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贺关结缘 二六会师

    贺龙率领红三军团在洪湖老区，当时的关向应是作为中央代表在红三军的湘鄂西进行“肃反”调查的。一开始，关向应对贺龙不是很了解，只听说他“军阀作风严重，个人主义，拉帮结伙，山头思想”。所以，一切工作都依照夏曦的安排，在“肃反”中站在中立。而他根本不知道夏曦是何许人也？只晓得夏曦是毛泽东的同学，曾参加湖南革命运动，一九二一年入党，和关向应同年到莫斯科学习过，并是湖南省委书记，但根本不了解其人。

    肃反早在洪湖时期就开始了。这时主持中央分局工作的夏曦以抓“改组派”为名，在根据地大搞肃反扩大化，一直杀了几个月，杀掉了几千人。洪湖县区干部几乎杀光了，红三军中有的连队前后杀了十多个连长。当时贺龙被排挤在肃反委员会之外，在非常时期，关向应立场坚定，不盲从。夏曦是中央代表，关向应也是中央代表，而夏曦是只想把洪湖根据地搞垮，整天坐在上面想着法子把党的干部整死。可关向应政委一有时间就下连队到干部战士中间去了解情况，而且他一直坚决支持贺老总。然而，王明的“左倾路线”还是暂时占领政治的上风。可就在这“内忧”时，“外患”也降临。

    蒋介石亲率五十万大军向各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进攻湘鄂西的兵力就达十万以上。贺龙、关向应主张摆脱正面进攻之敌，将优势兵力集中到外线作战，寻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进攻。在分局召开的会议上，关向应积极支持贺龙制定的具体作战方针，提出：“这样做不但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而且可以打开湘西北的斗争局面。”很显然，这些意见是符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中央苏区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斗争经验的，但却遭到了夏曦的拒绝。夏曦只让贺龙、关向应率五个团出击襄北，把大部分兵力留在襄南分兵把守，使得红三军失去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

    八月底，关向应与贺龙一道率领五个团出击襄北，刚刚渡过汉水，东线敌军便冲进了洪湖腹地。贺龙听到这一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关向应劝他：“难过没有用，唯一的办法是组织突围。我们不能把你千辛万苦带出来的这支队伍丧失在洪湖！”于是，他们俩人率领出击襄北的五个团退出洪湖，一路上与前堵后追的敌人拼死搏斗，到九月底突围至襄北大小洪山一带。夏曦也率领根据地的其他部队随后赶来会合。但他们撤离洪湖地区时，没有进行必要的善后工作处理。当时苏区数千人留在洪湖地区，处境十分危险。关向应知道后，马上同贺龙商定，派贺炳炎和宋盘铭率骑兵部队，杀回洪湖，将三千多干部群众带出敌人封锁区，使他们免遭了敌人的血腥屠杀。洪湖根据地的丢失，红军不得不经湖北、贵州转战在湘鄂西一带。原来的几万人马只剩下五千多人。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经常是“有枪无子弹，有锅没有饭”。但是，红军指战员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脚穿草鞋，身披被单，风餐露宿，同敌人周旋，伺机歼灭敌人。战斗间隙，战士们就和领导一起讲战斗故事、唱歌、下棋，官兵同乐，虽苦犹甜。

    他们走湖北的利川市，在毛坝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会议由贺龙主持，主要决定三件事：一是恢复根据地和整顿红三军；二是攻打一个县城以便休整部队；三是停止“肃反”。会上只通过了建立根据地，而整顿红三军和停止“肃反”没有通过。

    夏曦以党派代表身份表示反对。他说：“红三军必须整顿，部队要坚决清党。把来路不明，出身不好的军党干部该杀就杀，该开就开，纯洁军党队伍。”

    贺龙反对，但无济于事。夏曦当时就说：“你贺龙就是军阀作风，也要认真改过。”

    贺龙说：“我大路不走钻刺蓬，脱了马靴穿草鞋，就是为了干革命。”

    听了贺龙的发言，关向应更加支持贺龙的观点，但还是被夏曦说成“右倾分子，非常危险”。会议没有到达贺龙和关向应想象的效果。

    之后，夏曦不顾贺龙、关向应等反对，第二次又在毛坝开会，会上夏曦不折不扣的宣传王明的指示：要求加大“肃反”力度，解散原有的党、团组织，创造新的红军团等。在会上，贺龙、关向应、段德昌、宋盘铭坚决反对，会议再一次无果而终。散会后，夏曦背地里解散了原有的党支部、团委会和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三人半党组织”，因卢冬生只是党委派的联络员，只算半个。

