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们学习他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保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得到完全彻底地履行。

    1、能上能下，处处开创新局。

    陈伯钧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精神，不仅表现在战场血战中的舍生忘死；路线斗争中的奋不顾身；更表现在利害得失中的无私忘我，将个人利益完全融入党和人民利益之中。职务上几上几下，他总是以党业大局和人民利益为重，置个人名位得失于度外；总是创造性地精细工作，努力开创新局。

    抗战初期红军整编后，他被任命为359旅第一任旅长。在洛川驻地积极开展整军练兵和抗日统战的工作。1937年9月，正要负命开往抗日一线时，毛主席让他到党校学习。他立即做好工作交接，将坐骑也交给718团团长，欢送所属部队奔赴前线，自己安心在党校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同时，他结合钻研军事理论，回顾自己参加秋收起义以来进行游击战争的实践，于1937年12月12日撰写了 《游击战术中的袭击与埋伏》一文(约15000字)，经毛泽东修改，以《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为题，发表在1938年第28期《解放》刊物上，以供全国各地抗日游击战争领导干部参考。

    陈伯钧在延安党校学习七个月后，被任命为抗大训练部部长。他除领导好全校教育训练外，还亲自讲授军史、战史和战略战术、游击战争等课程；按照“三八校训”，率先垂范，努力培育抗大“三八”优良校风。1938年7月，世界学联秘书长前来抗大参观，称赞“在中国各地以延安的印象最佳，在延安尤以抗大为最好。”

    1938年12月，为解决各抗日根据地一线作战干部缺少的问题，他主动要求到枪林弹雨的抗日一线，创办抗日军政大学战地分校，他被任命为抗大二分校第一任校长。从延安率1500余人，经过45天艰难长途跋涉到达晋察冀边区。坚持在抗日实战中边教学，边战斗，加速培养作战指挥人才。分校被晋察冀军民赞誉为“干部源泉，抗日堡垒。”为敌后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优秀军政骨干。1939年9月，日伪军集中1500多人袭击二分校驻地陈庄。陈伯钧指挥分校带枪学员登山阻击敌寇，积极配合120师358旅作战。此战共毙、伤、俘日军1000余人，取得陈庄战役大捷，成为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敌后的模范歼灭战之一。

    在抗日前线办学期间，他急百姓之所急，帮助群众之所需。1939年6、7月间，晋察冀边区连降大雨，分校驻地的陈庄一带水灾十分严重。陈伯钧率二分校立即投入救灾运动。号召全校师生与群众共甘苦。师生自愿把一天三餐改为二餐，以黑豆做主食，挖野菜充饥，以减少群众负担；每人还抽出一两个月的津贴救济灾民；帮助群众修屋筑路，排水耕种，搞卫生大扫除，防止发生瘟疫。从而建立了良好的军政、军民关系。为二分校扎根群众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也为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在根据地树立了一面光辉旗帜。

1939年冬于晋察冀，抗大二分校校长陈伯钧在住所前看书

    1940年6月，陈伯钧作为党的七大代表回到延安。后因七大延期召开，陈伯钧参加毛主席主持的哲学研究会，以及抗日战争研究委员会，编写了《八路军简史》。1940年10月被正式调入军政学院，负责军事教育工作。根据朱总“学校要强调军事，以应付目前抗战时局”的指示，陈伯钧自编《参谋工作讲授提纲》、《我军战略战术在抗战三年来之发展情况》等教材。深入研究抗战三年来我军战略战役的演变，并亲自给学员做报告，提高学员“战争要服从、服务于政治”的全局观念。他十分关心教员生活，帮助教员排忧解难，使其安心教育工作，提高教学水平。学院供给不足，他用5天时间，到学院农场北泥湾调查，向南泥湾学习经验，规划发展生产计划。

    1941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军事学院，院长朱德，副院长兼教育长叶剑英，陈伯钧被任命为副教育长。他按照叶帅要求，仔细编写军事教育大纲和教学内容。参加军事学院高干队学习的有杨勇、贺炳炎等，他经常同学员们一块以漫谈式讨论诸如“军事指挥员的修养”等问题。

