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11月26日）就是开国上将陈伯鈞诞辰111周年。对这位早被毛主席称赞为“红军干才”的老一代名将，在全军享有盛誉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我敬慕已久。近一年来，结合学习党史、军史，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精辟论述的伟大建党精神，系统拜读陈老上将战争年代的多年日记和精湛文选，阅读有关传记，再次深受教育。我作为一个基层党员和退休军人，对陈老将军的了解虽是以管窥天，但绝然高山仰止。通过学习，我十分缅怀他在我党百年奋斗极其艰难困苦的初、中期，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传奇般、开创性的历史功勋；由衷地敬仰他对党业忠心赤胆，为建国舍生忘死，为强军呕心沥血，为人民鞠躬尽瘁；永远纪念他在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奋斗的光辉一生中，以其“坚持真理，坚定理想，浴血奋战、坚韧不拔、光明磊落，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为一代共产党人树立起光辉的典范，是我党宝贵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是我们永志学习和传承的光辉楷模。

    一、我们学习他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守共产主义理想的精神，保证党在为实现伟大理想而奋进的革命道路上，不断充满无比强大的奋斗动力，不断战胜艰难险阻，打开崭新局面。

    陈伯钧出生在灾难深重旧中国中一个具有浓重家国情怀的农耕世家。父亲崇正尚义，母亲好善乐施。中华民族追求公平正道的传统美德，从父母身上经常溢出，不断浇灌着陈伯钧的幼小心灵。酷爱读书的陈伯钧，少小就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等经典名著。书中舍身取义、除暴安民的豪侠事迹吸引并打动着他。陈伯钧二堂叔陈应槐信奉孙中山三民主义。“被广州军政府孙中山大元帅特授陈应槐为陆军中将，军政府颁给他三等文虎章，陈应槐不仅习武功，还善文学，著有《怀仁堂集》，对少年陈伯钧影响颇深。”（引自中共达县县委宣传部主编《开国上将陈伯钧》）陈伯钧四哥是国民革命军团长，后来牺牲在抗日前线。他们都具有浓烈的报国情志。良好的家教使陈伯钧幼小的生命夲性，得到较早释放和健康成长。这种向上向正向善的生命本性，是他能较早立投身革命，较快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潜在基因；也是他一生中追求真理，为崇高革命理想而献身的厚重根柢。

    1917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席卷全国,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思想春风扑面吹来。天资聪颖的陈伯钧得到较早熏陶，在小学作文中就常反映新思想和新文化内容，被老师作为范文宣读。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进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革命新时代。 1922年，12岁的陈伯钧高小毕业，考入新文化兴达的省立万县第四师范。1923年春，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肖楚女到第四师范任教，陈伯钧听肖楚女演讲并参加读书会，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1924——1925年间，陈伯钧积极参加该校反帝爱国斗争，把反动的国家主义派骨干、四师校长驱逐出校。五卅运动中，他积极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为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被学校当局开除。1926年，报考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被录取。翌年2月，陈伯钧与罗瑞卿、游雪程、徐彦刚、程子华等被编入军校第一大队第二队。革命先驱恽代英作为总教官，经常给学生讲时事政治，宣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军校学员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刊。酷爱学习，善于思考、夙有厚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底的陈伯钧，一经与为公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碰撞结合，不断迸发新的思想火花，思想提高很快。他开始认识到唯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能救国济民的科学真理；唯有共产主义才是人类最公正、最美好的理想社会；唯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建成美好社会。他的朦胧报国夙志，很快升华到跟着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开创共产主义的雄心大志。从此，革命真理和革命理想在他心中开始生根发芽，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逐步发生深刻转变。

    1927年 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危急关头，军校学生奉令编入中央独立师，陈伯钧所在的一大队编为第一团，在叶挺指挥下击溃了叛军。 由于陈伯钧信念坚定，作战勇敢，于1927年5月在火线入党，成为我军建军前的早期中共党员。从此陈伯钧开始了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的壮丽人生。

    中央独立师回师武汉后，为了保护军校这支党、团员占百分之七十的革命队伍，将军校学生蛰伏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在蒋介石“4.12”大屠杀和汪精卫“7.15”公开叛变的白色恐怖下，革命处于低潮。陈伯钧的父兄以“母病重”为由，催他回家。陈伯钧以坚定的革命理想毅然拒绝，坚决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

    1927年8 月2日陈伯钧随教导团直奔江西参加南昌起义，8月4日，船靠九江码头，即被张发奎的预设部队缴械扣押。 陈伯钧暗约七八个同志，趁夜逃出营地，向南昌兼程前进。途中得知起义部队已撤城南下，张发奎已占领永修、南昌。他们便来到高安寻找党组织。经中共高安县委介绍，他们到打着贺龙第二十军独立团旗号的一支工农武装队伍中工作。陈伯钧任独立团副官。8月中旬，陈伯钧随独立团从高安出发，经宜丰到达铜鼓县城休整。为训练新兵，团部设立了训练处，由陈伯钧任主任。成为工农革命武装的首位军事教官。

    1927年9月10日，毛泽东从浏阳来到铜鼓。陈伯钧在独立团团部肖家祠听了毛泽东号召举行秋收起义的讲话，心情振奋不已。会后，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陈伯钧，对这位有文化、懂军事、很正直的年轻人，初有赏识。秋收起义后，独立团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1师第3团。陈伯钧任该团第3营、第6连、第1排排长。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直接领导第3团行动。起义军奉命攻长沙途中，1团遭偷襲失败，2团打下浏阳后遭围攻，大部伤亡。毛泽东只率陈伯钧所在的3团退回铜鼓至文家市，恰逢1团长卢德铭率余部前来会合。在离开文家市南进途中又遭敌伏击，1团长卢德铭阵亡，3团遭重创，只有陈伯钧所在3营冲岀重围，赶上1团，在毛泽东带领下进入永新进行三湾改编。缩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编为1师1团，仅有1、3两个营。陈伯钧任3营8连1排长。营长是革命先驱张子清。毛泽东带领700余人的初创工农革命军奔向井冈山。从此，陈伯钧跟着毛泽东，走上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领导工农群众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历史征程。他成为开拓中国革命道路的奋勇先锋。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将坚持的真理化作灵魂，将理想灌注行动。

毛泽东亲笔题：“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

第一师至今尚存之人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一九三七年五月于延安城。”在凤凰山毛泽东驻地。后排左起：杨立三、陈伯钧、毛泽东、龙开富、周 昆、谭希林、罗荣桓、谭政、刘型、杨梅生、胡友才、贺子珍。前排左起：赖传珠，张宗逊，孙开楚，赖毅，谭冠三。