    红二军团成立后，虽受到中共中央“左”倾路线的严重影响，但在贺龙、周逸群、关向应等一大批有实战经验的领导者的努力下，抵制了夏曦的极其“左”倾的错误作法，夏曦还勉强接受贺龙、关向应的某些建议，所以仍然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然而，很大一批军事指挥者，都在“左”倾路线中，受到严重迫害，有的被折磨而死，有的被“莫须有”的罪名而杀头，而在夏曦“肃反”运动中，最受其害的当属红三军九师师长段德昌了。

    段德昌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是一位功勋卓著、威震敌胆的著名红军将领。一九三三年三月，夏曦秘密指派“肃反”人员，以莫须有的罪名，背着关向应和贺龙，将其逮捕。

    关向应和贺龙得知后，立即找到夏曦。贺龙指着夏曦的鼻子质问：“你有什么权力捉段师长？你必须立即把他放了！”

    夏曦说：“我是中央派来的党代表，我有这个权。”关向应理直气壮地同他争辩：“我也是中央派来的。贺龙是红三军军长，我是政委，军队的党还存在，你没有操纵军队的权力。”为此，双方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争辩会连续开了两天。

    会上，贺龙气愤地拍桌子，质问夏曦：“七师、八师干部都让你杀光了，已经没有战斗力了。现在只有九师还有战斗力，你又要把段师长杀了，你是成心要把红三军搞垮呀！”

    关向应也说：“段师长是我们红三军中唯一的一位英勇善战的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参加北伐战争的著名将领。他与贺军长、周逸群等同志一起创建了红三军。你们要杀掉他，是违背军心、民心的。我们要做的是，立即把段师长放了！”

    贺龙又指着夏曦的鼻子说：“你这是在帮敌人的忙，替敌人做了敌人做不到的事情。”

    夏曦并不示弱，指着贺龙说：“你是站在敌人立场上说话！”

    关向应说：“如果你说贺龙是站在敌人的立场上，那我更是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因为国民党的报纸不是骂贺龙是土匪，我关向应是共匪吗？”

    关向应知道，夏曦这个人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便灵机一动，提出一个方案：“我们苏维埃政府是有法律的。必须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来审查段德昌，让代表们表决。个人说杀人，那是不行的。”因为关向应知道，地方的干部已被杀光了，部队里的代表是没人会赞同杀段德昌的。他要通过苏维埃代表的力量，来挽救段德昌的性命。

    在苏维埃代表会上，关向应与贺龙以军党代表身份，旗帜鲜明地表态反对杀段德昌，强烈要求立即释放段德昌，受到大多数代表的拥护。

    此时，欲置段德昌于死地的夏曦拿出一份通过王明伪造的段德昌在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投靠国民党的“罪证材料”。关向应和贺龙傻眼了。党中央的材料放在眼前，谁还敢怀疑？

    段德昌被杀前，悲愤地说：“希望全党团结起来，再也不要互相残杀了。”

    关向应不忍心看到自己的战友惨死，含泪离开了刑场。段德昌师长牺牲的时候，年仅二十八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将第一号烈士证书颁发给了他的亲属。

    另一个就是柳直荀。湖南长沙人，参加过南昌起义。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军团前敌委员会委员，兼任红六军政委。是李淑一的丈夫。毛主席的诗词“答李淑一”中，“我失娇杨君失柳”的柳就是指柳直荀。被夏曦残害在湖北的监利，时值三十四岁。在临死之前他对同志们说：“请把我的问题搞清楚之后，再把我的死讯告诉我的妻子，告诉她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毛主席深知柳直荀的信念，为柳平反说：“他是党的忠实战士。”

    由于夏曦坚持按照王明的错误路线办事，致使红三军在鼎盛时期的五万多人，经过“肃反”，作战牺牲，吓跑等只剩下了四千多人。在他的操纵下，共“肃反”四次，其中一次就杀害同胞战友一万多人，把整个洪湖变成了“红湖”。一半被枪打死，一半用石头绑着沉入洪湖活活淹死，致使后来很长时间的洪湖人都不敢下湖捕鱼。

