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此文是周恩来总理的外事秘书马列女儿,对周总理、邓颖超夫妇的回忆。记述了50多年前,两位老人对她关怀、教育的小故事。以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3周年。
听爸爸说,他是1950年1月从大连市委调到周伯伯(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孩子管周总理都叫周伯伯)身边工作的。很快,妈妈和哥哥也来到北京,住进了西花厅。
一年多后,妈妈在中南海门诊部生下了我。在我上初中的时候,爸爸调到国务院外办陈老总(陈毅副总理)那工作。一晃离开西花厅50多年了,可西花厅留给我童年的记忆,还是那么美好,那么清晰。
妈妈生下我时,爸爸刚好随周伯伯到莫斯科出差。在吃晚饭的时候,爸爸接到中国驻苏使馆打来的电话:“北京来电话了,你爱人生了,是个女孩,取名叫丹妮!” 爸爸激动地立刻把这一喜讯告诉了大家,周伯伯笑着举起酒杯,高兴地说:“马列有女儿了,偕苏联女英雄卓娅丹娘的音,取名叫丹妮,这个名字起得好。来,让我们为小丹妮干杯!”从那时起,我就成为西花厅这个温暖大家庭中的一名新成员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爸爸妈妈都非常的忙,他们把我送到寄宿制的幼儿园和育才学校读书。因妈妈有几年在外地工作。无论是周末还是寒暑假,回到家里,基本都是自己找地方玩,自己上食堂吃饭、自己起床睡觉、自己坐公交往返学校。
在西花厅的院子里,伴随我的常常是假山石上的小蜗牛、树林里的布谷鸟、路灯下的小壁虎、水池中的小金鱼……但我却有一般孩子享受不到的幸福童年。
在周伯伯家吃窝头
一次周末的傍晚,爸爸忘了给我留饭票,肚子饿得不行,我去敲爸爸办公室的门(办公室在周伯伯家的西厢房)。也许是院子太安静,惊动了北房的邓妈妈,她出来向我打招呼:“小丹妮,别敲了,你爸爸出去办事了,过来,跟我和伯伯一起吃晚饭。”我蹦蹦跳跳地跑过去。心想和周伯伯、邓妈妈吃饭,一定可以解馋喽。结果服务员端上来两小碟炒青菜,一盆汤,主食是一碟小窝头。我傻眼了,在一国总理的家,还是要吃窝头。
邓妈妈给我夹菜,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儿,问我学校的伙食怎么样。我说在学校经常给窝头,大家宁可饿着肚子也不愿意吃。听我说到这儿,周伯伯安慰我:今晚没什么好吃的,一会儿吃点儿水果吧。
周伯伯在生活上十分简朴,这是众所周知,何况当时国家正处在三年经济极度困难时期,老百姓普遍得不到温饱,作为心系百姓的周伯伯,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降低自己的伙食标准是很自然的事了。
好在西花厅院子里有梨树、海棠。邓妈妈那儿有了什么好吃的水果,不是送给我们点儿,就是让我们到她家去吃。秋天我们每家都会分到很多的海棠。
周伯伯带我看演出
“文化大革命”以前,每逢周末,国务院小礼堂一般都有电影或演出。有时在其他剧场,周伯伯审查节目或陪外国领导人观看演出时,如果爸爸有事,顾不上管我,一般会有总理办公室的叔叔带上我一起去看。在钓鱼台,跟毛主席和周伯伯看过京剧《杜十娘》、在人民大会堂,看过大型歌舞《东方红》、在天桥剧场看过《宝莲灯》等。每逢过春节,还在中南海怀仁堂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一起观看杂技、曲艺等节目……
记得有一年的建军节,周伯伯带我一起到军事博物馆参加军民联欢活动。期间周伯伯会见解放军代表和演出人员,我看完节目就靠在黑色吉姆轿车旁边等伯伯出来。