    1、训练、改造袁文才绿林武装。

    当时在井冈山上存有袁文才和王佐领导的两支绿林武装。两人都是贫苦出身。都曾拉起队伍，杀富济贫，与当地土豪劣绅作斗争。大革命中，接受共产党领导，先后将队伍改编为县农民自卫军。后因敌人重兵围剿，他们退出县城，进入深山密林与敌周旋。红军三湾改编后，毛泽东派人给袁文才送信，希望能与合作。袁对毛泽东始存戒心，回信以“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婉拒。毛泽东见信，不动声色，热情款待来使。临行送每人上好短枪各一支。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在宁岗会见袁文才，两人长谈甚融。毛泽东赠枪100支。袁见毛泽东以诚相待，深受感动，回赠大洋1000元。1927年10月中旬，袁文才派人到湖南酃县送信给毛泽东，希望能派人上井冈山帮他训练部队。毛泽东认为这是改造袁文才和王佐部的天赐良机。能有少量带武器的红军上山驻扎，是工农红军实行真正意义的武装割据迈出的第一步。对这项关系到争取袁文才，实现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落脚的开创性工作，毛泽东十分重视，经过慎重思考，决定派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三人前去。他们都是政治可靠、军事过硬的共产党员和黄埔生，容易获得袁文才的信服；都是远离本地土客籍纠纷的四川人，利于搞好团结。临行前，毛泽东对他们说，袁文才主动要我们派人帮助他训练部队，我再三考虑，决定派你们到袁部中去。你们是第一批上井冈山的，到那里要好好同人家合作，要搞好关系，尊重人家领导。在搞好军事训练的同时，搞好政治训练。还要注意了解当地情况，传播革命种子。陈伯钧等三人听到毛委员的嘱托，感到责任重大，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1927年10月19日袁文才派交通员来接。他们步行三天，到达袁部驻地茨坪步云山。刚一落脚，就听山下传来敌军进攻步云山的消息。袁文才按预设安排，派人将他们躲避在更加荒僻的农家茅屋内。待敌走后，重回步云山，分到各连，开始紧张的军政训练和团结改造工作。由此，他们成为毛泽东创建的工农革命军最早进驻井冈山，迈出工农武装割据第一步的三教官。

    陈伯钧深知，改造绿林的旧制度、旧作风绝非易事。他们重义气，讲情面，自尊强，疑心大，游民习性浓。陈伯钧决心按照毛泽东指示，运用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训练改造这支农民队伍，既坚定信心又注意方法。一切操练作息按照连、排、班建制和正规部队规范进行；既教军事，又讲政治，宣传武装革命道路和工农红军宗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坚持在军政训练上严格要求，在日常生活中体贴关心，言行举止率先垂范，体现出共产党人忠诚为民的无私精神；逐步建立起平等、革命的上下级关系，性格爽直又有思想的陈伯钧很快同士兵们打成一片，并与袁文才成为好友。毛泽东也乘在山上治疗脚伤，常到训练场地观看操练，同战士谈心，讲封神演义中上天入地的故事；同袁文才和陈伯钧聊天，增加相互知心。袁文才对毛泽东很快产生信赖，与红军关系日渐密切。陈伯钧等三人的工作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指导和表扬。是年12月，毛泽东又派何长工专门去做团结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  

    经过三个月的训练改造，这两支本性淳朴的农民队伍，一经同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结合，军政素质提高很快 。1927年11月袁文才入党，28年4月王佐入党。1928年2月上旬，在宁岗大陇的朱家祠堂前的宽大草坪上，毛泽东亲自主持大会，宣布袁、王部队合并升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28年5月，朱、毛会师后，红四军正式成立，袁、王部被编入红四军第11师第32团。5月下旬，袁文才兼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6月，中共湖南省委指派他为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委员；8月，任宁岗县委书记。王佐兼任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负责防守井冈山五大哨口和筹集物质等工作。在粉粹湘赣军阀会剿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龙源口、黄洋界等战斗中，率部英勇杀敌。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后，他率32团协助红五军守卫井冈山。

    改造袁文才和王佐部队的成功，使得红军开始有了稳定的落脚地，为革命道路的开创奠定了初始基础，增强了道路自信；也使陈伯钧感到马克思主义是照亮劳苦民心的一盏明灯，一经燃起就会焕发出改天换地的巨大能量。

1962年陈将军重回井冈山时，满怀深情厚谊专程看望并亲切慰问袁文才妻子谢梅香。中者:谢梅香，右者：陈伯钧

    2、护卫毛泽东成功追回被叛逃团长带走的部队，保住初始革命火种。

    1927年11月18日，红1团团长陈浩和副团长徐恕率特务连和1营打下茶陵县城后，团长不管部队，不做群众工作，在城内吃喝玩乐。1营党代表宛希先派人报告毛泽东。毛委员写信批评团长陈浩，令其尽快纠正。12月下旬，湘军派重兵反扑。此时张子清的3营经一路转战也来此会合御敌。毛泽东听说敌人反扑茶陵，很不放心，逐于12月25日带领陈伯钧和毛泽覃、黎猷教等奔往查看。

    茶陵位于井冈山以西约100余里。将近县城，传来枪声。当晚，毛泽东决定在城郊村内住下，派人侦察。晚上轮流放哨，毛泽东和陈伯钧值下夜班，以应不测。次日凌晨，赤卫队报告，敌人尚未进城，茶陵东门外通往井冈山的浮桥被拆，我军由茶陵县城向南撤退。面对不祥之兆，毛泽东机敏判断可能生变，当即下令向南，追赶部队。

    情况正如毛泽东所断。原来一团长陈浩，贪图享乐，不想回山。当面临敌人重兵攻城，对守城无决心，对革命道路无信心，胁迫、蒙骗1、3营强行南逃。1营党代表宛希先竭力阻止，被陈浩捆绑；3营长张子清力劝返回井冈山，陈置之不理，并派人拆毁退回井冈山的浮桥；以借道为名向安仁县进发，妄图投靠国民党十三军军长方鼎英。张子清在巡哨中截获了陈浩写给方鼎英的投降信。