    “肃反”期间，被夏曦杀害的师以上红军高级将领达十一人，让红三军几乎崩溃。军队中有文化的，带眼镜的，插钢笔的，上过黄埔军校留过洋的干部都杀了。贺龙是旧军人，关向应有小辫子被夏曦抓着，都不敢和夏曦对抗，唯有卢冬生是工人出身，最重要的还是中央交通员，不买夏曦的帐。一次战斗，卢冬生在后面阻击，要夏曦带部队先走，结果卢冬生打了半夜追上部队，发现夏曦居然还没把部队带过河，气的他当场就骂夏曦：“你把懂军事的人都杀光了，部队还怎么带。”夏曦也知道离了卢冬生无法带部队，只有忍着。贺龙也险遭毒手，曾狂吼：夏曦肃反，到了发疯的地步。不是关向应也以中央党派代表的身份力保，与夏曦针锋相对，贺龙也可能没有以后的辉煌。

    后来，在咸丰的大村会议、利川市的利川十字路会议上，关向应就非常鲜明的支持贺龙反对继续“肃反”了。并在会上反复强调说：“贺龙同志，他是布尔什维克队伍中久经锻炼的战士，他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有热烈的革命情操，有不屈不挠的革命的坚定性，他是南昌暴动主要领袖之一，他一直以来继承南昌暴动的革命传统，领导红军，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在贵州沿河、德江两县交界的枫香溪山村里才召开党代会，研究部队的下一步打算。在会上，关向应严肃批评了以夏曦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指出：部队整天这么东游西走不行，要么就建立根据地，要么就设法同中央红军取得联系。他以军委会分主席的身份说出了广大红军战士的心里话：“贺龙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军事家，曾经参加领导过南昌起义，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党是相信他的。”九月二十六日，朱德电令红六军团设法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十月十五日，枫香溪会议，揭开了黔东根据地光辉的历史篇章，把濒于绝境的红三军从夏曦“左”倾错误的危害中挽救了出来。

    会议之后，夏曦已无法主持工作，整个工作都落到了关向应和贺龙的身上。在恢复红军党、团组织的工作中，关向应付出了巨大心血。他走遍了所有连队，进行思想工作，主持登记党员，重建党支部，成立政治部等。他到一处，就马上召开党员会、军人大会，鼓励战士们说心里话，干部战士们感觉到，肃反时那种人人自危、提心吊胆的气氛消失了。他还根据自己工作经验结合红三军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红三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编写出通俗易懂的政工小宣传册子，加强了干部战士的思想纪律观念。红三军上上下下生气勃勃，大家对胜利都充满了信心。他在每一次会上，都代表中央维护红三军领导机构，极力维护贺龙军长的威信。他的发言赢得了全军干部战士的拥护，稳定了红三军的军心，使红三军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连战连捷。连续歼敌两个旅、两个团、三个营。并在应城一带生俘敌第四师十二旅旅长张联华，在文家墩生俘敌第四十八师第一四四旅旅长韩昌峻。根据地扩大了一倍以上，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三万人以上。关向应的品德与作风也赢得了贺龙的更加信任与尊敬。

    为了将部队的有生力量保存下来，关向应和贺龙果断地指挥红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川东方向转移。

    关政委的工作传到中共中央，由中共中央授命关向应接任了夏曦的职务。贺龙军长很是高兴，两人从此就像亲兄弟一样，同吃同住同战斗。关向应位重权高，但他一点架子也没有，更没有丝毫摆谱的地方，和红军战士们一样吃五分钱的糙米饭，脚上也是蹬着一双草鞋，而且总是乐呵呵的。每当行军作战时，关向应和贺龙的战马，就让给病号骑，自己和战士们一样背着背包走路，而且还给大家鼓劲加油。许多战士看见，关政委赤脚穿着草鞋，脚底裂口出血，但走得蛮有劲；行军疲劳时，为了调解气氛，关向应还时不时说上几句家乡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命令由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红六军团撒离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与红二军团会师。

    八月七日下午三时，红六军团大约九千七百人，在独立四团的引导下，由遂川的横石山出发，向贺、关靠拢。

    十月十五日，红六军参谋长李达的率领先遣部队，在沿河县枫香溪附近打听到了红二军活动的消息。

    不一会儿，从对面山上下来几个人，朝李达走过来。最前边的一位，身材魁梧，头带礼帽，脚踏草鞋，和其他人一样，穿着深灰色的衣服。他走到李达跟前，笑着伸过手来，李达迎了上去。他们紧紧地握着手说:“我是贺龙。听说你们六军团要来，我们十分欢迎。你们辛苦啦!”贺龙拽着身旁一位瘦削而精干的中年人，说：“这是我们的政委关向应同志。”

    关政委也热情地同红六军团的指战员握手，并亲切地说:“李达同志你们辛苦了!任弼时同志来了吗？”

    李达说:“弼时、萧克、王震同志还在后边同敌人作战。”

