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1日，我专程去拜访阔别了50余年，离瑞金县城40余华里的大柏地隘前村高丘村民小组陈文魁的后人。陈文魁早已过世，接待我的是他二儿子陈泽信。陈泽信现年70余岁，我们寒暄过后，话题直接聊到他异父异母所生，现生活在北京的哥哥陈瑞生身上。原因是59年前我与陈瑞生有过一段不解之缘。陈泽信于是领我去看了他哥哥陈瑞生70多年前在村前河坝上种的李子树。由于时隔70多年，原来种的树已经没有了，但老树根部发出的新牙长大的树，如今还有六七棵。

    那天，我有幸在陈泽信家里与久别50多年的陈瑞生通了电话，说到他种李子树的事情。陈瑞生说：“我离开瑞金时，树还未长大，还未尝到自己种的李子”。他笑着说：“真是前人种树，后人遮阴啊！”我们彼此的一席通话，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

    一个临时而又特殊的任务

    1962年初的一天，时任大柏地公社共青团干部的我，突然接到大柏地公社党委书记许运淦交给我的一项临时而又特殊的任务，要我去护卫一个老红军高级干部的儿子。

    原来，是瑞金县委书记（那时称政委）李侦绩在北京开完七千人大会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委托李政委，把他儿子陈瑞生带回瑞金探望他在瑞金的养父和养母一家人。地点是隘前生产大队高丘生产队，对象是陈文魁家。我很忐忑和疑惑的说：“这么一个重要的任务，怎么不派我们公社的公安特派员去，而要我去？”他说：“因为你是团干，年龄与他接近，你们会更说得来。”当年我23岁。许书记说完还交给我一支德国造的驳壳枪。对组织上如此信任，我既感到光荣和高兴，也很有信心完成。幸好此前我熟悉这支枪的性能，因为特派员陈世南教过我怎么使用，也实弹射击过几次，还学会如何拆卸和组装，如有突发情况，不用扳撞机，拔枪在身上擦一下就打开了撞机，约一秒多钟就可击发。

    那天，我陪伴陈瑞生到高丘其养父陈文魁的家，他们全家人都非常惊喜。遗憾的是，他养父陈文魁已经去世了。其养母已60多岁，看上去挺干练的样子，想必以前年轻时是一个很能干、很精明的女人。陈文魁家还有四个儿子，都管叫陈瑞生为哥哥。陈瑞生回来，全家人团聚了，沉浸在喜悦之中，我也有幸分享到这一时刻。陈瑞生按照他妈妈的叮嘱，带给了养母（瑞生称奶子）一些糖果、点心之类的物品。

    陈瑞生很低调，不想要我去护卫他。他对我说：“你带着枪跟着我，父老乡亲们会说我摆架子。对我影响不好。我在这个村子生活了十年，父老乡亲，谁还会害我呀！谢谢乡领导的关心！请你回去吧。”我也曾犹豫过，我跟在这里有碍于人家聊家事，而且我带着枪也会给陈瑞生在乡亲们面前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给陈瑞生养母家增加生活上的负担。那时大家都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家家户户都很穷苦。可我又想，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政治任务，是县委李侦绩政委的指示，我不敢擅自走开，还是坚守下去。

图1：1962年陈瑞生与另一养父宋元注一家人的合家照，前排左三和左四为宋元注夫妇，后排左四为陈瑞生。

    “京城来的都是官”。这是历来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普遍的观念。我有些拘束，认为自己低微。好在陈瑞生性格开朗随和，加上他的童年时代都是在瑞金度过的，虽然离开有十二年了，但他的普通话中总还带有瑞金的乡音，我听起来跟我那在北京外交部工作的亲哥的口音很像，感到更加亲切，很快我们就很融洽很随便了。当天晚上，陈瑞生的养母安排我们俩住在祠堂南面楼上的房间，共睡一床。我担心瑞生会不舒服，挑选了靠外的这一头，靠墙的一边睡。没想到，陈瑞生说北方人习惯了共一头睡，这样不会把脚伸到人家头边。于是我听他的，选了靠墙的一边，把枪放在枕头旁。一连几个晚上，我们无话不说，聊天到深夜。由于共睡一头，说话可以小声点。他把他在瑞金十多年的情况，大概的对我讲述了，我越听越感兴趣。没想到一个大领导的后代，在瑞金还有这样一段非同寻常的传奇经历。

    苦难与人性的光辉

    陈瑞生，1933年10月1日出生在瑞金县黄柏乡鲍坊村潮陂头的一座福主庙里，是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把他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父亲陈正人，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盆珠乡大屋村人。母亲彭儒是湖南省宜章县人。二人均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他们于1928年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相识，并结为夫妻。1931年，陈正人是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党团书记。11月7日至20日，他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七位常务主席之一，后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彭儒是福建省中共长汀县委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长。1933年3月转回瑞金工作。1934年由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中央红军主力部队8.6万余人，从整个中央苏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

    陈正人夫妇不可能带着小孩长途征战，只好把刚满周岁的陈瑞生托付给靠得住的苏区干部宋元注家寄养。陈瑞生的生母彭儒对奶娘说：“大嫂子，部队要转移了，我们带不了这孩子。求求你收下这孩子，请你们相信，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彭儒没有钱，只能给奶娘一点自己节约的粮票，还有给瑞生织的一件小毛衣。彭儒留着泪，跟着大部队走了。那时她才21岁。