    心急如焚的毛泽东，不顾脚伤疼痛和个人生命安危，立即带领陈伯钧、毛泽覃和随从人员，拼命追赶这支自工农革命军创建以来仅有的团队。半路上遭遇当地民团，陈伯钧让毛泽东赶快先走，自己阻击掩护。他们一口气追上在湖口休息的部队。被捆绑的1营党代表宛希先看到毛委员来了，急忙高喊：“毛委员！快救红军！他们要叛变革命！”此时3营长张子清已跑步过来。毛泽东一面示意身边人员立即给宛希先松绑，一面让张营长带路，疾步走向团部，命令陈浩马上通知团营干部开会。同时命令3营长张子清去布置部队警戒，另专告陈伯钧和毛泽覃在就近屋内静候。陈伯钧在隔壁凝神静听，只听会议争吵剧烈，他下意识地紧握手中驳壳枪。张子清同宛希先当场指证陈浩等人背叛革命、通敌投降，并出示陈浩通敌投降信。陈浩和徐恕百般抵赖。毛委员即喊：来人！将他们捆了！陈伯钧即刻带人冲进会议室，和特务连长曾士峨等一起将陈浩、徐恕捆了起来。毛泽东得知一营长黄子吉带人先去与国民党联系，即命宛希先带一个排，把他们追回！当夜，宛希先将黄子吉等人追回，同张子清一道向毛委员详细汇报陈浩等人背叛投敌的经过。返回途中，陈伯钧随毛泽东，到各个连队，同干部战士谈心，做好稳定部队的工作。讲明天下穷苦人，只有拿起枪杆子，夺得印把子，才能过上好日子；当下的首要任务就是壮大革命军队，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民主政权。只有人民当家做主，才能按照人民意愿，建起公正美好社会；讲明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就是为人民打天下，让人民坐天下，靠人民兴天下；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拼出一条活路。陈伯钧听了毛委员将马克思主义真理讲得如此深通俗易懂很是敬佩；对毛委员将革命理想同当前斗争紧密结合深受鼓舞。晚上，毛委员又召集负责干部开会，陈伯钧总是不离左右，紧紧护卫着毛委员的安全。第二天深夜，毛泽东将陈伯钧叫到近前，把一封亲笔信交给他，让他务必连夜取捷径赶回宁岗砻市，把信交给住在那里的中共永新县委同志，要他们做好迎接部队的准备。陈伯钧乘夜色，单骑飞奔在深山小径上，按时将信送达。不多时，毛委员带领大部队回到了砻市。陈浩、徐恕和黄子吉被押回后，在宁岗留守的红一团参谋长韩昌剑得知共谋的叛逃事件败露，逐铤而走险，妄图营救陈等，被早已埋伏的特务连战士当场抓获关押。毛泽东当夜立即召集全团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正式宣布前委决定：撤销陈浩、徐恕、韩昌剑、黄子吉四人职务，执行枪决。任命张子清为团长，何挺颖为团党代表，朱云卿为团参谋长 。会议还总结教训：加强干部培训，做好群众工作。明确革命军队三大任务，即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第二天，陈伯钧参加了全团指战员大会。毛泽东宣布了陈浩等四人的叛变投敌确凿事实和判决结果，并当众处决。一场重大危机，得以妥善挽救。在处理茶陵事件中，毛泽东对陈伯钧的忠诚与坚定很是赞赏。陈伯钧从毛泽东身上感到革命真理的光芒和革命理想的力量，对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更加坚定不移。

    3、开办工农革命军第一个教导队，培育革命骨干。

    茶陵事件后，毛泽东派陈伯钧到工农革命军教导队，担任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是我军军事院校的源头摇篮。队址设在古老的龙江书院，位于江西省宁岗西北龙江河下游，背依五虎岭，面临龙江河。系1840年原宁岗、酃县、茶陵绅民捐款集资修建，一时成为当地最高学府。

    教导队第一期学员110余人，其中有湘赣边界各县选派的工农分子70余人，工农革命军的基层军官40余人。下分四个区队，每个区队下设三个班。大队长是吕赤。区队长为陈世渠，张令彬，王良等。茶陵事件后，副队长兼任党支部书记的陈伯钧也兼任教官。教导队按照黄浦军校的教学程序，每天三操两讲，即三堂军事，两堂政治。军事上陈伯钧负责讲授《步兵操典政纲》《野外勤务》《地图识别》等，政治教育以讲课和学文化相结合，内容有阶级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红军的宗旨、性质和做群众工作等。毛泽东十分重视教导队的开办和军政教育训练工作。据曾是第一期学员的谭震林和贺敏学回忆，开学典礼那天，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说：“要在短时间内学好军事和政治是不容易的，需要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魄。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就是要有善于学习新东西的精神！”毛泽东还做兼职教员，给学员讲授“什么是革命？”“怎样革命？”“在共产党领导下，依靠群众自己革命”的道理，将教育的重点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树立远大理想，并同现实斗争紧密结合上。教导队第一期原定办三个月，根据学员要求又延长半个月。结业后立即投入根据地各项革命斗争。100多个革命火种，立即在所到之地点燃，对传播革命真理，坚定革命信念，坚持革命道路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在教学过程中，由于陈伯钧坚持用革命真理武装人，用革命理想唤起人，从而极大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积极性；同时也使得他自身对革命真理的认知更加深刻，对为实现崇高理想而进行的现实革命斗争更加充满信心和力量。

    4、在挫折中奋起，掩护朱德、毛泽东胜利会师，实现星火燎原。

    1928年3月，陈伯钧因修枪走火，误伤教导队队长吕赤身亡，陈伯钧悲痛万分；士兵委员会成员要求枪毙他；毛泽东心情沉重，但格外冷静。经反复问明情况后，便和群众商量着说：“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两人又是同乡好友，他们都是军校出来的优秀人才。因修枪走火，误伤人命。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让另一个人留下一命，让他戴罪立功好不好呢？”士兵委员会的同志听了毛泽东这么说，就不再坚持原来意见。毛泽东说：“我们不杀，但是要罚。打他一百板子！”逐命令警卫员执行。当打到20板时，陈伯钧手掌已是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当场有人说话，板子打得重，一板顶五板，打20算100！大家心痛陈伯钧，异口同声同意! 经毛泽东严厉责罚和严格批评后，陈伯钧被调到张子清任团长的第一团作战连队。

    革命意志坚强的陈伯钧，没有被突如其来的挫折击倒。他感激毛泽东不杀之恩，感激唯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能用马克思的先进思想，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公正妥善地处理此次灾难。他决心在战场上为革命拼命，以报偿好友，报答党恩。以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开始他在革命开创出期参与的第四件大事，参加掩护朱德、毛泽东胜利会师的作战。

