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劳动改造”

    那时候，作为县卫生系统的主要领导，“走资派”的帽子我是摘不掉的，虽然在职时间只有两年，这两年来，我也只是在县卫生系统有点影响，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因为经常戴着高帽子，挂着大牌子在县城各个街道游街，并且还经常被押着到很多乡镇去游街，去参加批斗会，我也俨然成了郸城县的大名人了。

    1967年下半年，虽然批斗会少了，但我会经常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到秋渠，到宜路，到城郊，到石槽，到丁村，到白马，到宁平……总之到过很多乡村进行“劳动改造”，卫生系统的一切工作，也都交给了“造反派”来管理了，他们揪斗我的目的也就终于达到了。

    1968年下半年，对我在农村的“劳动改造”结束，我又从乡下回到了原单位，但没有了职务，过了几天，新领导又以“劳动改造”不彻底，还要继续进行“劳动锻炼”的名义，把我全家从卫生科撵出来，派到县工民医院继续进行“劳动改造”。在县工民医院的那些日子，我们白天被监视着干活，夜里被监视着分住在几间小草屋里。我不理解的是，我是国家干部，是中共党员，我犯了错，国家怎么处理我，我都没有怨言，可是我的老婆孩子有什么错呢？他们竟然也要被关起来监视居住，而国家的法律政策又是怎么规定的呢？

    1969年春，县卫生系统领导以我老婆孩子“在城里吃闲饭”为借口，强迫他们迁到乡下参加农业劳动，郸城县的“城市户口”也被取消。当时，我的四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一岁，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农业劳动。被逼无奈，为了这几个孩子，我忍气吞声，低声下气地求孩子的舅舅，把他们娘儿几个接到徐州去住，可是到了那里，孩子舅舅居住的生产队不愿意接收他们，取消城市户口之后，原来供应的最低生活标准也没有了，孩子的老爷看他们实在可怜，就收留了他们，我把每月的工资也全部寄给他们，就这样，他们在老爷家住了三年多，直到1972年下半年，中央颁发文件，出台了恢复安置政策，他们母子才恢复了城镇户口，重新回到了郸城县城。

    五十三，平反安置，路途艰难

    1970年下半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要求落实政策，没有重大问题的领导干部，一律予以平反安置。

    我是1971年下半年给予平反的，县委组织部把我的档案材料进行了梳理，文化大革命中加进去的很多虚假材料和强迫材料都予以销毁，我很久以来郁结心头的精神压力才算得以释放。

    虽然对我进行了平反昭雪，也考虑到了给我恢复安置工作，但原来我的岗位上已经有了人，我不知道那些篡权的造反派凭什么魔力就保住了自己的官位。1972年春，在我毫不知情，领导又没有提前和我谈话沟通的情况下，县卫生系统领导召开领导班子会议，宣布把我调到县人民医院担任副院长，负责医院后勤总务工作。

    其实，宣布我到医院任职之前，医院的院长，党支部书记名额早已确定，我是属于“配员”过来的，平反后“恢复职务”的国家政策，在郸城县卫生系统大打折扣，我不是“连降三级”，而是“一降三级”。我已经五十岁了，职务高低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但“国家政策”在这里被亵渎，被玩弄，并且他们连一句沟通谈心的话都没有，我心里总有点愤愤不平。

    但工作是党组织安排的，我是一名党员，必须服从党组织的分配，再说，自己刚平反昭雪，不管安排哪个岗位，参加什么工作，都是在精神上，思想上和日常生活上得到了解放，不管在哪个岗位上做事，只要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就行。三十多年的革命生涯，锻炼了我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的个性，我是一个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劳动者，当有人在平反后恢复职务的安排上为我鸣不平的时候，我很坦然地对他们说：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在县医院的工作的这几年，我直接参与规划建设的项目很多：首先填平、美化了医院院子里的污水沟和臭水塘，疏通了地下排水管道，然后建成了医院传染病防疫治疗区域专有病房，盖起来医院伙房和餐厅，盖起了职工宿舍楼，新建了医院门诊大楼等，那几年，虽然国家经济困难，医院的硬件建设发展速度并不慢，上级领导看我踏实敬业，无怨无悔，不久便颁发文件，为我迁居江苏徐州农村的爱人和孩子恢复了郸城县的城镇户口，我也把他们从江苏徐州接回来，可以在郸城县安排到相关的学校，光明堂皇地读书学习了。

