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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8月晋绥军区后勤部长陈希云在报告中说：“从1947年起至今年上半年止，除河西在河东吃用者外，尚运过河西粮食三十七万市石。还有二十万石正在运输中。”
    要知道，1947年陕甘宁边区全年征收公粮不过二十万石，一年间通过晋绥运来的粮食接近这个数字的三倍，足见数量之巨。
    通过晋绥转运粮食，需要大量人力，这在当时叫战勤，也叫抗勤。由于任务繁重，仅1947年一年：
    “河东的抗勤任务就超过抗战八年的总和。榆林作战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全部动员背粮，仅临县，三个月就动员了六十九万人次，其中妇女占三十二万人次。绥德有部分粮食还是从河南省运来的。晋南也有数万人运粮，运粮的牛车络绎不绝。”（《贺龙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的讲话》）
    1948年2月，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在华北财经会议报告：
    “晋绥方面，在支前上，也同样出了巨大人力，单以运陕九万石公粮一项任务计，即须动员二十三万三千多个民伕，须人工一百六十六万七千个，畜工一百七十四万三千个，每天平均出动四万一千个人、四万二千个牲口往返在路上转运。”
    络绎不绝的运输，路上连牲口吃的草都难寻踪迹，贾拓夫的报告说：“大路上的草吃完了，太岳粮运陕，在吕梁就难于通过”，“一斤草顶一斤面，运输上是个大问题。”
    当时的运输工具，主要靠毛驴。廖汉生回忆：“为了运这些粮食，晋西北的毛驴都不知累死了多少！”
    从晋绥运到陕北的，不单单是粮食，经费、棉衣、被子、军鞋、弹药，包括迫击炮弹、山炮弹、步枪子弹、手榴弹、炸药，还有各种装备及通讯器材等等，同样数量巨大。
    1948年8月，晋绥军区后勤部长陈希云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运输力：已经过河西来的有三套大车二百三十七辆，驮骡二百二十头，汽车十五辆。”
    “服装：由晋绥缝制运河西之各种单衣三十万套，棉衣一十二万四千七百五十三套，棉被七万六千零六十床，单鞋约两百万双。”
    “医药：百分之70由河东运来，纱布共一万匹。”
    “后勤干部：……总计二千七百四十九人（由兵工部统计尚不完全）。”
    “从自卫战争以来（1947年始）军区卫生部之医药工作：甲，共接收野战军伤病员三万四千五百六十三人，治愈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五人……”
    1948年底军委后勤会议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勤部长白如冰总结说：“在支援前线上，晋绥出了极大的力量，保证了粮食、服装、弹药的供给，完成了党给予支援战争的任务。”
    晋绥的工作也受到毛泽东的表扬。1948年4月毛泽东高度评价晋绥说：
    “过去一年间（去年三月到今年三月）在军事动员、支援前线上有很大的成绩。这是个很大的工作。”
    “过去抗日期间，八、九年都没有这一年这么大的负担和运动。不能设想没有整党，没有土地改革，能完成这样大的成绩。”（《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在李井泉和中共晋绥分局领导下，晋绥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完成空前繁重的支前任务，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原文载于《党史博览》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