    1928年4月初，陈伯钧被调到红1团1营1连任副连长。张子清十分重用这位有思想、有胆识，能文能武、机灵过人的小老弟。为接应朱德、陈毅率领起义队伍前来会合，陈伯钧跟随张子清打了几次重要的阻击战和掩护战。在攻打汝城时，团指挥所遭到守城敌人猛烈反扑，陈伯钧奉命率第1连，立即沿右侧一条干涸的小河沟，迅速迂回敌人侧后，对敌发起突然攻击，迫使敌人回撤。尔后全团全线出击，一举攻下汝城。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部向井冈山转移，张子清率1团担任掩护任务。当得知湘敌集中3个团兵力，妄图抢占战略要地酃县，卡住朱德、陈毅红军进入井冈山通道，张子清亲自率领陈伯钧所在的1营，抢占酃县县城和城北高地阻击敌人。一连在陈伯钧带领下，按照团长命令，连续打退了敌人十多次冲锋。经过三天激战，终于将敌人打退，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保证了朱德、陈毅部队安全转移到井冈山，保证了红军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朱德、毛泽东井冈山胜利会师。

    酃县掩护激战中，红军第1师参谋长兼第1团团长张子清腹部和脚上受重伤，将仅有的一点用于消毒伤口的食盐也让给了其他伤员，自已严重感染而不幸牺牲。临终前说了一句话：“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再也不能与同志们一起战斗了！”陈伯钧深为悲痛和感动。将老团长的唯一的一张遗像珍藏怀中，经过几番周折送到瑞金中央博物馆，让后人不忘这位为党开创革命道路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躯。也使陈伯钧深切感到，面对强大敌人，唯有不怕牺牲，肯于献身，才能杀出一条革命血路，取得革命胜利。

    5、坚守井冈山，血染根据地。

    1928年5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4军，陈伯鈞所在1团改称为31团，他在该团任1营1连连长。在三下永新，九打吉安中，以勇敢不怕死建功称著。

    5月中旬，敌人发动第三次进剿，毛泽东令陈伯钧所在的31团1营佯攻茶陵高陇。陈伯钧带领1连随营进驻。营长派3连侦察游击，连长牺牲，3连撤退，陈伯钧帶领1连猛烈反击，营长中弹牺牲，陈代理营长，率1、3连暂撤，与前来增援的28团合力打退敌人。后按毛泽东指令，连夜返回永新。途中遭遇敌78团，经过激战，打死敌团长，直捣永新城。敌师长弃城逃跑，红军二下永兴城。

    6月下旬湘赣敌人出动10个团发动会剿。朱毛集中陈伯鈞所在的31团1营和29团，合力迊敌。陈伯鈞派两个排设伏营指挥所两侧，经过激战，打退敌人。后又配合28团追击，歼敌1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支，取得第三次打下永兴的胜利。使井冈山根椐地进入全盛时期。

    1928年7月间，28、29两个团去湘南，毛泽东帶领31团在永新四周，以四面游击方式同敌11个团周旋25天，史称以少胜多的永新困敌战。陈伯钧带领一连一直同敌人战斗到最后，因大腿负重伤被送到井冈山治疗。8月下旬毛泽东率31团3营去湘南迊接主力，敌人一个师乘虚来犯，山上仅有两个连，陈伯钧参加团干部会研究保卫黄洋界战斗部署。

    1929年1月，毛泽东率红4军到赣南发展，令红5军坚守。敌岀21个团进犯，红5军突围。陈伯钧因腿伤重留在山上隐伏，被敌搜出入狱，陈伯钧坚真不屈，得到党组织营救。1929年5月陈伯钧岀獄后，毛泽东非常关心陈伯钧的工作，通知湘赣特委，派陈伯钧任红4军驻吉安代表处代表兼赣西红军第3纵队参谋长。游击于赣西各县，积极做好群众工作，发展很快，受到赣西特委称赞。后发展升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3团。

    1930年1月江西红军独立2、3、4、5团与赣西游击队合编为红6军，军长黄公略。下设三个纵队，陈伯钧任第1纵队参谋长，为六军主力。是年2月23日，敌唐云山旅进逼吉安水南，毛泽东和朱德率红4军和红6军1纵歼敌。陈伯钧和纵队长率1纵于24日晨岀发，十时到达，抓住战机迅猛攻敌，仅用半小时俘敌百余，缴枪500余支。残敌600余人逃至施家边。隔日，红4军与红6军1纵乘敌立足未稳英勇攻敌，激战7小时，号称铁旅的唐云山旅全军覆沒。陈伯钧协助纵队长率红6军1纵两战两胜。他指挥勇敢果断，身先士卒，在追敌中右腿再次受重伤。

    1930年7月，赣西南特委成立红20军，隶属红一军团。不到二十岁的陈伯钧任军参谋长兼2纵队政治委员。8月下旬，赣西南特委动员两万工农武装配合红20军组织第八次攻打吉安，因敌城防坚固，未能攻下。10月初再次奉命九打吉安。红20军担负正面佯攻，配合左右两翼主力攻城。陈伯钧带人详细侦查地形。在攻占螺子山时，陈伯钧右腿第三次负重伤，仍坚持与军长曾炳春指挥红20军，配合红军一部，从敌薄弱部突入城中，与敌激战一天，待兄弟部队陆续赶到，最终打下吉安。毛泽东充分肯定他献身理想的血性，让他好好养伤并兼任红军大学三分校学生总队政委。

    陈伯钧始终不渝坚持的革命真理和革命理想，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得到不断淬炼和升华，成为他一生献身党的伟业，建立卓著功勋的强大精神动力。使他成为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不动摇，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光辉典范。

1938年8月在延安凤凰山毛主席住地，毛主席与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志合影。
一排左起：宋玉和、谭冠三、谭政、滕代远、萧克、林彪、毛泽东、高自立、何长工、曾玉、欧阳毅；
二排左起：胡才友、孙开楚、谢瀚文、江华、朱良才、吴灌之 、李寿轩、张际春、谭政文、李克如、韩伟、龙开富、谭希林、刘型、陈伯钧、张令彬； 三排左起：徐日文，曹里怀。

    二、我们学习他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在苏区反围剿和护卫长征中再立新功。

    毛泽东同志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伟大的中华民族历来有“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中国共产党人在为真理和信仰而奋斗中，将这种民族正气升华为伟大的牺牲精神，并发挥到极处，从而铸就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间奇迹。陈伯钧就是这种牺牲精神的充分践行者。

    1、破敌三次围剿，顽强奋战，出奇制胜，坚决实现毛泽东的作战意图，保卫和发展苏维埃政权。

    1930年11月，陈伯钧被任命红3军7师师长。是年11月下旬，蒋介石以11师共10万兵，分西、中、东三路，发动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采用“诱敌深入”方针和“中间突破”战术，力求将敌人引入内线，依靠苏区群众，依靠地理优势，依靠战略战术，粉碎敌人围剿。