    1942年2月，陈伯钧再次要求并经毛主席批准入党校学习。是年5月，为加强延安防卫，毛主席亲自点将，调陈伯钧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任副司令员。他决心不负毛主席信任，在日记中写到：“整整四年半脱离军队与战争，徘徊于前后方之间，使我的战争意识不知又褪色多少；今一旦又握兵符，虽系地方游击兵团，任务之重大不如主力，但亦应谨慎从事，以开始我今后新的战争生活，完成党对我的希望和个人素志。”到任后，他连续两次巡查边防，决心依靠边区群众，将边区建成保卫延安的铁壁铜墙。1942年10月又调他到距离延安500余里的陇东庆阳，任385旅副旅长，让他协助王维舟旅长主持全面工作。王维舟旅长是1920年入党（朝鲜共产党）的老同志。他坚持以王老为中心，充分尊重并积极配合老旅长，将385旅建成戍边劲旅。1945年8月12日，中央调陈伯钧到延安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副参谋长，协助贺龙（司令员）、徐向前（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主持工作。临别时，王维舟老旅长率旅领导们深情地把陈伯钧一直送到城外，直至策马过河。陈伯钧到任后即忙于完成边防部队1945年冬训教育大纲，筹备组建工兵营、炮兵营，指挥河东部队占领永和城等工作。

    2、北战南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党建功立业。

    1945年9月，在东北前线急需大量干部之际，他积极请战到东北前线。于是年10月，奉命率领八百干部开赴东北战场。后因交通阻隔，就近参加冀热辽地区作战。陈伯钧又受命担当国共和谈驻热河我方首席代表。他以大智大勇，有力戳穿国民党顽固派假和谈、真挑衅阴谋，受到叶剑英同志的好评。

1948年春，调任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第一副司令员

    在东北战场上担任第一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期间，他密切协助萧劲光司令员，展现他军事上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指挥才能。驰骋东北，助战辽沈战役。围困瓦解长春守敌，提前圆满实现和平解放，得到党中央的嘉勉。随后，毛主席直接电令“肖陈挥兵入关，截围平津”。他对迅速解放天津，和平解放北平和改造傅作义部队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2月3日，陈伯钧同其他领导一起站在北平正阳门城楼上，目睹人民解放军北平入城仪式。

1948年11月下旬，肖劲光率部入关，切断平津之敌联系，协同友邻部队包围北平。图为平津战役前，肖劲光与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会师时的合影。左起：聂荣臻、肖劲光、陈伯钧

    接着又受命于毛主席要“肖陈”带领先遣兵团迅速直取武汉，并于武昌、九江段渡江南下。在任十二兵团第一副司令兼45军军长期间，陈伯钧等奉四野前委之命，直接指挥参加衡宝战役来自3个兵团的12个作战师，围歼白崇禧的7军和48军的4个主力师。所属45军135师丁盛师长带领部队乘隙插入白崇禧指挥部，令白部如惊弓之鸟。陈伯钧立即特电鼓励，并令135师紧紧咬住敌人，展开堵击和侧后击，防敌逃跑；随后据此调整45军部署和其他各师进击路线。在陈伯钧统一指挥下，白崇禧4个主力师除138师师长带1个团逃跑外，其余2.9万人，全部被歼。战功显赫，名扬中外，受到前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专访。战役被列为战例经典。随后，他统率46军、47军到湘西剿匪，彻底肃清百年匪患，兵法运用炉火纯青。为新中国的建立和新政权的巩固立下卓著功勋。

1949年秋，指挥衡宝战役取得大捷后，接受时苏联作家西蒙诺夫采访。（从达县县委主编《开国上将陈伯钧》中选用）

    3、创办军事学院，培养军政精英。1950年10月，开国元帅刘伯承点将具有丰富实战经验和训练才干的陈伯钧，到刚成立的南京军事学院主持教育训练。陈伯钧到任后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缺乏现代化战争的军事教材；二是缺乏懂得现代化战争的军事教员。为了保证教学的急需，学院不得不借用苏军教材，借鉴苏军的条令，编写自己的教材。他严格按照刘帅指示，坚持“以我为主，联系实际”和“学为我用、学以致用”的原则，防止照搬照套，生吞活剥。力求编写出既符合我军实际又具有诸军兵种合成内容的现代化军事教材。仅1953年7月至9月，陈伯钧发动全院各方面力量，修改出60多种教材，初步满足了当时教学的需要。到1955年，军事学院的教材建设，从局部修改到全面编写，已经发展到军事、政治、文化、外语等上千种，仅军事教材就多达350种。这些教材是我军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把苏军的现代化作战理论和实践，同中国革命战争的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宝贵成果。它浸满刘伯承、陈伯钧等一代人的满腔心血。                            

