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红色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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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照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回顾我党用鲜血、汗水、泪水、勇气、智慧、力量写就的光辉百年历程，展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鏖战永昌的光辉历史，近日甘肃作家袁永涛的长篇小说《红色永昌》面世。

    《红色永昌》是一轴展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鏖战永昌血铸丰碑的历史画卷。一九二七年五月，永昌县遭遇一场百年不遇的大地震，造成永昌历史上家毁人亡，饿殍遍地的大灾难。大地震后，腐朽的民国县政府无力救灾，导致大量灾民死亡。故事主人公高全喜和他的伙伴罗拴虎、牛海涛三个永昌热血青年为了生存，他们自发组织城内灾民在钟鼓楼下面聚会，商讨打开县粮仓救济灾民。起事行动被官府发现后，县警察卫队驱散围观灾民，把起事首领高全喜抓进大牢，一场轰轰烈烈地群众运动就此失败。为营救高全喜，罗拴虎和牛海涛两人分别加入武当山、大黄山等处土匪队伍，借助土匪力量劫狱营救高全喜。高全喜越狱逃走后，落脚在祁连山牧区一个裕固族牧民屠老汉家里熬长工。期间高全喜有幸结识中国工农红军地下党在河西走廊地区秘密开展建党活动的红军干部曾志奇同志，经上级组织严格考察，高全喜被吸收为入党积极分子，协助曾志奇同志在永昌境内秘密从事党的抗日宣传活动，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罗拴虎、牛海涛两人上山加入土匪队伍后成为霸占一方山寨之王。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占领永昌，二十一日，红西军总部驻扎县城南街天主教堂。总部根据陕北党中央的电示，在永昌建立红色政权期间，为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社会各界力量打马敌，总部敌工部成功策反土匪首领罗拴虎、牛海涛两股土匪队伍，被改编为中华苏维埃永昌县政府护城自卫队，他们在协助红西路军打马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保卫新生的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权，红西路军广大指战员与数倍于己马敌浴血奋战：如水泉堡阻击战、八坝阻击战、东十里铺之战、前进剧团遭遇战、郭家上磨庄阻击战、水磨关阻击战、勾家西庄阻击战、邬家油坊阻击战、北海子阻击战、县城保卫战、南沿沟阻击战等二十余次战斗中，军民同心歼灭马敌六千余人，成功牵制了“二马”反动军队，策应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两千余名红西路军将士赴汤蹈火舍生取义，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

    一、这是作者数年呕心沥血创作的一部作品

    袁永涛在出版了《西路军鏖战永昌》之后，许多读者问他，能否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讲好红西路军鏖战永昌的光辉历史。面对许多读者的要求，袁永涛根本无言应对只好摇头苦笑。实际上，袁永涛在整理编撰《西路军鏖战永昌》之前，曾经有过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无奈他的文学功底还达不到那个高度，让他苦闷了好多个年头。他知道，创作一个短篇或者一个中篇小说，用几个月时间大体可以搞定，但是要创作一部数十万言的长篇小说，就需要数年的辛勤耕耘，不掉几层皮，甚或掉几斤肉，是绝对不可能创作出来的。因为中国历史上，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方成鸿篇巨制《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文王被拘而演《周易》，仲尼困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而赋《离骚》，左秋失明而成《国语》，孙子膑脚而修《兵法》……面对困境，他们不屈服，不退缩，艰难奋进，锲而不舍，创造了人生的辉煌。他尽管手头占有大量的史料，但是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是老虎吃天无从下爪。因为文学作品不像编撰志书，有史料还不行，需要对史料进行艺术加工，对人物、场景、结构等诸多方面进行艺术构思。他干着急没有用，因为经典是厚积薄发的结晶，也都有一个集腋成裘的过程。他面对诸多困难，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已的追梦计划，开始了漫长的艰难的创作过程。原计划这部书稿每年创作10万字，用5年完成初稿，结果写了整整8个年头，直到讲完最后的故事画上一个句号，这才常常吁了一口气。