    贺龙、关向应听了六军团寻找他们的经过,贺龙说:“你们遇到的是桂军,看来还有湘军和黔军,能突围出来，很不容易。黔军也天天在找我们。刚才你们到山下，哨兵还以为是他们来了。我观察了一下才知道是你们六军团。我们这几天就是出来接你们的，现在真的碰到一块儿了。”

    李达说:“贺总，我是找您搬救兵去接应主力的。”贺龙爽快地说:“好!我们研究一下，做些准备，明天就出发，接应六军团!”六军团的红军战士第一次见到贺龙同志，看到他平易近人、豁然大度,在危难之时毫不迟疑地援救兄弟部队的豪爽气概，一下子就打消了传说他是“山匪”的念头。

    第三天，红二军在梵净山西南找到了郭鹏、彭栋材同志率领的五十团。然后一同又沿梵净山西麓向北继续寻找六军团主力，终于在十月二十四日与任弼时、萧克、王震所率红六军团主力会合。

    两个军团的同志虽然以前都不相识，见了面却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握手，拥抱，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小鬼们手拉着手，又蹦又跳，高兴极了。贺龙、关向应和任弼时、萧克、王震亲切交谈。贺龙特别兴奋地说:“我早就听说你们六军团要来，因为电台坏了，同中央断了联系，不知道你们的具体位置。这下我也就放心了。我们找到你们了，看见你们安全脱险高兴。会师，会师，会见老师。你们来自井冈山，来自毛泽东身边，可要好好给我们介绍经验哪!”

    王震政委见了李达，热泪盈眶，激动地说:“李达呀，我们还以为找不到你了呢!谁知道你真把贺龙同志给找来了。你这个参谋长还不错嘛。”

    会师后，二、六军团领导开了一个短会。贺龙用铜钟般的声音说：“我们两个军团，经过艰苦卓绝的行军作战，终于胜利会师了。我们今后的任务是同心协力创建和发展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就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同志们！现在我们的根据地在哪里呀？”他往前走了一步，用右手指着自己的脚，说：“可靠的根据地还在我们的脚板上，我们要再接再厉，去创造更大更可靠的根据地。到了那一天，我贺龙请客，你们大家轮流睡觉。”

    会上，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相继讲了话。

    由于电台故障，在没有得到批复的形势下，贺、关、任、萧、王集中讨论决定：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为军团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李达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六军团仍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军团政委，决定谭家述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辖第四、六两个师，四师师长卢冬生、政委方理明；六师师长钟炳然、政委袁任远。共四个团，四千三百多人。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八千健儿，挥戈东向”，发动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湘西攻势。

    二、六军团的会师，形成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第二方面军，后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再与毛主席会师，实现了红军一、二、四个方面军的大会师。两个军团会师后，由中央统一指挥，实行战略转移，在湘、鄂、川、黔形成了广大的革命根据地。

    二、八千健儿，挥戈东向

    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直入湘西的龙山、桑植、永顺，以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和巩固湘鄂川黔根据地。

    “走得赢就是胜利！”贺龙要求指战员们要与敌人比速度。比行军速度，比作战速度。这时的任弼时、萧克都只能躺在担架上随部队转移。为了照顾好任弼时，抬担架的同志还编了顺口溜：“平地平路，勤脚碎步”。“夜晚行军低头看路，黑是泥巴，麻麻糊糊才是路”。任弼时还坚持少吃饭。他说：“吃多了，你们抬不起。你们多吃点，才有劲抬我”。也有战士笑贺龙的胡子。贺龙告诉六军团的战士：“我十八岁就开始留胡子。不能只允许军阀阔佬留胡子，充神气。龟孙儿没什么，我也要留给他们看。”但他又说：“你们可不能都留胡子，这样，人家就会叫我们为胡子军了。胡子军是什么，你们懂吗？是土匪。”

    这时，中央红军已经开始长征。

    十一月十六日，周燮卿、龚仁杰公然围剿过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红二军团和红四师在毛坝布防。萧克、王震率红三军团的四十九团、五十一团、五十三团埋伏在碑里坪东侧的萝卜顶、钟铃山和乌龟洞一带。萧克任前敌总指挥。

    黄昏。周燮卿、龚仁杰两个旅和陈渠珍所率湖南军阀的一小部全部进入包围圈，还没摸清红军在哪里的时候，红军就发起了包围战。五十三团在萧克的带领下从东山杀出，击溃东路之敌。五十一团、四十九团从西山向敌集中打击。红二军团从正面猛烈攻击龚仁杰部。红四师从侧翼伏击外逃的敌人。战斗场面十分激烈，喊杀声，枪弹声不绝于耳，火药味弥漫整个山野。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打死敌人一千多，俘虏了两千多。这是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重重的打击了敌人。杨卫昌所率准备救援周、龚的部队却被死死堵在外围，只好缩了回去。十万坪一战大捷，大大鼓舞了士气，更加深了两军的团结，也充分证明了贺龙的指挥天才。