    对学院教员缺乏的困难，陈伯钧坚持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的指导思想，也很快得到解决。针对建校初期的190名教员中，有173名是从国民党军队中解放过来的老教员的现实情况，为解决学员自负不服气、教员自卑无朝气的问题，陈伯钧在校内积极开展“尊师重教”和“教学相长”的校风教育，充分调动教与学双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采取广开教员招收渠道，不断充实师资队伍。使学校教员由创办时的190人，到1955年，发展到1300多人，有力保证教学需要。全院开设12个系，涵盖了各军兵种。建立了干部部、队列部、训练部、政治教育部、科学研究部和学业指导委员会、科学研究协会等机构，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学院教授会发展到50个，成为全军比较现代化的最高军事学府。招收的学员下至营团级干部，上至兵团级领导，到1955年，军事学院的学员由创办初期的7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

在南京军事学院。左起：钟期光、刘伯承、陈伯钧、苏联专家

    为紧密结合现代战争实际进行教学，1952年3月至6月间，陈伯钧受院长刘伯承委托，率领学院见学团到朝鲜前线见学。在三个多月中，几乎跑遍了炮火连天的具有浓烈现代化战争特色的朝鲜战场。参观了空军联合司令部的指挥作战，见学了各兵种现代化作战和后勤部队保障现状，听取情况介绍，整理出朝鲜战争的全盘作战经验，供学院进行现代化教学使用。组织了35次具有现代化内容的实兵示范演习和12次大的现场作业。坚持在紧密结合战争实践学习和运用现代化战争理论。

    同时，他下力开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研究；他几乎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旳全过程。以他对中国革命战争亲身经历的丰富实战经验，系统全面、科学而深刻地总结阐述了毛泽东军事理论的核心内容。举办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演讲和《中国革命战争史》等重要报告。1960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陈伯钧著《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一书。被有关专家评价为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少有的有价值的著作。成为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上，全面深刻诠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先驱。为学员们深入学习、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    

    在短短的几年中，南京军事学院为把我军由单一兵种建设成一支诸军兵种合成军队，为我军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培养出了大批人才；为开创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新路，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1958年至1962年，在遭受错误批判的逆境中，从南京军事学院到后来的高等军事学院，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以对党的无比忠诚和对人民的高度负责，顶住政治压力，忍辱负重，勇于担当，长时间带重病坚持工作，保证教学、科研和多次军事演习任务的正常完成，直至最后病倒。

1956年1月陪同毛泽东视察南京军事学院。左起：毛泽东、刘伯承、陈伯钧

    4、勇于自我革命，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

    陈伯钧自1927年9月参加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跟着毛主席上井岗山，创建工农红军之日起，就受到毛泽东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方面的心传身教。在艰苦紧张的战争岁月，他按照毛主席“不论怎样忙，总看一点書”的教诲，在紧张繁纷的战斗生活中，他如饥似渴、争分夺秒、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系统精读马恩列斯名著，愽览古今中外经典。使自己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柢，并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实现了三者间的紧密结合。使他在戎马一生的革命征程中，不仅成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密切联系群众的旗帜，而且成为严以律己修身，勇于自我革命的榜样。

    应该说青年时期的陈伯钩，是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央领导信任鼓励多、批评教诲多，终身受益也最多的高级将领。

    陈伯钧永远铭记1928年，因他一次修枪走火，误伤战友致死，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他在万般悔恨同时，深刻反省自己处事浮躁，有失沉稳的弊病，在战场上努力锤炼冷静与镇定的品质，成为悴然临之而不惊的打仗能手。但在平时待人接物上没能做到无故加之而不怒，终于在十年之后，因有失沉稳而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

    在1937年9月，一位来洛川返回延安的摩托车司机，拒绝搭载359旅会计去延安领取军款。虽经身为359旅旅长的陈伯钧再三劝导，司机仍蛮不讲理，肆意吵闹。陈伯钧情不自禁地给了这位司机一个耳光。毛泽东知此事后，小中见大，由此及彼，立即两次找他谈话，批评他因小失大，有失沉稳，是为高级干部之大忌。同时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教育他正确处理好主观与客观、个人与他人、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使得他从此时时处处自觉坚持客观第一，他人第一，全局第一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还专门在一次回信中简明扼要地告诫他要：“不浮，不躁，不露”。让他感慨不已，终生受益。在后来的漫长战斗生活中，他下力克服本能惯性反映，坚持理性至上，励练沉稳，摒除浮躁。在给高级军事干部讲课中，他现身说法讲解磨练沉稳镇靜的心理素质，对坚持理性主导行动，密切联系群众，做好军事指挥的极端重要性。

