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王兆相

    父亲走了整一年了，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依然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甚至在梦中，他仍是那样神采奕奕、目光炯炯。

    我的父亲王兆相是陕西神木人，是从陕北高原那苍凉贫瘠的黄土地上走出来的开国将军。

    父亲出生在陕北神木南乡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王家后坬，一个地地道道在黄土高坡上刨食的农民家中。他七、八岁时就随父下地干活，十一岁就开始在家乡上山、跳沟、独自放羊。1926年跟随其兄共产党员王兆卿参加组织农民协会，1928年在府谷县盘塘镇第五高级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奉中共陕北特委和神木南乡区委指示参加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红军，1933年按陕北特委指示在神府参与领导、创建第一支神府红军特务队，开展武装斗争，参与领导、创建了神府佳榆红色革命根据地，1937年奉中央命令带所属部队东渡黄河到晋西北抗日前线，开辟了晋西北偏关、左营、右玉、清水河、兴县等抗日根据地，1940年奉命离开延安到抗日最前线的山东战场。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一直率部驰骋在血与火的各个战场。但不管到什么地方，他始终不忘自己的故乡，永远挚爱着生他、养他、培养造就了他不畏艰险、坚忍不拔性格的这块黄土地，永远怀念在这块黄土地上生活的父老乡亲和与他曾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

    父亲常给我们讲：“人要懂得感恩。” 在34年末、35年神府红军和神府佳榆苏区一度在执行先“左”后“右”错误路线的特派员领导下，遭到重大损失。但神府佳榆的党组织和红军在那个特派员离去后，擦干血迹、挺起胸膛、克服一切困难，在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下坚持斗争，逐步恢复并发展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父亲对我们讲，那时国民党军多次大规模疯狂“围剿”红军、追捕共产党员，神府佳榆人民为掩护红军和党员，许多乡亲被敌人枪杀、刀劈、挖心、剖腹、铡刀铡。为掩护红军，菜园沟的群众一天之内被敌人用铡刀铡了十八个，就连十四五岁的小孩他们也不放过，残忍至极。即便这样，革命群众始终没吐露一点消息给敌人，他们还经常躲开敌人把食物送到红军经过的山洞、假坟、假棺材里供他们充饥。父亲几次躲过敌人的搜捕、追击，都是神木南乡群众及时通风报信，掩护脱险的。父亲说：“红军刚开辟时，如果没有家乡人民舍生忘死的支持和掩护，红军和根据地也发展壮大不起来，我王兆相也早就不存在了。”

    全国解放后，父亲时刻都惦记着老区的发展，惦记着家乡的父老乡亲，惦记着红军时代与他并肩战斗已牺牲的和目前仍留在当地的战友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他曾数次回到陕甘、延安、西安和神府佳榆地区。每次回去都要骑马（当年陕北地区及神木南乡都还没通公路）到家乡各地去看望乡亲，看望战友，到他曾战斗过的地方去凭吊牺牲在那里的烈士。在神木太和寨的山头上，他对陪同人员说：“1935年10月15日，在这里我们红三团与敌人遭遇，当时就牺牲了张德超、高玉才、贾怀耀、王玺四个红军连排干部，敌人把他们遗体拉走，头割下来挂在了神木城头的木笼里。” 当时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在地上捡了几块石头堆起来说：“如有可能将来应该在这里给四位烈士立个碑，让后人不要忘了他们。”