    贺龙经常头戴黑毡帽，穿身黑衣服，挥着花皮马鞭，骑着一匹红色的骏马，威风凛凛。在他的指挥下，很快占领了大庸、桑植两座县城。由于湘西攻势的胜利和新区工作的发展，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成立。省委书记任弼时，委员有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张子意。省革命委员会主席：贺龙，委员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张子意、袁任远。省军区司令贺龙，任弼时兼政委，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省部设在大庸永定镇，所辖永顺、大庸、龙山、桑植、慈利、石门、宣恩、咸丰九县，还有四川周边和贵州周边的地区。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党内极“左”路线的错误，使红军的军事路线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二月十一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得知湘鄂敌军联合作战的计划后，给红二、六军团发来电报。要贺龙“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健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的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接到电文后，觉得此次指示很符合当时当地的情况，既坚强有可施性，又有缓兵余地。便同意中央军委的方案，并询问是谁的主意？中央及时电告贺、关：遵义会议已经召开，毛主席恢复了领导权，是他的意见。同时，把遵义会议的部分内容电告贺、关。贺、关很是高兴，虽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在军事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和短促突击的错误，但通过这次会议的方案：积极防御，选机出击，各个歼灭的游击战术，又看到了红军新的希望。这无疑为红二、六军团开展革命战争指明了方向。

    贺、关结合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迅速召开会议，讨论今后的战略方案，并利用湖南何键与湖北何成睿、徐源泉两人派系步调不一致，指挥不统一的矛盾，首先集中红军主力打击从湖南方向来的敌人。先打何健在湖南的部下。首战在三月，红二、六军团消灭了湖南由王村向永顺城前进的敌军一个团，取得了“围剿”的初战胜利，并且逼迫蒋介石调动八十多个团围追堵截。

    四月中旬，在桑植县陈家河、桃花溪一带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敌军陈耀汉所率的五十八师展开了多次激战，致使敌军全军覆灭。粉碎了敌人对红二、六军团的第一次“围剿”，从而巩固了根据地，真正达到了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扩充自己，扩大了根据地的战果。

    五月，蒋介石集中两湖一百四十多个团的兵力，对红二、六军团进行再一次“围剿”。这次湖南方面来了三个正规师（共十八个团）和八个保安团。数量虽很大，但由于陈耀汉所率五十八师失败的教训，他们表现得相对消极。这时湖北徐源泉的四十三、四十八师和谢彬的八十五师也来了。贺、关分析大敌当前的现状，充分发扬民主，采取了东防西攻的战略，即东南对湖南采取守势，西北对湖北、贵州采取攻势。

    五月八日，两军在鄂西地域交火。“忠堡之战”，我军消灭敌四十一师直属一二一旅和四十八师的一个团，将四十一师师长兼剿共纵队司令张振汉活捉。

    贺龙哈哈大笑的说：“我就是你们天天要捉的‘贺匪’。你看，今天是谁捉住谁了？”

    张振汉吓得双腿一软，跪在地上：“死罪，死罪。”

    贺龙又哈哈大笑：“对你呀，死罪可免，活罪也免，但要为我军服务。”后来张振汉一直跟着贺龙，还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对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

    接着战斗不断，我军捷报频传。贺、关指挥势如破竹，八月又消灭了八十五师两个整团，一个特务营，击毙了敌儒将师长谢彬，俘虏一千多人。致使红二、六军团基本摆脱了敌军的全面“围剿”，又死死地拖住了国民党的三十多万大军，确保了中央红军的胜利转移，使整个中国工农红军的战事形势发生了逆转。这在军事史上是最辉煌的一章。

    为了抓住有利时机，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根据地。八月二十日，红二、六军团主力撤出鄂西，自桑植洪家关，经鹤峰走马坪，慈利江垭等地。为了钳制敌人，红二、六军团攻克了慈利县城。进城后，贺龙带上萧克、关向应等红军将领来到城北的岳父家。贺龙与失散三年的妻子蹇先任团聚。妹妹蹇先佛及弟弟蹇先超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妹蹇先佛是父母最喜欢的女儿，自幼聪明活泼。姐姐蹇先任的革命行动对她影响极大，而且她在长沙女子师范读了不少进步书籍，思想倾向革命。红军撤走时，十八岁的蹇先佛和刚满十六岁的小弟蹇先超一起当了红军。先佛因能写得一手好字，画一手好画，被分配到政治部做宣传工作。贺龙做媒，先佛与红六军团总指挥萧克结为夫妇。