    朱德同志对陈伯钧既慈爱又严格。1941年9月，陈伯钧到朱老总住处报告工作，希望老总对自己提岀批评意见。朱德在肯定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同时，毫不客气地指出：“主观主义和英雄主义思想还需要进一步彻底改造，以适应斗争的需要。”陈伯钧深切感受到老总话虽不多，寓意深刻。“两个主义”正是正确执行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大敌，必须时刻警觉，下苦功彻底克服，更好地适应党和人民的需要。

    任弼时同志于1939年9月与陈伯钧谈话中，在充分肯定他对党的政治路线之忠诚和优良本质的同时，勉励他要努力克服不虚心，不严肃的毛病。他深切体悟“满遭损，谦受益”的古训；明白“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小事寓蕴大原则，“大小多少，一以贯之”的深刻道理。使他后来具有虚心谦下，小中砺大，严谨庄重的美德。

    陈伯钧经常利用与人谈心和日记自省等方法，时时警戒并自觉克服自己的毛病。战斗总结总是主动检讨自己指挥中的不当和失误。利用各种时机主动征求领导和部属的批评意见。工作中出现差错，从不掩饰推诿，坚持深刻检讨，主动承担责任。在严格地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实现自身的原则化，马克思主义化和客观化。使他成为一位真正中国化、实践化、自觉化的坚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者；成为一位既有共产党人的纯青革命党性，又有中华民族的优秀国士根基，既有显赫功勋，又有高贵品格，受到党的充分肯定、经得起历史经久检验、获得人民永远敬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楷模。

百位将军大合唱，前排左2为陈伯钧上将

    一九五五年初，军委实行军衔、薪金等四项制度。陈伯钧在全院干部和学员大会上说： “我们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必须能过三关，即金钱关、美女关、地位关。经过考验确定证明是在为党、为人民群众、为国家勤勤恳恳地工作，并把工作放在首要的地位，那就不错了。”对这些素朴无华的话，尚有一些人说得到，做不到。陈伯钧说到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一身正气，永葆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政治本色和做为我党老一辈革命家所特有的优良传统作风。

    五、我们学习他坚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求真务实的精神，保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永远充满生机活力。

    陈伯钧以其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深厚的理论根底，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守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基本精髓；坚守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将坚持实事求是与坚持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融为一体。并以勇于牺牲精神坚持实事求是，以坚持实事求是支持勇于牺牲精神。

    早在中央苏区开展“打AB团”的大肃反中，陈伯钧就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不问证据，肆意怀疑，胡乱抓人的左倾错误行为。在红军四、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坚持实事求是的作战指挥，抵制并提出左倾错误指挥给红军作战带来的严重危害。1943年领导385旅整风审干期间，坚决纠正只凭想象、不重证据，怀疑一切的左倾错误做法。陈伯钧认为这些左的错误，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陈伯钧以其高度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坚决抵制将反教条主义扩大化、严重违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给党的事业和军队建设造成重大损害的错误批判。

    1、坚持实事求是地领会彭总的调查讲话。

    1952年前后,全军在向现代化进军的一系列问题上,开始了一个向苏军全面学习的阶段。在此大学习的背景下,解放军院校在如何边学边教的具体工作中，难免产生了一些属于教条主义倾向的新问题。

    1957年2月27日，彭德怀和陈赓、谭政一起，到南京军事学院，对学院工作是否存在教条主义问题进行调查。上午听取高级速成系和战役系部分学员的汇报，下午听取学院政治部两个领导干部的汇报。3月1日，同学院训练部门和其他机关干部交谈，听取他们对教学中一些问题的看法。3月2日听取学院领导集体汇报。刘伯承院长由于在上海治疗严重眼疾（一只眼完全失明，一只眼患严重青光眼，），没能参加。由陈伯钧和钟期光主持汇报工作。彭德怀在听取汇报后，发表讲话。