    五十四，胃部切除手术

    由于在抗美援朝艰苦岁月里生活没有规律，经常饥一顿饱一顿，落下的胃病一直难以康复，并且发作频率也越来越高，加上在医院里这些年的辛苦操劳，身体状况也是越来越差，“胃溃疡”面积越来越大，已经发展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1975年春节放假期间，医院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工程都已经基本结束，通过和家人商量，我在医院进行了胃部切除手术。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手术，就是想春节有家人陪护，节后还可以上班。因为溃疡面积较大，胃部被切除了三分之二，主刀医生是外科主任周礼荣，手术过程因为使用“麻醉”不当，给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出血量也较大，手术后我身体非常虚弱，没有补血，只给我输了两天糖水，在医院里静养了几天，然后就让我搬回家休养，这时候，我好像感觉到“走资派”的阴影还在笼罩着我。

    手术还算成功，我身体也慢慢好转。春节过后，伤口还没有愈合，为了不让以前照顾我的爱人和孩子的徐州亲戚一家人担心，三月份，大女儿作为知情下乡锻炼还在假期中，我和大女儿商量好，在她的陪同下，到江苏徐州看望岳父一家。因为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在火车上行动非常困难，全靠女儿照顾。往返八天时间，我们才回到了郸城家里。

    这次手术过程，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五十五，和知识青年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5年下半年，郸城县人民政府交给医疗卫生系统一个任务，派一名医疗干部到本县宜路人民公社林场，和知识青年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带领知识青年进行劳动锻炼。

    卫生科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县人民医院。那天，县医院党支部书记王守绪组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上级通知，然后商讨有谁去宜路公社林场担任这一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当时，我是分管行政和后勤的副院长，又是刚刚做过胃部切除手术的，恢复的较慢，身体还很虚弱，看到大家都不发表意见，我就慢慢地站起来说：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去的话，还是我去吧，我今年五十多了，下去锻炼锻炼也好。我刚说到这里，大家急忙给以热烈的掌声。

    通过决议之后，我回家做了一番准备，考虑到胃部手术被切除了三分之二，日常饮食是个大问题，就买了一个小煤火炉，买了一些钙奶粉，小米等，打算到了宜路林场之后自己做饭吃，因为那时候我只能吃些流食，不能吃硬食物，所以只好这样。

    到了宜路林场后，我按照上级要求，先召开一个林场职工全体会议，和大家见了个面，了解了一些具体情况。这些知识青年，除了本县的，还有郑州下乡来的，总共有一百三十多人。这一百三十多名青年男女，在这个林场里已经生活了一年多，大都适应了。林场里有农田，果园，砖瓦厂，他们都能按照分配，到各自的岗位上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也有一部分青年被分配到生产队参加劳动的，大家都能遵纪守法，积极参加劳动锻炼，我也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以安定他们的思想情绪。

    1975年冬季，县印刷厂需要职工，经县劳动局批复，要从青年农场抽调二十五名青年。我和林场领导班子研究后，首先动员知识青年自愿报名，经审核批准后可以回到郸城县城印刷厂参加工作。因为是印刷厂工作，积极主动报名的大多是女青年，我们领导班子选定了二十五人，通知他们春节后到印刷厂上班，我们也算是完成了县里交给的任务。那一年的征兵工作做的也很好，我们首先召开征兵动员会，只要够条件的都可以报名参军，择优录取，那年，通过体检之后，我们送走了八位青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五十六，建郸城发电厂