跟伯伯一起坐车,从国务院西门到军事博物馆,看不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没有警车开道,也没有众人在军博门口等候迎接。与周伯伯在一起出去,也不感到什么紧张,周伯伯总是那么慈祥,就好像他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去一样。
和周伯伯一起看演出,许多节目的情节已经印象不深了,但在脑海里依旧可以清楚地回想起每次会场的气氛。当周伯伯到场入座或精湛的表演落下帷幕离开剧场时,全场宾客和演员会自动长时间地鼓掌,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周伯伯的身上,久久不愿离去。他总是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这时,我这个坐在后排座位上的小女孩,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所有的人对周伯伯的一种敬意和深深的爱。
规定的东西要遵守
记得有一年放暑假前夕,老师告诉我:考试完赶快回家,你爸到北戴河出差要带你去。
我高兴极了,跑到爸爸面前,问他什么时候走。可他告诉我,原来打算带你们去北戴河,但考虑到影响,不能带小孩去了。我一听眼泪都掉出来了,正说着呢,邓妈妈走到我身边,对我说:我们商量了,都不带小孩儿去,如果我们带你们去,别的部门也会跟着做,这样会给会议增加许多麻烦。总理办公室要起模范作用,遵守纪律,先从我们自己做起。
有一年国庆节,爸爸给了我一张红色的到观礼台观看焰火和联欢的票,嘱咐我不要上观礼台,就在广场上看看就行了。我在广场上转了转,感到没有什么意思,在焰火没放完时就跑回来了。走到西花厅大院门口,刚好碰到邓妈妈出来散步。我告诉她,爸不让我上观礼台,什么都没看好。
她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边聊边走,带我来到中南海的湖边,坐在长椅上,望着天安门广场上空,升起的一串串美丽的焰火。对我说:你看,湖面上的礼花倒影,多漂亮啊,比在广场上看好多了!你应该了解,一些规定的东西,是要遵守的。有些活动我们就不能去,像今天晚上,你周伯伯也不让我上天安门城楼,咱们俩都一样。
我对伯伯的小歉意
小时候家里有一辆小自行车,有一次我骑着出去兜风,刚出西花厅西小院的大门,顺坡直下,看见周伯伯的汽车开回来,心里一紧张,忘了捏闸,朝着周伯伯的车撞过去,司机老杨伯伯来了个急刹车。我的车倒在伯伯的车前,我急忙扶起车站到路旁,心里砰砰直跳,害怕地看着坐在后排座上的周伯伯。周伯伯摇下玻璃,笑着跟我摆手,嘱咐我:小丹妮,慢点儿骑,要注意安全啊!
26届世界兵乓球锦标赛之后,我参加了北京市青少年兵乓球比赛,得了第五名,高兴地把得奖的拍子送给周伯伯看。有一天,他让我和他一起打兵乓球。当时我很紧张,把球打得东一个西一个的,没有跟伯伯打好,没有起到让伯伯休息锻炼的作用。
要是平时自己打着玩玩,打不好也就算了。可谁都知道,周伯伯日理万机,是最忙、最累的人了。听爸爸说,周伯伯每天早晨第一办公室就是厕所,常常几个秘书叔叔在伯伯如厕的时候,向他请示紧急问题。每每想到这些,我心里总是感到对伯伯有歉意。
伯伯问我电影怎么样
伯伯总是愿意从各个方面听取意见,注重了解情况。
大概是1965年的一个夏末初秋的夜晚。我跟着周伯伯到隔壁国务院办公厅看电影《早春二月》。看完电影他拉着我的手,在回西花厅的路上轻声地问我,你看了这部电影,感觉怎么样?我不知道当时这部电影已在内部遭到批判,有着文革狂风暴雨来临之前的背景,就说“我觉得挺好看的,那个叔叔(萧涧秋)很善良,热心帮助穷人,后来还参加革命了。”伯伯听了沉默不语,那时我也就是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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