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除了写政论时评、搞动态报道外，他的另一个任务是“作记录”。张平子回忆：“1920年10月有一批中外名人应邀来湘讲学，其中有英国的罗素夫妇和美国的杜威夫妇，以及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张溥泉等人。他们分别在教育会、遵首会作了讲演。本报以为这是新文化、新学术的一次盛举，除编辑部人员多数参加外，并邀请特约记者毛泽东、金缄三、马文义三人参加，并请他们担任记录。金、马二人每次负担一篇至二篇，毛泽东独能一天完成三篇以上，每篇都约三四千字。讲演结束后，政府将讲演稿印成专册，都是采用《大公报》的记录稿。未几，赵恒惕赶走谭延闿，取而代之……”

    湖南自治前后年间，《大公报》在李抱一的主导下，对湖南制宪自治运动予以高密度跟踪报道,尤其关注湖南女界联合会的行动,使女界"五权宣言"成为社会舆论的聚焦点。

    相反盖相成，此大公报之所以为大公报也

    民国的先进文人士子，受欧风美雨影响，大多熏陶民权自由思想，有一种雅士之风：“我不赞成你的思想，当我坚决拥护你表达思想的权利。”李抱一主导的《大公报》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利用自己的职业便利营救过一些中共地下党员。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贡献与抹去的历史。可也有一件事，毛泽东与李抱一在印刷工会罢工事件上，持有截然不同意见，引发了一场友好的论战。

    到了1922年12月，毛泽东却与老乡好友《大公报》主笔龙兼公打了一场“口水仗”。这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各为其“主”。2月前，毛泽东刚被聘为一师附小主事，后来还兼任一师国文教师。

    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的实践要求，与郭亮开始在长沙策划发动工人罢工运动，要求增加工人的收入福利等。其中，长沙市印刷工会，作为《大公报》的印刷方，在鼓动下向资方提出两项要求……“双方开会谈判，工方由毛泽东记录，资方由老乡好友、《大公报》龙兼公记录，记录者有发言和表决权。辩论结果，龙兼公理拙词穷，终于尽依工方要求……”。

    曾有人一叶障目，于此得出《大公报》总编辑李抱一“思想上反对共产主义”，这是因为不懂得毛泽东与李抱一在《大公报》三年时间的深入交汇。没有李抱一的大力支持，《大公报》不可能发出那么多的马列主义文章，甚至被当局以“左社”言论而遭到打击与取缔。当时因为印刷工人罢工，事出紧急，已经影响到《大公报》自身的刊发与营生。进而，也会不利于报纸为民众社会发声，由此演化的系列问题。李抱一对此在《大公报》上以笔名刊发了自己的忧虑。

    12月13日《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时评，李抱一署名“盾”，题为《工人罢工后的几句话》，指责工人“缺乏常识”、“不守秩序”、“不识卫生真谛”。“我劝印刷工人以后千万要注意基本学问……为了不受人驱策，不为人作实验主义的牺牲，更非注意学问不可。有了相当的学问，然后可以免掉这种弱点”。“忠告从事劳工运动者，不要满足于罢工胜利和组织工作，结果只有助长工人嚣张习气，使社会增加不安宁。”

    第二天，12月14日，李抱一亦在《大公报》刊出了毛泽东执笔写的《印刷活版工人致大公报记者盾书》，毛泽东指出这位记者是“穿着长衣告诫我们工人”，接着说：“现在社会上工人、农民和学生似乎是被人教训者。”“而长衣社会的先生们则是拿出大知识主义，大读书主义的教训人者”。“工人并不接受别人的教训，但是教训人者必须做到下面三点：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站在我们的地位教训我们，能够不为我们的师长，而降格为我们的朋友。二、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将事实调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视人家的人格。三、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够下得身段，真真实实地教训我们。” 可见，毛泽东与李抱一在《大公报》虽然有这场争论，但也是在李抱一刻意安排许可的，一场同仁之间友善的辩论。 这正是《大公报》在李抱一主导下自由思想的充分体现。为何同一张报纸刊出意见完全相反的文章，同是毛泽东的老乡好友、《大公报》编辑张平子（1885——1972）回答得好：“相反盖相成，此大公报之所以为大公报也” ！

    呜呼，一个是创建新中国的历史伟人毛泽东，一个是民国创建《大公报》的杰出报人李抱一，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共同为批判封建礼教、开展平民教育、匡扶社会正义、弘扬先进文化、推动湖南自治等携手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斯人远去，长河落日；
湖湘精神，热血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