    二十七日，贺龙进入石门阳泉、仙阳。

    九月，石门保安团团长罗效之率两千余人向走马坪进攻。十日，湘鄂边独立团在九岭头与敌激战数小时，仍未能打退罗效之部的进攻。

    “不能这样硬拼下去!”团长王炳南当机立断，下令撤出战斗，命三营十二连坚守梅家岭，牵制敌军，掩护独立团撤退。独立团主力自梅家岭突围，走锁坪、白果坪，到大岩关。

    鹤峰县走马镇有一座山，其山西、北两面壁立千仞，绝壁绵延，远望呈弧形，像鼓又像锣，当地人称为鼓锣山。鼓罗山与梅家岭、南北镇形成三足鼎立。十二连连长决定沿鼓锣山山脊撤上笔架山，不料鼓锣山两面绝壁，仅有一条连接大山山脊小路已被敌军抢占，两挺机枪封锁路口。连长深感形势紧迫，前有强敌，后无退路，被迫指挥全连退上山顶，此时全连仅剩三十多人。

    罗效之追到梅家岭，准备最后的攻击，突然接到报告，说独立团主力已上大岩关，鼓锣山只是独立团的小股掩护部队。罗效之听后大失所望，即刻命令向鼓锣山顶发起疯狂的冲锋。敌军排成密集队形，排查式的向山顶搜索。独立团战士子弹很快打光，官兵只好用石头往下砸。三十多名红军且战且退，一直被逼到悬崖边。战斗至九月十一日清晨六点左右，全连此时仅剩下三十二人。敌人又一次猛烈冲锋，九名战士中弹牺牲。

    罗效之拼命向悬崖边压来，大喊：“缴枪不杀！”

    红军战士们在连长的带动下，他们将枪支砸烂扔下悬崖，高呼着“红军万岁”，毅然纵身跳下悬崖。

    第一次跳崖的五人从向家湾方向跳下去，全部壮烈牺牲。第二次跳崖的十八人，十七人当场壮烈牺牲，一名幸存者。

    第二天，刚家湾的地下党员张姐在鼓锣山下发现了这位幸存者。幸存者有三肢严重骨折，满身血迹，张姐将他移到一个名为小围湾的一棵柳树下，给他送了三天饭。因当地民团查防很严，无法找到医生医治，张姐对外地人口音听不清楚，只知道他叫王玉国，是副连长，当年二十四岁。当她第四天送饭时，这位伤员因流血过多、无药可医，已经牺牲。

    罗效之撤走后，张姐邀一些农协会员将二十三名烈士分四处进行了掩埋。

    二零零六年九月，鹤峰县人民政府在走马镇刚家湾村当年红军三十二壮士跳崖牺牲的鼓锣山前，修建“鼓锣山三十二烈士纪念碑”以为纪念。

    三、石门集结，桑植北上

    红十七师抢先占领石门县城。接着，部队又分三路向东推进。南路由红十七师主力从石门易家渡、雷打岩、大树岗进入临澧县城。中路由十七师另部走白沙渡入临澧县的新安、合口。北路由贺龙率领红二军团四、六两个师从石门仙阳坪出发，经瓜子峪走涔水东进，抵达澧县王家厂、大堰垱一带。还在石门建立了苏维埃石门县革命委员会，并以石门为轴心，广泛开展了毛泽东的主张：游击战争。

    红二、六军团占领石门、临澧、津市、澧县这四个地区，刀枪直指常德、岳阳。蒋介石恼羞成怒，决心消灭红二、六军团这个心头之患。他汲取前几次“围剿”红军的教训，于九月，一面命令湘鄂两省八十七个团的兵力原地死守，一面急调追剿中央红军的嫡系部队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以及樊嵩甫、汤恩伯两纵队增援津市、澧县及其以北地区，企图将红军压缩于该地区实行围歼。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认为，敌情空前严重，决定将红二、六军团主力撤离津市、澧县，兵分两路向石门西北集结。一路经临澧新安、石门县城、瓜子峪、皂角市、十里长滩、袁公渡到渡水、磨岗隘、南岳驻扎。一路取道澧县王家厂、和尚洞，经石门河口、三圣、杜家岗到仙阳驻扎。