上图在神木太和寨山上凭吊1935年在此栖牲的张德超等四烈士

    在神木南乡的陈家萍，父亲站在陈家萍村桥头回亿与刘志丹见面的往事，给随行人员说，1936年刘志丹、宋仁穷率领红二十八军北上到达神府佳榆根据地，我就是在这个村里见到了几年没见的老首长刘志丹。我当时己被撤消团长职务。主要是因新成立的陕北省委组织部那个原神府特派员，他代表省委1935年12月12日上报给刚到陕北的中央一份歪曲、虚假的报告，说我“........尾大不掉头，将来可能当军阀、当土匪，不可重用，要控制使用”。 为此免去我红三团团长职务。当时开始只是按省委指示让我做了一个军事部干事，后来是在新到的神府特区组织部部长张秀山等同志们均认为对我处理不公，于是在他们坚持下只好又改任我为一个无实权的副部长。刘志丹来后，因我当年曾是红二十六军警卫队长，骑兵连支部书记，一直跟随在刘志丹身旁。这次我与老首长重逢很是难得的。在红二十八军军部驻地陈家萍我俩睡在一个炕上谈了很久，志丹说是党中央、毛主席来后救下他们这一批人，否则差点被执行左倾路线那一帮人所杀害，虽然他现在是军长，但强压在志丹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还戴着。我也讲了我这几年的经历，当时志丹便给我讲：“中央刚到陕北，许多问题也不可能马上搞请，这些年来我和子长的亲密战友，你的哥哥王兆卿英勇牺牲，你父这个一直支持革命的老人反而在肃反中被自己人所杀，你也几次被撤职，你确实也受了不少苦和委曲，但我们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中央刚到陕北不长时间，相信我们的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的”。

    后来经刘志丹向神府特委提出让我跟随红二十八军作个高级军事参谋，并随他东渡黄河过山西驻守罗峪口、黑峪口两个渡口，这是我和刘志丹的第二次较长时间的相处。没想到东渡黄河不长时间，刘志丹这个我的老首长、老战友就牺牲在战场上了。说到此时父亲摸着陈家萍桥的石柱，随行的秘书便单独在陈家萍桥头给父照了一张像，以示怀念那一段战友情。

老红军王兆相当年在陈家萍去见老首长、老战友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的村庄留影

    父亲还给我讲，1960年初他离乡二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到王家后坬，住在自己家的老窑洞中，每天不断有人来看望他，有的甚至蹚水过河、翻山越岭步行几十里路来与他见面。每天来看他的人流不断，乡亲们的热情着实让他感动。

    有一天晚上他在自己家的窑洞睡觉时总觉得窑洞外似乎有人，第二天他开门看见曾任过红军指导员的王六八、曾任过红军排长的王留星两位老人蹲在门口抽烟，他问他们晚上是不是一直坐在此没去睡觉？他们说怕有坏人、咱们闹红时被整过的地主、白军、还乡团的那些后代们来报复，对他不利，所以他们几个仍留在家乡的老红军商量要保护他的安全，轮流给他值班守夜。他听后感动极了，拉住他们的手，含着泪劝他们别再这样了，快去休息。父亲给我讲到这里时，眼眶里已充满了泪水。

    有一件事是我给父亲说的，这就是在1968年时我与表弟杨东良(我的大姨夫老红军、海军杨文模之子) 由北京陪我伯妈（王兆卿烈士夫人）回陕北神木老家。文革中我俩父母都受到很大冲击，一路上我伯母告诉我俩千万别暴露你俩姓啥、叫啥，以防有一些在红军时代就结下仇的人他们的后代借机为难报复。一路上我们都是住在农民开的大车店窑洞里。在山西兴县去黑峪口路上因没公路，更没长途汽车，我伯母又是从小就裹成了的小脚，我只能到市场上雇毛驴，可我又不知怎么去雇，很为难。此时一个年轻后生主动给我说：“你等着，啥也别说，我帮你雇，”一会儿他就雇好了毛驴。(后来我到神木城后偶然碰到他, 他说你们三人一到兴县我们就知道了, 所以帮你们是应该的)。