    红军经过3次有计划后撤，使敌人处处扑空。红军除派12军35师在兴国东北引诱敌人向西外，其余红军主力逐次转移至苏区腹部，集中在以黄陂、龙岗、南陇为中心的各个要地，伺机破敌。12月29日，当得知围剿军前线总指挥兼敌18师师长张辉瓒率该师师部和两个旅进击龙岗，毛泽东、朱德立即做出集中兵力歼灭此孤军突入之敌的作战部署。为实现中间突破，逐命红3军从正面攻击，其他主力红军负责阻敌增援和断敌退路。陈伯钧受命率领红7师为红3军先锋，在龙岗主阵地迎击张辉瓒师。红8、9两师紧接红7师于龙岗东北侧后，其他各主力部队迅速抢占各要隘，完成对张师的隔断包围。陈伯钧深切领会总部作战意图，深感任务光荣，责任重大，动员全师，坚决打好第一仗。12月30日拂晓前，龙岗地区大雾弥漫。陈伯钧率7师急行军，提前进入居高临下的予设阵地，组成严密火力网。待到日出雾散，张辉瓒以52旅为先头，53旅及师部随后，浩浩荡荡开来。当进入龙岗以东伏击圈内，陈伯钧按照黄军长预先指示，乘敌不备，出其不意，命部队猛烈开火，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张辉瓒以为是小股红军袭扰，逐令部队登山反击。陈伯钧指挥部队依托有利地势，大量杀伤敌人。真乃“雾满龙冈千嶂暗，天兵怒气冲霄汉”。红7师虽是红3军主力，但仅有一个团的兵力和武器，战至下午3时许，张师已展开4个团，多路反击。红七师靠着不到1个团兵力拼死坚守。适时，毛泽东和朱德在就近小别山临时指挥所，亲临火线指挥，密切注视战争剧烈态势。总部一时抽不出兵力前去增援，只派作战处长郭化若前往看望。陈伯钧当即告郭，前沿阵地稳定，全师正在顽强作战，请首长放心，7师顶得住。确是“决策靠大智，坚守靠大勇”。陈伯钧处变不惊，灵活调整部队，在黄公略军长指挥下，与红8、9师密切协同，不断打退敌人进攻，拼命坚守着阵地。战至下午4时，总攻开始。红12军、红4军和红3军团趁势相继从侧后高山冲下，在红军前后猛烈夹击下，敌军全线崩溃。陈伯钧率7师和兄弟部队直捣张辉瓒师部，活捉师长张辉瓒，俘虏敌官兵9千余人。

    1931年1月3日红军分三路追击谭道源师至东韶。由于实行坚壁清野，谭师食无粮，行迷路。陈伯鈞指挥红7师会同兄弟部队从东韶南山冲岀，与谭师激战，击毙团长、团副各一，歼师过半。第一次反围剿共歼灭敌军1个师部并3个旅，共约1.5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余件。苏区军民信心大增，士气大振。中央苏区进一步巩固扩大，为尔后半年内连续打破敌二、三次围剿积累了宝贵经验，打下良好基础。

    1931年4月，蒋介石又调兵20万，分四路向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面临敌军大举进犯，毛泽东决定以战斗力较强的红7师和红12军35师一部，由陈伯钧统一指挥，单独执行任务，阻击敌战斗力强的蔡廷锴第19路军；集中其他各路红军向富田攻击，力求全歼战斗力较弱的第五路军的第47师和28師。

    陈伯钧从战略全局领会毛泽东作战意图，清楚认知打好阻援对保证全局胜利的重大责任。在军首长指挥下，与师政委密切配合，动员全师坚决完成阻击任务。他机智灵活地采取保点卡线战术，实行正面顽强抗击与协同地方武装和赤卫队侧后袭扰相结合，有效阻击、迟滯敌人，使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寸步难进，无功而返，保证了白云山主战场首战大捷。红七师接着配合主力，在白沙、中村、广昌和建宁又连打四个胜仗，横扫残敌七百余里，歼敌3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2万余件和大量军用物资，打破了敌人二次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亲任围剿总司令，集中30万兵力，发动第三次围剿。陈伯钧深切领悟毛泽东“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和声东击西、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的战法，率红七师随红3军和一方面军大部主力，在面临东南北三面敌人共9个师的严峻情势下，积极取得根据地群众有力支持与密切配合，在南北两路敌人中间20公里空隙穿行向东突破。此时发现敌上官部第47师一个旅毫无戒备地西进。朱德、毛泽东当即指挥紅7师在内的一方面军主力，突然发起猛攻，激战2时，全歼该敌，击毙旅长。接着陈伯钧率红7师与兄弟部队冒大雨向北进攻黄陂，激战一小时，俘敌6000余人，缴获步枪3500余支，机枪百余挺。此时敌人又猛然向东追过来，成合围态势。陈伯钧率部随红3军和兄弟部队再一次从正在东进的敌军10公里宽的夹缝中向西穿行，转移到兴国东北密林中休整，伺机破敌。蒋介石又急令围剿军掉头西进。如此30万围剿军，处处捕空，拖得疲于奔命，打得损兵折将，蒋介石不得不决定撤剿。在围剿军撤退之际，陈伯钧奉命率红7师会同兄弟部队在老营盘截击并全歼敌人一个旅。随后陈伯钧奉命率红7师随红3军追击敌人，在方石岭歼灭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各一部，俘敌5000余人，缴获步枪4500余支。

    1932年7月，陈伯钧调任红十五军军长，隶属一军团。时红五军团在水口堵击粤敌第4师。粤敌独3师和独2旅由南雄驰援水口，与敌4师会合，向我军猛扑，五军团伤亡很大，正处困境。在聶荣臻指挥下，陈伯钧率红15军，星夜兼程到达水口战场，会合兄弟部队向敌人勇猛冲杀。史称著名的水口之战，许多红军指战员手持大刀与敌肉博，战场之慘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经过几个小时恶战，终将敌人全线击溃。粤敌20个团经过水口战役被击溃后，全部退出赣南。

    2、抗敌第四、五次围剿，浴血奋战，积极沿用毛泽东的作战方针，险中取胜，努力挽救左倾错误指挥造成的被动和损失。 

    1932年10月，随着毛泽东被左倾错误领导免去了方面军总政委职务，陈伯钧因坚定支持毛泽东的作战方针，被左倾错误领导免去红十五军军长职务。1933年1月因五军团參谋长赵博生作战牺牲，中革军委又任命陈伯钧接任。五军团是宁都暴动的起义部队，战斗力强，装备也不错，军团长是董振堂。赴任前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特别瞩咐陈伯钧：“你是井冈山的老同志、老党员，在军事上你要多负责任，打得好是董振堂的，打不好要找你是问。”