    1976年春，上级要求在郸城县建立发电厂，厂址选在化肥厂对面，凡是县直各单位都要派人到发电厂参加县里领导组织的义务劳动。县医院是个大单位，按照任务指标分配，每天都要派出去三十到四十人去参加义务劳动，为了完成当时县里基础建设的这一中心任务，县卫生系统领导研究决定，把我调回县人民医院，领导医院参加电厂建设人员，完成上级交给的劳动任务。

    县发电厂建设指挥部，分配给我们医院义务劳动的任务，主要是土工作业，平地，挖基，清理场子。医院派出参加义务劳动的人员，是流水作业，今天是这几十个人，明天是那几十个人，而我是坐镇指挥的，必须天天参加电厂建设的劳动，没有哪个领导来换我的。经过一个多月的轮番上阵，我们终于完成了电厂建设指挥部交给的劳动任务，向党交出了一份圆满的答卷。

    五十七，任郸城县肿瘤研究所长的日子里

    发电厂义务劳动任务完成之后，郸城县卫生系统从县医院抽调三个医生，四个护理，成立了郸城县“肿瘤研究所”，我被县卫生局（原来的卫生科现在已经升级为卫生局）委任为研究所的所长。

    地址选在县医院门诊旁边，房舍是原来医院家属居住的小房子，条件十分简陋，一样像样的医疗器材和设备都没有，更没有用来检测，化验的任何工具和设施。

    牌子是很大，实际上就是接收几个癌症患者住院治疗。

    我虽然从事医疗工作几十年了，但对肿瘤病变原理和治疗却知之甚少，平时对于住院患者的检查治疗，都是有三名主治医生操作，我不过是协调一下各方面的关系，传达一下上级指示精神和对我们的要求，监督一下工作纪律。

    因为几十年的辛勤劳作，加上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磨难，自己身体状态每况愈下，年龄也五十多岁了，所以对安排在哪个岗位，自己也不是很在乎，反正都是为了干好工作，完成上级布置交代的任务。

    郸城县“肿瘤研究所”存在了四年多，在缺少科研经费和化验设备等情况下被迫撤销，我也被重新安排到了新的工作岗位。

    五十八，到郸城县卫生学校担任党支部书记

    1978年春，郸城县“肿瘤研究所”撤销之后，我因为胃部切除手术没有完全康复，身体状况不太好，在家赋闲休养了一段时间，感觉自己拿着国家的工资，不给国家做事，心里过意不去，就找到了当时主管县卫生工作的杨文远主任，请他和县里协商一下，让我到哪个医院做个医生就行。

    过了几天，我接到通知，经县政府研究，县组织部下文，调我到郸城县卫生学校担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同时还是卫生局党委委员。

    我走马上任没干多久，中央有个新的政策，把“拨乱反正”作为当前重点工作来抓。

    县卫生局又将我抽调到县里，参加了对全县过去二十多年来错划的所谓“右派分子”进行审查平反工作，县里组织成立了平反领导小组，我也算是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

    我们经过四个多月的辛勤工作，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调查核实了三千多人的具体情况，为将近一千人平反昭雪，并安置了工作，圆满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五十九，下乡整顿乡级人民医院

    按照中央“拨乱反正”要求，我们对郸城县范围内所谓的“右派分子”、“坏分子”等进行了平反昭雪和安置工作，这些人大部分都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单位，到了退休年龄的也都办理了退休安置手续。完成任务之后，我于1979年春，又回到了郸城县卫生学校继续工作。

    1980年上半年，卫生局领导派我到石槽乡人民医院调研，整顿医院工作。当时，县里其他乡镇医院的整顿工作还没有开始，更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他们派我去石槽，说是搞试点，搞点整改经验。但没有文件，没有规定具体整顿内容，其实就是下去进行劳动体验，而卫生系统派下去搞调研的干部，也只有我一个人。

    为了配合上级的工作安置，我还是到石槽乡人民医院去了。上级虽然并没有布置给我什么调研任务，但我还是把在下面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和下面医院应该进行的整改方案，写成具体材料，向上级做了详细汇报。