    红二、六军团军团部驻渡水崇阳树盛芳木老家七十多天，贺龙就住在这里七十多天。在这里红二、六军团领导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等开展土改革命，扩军整训。在八斗坵大田召开万人大会，当场报名参军达七百多人。提出“你带来一个排，就当排长；你带来一个班，就当班长。”李元明将军就是在这时参加红军，当上班长的。仅七十多天，二、六军团扩军七千多人。所属第四师驻磨岗隘大福桥，第六师驻渡水坪。红十六师驻仙阳、磨岗隘一带，第十七师驻磨岗隘。湘鄂川黔独立团驻袁公渡。

    九月，红二、六军团在石门磨岗隘召开会议，对一年来策应红一方面军和反“围剿”斗争进行总结。这时，蒋介石正计划一场针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六军团的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十月八日，蒋介石下令成立“宜昌行辕”，委派陈诚任参谋长，代行其职权，调集二十二个师的一百四十个团，加上地方保安部队，共三十余万兵力，“围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企图将红二、六军团聚歼于桑植、龙山、永顺之间，从而消灭长江以南唯一的一支红军主力部队。

    紧接着，十月十七日和十月二十二日，贺龙等在渡水的重阳树下，两次召开了红二、六军团的军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制定集体的工作方案。会议上意见不统一，有的主张突围，转到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建立新的苏区；有的主张在现有苏区防守；有的主张深到入敌后，在苏区附近与敌人周旋，伺机突破敌人的“围剿”，来保卫和扩大苏区。最后会议决定等候中央指示。

    关向应在会上就怎样“借机搞好部队休整，扩充战斗力”作了中心发言。关向应说：“渡水不能容纳我们这么多的部队，四面环山，两个出口，如果敌人实行包围，我们必死无疑。加上渡水人口少，粮食供应极其不足，我们要尽快打开局面，把队伍分散出去，招兵筹粮，准备配合中央红军北上会师。”

    之后，召开了军人誓师大会。在军人誓师大会上，任弼时带领将士宣读了军人誓词：“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自愿当红军，完成苏维埃政府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我们是红色军人，要保护自己和同志们，绝对遵守和服务苏维埃的一切法令，并以自己的血和肉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保卫苏维埃，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国解放，为社会主义前途而奋斗。现在敌人正在大举进攻，我们要团结一致，用我们的刺刀和枪，与敌人决一死战，用我们的头颅和热血换得苏维埃的新中国。我们为阶级利益，遵守革命纪律，如有违反和不忠，甘受革命纪律制裁。”

    关向应政委编写了很多标语，带领能写字的红军战士到处书写，大大鼓舞革命斗志。

    在仙阳伍家德的墙上就写下了“武装保护苏联！苏联红军是武装的工农！增加店工工资！消灭军阀混战！取消一切不平等的剥削制度！”

    在盛炳南的墙上书写了“当红军最光荣！实行土地革命，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

    在盛联宽的屋墙上书写了“反对蒋介石抽丁拉夫征粮派款打内战！”“红军是替劳苦群众谋利益的军队！”。

    还编写了很多红色歌曲，如：《红军战士好英勇》、《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纪律歌》、《全国反动派都是一个样》等，后来在红军队伍广为传唱。

    还编写了民兵歌：“我们工农革命军，团结成一心，哪个肯惜身。拿起枪炮闹革命，民兵团结紧。打倒军阀和劣绅。所有反动派不许留一人，没收土地及资本，分配济贫民。打倒旧社会，建立苏维埃，一切一切归劳苦，造成大世界。”

    妇女歌：“姐姐妹妹快把良心向，男和女，女和男，本来是平等。为什么？女人脚，包得紧又紧，三步难走一寸远，就喊脚板疼。只怪父母把心定，三心带，緾得我肉麻骨头痛。包个脚，不过是逗土豪劣绅心欢喜，把我们当玩物。姐姐妹妹快放脚，前一步，后一步，任我四方走。任我跑任我跳，任我身体好强壮，打倒帝国主义和强盗。”

    结婚歌：“我们在家好快乐，时势真不错，同唱自由歌。同心又同意，同坐又同睡，齐心协力去工作。我们对着政府讲，我们自由谈，不要公婆说，不要媒人讲，我们自成双，革命路上好快乐。”

    贺龙在发动土改工作的同时，还一边打整军队。通过宣讲，把部分有文化的自卫队员，年轻的大刀队员转入红军队伍，并安排一定的职务。这样，贺龙的红军队伍很快就发展壮大了起来，仅一个月就在仙阳、渡水、磨岗隘这一带召集了五千多人参军。