    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红军仍沿用毛泽东诱敌深入、依靠苏区人民，依托有利地势，实行大兵团伏击歼敌的作战方针。在南丰被敌人重兵反包围的危急态势中，军委决定红军迅速撤出。尔后隐蔽转移，集结四余万红军兵力于黄陂以西山地，分左右两翼设伏歼敌。左翼一、三军团歼灭援敌52师大部，生擒师长。陈伯钧协助五军团首长，率部队为右翼全歼敌59师，俘敌师长。尔后三个军团密切协同，英勇激战，歼灭号称王牌旳第11师大部和第9师一部。敌11师师长、参谋长及32旅旅长均被击成重伤，3个团长被击毙。歼敌3个师，缴枪万余支，敌四次围剿被打破。

    由于陈伯钧以不怕牺牲，坚决执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方针，屡建功勋，1933年8月被授予二等红星勋章，这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建有特殊功勋指挥员的奖赏。他在日记中写到“这是我七年来参加革命用血和肉换来的纪念品，我应永远保持这一光荣。与敌人战斗到底，为革命奋斗到底。”

    陈伯鈞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作战实践中，进一步坚定了在毛泽东军事路线和作战方针指引下，工农红军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坚强信念；在党领导武装革命斗争中，军事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正确军事路线指引下，唯有不惧艰险、不怕牺牲，才能充分发挥正确军事路线的强大威力，战无不胜。

1933年8月陈伯钧在江西苏区东沙，胸前佩戴中革委授予的二级红星奖章，时任五军团参谋长。

    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9月，陈伯钧因写信给红军总部陈述对当时形势和反围剿打法的意见，被左倾临时中央免去五军团参谋长职务。10月初调任红13师师长。在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各路红军完全失去机动歼敌活力。陈伯钧在具体战斗中仍积极贯彻运用毛泽东依据战情、依靠人民，机动灵活的军事指导原则，在军团首长指挥下，率领红13师连续打了十余胜仗。其中以新桥反击战打得出色 。1934年3月，敌军以北、东两路，力图合围新桥。陈伯钧奉命率13师，阻击北路敌军。3月22日陈伯钧命38团1营立即抢占前沿两处重要关隘。部队进入阵地后，立即抢筑工事，严阵以待。从3月23日起，敌以优于我五、六倍的兵力，猛烈进攻，阵地几经拉锯，失而复得，有效地迟滞了敌人合围行动。在敌我力量悬殊过大情况下，陈伯钧命38团撤离，全师迂回敌人侧后。此时，敌东路军以强大炮火向红1师阵地进攻。红1师在放弃第一座山峰阵地后，在第二座山峰阵地上顽强抵抗，打退敌人7次冲锋。战至25日11时左右，陈伯钧奉命率红13师会同红3军团前来增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打退敌人进攻，又乘胜向被敌人占领的第一座山峰阵地发起反击，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面对红军锐不可挡的强大攻势，国民党军惊慌失措，把弹药、辎重、伤兵丢弃不顾，四处逃命。溃退时放火烧毁新桥街道民宅、店铺以及街头木桥，以阻止红军追击。随后，敌我双方形成对峙。4月5日中革委命红一、三军团回师，参加广昌保卫战。红13师留在峨眉峰一带，迟滞敌人并休整，至4月15日撤离。

    陈伯钧在军团首长领导下，率红13师在新桥战役中机动灵活，英勇反击，以一当十，毙伤敌团长2名、营长5名、连排长以下八九百人。在激战中，我方红38团团长、政委以下营连干部，除一人幸存外，全部壮烈牺牲。由于总体战略上受左倾临时中央的错误指挥，未能在运动中集中兵力歼敌一路，但在局部战斗中，充分展现了陈伯钧坚持沿用毛泽东军事思想，险中取胜的神奇威力；体现红13师“不但长于灵活坚守，而且也善于机动攻坚”，敢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战斗雄风。1934年5月5日，邓小平主编的中央军委《红星报》前线通讯《新桥战斗中“坚师”的英勇战绩》。毛泽东得到喜讯，赞呼:“十三师万岁！” 

    3、长征后卫，拼死奋战，灵活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绝境取胜，为护卫中央红军长征做出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18日，陈伯钧率红13师从江西兴国出发，开始长征。他所在的五军团作为掩护整个方面军的后卫，五军团共有两个师，即红13师，陈伯钧为师长；红34师，陈树湘为师长。此时陈伯钧身患虐疾，肩负重任，几乎日以继夜连续作战。11月1日，掩护中央纵队冲破江西敌人封锁线。4日，党中央派陈云到红13师指导工作。6日派本师37团掩护军委2纵队，冲破敌人湖南封锁线。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险恶、最关键的一仗。在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生死的紧要关头，他临危受命，率领红13师，在敌重兵夾击中血战，成功掩护方面军渡过湘江，并带领全师部队和两倍于部队的掉队指战员拼死渡过湘江。1972年聶荣臻元帅在北戴河对陈伯钧深情地说：“要不是你的13师在湘江战役与敌苦战阻击一整天，我们前面的部队沒那么顺利渡江，早不知是什么结局了。” 

    1934年11月30日，陈伯钧率领红13师在湘江东岸连续血战三天，胜利完成全部掩护任务后，此时已近午夜24时，陈伯钧突然接到军团首长和中央代表的紧急信件，催促他们立即率部奔往渡口过江，不然即有被敌人截断可能。这时红13师除本师人员外，还带着是本师人数两倍的落伍收容人员。时任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派人给陈伯钧送来陈云代表中央的亲笔信，在紧急信中说：“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将部队拉过湘江”。此时部队又饥又渴，加之未睡觉，相当疲惫。疾奔途中又遭遇敌机多批次低空的扫射轰炸，行军严重受阻，全师面临被敌截断覆灭的危险。此时，陈伯钧坚韧顽强，机智果断。一方面激励全体指战员临危不惧，勇往直前；一方面急中生智，不拘一格，命令部队用机枪、步枪，组织对空密集射击，边猛打，边疾走，硬是从敌人围堵中杀出一条血路，按时到达渡口。陈伯钧不负中央重托，以机动灵活的急行军和拼命冲杀，打破敌人截断。在友军掩护下，于十二月一日，率红13师和收容掉队人员按时渡过湘江，为中国革命保留下一大批宝贵的革命种子。

    1934年12月16日，根椐军委电令，撤销八军团建制，并入五军团，陈伯钧接替刘伯承任五军团参谋长。1935年初，陈伯钧因腿伤加剧，在遵义开刀治伤。参加遵义会议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和李卓然以及去遵义汇报工作的左权、罗瑞卿等前去看望他。他为毛泽东军事路线占据领导地位感到由衷高兴。