    在石槽工作了一段时间，县卫校突然出现了问题，县里对自筹招聘的工作人员，停止了自筹粮供应，要医院精简人员。

    这些问题，本来留在医院里的领导就可以按照县里规定进行处理，但卫生系统领导非让我回去处理，理由是，我是卫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必须我来处理。

    没办法，我从石槽回到卫校，走家串户进行大量访谈，做了很多思想工作，才按照县里的要求，把那些以前通过私人渠道安排到卫校吃“自筹粮”的勤杂工、炊事员、保管员一并劝退，让他们离开了卫校。

    事情处理结束之后，我又回到了石槽继续调研工作。可是没多久，就得到消息，被劝退的那些人里，有三个人在县里领导授意卫校副校长，又回到卫校继续工作，“自筹粮”由卫校自己解决。

    六十，提前退休

    1980年春，政府传达了一个“关于干部职工申请退休条件”的中央文件，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好多都办理了退休手续。

    当时自己才58岁，不到60岁的退休年龄，但考虑到身体状况和工作情况，不如早点退下来让贤为好，免得挡了那些有干劲的年轻人的官路，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去干，未必不是好事。于是，我就通过深思熟虑，向上级交了一份“退休申请书”，想主动脱离岗位，安度晚年。

    我的申请由县组织部研究上报周口地区人事部门，1980年12月，周口组织部人事科批准了我的申请。1981年3月，我正式办理了岗位交接手续，从此离开领导岗位，开始了退休生活。

    六十一，退休初期  诸事难为

    办理了退休交接手续以后，我便赋闲在家了。

    我这一生，从17岁参加革命，一直都是在忙碌的基层工作岗位上度过，退休后不去办公室了，也不去单位了，忽然觉得有点无所适从，很多生活习惯也被打破了。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看电视，看报纸，基本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日子已久，特别觉得无聊。

    有一天，无意中遇到一个以前熟悉的老领导，我们在一起闲谈，我说出了自己的苦闷和无聊，想求他帮忙找个事做做，他便介绍我去一个机关做门卫。

    刚上班两天，大家知道我是个医生，找我聊天问病的人竟然络绎不绝，直接影响到了机关门口安静有序的工作环境。

    第三天就有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去医院门诊部工作。当时我考虑，只要不让我闲着，去那里都可以，就接受了他们的安置，到医院外科、针灸门诊部坐诊。

    在部队时，我是大尉军医，医疗所长，转业到地方以后，主要是在医疗卫生系统做行政管理工作，退休了，还能在这里找点事做做，心里也很踏实。

    我每天按时上下班，兢兢业业坚守岗位，需要加班时也会义不容辞负起责任。

    在这里干了两年多时间，很多刚结业的医学院毕业生也不断被安置过来，医院岗位也越来越紧张。

    有一天，某医院领导悄悄告诉我：听说上级有个文件，规定离退休人员不准在本单位继续工作。我听后很不乐意，心里想：既然不让在本单位继续工作，我就自觉离开吧！

    离开医院之后，我联系了原来我负责抓点的宜路乡知情农场，那里的一班子领导非常欢迎我，给予我热情的接待和安置。

    我在知青农场除了给他们看病治病，还经常参加生产劳动。

    我在这里愉快地度过一年多时间，因为按照当时国家政策，这里的知识青年陆续回到城里被安置了工作，知青点被取消，农场也随之解体，我又回到了家里闲居。

    在家闲居的几个月时间里，整天庸庸碌碌，无所事事，心里感到非常憋屈。后来和一个也是从事医疗工作的朋友闲谈，他说想和我一起合办一个小诊所，我正闲得无聊，很乐意就接受了。

    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先向卫生局递交了申请，批下来之后，我们迅速办理了合法手续，然后诊所马上就开起来了。

    可是没过多久，卫生系统监理员对我们说：按照上级规定，离退休人员不准私办诊所，我们也不知道是否有这项规定，过了几天，他们吊销了我们的营业执照，我随之再次失去了工作。