    当时流传两首歌谣：“扩红一百，只要一歇；扩红一千，只要一天；扩红一万，只要一转。”“走一天，扩一千，走一县，扩一万。”

    红军歌谣，而今还有很多人能背。“要吃辣椒不怕辣，要当红

    不怕杀，刀子搁在脖颈上，脑壳砍了碗大个疤。”

    红军驻地还有“列宁学习室”，还给战士编写了“警词”、“军人大会决议”等。到处张贴标语：“打倒阶级异己分子与贪污腐败分子！”“洗刷暗藏在红军的个别豪绅、地主、富农资本家与反革命！”“正确开展革命武装斗争！”

    他们一有空就支援老百姓搞生产，捡桐子，摘茶籽，割谷子，很受老百姓爱戴。

    除了纯洁队伍，热爱贫农，还严肃军纪，坚决不侵占老百姓的一草一木。

    渡水盛芳佑、盛中足给红军食堂送一头肥猪慰劳战士们。红军坚决要给钱。盛氏两人生死不要。第二天红军还是送给他们各自四斤猪肉，以示感谢。

    驻仙阳伍本书家的红军在做饭时，不慎打破了煮饭的锅子。他们在离开的时候，给伍家留下大米一担，以示赔偿。

    驻皂市的红军，请来一个裁缝叫王传玉的，给战士们缝补衣裳五天，给他送去稻谷四斗。就是驻军买一担木柴，烧一捆稻草，都是一一付钱。有的老百姓是主动送来的，但红军还是给钱或是给大米，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红军就是自己的队伍，就是亲人。

    贺龙来后不到两个月，支部扩建到了二十多个，党员发展到两百多人，还成立了“湘西工农革命军自卫队”，人数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人，驻守磨岗隘。

    “自卫队”得到贺龙的支持，在石门县以及周边的王家厂、沙市，以及湖北交界的地区，开展了无数次的战斗，打败了国民党陈光耀师第三团的一、三营，与正规军的战斗体现了“自卫队”的日趋成熟与壮大。人员扩展到三千多人，长短枪近一千多条，还有自制的鸟铳、啄子火、垫炮、三眼，以及梭标、单刀、齐眉棒等，还有一些自制的洋硝炸弹。队员在左臂上扎着红色的布条，训练场上，行军路上，宿营地里，一个个精神抖擞，英姿勃勃。后来，一起转入红军北上。

    因为贺龙爱打篮球，有很多战士参加了篮球训练队。军队还开展拔河、跑步、唱歌比赛。有的在树丫上绑上几根棍子，做成单双杠，一有空就锻炼。部队既严肃，又活泼；既打仗，又娱乐。

    贺龙与一个小号兵一起到农户家中教农民的孩子识字，与他们作游戏，教唱儿歌，还自己编了一首革命儿歌，至今广为流传。

    “鸡儿叫，红军到，嘀嘀哒哒吹军号。机关枪，迫击炮，打倒劣绅和土豪，吓得坏蛋四处逃，穷人翻身哈哈笑。”

    在仙阳唐春娥家的墙壁上，红军战士还作诗：“铁肩担主义，血手写文章。励志从军乐，愿君莫彷徨。”

    在石门这七十余天的集结期间，蒋介石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共动用正规军二十二个师又五个旅，一百三十个团，二十余万人，加上地方保安团，总共约三十万之众，将其分成“进剿军”和“堵剿军”。其具体部署是：以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和樊嵩甫纵队，由临澧新安经石门皂市向磨岗隘推进；以王懋功第二十八师固守慈利以及湖北走马坪、五峰、渔洋关和石门子良坪一线；以何键所部三个师固守龙山、洗车、保靖、永顺、大庸、石门一带；以徐源泉所部三个师和四个独立旅，固守湖北走马坪、鹤峰、沙道沟、东风和湖南龙山一带；由何键所部杂牌军防守慈利、石门之间，作为别动队。

    敌军压境，封锁严密，红二、六军团只好选择避让，又与中央失去联系。对这种困境下，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仍准备在原苏区内争取打破敌人的“围剿”，并于九月二十九日在石门县磨岗隘召开了二、六军团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任弼时作了《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讲话，进行思想动员。关向应也在会上作了《越是困难越要依靠群众》的简短讲话。会议之后，关向应副政委深入连队，加强了党、团组织的建设，并亲自登记党员，建立党支部，推选党支部书记。并通过调查编写了通俗易懂的宣传小册子，题目是《反对好好先生》，把部队的作风引向到党的建设上来。

    到处书写标语，进行大肆地作政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