    1935年3月18日，红军三渡赤水，因战事紧急，陈伯钧伤未痊愈即回五军团，仍任参谋长。当天就同军团首长上阵地看地形，指挥39团和37团主力作战，阻止敌人追进，掩护大部队西移。3月22，陈伯钧协助董振堂、李卓然率五军团掩护军委纵队和全野战军在太平渡四渡赤水。3月27日，掩护军委纵队在白蜡坎通过封锁线。待军委纵队全部通过后，白蜡坎被敌人封死，不能通过，只好改道另寻突破。直到第二天夜半22时才到达宿营地。次日又受命担任新的掩护任务。3月31日，奉军委电令，打击由泮水来追之敌，掩护大军机动并渡过乌江。4月1日，当陈伯钧率部渡过乌江后，发现渡江浮桥不知何故被我军干部团拆毁。为保证随后跟进的九军团南渡，陈伯钧立即派军团工兵及39团一部，在梯子岩星夜赶架浮桥。4月11日，因前卫部队未按规定路线行军，拥挤混乱，致使担任掩护的五军团部队被敌人咬住。陈伯钧指挥五军团部队同敌人整整打了七个钟头，才阻止了敌人追击。4月25日，为掩护野战部队机动，在沙塞附近继续迟滞敌人前进，指挥39团以坚决顽强的战斗作风，扼制敌人于大树脚以东地区。

    红五军团自长征以来一直担负着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的繁重的殿后任务。常被敌人紧紧咬住屁股，经常处于被截断、被包围、被敌人吃掉的危险境地；既要在长途行进中随时构筑野战工事，阻击来追的凶猛之敌；又要在完成阻击掩护任务后，拼命追赶远去的主力部队，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劳累与流血牺牲。此时部队中滋生并流露出不愿当后卫的情绪；有的干部想不通，发牢骚。陈伯钧得知后，立即召集有关团领导，严厉批评教育这种不顾全党大局，缺乏担当精神的错误情绪。同时在军团首长直接领导下，立即在全部队开展“担当后卫是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是光荣而神圣使命”的宣传教育。动员全体指战员，发扬五军团和“坚师”坚韧顽强，血性担当、拼死奋战的牺牲精神，绝不辜负中央重托，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护卫任务。五月四日，军委命令红五军团护卫全军抢渡金沙江。毛泽东、朱德等指挥大军在绞平渡口组织抢渡，给五军团的任务是全力打好掩护战，要求坚守7天，确保全部人员及其辎重安全过江。如果五军团被敌截断，就在云南打游击。陈伯钧深感情势危急，协助军团首长坚决执行中央命令，指挥五军团部队迅速在阻敌一线及渡口附近山地构筑工事，扼止追敌万耀煌部。后又得知，一、三军团在别处渡江不成，也到绞平渡口渡江，致使五军团的掩护任务更加繁重。陈伯钧协助军团首长指挥部队灵活机动地击溃追敌于坎凳西南山地，顽强阻敌于绞西渡口之南。直到三军团和一军团于5月9日晨渡江完毕，五军团除留少量部队继续阻击追敌外，大部队才得以星夜冒雨急行军160余华里，赶到中屋山渡过金沙江。当五军团圆满完成党中央掩护全军渡江任务并实现军团自身过江后，陈伯钧心情格外高兴。他在5月9日的日记中写到：“几天来悬而未决的渡江问题，今天总算解决了！这是中国革命紧要关头的大事，渡江前与渡江后的形势将完全两样。这一渡江的胜利，是很值得庆祝的！”

    渡江后，仅休息了一个上午，又继续行军六十里，赶到会理县境。第二天陈伯钧在睡梦中接军委电令，要所部移至会理城东北，准备打击援敌。他即刻率队岀发，不顾沿途敌机扫射，赶到集结点备战警戒，以保卫中央政治局会理会议安全。会理会议后，陈伯钧率先头团与敌一个团机动作战，俘敌两百余，徼枪三百支。乘胜追击敌人于西昌城边，有力掩护主力北进。。7月4日陈伯钧率部到达懋功，与四方面军第9军会合。

    红五军团在担当长征后卫中，一路上抗击追敌，掩护中央红军北上，浴血奋战，功勛卓著。陈伯钧也以心怀全局，勇于牺牲，机动灵活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军事思想，善打艰苦防御战和掩护战称著，在长征路上以“铁屁股”称誉全军。此时，陈伯钧也深深体会到，中国革命的每一步胜利都是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用无数指战员的生命和鲜血换得的。唯有军事指挥路线正确和顾全大局的不怕牺牲，永远是红军不可战胜的两大法宝。从此，他将不怕牺牲精神升华到与正确路线紧密相连。以不怕牺牲保证正确路线的贯彻，以正确路线激发并保护不怕牺牲精神的发扬。

    三、我们学习他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他敢于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得到有力维护和实施。

    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精神集中体现在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上。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的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能否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决执行和维护党的政治路线，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陈伯钧是坚定维护党的政治路线、维护党中央正确领导的忠勇干才。

    1、发现问题，勇于斗争。

    1935年7月21日，中央军委电令各军团改称为军。为了加强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陈伯钧受命调任四方面军第9军参谋长。 8月21日陈伯钧在刘伯承同志处，正式看到了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毛儿盖会议决议案，即《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政治形势与目前任务决议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红30军、4军组成，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党中央和军委纵队随右路军，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五军团，红32军和红四方面军红9军、31军、33军组成，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指挥， 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再到班佑地区同右路军靠拢。然后共同向甘南进军。   

    陈伯钧得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计北上陕甘宁，挺进抗日最前线，迎接革命新高潮，深得民心，盼望尽快实现。

    8月27日总部得知中央机关所在的右路军己北上进占班佑，要求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按照中央决议，抓紧北进，尽快向班佑集中，以便抓住战机，开创新局。朱德、刘伯承当即令红5军立刻向班佑先行前进。陈伯钧感到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两路人马团结一心，尽快会合。

    然而历史并非皆如人意。此时张国涛正在暗地加紧进行党和红军的分裂活动。早在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妄图夺取中央和红军领导权的野心就开始膨胀。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一招是拉拢红军高级干部。对红一方面军，他妄图拉拢而遭碰壁。对红四方面军，先将自己最后一个政敌曾中生，在监禁两年后，于是年8月在卓尔基秘密杀害；对红四方面军内的红军高层领导，他在一些重大是非问题上，肆意散布谎言，拨弄是非，拉拢亲信，排除异己，加紧控制四方面军所属部队。同时，利用各种手段和借口拒绝执行中央决议。

    9月1日中央再次电催张国涛前去会合，张又借口噶曲河涨水，部队无法过河，拒绝东进北上。9月3日张国焘以葛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命令已经到葛曲河附近的左路军返回阿坝。同时致电中央，反对北上。至9月8日、9日，中共中央多次电令催促张国焘北上未果。最后张国焘竟然密电在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有关领导，妄图挟持中央倒退。毛泽东及时识破张国焘险恶用心，当机立断，决定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