    到了山西黑峪口因黄河发大水，没有渡船（那时还没修桥），过不了河，只好住在黑峪口我伯父王兆卿年轻时的“拜食”家（即把兄弟）。后来， 听说黑峪口上游山西黄河边上的寨滩有神木马镇一带人的地, 他们每天都搬船过山西的寨滩来种地。我们第二天只好又翻山走到黑峪口的上游，从寨滩过河。当时凡是坐船过河的人都交钱，我也主动把我们三人的钱交给老船工，可他怎么也不要，他说：“孩儿，我不要你的钱，” 他把我塞给他的钱又硬放到我的背包里, 还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孩儿，你啥也别说，我知你兄弟俩是谁，你们一到兴县我们就知道了。你“大大”现在怎么样？这两年咱地区来了一些外地人到处贴标语和大字报，把你“大大”的名子都划叉叉，打颠倒了。你们俩的“大大”舍命干了一辈子，怎么会被打倒呢？！这些外地来贴大标语的人到我们这一带来，乡亲们都不理他们。乡亲们完全相信你“大大”” 。紧接着他又拉着我小声说：“孩儿，路上小心，千万别说你是谁，坏人还是有的, 闹红年代结下的仇人后代们也不会死心”。 下船后他又派他的儿子帮我们背上东西，送我们上山，并一个一个村庄托人护送我们回到本村。

    紧接着，我又给我父亲讲了在神木南乡沙峁镇遇到的一件事。沙峁镇是我母亲的村镇，我1947年时也在此镇上过小学，对这个镇我很熟悉，一天我在镇上的老街寻找着往年的记忆，忽然有个老人拉住我说：“孩子，你跟我来一下，有几个老人想见见你”。这村的老人按我母亲的辈份都是我的长辈，我便跟着他下到窟野河滩的一块大石头旁。在大石头旁坐着五、六个老人，他们一见我就问：“孩儿，你《大大》现在怎样？我们几个都是当年跟你《大大》闹红的人，因伤病而留在村里，前些年从外面来了几拨人，到处贴你《大大》是大土匪、大军阀的大字报、大标语，把你《大大》的名子打颠倒、划叉叉，他们一走乡亲们就给扯了下来。我们几个跟着你《大大》闹红的人，想一块到北京去找党中央说说，王兆相拼死拼活干了一辈子，怎么变成军阀、土匪了呢？还要打倒？” 我给这些老人讲：“谢谢他们对我父亲的关心，目前我父暂已没事了，现在已从湖南长沙奉命迁到河南洛阳闲着待命，虽然没工作，不能随便离开洛阳， 但不会再挨批挨斗了，你们到北京也跟本见不到中央有关领导，这那可不像在延安时那样，大小领导都比较容易见到”。

    我把一路上所见的这几项告知父亲后，他老人家眼圈又红了，泪眼汪汪的对我说：“家乡人民太好了，红军时期如没有神府佳榆这些家乡人民的支持、掩护，我不知死了多少次了，哪会有我们的今天，我们是当年众多出生入死那一代人的幸存者，你们这些年轻一代可永远不要忘了那些流血流汗的老前辈啊，不要忘了家乡人民的恩情啊”。

    父亲还给我讲过一件事，就是1983年他回家乡去时真想在王家后坬自己家的窑洞再住一个晚上，但随行的我父秘书徐周选、我的小姨夫（老红军）贺长光等陪同人员考虑他的身体情况和当地的条件，坚决不同意他住，硬把他拽走。为此他对我小姨夫贺长光（榆林副专员，老红军）发了火，他说：“什么条件不好，乡亲们世世代代就住在这里，我也是从这里出生、成长，走出去的，过去你们这些干部下乡都要和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现在回我自己的家就条件不好啦！？”。他给我说此事的时候，还满脸委屈。又自言自语地说：“咳！真想在自己家再住上一晚啊！”，此时他眼眶里的泪水都快涌出来了。我劝他说：“爸爸，你年龄大了，小姨夫和徐秘书是为你好。”他瞪着我说：“那是忘本！”。不过，最后他也承认他们确实是为了他的健康，是好心。

