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席建设的决定（草案）》下达后，初中毕业的我，立即响应中央的号召，由武汉上山下乡，来到钟祥县国营磐石岭林场。由于我爱学习，工作极好，得到群众拥护，领导肯定，当年加入共青团，并参加民兵连，任民兵排长，而且被评为二级工。

    1965年，我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林场党委提拨我到李岗冲当副队长，我努力工作，深入钻研林业技术，得到组织上的肯定。1966年派我到江西省上饶大茅州林场，学习杉树移切技术，7月16日在去江西途中，正好在武汉长江大桥上观看了毛主席畅游长江，更加激发了我的学习和工作积极性。学成回场后，我在李岗冲北石家冲，办起试点，起早贪黑，从育苗、整地到苗木栽培都亲力亲为，为杉树栽培积累了大量数据和成功经验，当年杉树成活率达百分之95。这一成功，带动全县的杉树栽培，受到上级的表扬，被评为湖北林业系统先进工作者，在活学活用表彰会上作典型发言。

    1968年，我被提拔为李岗冲队长，我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二份入党申请书，也参加过多次培养对象学习班，可是每次学习完了，就没有下文，没有一位场领导代表组织找我谈过一次话，后来我向支部汇报思想，才知道有人怀疑我祖父有历史问题，说我一直没有向场领导如实交代这件事。为此，我专门回武昌，向父亲询问家庭的历史。父亲张光兴，小名兴哇，是祖父的次子，1923年四月初四出生，1973年11月病逝。幼年因祖父张文明参加红军闹革命，将他改姓送给一家地主放牛当长工。新中国成立后，才接他到武昌，改回张姓。1950年至1958年，他先后任武汉市南湖乡农会主席、土改运动队长、互助组长、合作社社长、红旗大队贫协主席、红旗大队四生产队队长等职，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说：我入党时组织上就调查过祖父的历史，祖父的历史是清白的。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地方政府想反正祖父，伪保长多次上门做工作，要祖父出任保长，都被祖父拒绝。于是，伪保长使出阴招，说他要外出，请祖父一定替他顶几天职，等他回了再接任。祖父是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一听就知道他们的意图，再次断然拒绝了伪保长，离开了老家。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父亲因揭发同村陈*林的父亲，解放前在武泰闸开糖厂，是资本家。于是与陈家结下仇，陈多次诬告祖父当过三个月的伪保长。当时，父亲已经是有10多年党龄的中共党员，祖父的历史如果真有问题，首先应该受到影响的，应该是我的父亲，我是孙子辈，怎么还受影响呢？这次对我来说，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是一次重大打击。

    我是祖父的大孙，出生于1946元月，是在祖父的关爱和影响下，长大成人的。我的学名绍煜，小名望生，都是祖父亲自给我取的。据《湖北文史》记载：祖父张文明共有八姊妹、六弟兄、两儿一女。为了革命，他舍小家，为大家。1930年介绍长子张长哇在红军西江炮队当司号员，1931年又介绍六弟张文炎参加红军游击队。因国民党清乡保卫团残酷镇压红军家属，白鱼寨除二弟文振留守，三弟文庭、四弟文秀、五弟文舫、妹妹珊桂、金枝五个姊妹，全部被迫逃离老家白鱼寨。长子张长哇于1933年被国民党清乡团杀害；次子张兴哇，改姓给地主放牛，当长工；长女张娇香送给杨林沟北村李家做童养媳。他的原配严氏在家无法安身，被国民党清乡团逼迫出家。他隐居武昌时与转移至此隐蔽的原白鱼乡苏维埃妇协会主任陈兰英结合，成立红军地下联络站，联系各地失散的红军，直到1948年才与组织失去联系。全国解放后，他就在八步街住房对面的烽火三队做农活，自食其力，担任过生产队会计。我读小学，只要没得饭吃，就跑过去找爹爹婆婆，他们很喜欢我，有时吃完饭，天气太晚，他们不让我走夜路，就在他家里跟陈婆婆睡。

图：张绍煜2009年清明在武昌红旗村四组祭祖仪式上讲话

    1954年武汉淹大水，国家困难，粮食异常紧张，祖父把我一个人留在他身边，每餐弄一碗小白米饭留给我吃，自己吃菜咽糠。水退后，专门带我一个人，回汉川白鱼寨认祖归宗，认二祖公和四祖公，1959年又带我到嘉鱼认五祖公、幺祖公。就连我上小学，也是祖父亲自安排，为了随时能够照看我，选择了离他家不到半里路的烽火小学读书。1958年，祖父听说我家遭大火，连忙从三里外赶来看我们，看到我们时，一把抱着我，两眼泪汪汪地哭着说：我的儿们受罪了，只要有我在一天，就不会让你们饿一天肚子。只要有党和政府在，在大的困难都能克服。1960年，祖父给生产队油水车，因桐油过敏，导致吐血不止而离世，葬村住房附近的荞麦湾菜地，后因107国道改造，迁葬打靶山墓地，2012打靶山墓地被建设征用后，迁葬至江夏区纸坊八分山红旗公墓。 祖父在我的心里一直都是英雄，我不相信他有历史问题。