    对张国焘的阴谋，陈伯钧已有察觉。9月5日晚，陈伯钧接到9军政委来信，说总部、5军、31军、25师，均为噶曲河涨水所阻，决定以三日行程折转阿坝。陈伯钧见北上部队因河水上涨受挫，心中十分焦虑疑惑。一往无前的红军，岂能因一条小河涨水而受阻不前，分明是借口抗令。9月7日，陈伯钧随军长、政委去张总政治委员处，又听到这班同志谈一、四方面军纠纷，令陈伯钧深为愤慨。他们的过火态度暴露无遗，让陈伯钧听后心中十分难过。（摘自陈伯钧当日日记）。对于他们当时在张总政委处到底谈些什么纠纷问题，让陈伯钧听后如此愤慨和难过？至今尚未找到直接史料。但从陈伯钧听到后的一系列反应，不难看出所谈问题的内容事关重大，性质和后果严重。陈伯钧第一次在高层领导中听到对事关重大的是非原则问题做如此系统尖刻的、毫无党性原则的议论，自然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对张国焘竟然听之任之，任由部下肆意议论，更感到十分不解和痛心。陈伯钧以他的灵敏政治警觉，感到这是一个事关军内团结和党的政治路线的大问题。他一改以往的率性而发，强行忍住撞击心头的忿悲交加。饭后，心中思维如奔腾的江水，汹涌澎拜。他在9月7日日记中写道：“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莫过于斯。”于是，党性坚强的他，提笔疾书，一口气写完给张国焘总政委的意见书，发表自己对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出现的错误言论的意见，并请求能同总政委直接面谈。得到张国焘的许可后，于8日上午去张总政委处痛陈自心深切感受。陈伯钧在9月8日日记中详细写道：

    “上午去张总政委处，说到痛切处，十分愤慨！人生至此，有何以堪？我深感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对头，无中生有，言之过度，互相猜疑，隔膜日深！既不坦白承认错误，又不以快刀斩乱麻手段，迅速解决各种纠纷，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血性男儿、忠勇同志，闻听之下，能不为之痛心疾首？所以最后我要求总政委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转危机，匡扶革命。后得总政委答复，其中尚有很多隐情。中央政治局亦有很多争论未彻底解决，总部机关亦不一致，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由上而下的予以纠正。但现在相隔太远，不能及时办到。”

    陈伯钧听完张总政委的话，觉得有些阴阳怪气，让他大失所望。于是陈伯钧又从加强组织纪律角度义正言辞地对张说：

    “党内斗争就是党内斗争，行政系统就是行政系统。怎么能把两者混同起来？党中央的事，中央可以争论，红军中党员也可提出意见，但对已经形成的中央决议理当坚决执行，决不容许随便乱闹，分裂团结，危害革命。”当时得到张国焘虚假的部分首肯，不过是简单的应付一下而已。

    2、认清实质，坚决斗争。

    当晚，陈伯鈞回来心情更加烦乱不快。但他意识到自己正在面临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他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使命担当，使自己的心绪很快冷静下来，头脑似乎更加清醒。他仔细思忖张国焘的讲话，觉得他话里有话，暗藏杀机。所谓与中央政治局有很多争论，说到底不就是你张国焘个人同党中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吗！而且任由这些分歧在干部中毫无原则地散布，引出这些无根据、无正确立场和观点的议论纠纷。所谓要彻底解决，不就是要彻底否定党中央，妄图由你张国焘当头、掌权主持中央吗？陈伯钧此时更加认清军内流传错误言论的始作俑者一定是张国焘本人。没有他的煽动和怂恿，怎么可能有人会在总部领导面前有恃无恐地作如此大胆的错误议论？这绝对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这是张国焘存心要分裂党和红军，抵制和反对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的严重政治问题。

    历史证明陈伯钧在大事面前的的政治判断是正确的。据有关传记记载，两军在毛儿盖会合当晚，张国焘就将某高级领导叫到自己住处说：“你和红一方面军接触，发现他们和我们红四方面军有什么不同吗？”对方摇头。张说：“你没发现他们的帽子比我们的小，他们都是尖脑袋，善于钻营，个个都是机会主义者。”对方感到惊异。张国焘继续说：“两军会师后，中央开了几次会议。你在后面打掩护，有些情况你是不知道。我提议我们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进中央政治局，他们不同意，我们四方面军的干部吃不开！”见对方没动声色，张国焘又添油加醋：“你知道他们红一方面军的人说我们些什么吗？他们说我们干部没有文化，都是土匪，军阀作风严重，不讲群众纪律。”见对方无语，张又另开话题，加重语气地说：“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时，有30万大军，现在还剩下不到1万人哪！而且衣衫褴褛，骨廋如柴，缺兵少弹！”张国焘终于把问题提到要害处：“说我们不行，我们从鄂豫皖苏区出来时，只有两万多人马，而现在却拥有十万雄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了他们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把红军搞垮了！”在随后的会议上，张国焘竟然公开宣称：“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毛尔盖会议是错误的，”诬蔑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同时，大批调换，甚至逮捕、杀害拥护中央北上路线的干部。

    此时，陈伯钧尚不知9月9日前后还会发生什么样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但仅从张国焘的当前的一系列言行和军中的种种错误议论就可看清张国焘是在从各方面编造谎言，接二连三地向中央发难。一是他通过谎称中央红军开始有30万人（实际只有8、9万人），到现在不足两万人，肆意将红军损失夸大4-5倍，由此说红军被搞垮了，借以否定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正确路线指引下取得伟大长征的最后胜利；二是他将将遵义会议前由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重大损失完全嫁祸在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头上，给中政局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说中政局犯了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否定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正确领导，为改组并推翻中政局制造舆论；三是他挑拨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与中央的关系。将原左倾临时中央个别领导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军阀主义和逃跑主义的错误指责，也扣在一方面军和中政局的头上，借以离间军内团结。利用给四方面军干部封官许愿、慌说中央不同意的卑劣手法，挑拨四方面军的干部对新的中政局的不满，为他取消和改造中政局寻求军内支持；四是他在行动上对抗中央，他以种种借口拒不执行中央决议，挑战党中央政治局的集中统一领导权威，为他另立中央渐变既成事实。四个问题的矛头所指皆是对准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实际核心的中政局。

    陈伯钧完全看透了张国焘污蔑中政局，反对毛泽东，妄图凭借实力自己取而代之的政治野心，单靠讲理是说服不了他的，必须采取坚决行动，表明立场，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进行坚决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