    彭德怀同志在讲话中首先充分肯定了学院在几年工作中取得的显著成绩，详细列举了学院的各种成果。接着，他具体指出学院教学工作中的缺点。他说:“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接着，他分析产生问题的主客观原因，他说“当然就军事学院的历史和客观情况来看，就现在的事实来看，产生了现在这种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现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  他说:“在军事学院产生这些缺点，是有客观原因的。在学院开办的最初几年，没有适合我军情况的现成教材，因此许多教材不得不请苏联专家帮我们编写；学院人力不足，忙于应付施教，不能兼顾研究我军自己的经验；我军的各种条令迟至今日没有编写出来，使教学无所依据。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了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5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一九五七年二月下旬彭德怀元帅率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左起：张才千、许世友、陈世渠、彭德怀、宋时轮、陈伯钧（军事学院代院长）、钟期光（军事学院代政委）、聂凤智、王德

    院党委立即召开学习领会彭总讲话精神的会议。在家主持工作的陈伯钧副院长认为，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正确领会彭总的调查讲话。对待彭总批评学院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问题，要求大家紧密结合学院几年来的工作实际情况，从各个方面做实事求是的分析检讨。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从学院领导对教学工作的总体指导思想上看，学院对反对教条主义工作一直是很重视的。刘院长从建院初始就明确提出：“我们在学习外国经验的时候，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坚持学以致用是我们的原则”，坚持“以我军实际为主，博采众家之长,为我军的训练和教学服务。”1956年四月，刘院长在上海治病中给陈伯钧副院长和钟期光政委写信告诫他们：“是否有教条倾向？望认真检查一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有就有，少就少）,而后决定提法是“反对”或“防止”教条主义，如只是倾向，则提防止（照以前说法），以免伤研究锐气”。可见，刘帅一方面十分警惕教条主义在学院滋生和蔓延，一方面警惕反教条主义扩大化。使学院的反对教条主义的工作一直沿着正确方向开展。

    从学院教学内容与我军实际不相适应的实际情况看，学院从1950年建院起一直在努力改变这种不适应的状况。建国后，中央军委发出了“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而奋斗”的伟大号召，为尽快实现正规化，军委决定借用苏军条令条例，并于1950年将翻译的苏军《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和《步兵操典》下发全军部队。学院建校起始只能借用苏军教材。那时，学院的教学内容与我军实际的不适应度确实很大，学院也从各个方面下力解决这个问题。1951年2月1日，总参谋部首次同时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队列条令（草案）》《纪律条令（草案）》在全军试行。我军的共同条令体系逐步形成，部队正规化建设有了基本的法规依据，学院教材的编写也随着有了一些法规可循。依此，学院对借用的苏军教材开始进行首次修改。教学内容与我军实际的适应度也相应提高一步。1951年颁布的共同条令经过两年试行后，于1953年又进行了较大修改，由彭总主持军委会议审议后，呈报毛泽东主席。毛主席逐段审阅，重要的地方亲自作了修改。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53年5月颁布全军施行。学院的教材内容依据条令随之又做一次较为全面和大的修改。仅在1953年，陈伯钧按照刘院长指示，根据新颁布的三大条令，修改各类教材60多种，使教学内容与我军实际的相适应度提高一大步。我军的三大条令，经过四年试行后还要做出新的修改，学院的教材也必然要随之再修改。今后随着我军各种条令陆续颁布和不断修改，学院的教学内容也会不断修改、完善而提高，与我军实际相适应度也会不断提高。

    当下学院面临的最大实际困难正如彭总指出的，我军还没有自己的作战条令。我军过去的许多宝贵经验未能系统地总结出来，并上升到条令层面上，以供学院在编写教材中加以运用。为积极解决我军缺少现代化作战经验和作战条令的问题。1952年初，陈伯钧按照刘伯承院长指示，率领学院战地见学团到我军抗美援朝战争一线的实战中见学。通过三个多月的系统深入地战事调查，听取诸军兵种实战经验介绍，初步整理出具有现代化战争特点的朝鲜战争全盘作战经验，成为学院编写现代化战争教材的实践依据。

    1953年夏天，刘帅又利用在大连休假，重新校译《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学院在借鉴苏军作战条令内容的同时，紧密结合我军朝鲜作战经验和学院组织的合成军演习经验，对教材进行不断修改。尽管如此，其教学内容与我军实际不相适应的问题依然存在。随着我军过去与当下的各方面作战经验系统、全面地总结出来，并与现代化的作战实践相接轨，科学纳入作战条令，学院的教学内容就会很快达到与部队实际完全适应的标准。彭总充分肯定学院几年来的工作成绩，这种成绩主要表现在从不适应到相适应的不断转化上。学院通过不断探索和改进，在这种转化和接轨中，做出了成绩，也取得了经验。 彭总以“不相适应”为依据，说学院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否定了学院以前做这种转化工作的努力和成果，否定了学院坚持的正确方向和工作方针，是与学院几年来的工作实际情况不大相符的。如果说学院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学院工作还有什么成绩可言呢！