    二、从大脑里“扣出来”的一部长篇

    《红色永昌》初稿达60万字，都是在稿纸上用蓝色、黑色、或者红色中性笔眷写出来的。袁永涛创作时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不喜欢用方格纸，喜欢用空白纸，下面垫上一张空格纸书写。在他进入书写状态时，灵感来了，脑海里冒出来的词句有时像流水一样，稍纵即逝，需要马上书写下来，如果用空格纸书写似乎限制了思路，然而在空白纸上书写似乎无拘束，想写多少就写多少，也不用管字好看与否，只要自己认识就行，一挥而就。今天如果翻看他20年前的手稿，字写得实在太潦草了，纸张上那些错综复杂的修改符号、密密麻麻的增补文字，恐怕只有他本人认识，别人是看不懂的。袁永涛还以为他的手稿是这样的，后来发现中外许多大作家和他犯同样的毛病，比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张爱玲的《小团圆》、王安忆的《长恨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乔伊思的《尤利西斯》等，这些作家们的手稿写作时的点滴情绪都在纸上发泄出来，无从隐藏。因为他的手稿写得乱七八糟，他想找一个人用电脑打印出来，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他的手稿上许多字别人认不得，无人接这个活。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自己动手。他把60万字的手写稿整理在电脑上，用了2年多的时间。用电脑打印的初稿，在上面修改就比较容易了。在此后几年的时间里，他将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书稿精简到30万字，把30万字增补为40万字，再补增到46万字。初稿被涂抹得五麻六道，每修稿一次，就去打印店重新打印一次，数年下来，打印稿就有几十本之多。有人看见那么多书稿曾讥笑他，说如果把这些书稿拿去换碟子碗，不会差钱的。甚至有人说，你不写作能死吗？干嘛要把自己的一生浪费到语言文字里去。他自嘲说，不写作当然死不了，但会疯。这部书名也是变化了好多次。由最初的书名《走廊血事》，到书名《燃烧的石头》，再到出版前的书名《红色永昌》。这些不同的版本，可以看出他数年来一字一句扣出来的艰辛历程。因此他说，大作家的书是写出来的，而他的书是从大脑里一字一字扣出来的。

    三、出版红西路军题材的文学作品真得很难

    新中国成立后，西路军问题成为一个“敏感而复杂”的话题。因为这段历史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1950年版，第187页是这样表述的：“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两万余人，在张国焘的欺骗命令下组成西路军，渡河西征，在甘肃高台、酒泉一带惨遭失败。”这段与历史真相完全不符的评价，可以说给西路军历史戴上“执行逃跑路线”的铁帽子，也有史学家称这个结论给2.18万人红军将士头上戴上了一道“紧箍咒”。

    197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军不怕远征难》第113页写到：“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野心不死，借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结果过去了一部分，渡口即被赶来的胡宗南部队控制。已渡河的部队，照他的预定计划，西进至甘州（张掖）、肃州（武威）地带，即被国民党辗转包围。虽经英勇抗击，但终于遭受失败。”这段评价无疑是对前一个结论的充分肯定，更是对后来西路军历史要想拨乱反正埋下了一枚炸弹。

    这种结论导致“文革”期间，在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条件下，西路军21800多名指战员，让死者蒙冤，让生者受屈。作家们迫于政治环境，宣传上的禁区，在大是大非面前，大多人选择了沉默、或者远离这段历史，规避这段历史，没有人有勇气去写反映红西路军的题材的文学作品。今天他能够看到的几部文学作品，都是当年曾经参与红西路军在河西作战，九死一生回到延安后几位老将军、老战士，围绕“张国焘判党的史实”，简略叙述了这段历史。

    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胆拨乱反正，对在极左思潮影响下造成的众多历史性、现实性冤假错案一一纠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些敢于正视历史的军史（党史）工作者，用唯物史观的眼光，重新关注西路军这一“敏感而复杂”的问题。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人关注下，西路军问题得以基本上解决。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高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的重要讲话，无疑为宣扬红西路军精神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