    有段时间，我曾把家里的存书收集在一起，把医学的、科学的、新闻的，文学的、生活的，报刊杂志等分门别类，把一个小推车改造成简易“小书架车”，天天推着我的“小书架车”到人员集中休闲的河边空地上，让大家免费阅读，借此打发闲暇的日子，寻求乐趣。

    六十二，热心体育运动，充实了晚年生活

    后来，由于年龄的不断增长，感觉身体素质越来越差，于是就想到了加强体育锻炼。

    开始是散步，慢跑，即使这样，也还是不太适应，活动时间稍微长一点儿，就会气喘吁吁。但我坚持下来了，并且跑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也不那么喘了，每次跑完步，回到家里洗个热水澡，就觉得神清气爽，浑身骨骼都觉得活动开了，心情也非常舒畅。

    坚持几年之后，身体素质，精神状态逐渐好起来了。

    后来，我多次参加县体委组织的体育运动会，在老年组长跑项目上多次获奖，并且还经常代表郸城县体育队，参加周口市体育运动会老年组的比赛。不管比赛成绩如何，每次都能促进心理状态的健康发展，促进身体素质的健康发展。

    1996年，我虽然已经是74岁的老人了，但为了促进郸城县老年体育事业的发展，就和另一位体育爱好者赵迪同志一起，到周口市体育局学习“门球”技艺和活动规则，回来后在郸城建立了第一个“门球队”，这项体育活动在郸城得到了迅速发展，仅仅十多年的时间，就有100多名离退休干部职工加入了“门球队”，郸城县的门球活动也是风生水起，红红火火，我也因此被郸城县体育运动委员会评为“优秀体育工作者”。

    六十三，郸城县老年体育协会

    为了继续落实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伟大号召，县老干局牵头成立了“郸城县老年体育协会”，经常在老干局和县体育局领导下开展多种体育活动，健身运动。

    郸城县体育运动委员会还特派我到鹿邑县、郑州市等参加气功修炼学习班，修习期满，在县体委和老干局的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自己创办了气功学习班，很多离退休老干部和职工积极踊跃报名参加，不久就有70多名学员参加了气功班，学员们学习热情很高，锻炼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大都感觉到自己的心理素质、精神状态，身体状况得到了极大好转。

    六十四，夕阳无限好，国家重养老

    1955年朝鲜战争结束后，部队回到了祖国，驻扎在徐州市洞山县大庙乡侯集村。1956年，我们这些老兵大都30多岁了，大部分都没成家，我也34岁了，部队首长给我个任务，尽快结婚成家。当时结婚还要有很多政审手续，领导帮我介绍了一个本地姑娘，政审完全合格后，我们于1956年10月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我们从此过上了恩爱和谐的家庭生活。尽管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她对我依然是不离不弃，60多年的夫妻生活，我们互敬互爱，同甘共苦，相依为命。 现在，爱人90岁了，我也95了，我们家庭和谐，子女孝顺，享受着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还给我颁发了抗日战争纪念勋章，河南省委领导、省军区领导每年也都来看望我，让我感觉非常欣慰，郸城县人民政府也很支持我参加很多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活动。近几年来，我多次被评为河南“健康老人”，河南省政府多次给我颁发健康荣誉证书。现在，虽然年近期颐，但他从内心深处感谢亲爱的祖国，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更愿意在有生之年，尽自己的能力，不给社会添麻烦，多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苗献龄，河南西平人，现居河南郸城县，95岁，中共党员，离休干部。）

    作者简介：苗电，河南省西平县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河南省诗词学会理事，近年来主编《诗意西平》诗词部分，主编《盛世诗韵》第一集、第二集，驻马店市《天中记忆·诗词卷·西平篇》编委委员，《西平古今诗词选》副主编，《黉门今古》杂志诗词板块责任编辑，在多家报刊杂志发表新闻报道、人物通讯、散文札记、诗词曲赋百余篇（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