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震惊中外的“四八”空难事件发生在兴县东会乡庄上村背后的黑茶山山顶。从此，这座流淌着烈士鲜血的大山，便成为革命先烈爱好和平、不畏艰难、英勇斗争伟大精神的历史见证。

    1980年，庄上村发生了两件事：第一，政府出面在村脑畔梁上建起了一座初具规模的“四八烈士”纪念馆，开始对外开放；第二，村里姓尹的人家产下一名男婴，取不下名字索性就叫明儿。

    这两件事听起来毫无关系，但后来的时间证明，这简直是“配套工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空难事件发生时，明儿的爷爷是村干部，亲自带领村人去山顶收拾、搬运烈士的遗体和遗物。爷爷抱着小阿九的照片，还登上了当时的报纸。之后每年的4月8日，奶奶一手挎着香纸、果贡篮子，一手挽着明儿，与村民到纪念馆祭奠烈士。上一代人对先烈崇敬的行为，真实地教育和熏陶了幼小的明儿。到了上学的年龄，以尹小明的名字入学后，他懂得了更多道理，国家、先烈、志向、奋斗等词眼占据了他心灵的一席之地。初中时，有了一定知识的尹小明，通过阅读与“四八”烈士有关的书籍，便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以烈士为榜样，做有意义的事情，至少是为横在眼前的这座山、山上的纪念馆，力所能及地干点什么。于是，他把名字改成“拯山”。

    改成拯山后他的生命就与山连在了一起。

    15岁那年初中还没毕业，奶奶病故，母亲又精神抑郁，拯山只好失学回家帮父亲干起了农活。当时的纪念馆由一位年老体弱的老者看护，荒坡秃岭之上的纪念馆庭院杂草丛生，门窗剥蚀陈旧，一派萧条冷落之象。此地距县城百里之遥，要找一个年轻的管理者难乎其难，县主管部门对此也是一筹莫展。这种情况让尹拯山在时隔几年后痛下决心，抛弃一切，主动承担起了纪念馆的管理工作。

    从打扫、修房、补窗、补漆、栽树、种花，到整理烈土的照片、抄录资料等，全身心地投入，忙得不亦乐乎。为了讲解得更出色，他自学了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以及《王若飞文集》《秦邦宪文集》《叶挺传》《邓发文集》《黄齐生传》等。

    家庭生活的困顿，外人的不解甚至嘲讽，他都不为所动。村里别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挣钱，他却守着一座山，还自掏腰包干些无人理解的“傻事”。

    但是他的行为引起了烈士后人的关注，他们提供了一些文字资料、图片和书籍，并邀请他去参加一些纪念活动。

    尹拯山的宣传从一开始枯燥的文字到直观的绘画，从立体形象的泥塑到摄影、摄像，一步步与时俱进着。传播工作所用设备从最初28元的傻瓜相机，到舅舅所送的专业相机；从烈士后代支助的美国数码相机，到结婚时再度受援得以购买的照相、摄像机。利用这些新式器材，近年他分别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快手短视频，不间断地为“四八烈士”和黑茶山做着义务宣传。白天给来自各地的人们做解说，晚上还要工作到深夜才能入眠。每逢“四八烈士”们的生日，他都会用心地做一档很震撼的视频节目。

    从呼吁纪念馆的扩建，到周边道路的硬化、绿化，尹拯山同志为此奔波过不知道有多少次，他也给市领导、省领导打过电话，最终问题一步步都得到了解决。如今，“四八烈士”广为人知，每日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这都是有人在暗暗“垦荒”的结果。

    也许，回放一下尹拯山的履历，我们会看得更清晰一些：

    尹拯山，原名尹小明。1980年出生于黑茶山下庄上村的农民家庭。

    2003年4月，23岁的尹拯山毅然决定放弃一切，专注地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全面负责“四八烈士”纪念馆的管理工作，并成为此馆最早的解说员。同年，带头成立了“黑茶山文化文物义务保护中心”。

    2004年11月—2006年3月，在兼顾纪念馆工作的同时担任庄上村村委主任。

    2005年，自费制作《“四八烈士”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专题片光盘500套；编写《黑茶山与“四八烈士”》纪念册并自费印制500册；同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07年受博古（秦邦宪）子女邀请赴江苏无锡参加“博古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2008年，编撰《红色黑茶山》纪念册，并自费印制1000份。

    2009年10月被东会乡中心学校聘为革命传统教育辅导员。

    2010年，自费复制《茶山忠魂，万古长青》专题片光盘500套；多次采访“四八烈士”殉难场面见证人，自费制作成光盘；同年12月再次受博古子女邀请赴北京参加“博古夫人张越霞百年诞辰座谈会”。

    2016年担任山西省摄影家协会黑茶山摄影分会主席；同年10月受王若飞之孙邀请赴贵州安顺参加了“王若飞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