    从彭总调查讲话的实际情况上看，彭总批评学院的结论，学院是比较难于接受的，但分析问题产生的客观原因是切中肯綮的。我军经验的系统研究总结，我军各种战斗条令的尽快编写颁布，确实不是军事学院所能解决得了的。彭总在批评中，对学院工作提出较高要求，期望学院尽快改变这种不适应状况的急迫心情，学院也是很理解的。

    2、坚持客观公正地评估军事学院几年来的工作。

    陈伯钧认为，对几年来学院的工作，我们是亲身经历者，是实践的主体，我们应站在党的立场上，对我们的工作有个实事求是的客观公正的评估，以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方向，增强信心，做好今后的教学。

    陈伯钧在党的会议上，对学院几年来的工作，在实事求是分析的基础上、坦诚率直地提出了自己的三点意见： 1、几年来.学院工作的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2、教条主义倾向只是在具体工作中出现的缺点或错误；3、学院几年来的办学方针、口号和总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

    院党委经过讨论，一致同意陈伯钧的三点意见，以此为基调，做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决定》肯定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性质是属于“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存有教条主义的倾向，而不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会议还充分肯定了刘帅在“以我为主，学以致用”,防止教条主义，总结我军革命战争经验和借鉴苏军经验等方面所做出的大量工作。一致认为在反教条主义倾向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和依靠群众的基本原则。

    1958年4月8日，叶剑英来到南京军事学院，在全院教职员、学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份，当然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印、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同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决定的。当时毛主席对军队工作的一般看法是，全国解放后，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住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3、坚持惟理惟实地面对军委扩大会上的错误批判。

    从1958年5 月22 日开始，军委扩大会议，开了约两个星期。林彪建议将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改为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建议，并在莲花池会议上决定要刘伯承作检讨。

    军委扩大会议第一阶段，大家讨论问题是和风细雨的。5月30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三次小型会议上再一次言明他反教条主义的初衷。他说:“我们在学习苏军上，搬错了一些东西，但也抵制了一些，不是全部都搬了。我们之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是为着把我军的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军这批老的骨干死去以后，我军就有可能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这种考虑，也是毛泽东同意在军队内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5月31日,他特地将对反教条主义有意见分歧的有关负责同志找来座谈,说:“你们对敌斗争都坚决,不搞阴谋,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问题。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责任。”“今天讲清楚,不是整倒哪个,只是把相互间的成见、意气消除掉。增进团结，做好工作。”按照彭总的最初想法，一些问题是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党内斗争得到正确解决的。

    但在当时全国全军埋葬教条主义的浓烈气氛中，加之林彪从中借题发挥，煽风点火，军事学院的反教条主义问题，被逐步升级，将一般倾向性的现象上升为路线性问题；将局部个别问题夸大为全局性、方向性问题；对原本是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在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出现的、完全可以纠正的问题，提到不正常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高度上，加以批判。停止了前进的正确步伐，甚至否定了以前的工作成绩。给我军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带来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也给党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和优良传统作风造成严重伤害，是随后的历史所无法估量的。

    对于刘伯承作检讨问题，心直口快的陈毅元帅对病中的刘帅说：“你做个啥子检讨喔！”

    7月10日，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检讨。他在发言的前半部，仍然客观地总结了军事学院的工作；后半部分，对批判的问题全面承担了领导责任。希望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全院正常工作的影响和对其他同志的伤害。

    面对这一极不正常的反教条主义的错误批判，陈伯钧自始至终地坚定地站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上正确对待。一直坚持他在学院党委会上说的三点意见。坚信刘伯承院长创办军事学院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完全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的方针办学，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没有错；坚信自己在军事学院的工作，一直是按照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办事，坚持贯彻刘院长指示，没有错。因而在面对逐步升级的批判声浪中，他依然坚定不移，浩气凛然。反对惟上不惟理，随风起舞。坚持抵制这种偏离实事求思想路线的过火批判；坚信偏离正确思想路线的错误做法终将会被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