    1969年，林场决定把龙泉队、长汇冲队都划归李岗冲队，由我统一管理，在李岗冲华家祠造林大会战中，林场里成立指挥部，委任我任总指挥，我不负众望，出色地完成会战完成任务，让李家岗上千亩荒山，全部披上了绿装，成为磐石岭松树、杉树用材林基地。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林场体制改革后，林场大肆砍伐这片森林，李家岗的松杉成了他们的养命钱。

    上世纪70年代，在农业学大寨比武活动中，工资实行标兵制，我是武汉知青中唯一工资最高的一个，磐石岭林场十四里长，每个山头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和汗水。

    在思想上，我一直积极向上，向党的组织靠拢。70年代，我又写过多次入党申请书，最后一次党小组会议上，又把我入党的事提出来讨论，林场书记的老婆不仅旧事重提，说我祖父的历史不清，还增加了一条思想落后，批评我尽看黄色小说，什么封神榜、七侠五义、红楼梦等等，我当时就反问她，你说我祖父历史有问题，为什么不去调查？我看的这些书都是国家发行的，能算黄色吗？

    经过这次打击，我有些心灰意冷。我就是不入党，也不能让祖父老背历史不清的污名，于是我向场领导提出了辞职，只想当一名普通职工。可是场领导还是在挽留我，先调我到龙泉队任队长，又调我到总场分管多种经营。其间，被抽到县到林业局报到，参加省林勘院培训，到嘉鱼宾馆培训半个月后，代表省林业局到湖北英山县调查两雨两林，并指定为英山检查组长，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圆满完成外勘任务。回到磐石岭林场后，我依然没有胃口工作，这时，场领导使出杀手锏，安排我的爱人、共产党员余重英到炭埠寺队任队长，调我协助她当护林员兼虫情调查员，接任后，恰逢松毛虫爆发，当时松毛虫发展非常快，危害面积大，连农村农民不敢下到秧田，满地都是松毛虫，尽管天上飞机撒药，地上喷雾器喷药，一天下来，每个人身上到处都是农药，还是没有控制虫情蔓延，后来使用剧毒杀虫剂，加重药物剂量，敌敌畏、1605、66粉全部用上。肺功能强的，还受得了，可苦了我这个肺功能抵抗弱的人，这为我后来得下重病，丧失劳动能力埋下伏笔，这次灭虫带来了巨大的生物破坏，就连河沟里的小鱼小虾也全部灭绝了。虫情控制后，我又受到上级的表扬，出席了荆州地区虫情员表彰大会。这时上级开始重视生物防治，就把余重英调回食用菌厂任职，要我负责该厂临时工人砍下的小径材销售，1984年余重英调到县城林校管理学生，组织上安排我在食堂当炊事员，不管组织上怎么安排，我都坦然面对，乐意接受。

    1988年林场承办香菇场，实现个人承包制，我主动辞去铁饭碗，承包了香菇生产线，我担任起十几人的工会小组长，除了完成香菇生产任务，带领香菇厂的职工还要完成厂部的一些杂活，1993年企业改制，新来的领导把生产香菇原料的基地卖到外地商人，香菇场因没有原料而倒闭，就此我进入到失业的人群。我没有怨天尤人，始终以以一名红军后代、烈士后裔出现世人面前，虽然组织上不能入党，思想上一定向党员的标准看齐。

    林场交给地方管理后，我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工资来源，当时儿女们要成家立业，处处要花钱，我不找组织任何麻烦，自谋职业，在武汉到处打工，做小生意。直到林场回归国营后，我才于2006年02月领到退休工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三弟大元、五弟三元像祖父和父亲一样，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只有我成为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牺牲品，但是我不后悔，我始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党的十八大后，经过老家汉川市史志部门多年的深入挖掘，广泛的调查，收集大量的历史资料，经过审理、甄别，复原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杨林苏区闻名遐迩的红军之家的历史功绩。祖父张文明、幺祖父张文炎、大伯张光长的革命事迹，分别被《汉江文艺》、《汉川文采》、《湖北文史》、华中《地方革命史研究》、中红网、人民日报等媒体刊登。

图：张绍煜2015年清明在鄂豫皖革命烈士（白鱼寨）陵园祭拜仪式上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