸。

    笔者：那这么说《爱你的人》又成了没有任何经济收益的纯公益片了。

    邓星光：也可以这么说吧，所以，当初有两家支持影片宣发的投资公司的投资几乎打了水瓢，包括前期拍摄的投资，全部亏损我都揽在个人身上了，我本来是一片好意不让支持我的朋友们承担投资亏损的风险，本来是共同投资理应共担风险的事，但投资人不领这个情，反而变本加厉，而且大部分投资人趁机一纸诉状先告到法院，或者不择手段地追讨，直至把我推向一个“负债人”无穷无尽的烦恼深渊之中。反正到目前为止，所有通过法院的经济纠纷全部都是项目投资款，如果从在商言商的角度来看，我也可以巧妙脱身，但我现在所背负的债务完全是因我的所谓“勇担责任”和善意所至。这部影片后来在央视电影频道卖了50万，反正我不拿回一分钱，这笔款付了厦门一家公司30万和江西吉安一家公司20万，但这只是杯水车薪。

    笔者：对这二部作品你自身做何评价？

    邓星光：从公益和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是成功的，不算是小手笔之作，保护水资源，呵护生命，至高无上，这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但是，投资者是商人，是企业家，商人是逐利的，俗话说无利不起早，我也懂得投资风险共担的基本道理，但我做的不是纯商业项目，社会效益才是主体，我的作品是我个人的公益情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但我不能绑架别人和我一起做公益，自然无需他人替我个人的情怀买单，我不能让投资人在我的项目里亏损，所以，再苦再难亏损也只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道理就这么简单。当然，中国也有很多具备社会责任感及无私奉献的企业家，他们有博大的胸怀与家国情怀，他们随时都在为公益事业作出无私奉献，是我学习的榜样。

    为讴歌和平，再谱新篇

    笔者：听说你之后又在圆你的第三部电影梦，为什么想到要创作拍摄芷江受降这个题材？

    邓星光：从1840年雅片战争开始直到1945年，日本在芷江投降那一刻应该是中华民族真正雪百年耻辱的历史记忆，中国的抗日剧多如牛毛，但我认为，抗战十四年，最美的记忆是日本投降，所以，为了和平，为了民族自信，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就决定创作拍摄纪录片《日落芷江》和院线电影《芷江！芷江！》这个鲜为人知作品。

    笔者：在第三部作品的创作和前期筹备过程中，又有哪些让你难以忘怀经历和记忆？

    邓星光：这个作品的创作大约花费了两年时间，到2018年下半年本来计划要开拍了，万万没有料到崔××曝光范××阴阳合同事件后，接连税务风波让整个影视行业雪崩式塌方，影视项目几乎全部叫停，成千上万影视公司倒闭，萧条一年多后，当娱乐圈还没缓神过来，接踵而至的疫情打击又让影视行业雪上加霜，全国院线又是停映了大半年，在这样的天灾人祸面前，谁都无回天之力，我们也只能暂缓下来，没想到一停就差不多三年，前面说了，以我的性格是决不让投资人受损的，我同样将所有投资人的投资和股权全部揽下，两年多来从编剧创作到立项报批，再到招商考察接待以及主创和演职人员签约预付的订金等全部算在我个人头上，我与之前股东签下股权转让协议，所有前期投入又等于全部算在我一个人头上。但是，因长时间没有收益无法兑现退回股金，这批投资人同样借股权纠纷诉讼至法院，当然，法院自然是判令我接受股权和退还股金，所以，在困境面前抱团取暖只是一句空话，只要涉及利益，道义和善良在部分人面前是不值一提甚至可以随意践踏的。

    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我有责任和义务担当重担，不能因个人得失丧失本能，即使负债，被误解，上失信，被限高，还有来自其他方方面面打压，我依然会勇往直前，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履行我的诺言。

    笔者：面对这么多困难和挑战，这部作品大概什么时候能完成与观众见面？

    邓星光：纪录片《日落芷江》已经重新起航，按正常进度应该在明年暑假能上映，院线大片《芷江！芷江！》的拍摄计划目前还没有，我当前首先在发起成立“湖南芷江国际和平发展基金会”，沿着习主席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理念和中国主张来助推芷江的国际和平文化，等时机成熟了再启动，保守一点说的话，力争2025年抗战胜利80周年，我们再交一份更好的答卷。

    笔者：好的，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