    最后一次回家乡是在1997年9月，他近89岁高龄时，我和小弟王东民、王晓建秘书、凌医生、战士等五人陪同他一块儿回去。从包头到神木。当时榆林专区又派了我的小姨夫贺长光和地委的乔乃章副秘书长带了一个面包车到包头来接我们（那时还没火车到陕北，但有土公路了）。一路上我们几个都很疲倦，不由得都在车上打盹。而我的父亲却一直精神抖擞，看着在车窗前掠过的内蒙达拉特旗、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和府谷、神木大柳塔的一个个景致，不住地念叨着：“好啊！变了！30年代我们神府红军也曾几次北上来过这里，当时与这里的蒙族王爷的骑兵也有过几次接触，后来和这些王爷的统战关系搞的还不错” 。

    在神木大柳塔由神华煤炭集团的乔振明主任陪同下参观了煤炭集团的展厅，并且听了集团总部领导的介绍、看到现代化电子操作的机械出煤，他异常兴奋。在神木、榆林、府谷与老干部们的座谈会、欢迎会上，他一再感叹地说：“改革开放这些年陕北变化太大了，真是大发展、大变化、大进步啊！。”他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想了解，都想看。

    在府谷县他在县委书记乔万荣陪同下，到1928年时他去过的地下党联络站负责人，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孙计一校长的窑洞，寻找当年的足迹，回忆他参加府谷地下党时的生活。他也专门到府谷居民家里去了解乡亲们的生话。

在府谷回顾他的入党介绍人孙计一家和当年党的联络站

    在神木大保当大街上与路上的群众聊天, 问长问短。他为家乡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欢欣鼓舞。在神木与老干部们聚会时，他紧紧握住两个专门从内蒙古赶回来看他的红军老战友的手，深情地说：“看到家乡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我们这些为此奋斗了一生的人，应由衷地高兴啊！

神木老干部们的欢迎聚会上与专乘从内蒙回来看他的俩红军战友

在神木大保当大街上由榆林乔乃章秘书长陪同与街上老乡聊天

    父亲对革命老区的深厚感情是难以言表的。记得作为全国五、六届的政协委员，他在会上就曾多次呼吁，要加强对革命老区的建设投入，要切实关心革命老区人民的生活。他常讲：“革命老区过去大多是没有什么物产的贫困山区，那里的人民在我党我军最艰苦的时候，以大无畏的流血牺牲精神支持了革命，赢得了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我们绝不能忘了他们，绝不能忘本啊！”

    2005年父亲因高血压造成脑梗住进了医院，就是在医院中他依然忘不了家乡，忘不了家乡的人民,忘不了家乡的黄土高坡和窑洞。2006年父亲由于肺部感染不得不插上呼吸管机，当时他头脑还较为情醒，但不能说话了，躺在病床上他心情烦躁，发火，敲床，不配合治疗，我和战士们轮流整天坐在床边陪着他，怕他自己动手把管子拔掉。我基本上每天都把在神木街上买的最原始的信天游歌曲一遍一遍给他放，把他喜爱的晋剧“打金枝”、“蝴蝶杯”等等晋剧放给他听。他只要听到这些他熟悉的曲调，就静下心来，脸上还不时露出一丝丝笑意。有一次在放晋剧“打金枝”时，我突口说这是汉朝时……话还没讲完，他马上瞪大眼睛、用手狠狠的指着我，嘴不停的动着，我马上意识到自已说错了，立刻改口说：“错了，错了，这是唐朝发生的故事，”。陕北榆林地区沿黄河一带北部的老百姓都喜欢看晋剧，哼唱信天游歌曲，我父青少年时在家乡的山山、沟沟、峁峁放了近七年羊，非常喜欢随口而来的陕北信天游曲调和到庙会上去看晋、陕两地的晋剧。为此我就到处搜集陕北信天游歌曲和他喜欢的晋剧给他每天放着听，刚开始他所住在301医院南楼病科的医生护士都不知放的什么, 欣赏不了, 时间长了，连他们也喜欢听了, 如果有一天我没放, 他们还去问我们的几个小战士: “今天你们老大为啥不放音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