    宋元注家有母亲（瑞生称她为奶奶）、妻子（瑞生称她为奶子）和一个同陈瑞生一样大的女儿，可惜那女孩很早就夭折了。自陈瑞生来到这个家后，她的奶娘陆续生了三个儿子。陈瑞生深得宋家喜欢，视他为己出，说他命好。

图2：这是当年彭儒所说送给奶娘的粮票

    陈瑞生在三岁开始就会记事了。潮陂头是个宗族村，居住的几十户人家都姓宋。陈瑞生记得他吃过许多妇女的乳汁，也吃过许多家人的饭。红军长征后，国民党政府知道红军留下一个后代在潮陂头，就经常派兵来搜捕，每当听到狗叫，家里人都提心吊胆。看见远处有兵来，养母就急忙背着陈瑞生东躲西藏起来。有时来不及转移，奶奶就叫他爬梯子上二楼，躲在米缸里。奶奶叮嘱说：“满仔（即宝宝的意思），你不要出声，在里面躲起来，出声就会被抓走哦。”小瑞生很聪明，有时就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或者跑到河坝的灌木丛里，一动不动。一次次都躲过了白狗子的搜查。幼小的陈瑞生总是这样心惊胆战的度过每一天。

    后来宋元注觉得这样终究不是办法，很危险，要保全陈瑞生的命，得想个万全之策，必须把他转移到偏远的山区。于是，他联系了大柏地院溪村三公坑的范子明。范子明也参加过苏区革命工作，通过他介绍给隘前村高丘的陈文魁。考虑到陈文魁是当地有名望的人，家境好，人慈善，又行医，还是陈姓的本家。不仅养得起，而且不再会有人去搜查，把瑞生放到他家是最合适不过了。而陈文魁的妻子只生了一个女儿，几年也没再生育，眼下没有儿子，有个男孩来他家，还可以陪他的母亲，他自然很高兴。

    第二天陈家就派人来接，那天全村的乡亲们都来送他。临走时陈瑞生哭得撕肝裂肺。他奶娘是小脚，走不了远路。是奶奶送他走的。她老人家是天足（未缠小脚）。从小陈瑞生就同奶奶睡一个被窝，对他比对亲孙子还要亲。陈瑞生说：“这天是奶奶背着我，翻山越岭，朝着那陌生的山村走去。我的泪水一滴一滴地掉在奶奶的背上。奶奶对我说，瑞生你不要难过。我们是为你好，你到陈家去，再不会有白狗子来抓你了。你还可以到陈家吃饱米饭。”就这样，在1939年，6岁的陈瑞生来到了高丘陈文魁家，作为他的养子。

    无巧不成书，自打陈瑞生来了以后，陈文魁的妻子从第二年开始也接连生了四个儿子，更是说陈瑞生命好。开始那几年，全家人都对陈瑞生还好，尤其是奶奶（陈文魁的母亲）特别的疼爱他。陈瑞生说：“我对奶奶特别亲，一直在二层楼跟着奶奶睡在一个被窝里。记得每当过年时，家里总会加工制作一些果品，如炒熟的花生、大豆、红薯片和油炸糯米果子等，搞好后都收藏在楼上的大缸里。如果大人不拿下来吃，谁都不敢动，可奶奶会在晚上从缸里拿这些东西给我吃。尽管这个奶奶对我很好，把我当成心肝宝贝。但是，我总是想念潮陂头的奶娘家，做梦都想偷偷地回去。”

    到了上学年龄时，陈文魁让陈瑞生和他胞弟之子陈泽朋一起去读书。读到三年级的时候，因为陈文魁有了亲生儿子了，开始对陈瑞生的态度有所变化，不再让他读书了。从9岁开始，他就要白天下地干活，砍柴、放牛、喂猪，晚上还要和陈文魁夫妻一起做香烟、浇蜡烛，做金锭、银锭、纸钱、鞭炮等，每天累的精疲力尽。陈瑞生说：“有时候困得吃饭时手里的筷子都会滑落到地上”。他打了三年的摆子（疟疾病），有时还拉痢疾，一天拉十几次。可是，身为郎中的养父陈文魁从来不给陈瑞生医治。陈瑞生有时要到黄柏乡鲍坊圩上卖柴，因潮陂头距离圩上不到一华里，卖了柴就跑回潮陂头，不愿回高丘，坐到很晚才哭着离开潮陂头，孤苦伶仃地向高丘村走去。三十华里的路，要途径大柏地与黄柏交界的菱角山，在那阴森恐怖的山沟里，经常闹土匪，杀人越货，陈瑞生每次走过总是吓得毛骨悚然。

    随着时间长了，陈瑞生才渐渐地适应新的环境，融入新的家，新的群体，而且把自己当成高丘人了。村里每年正月都要出演茶灯戏，由于陈瑞生长得清秀又灵气，年年都要他和陈泽朋扮演茶妹子。和大家玩得很快乐，也交了不少要好的小伙伴。陈瑞生作了长期在高丘的打算，也很勤奋。他看见别人家里有李子树，心想我们家也要有。于是他在一个雨天，戴着斗笠，穿着蓑衣冒雨去挖李子树苗，一个上午就在樟树坝的河岸上种了一排十多棵李子树。后来树大了，年年都能摘好多李子。

    留在瑞金的二个童养媳

    在瑞金13岁那年，陈文魁夫妇考虑家务事情繁重，需要有个帮手。于是，就要为陈瑞生物色童养媳了。为了省钱，找到了隘前村五公排一家姓朱的人家。这家人穷困潦倒，母女相依为命，四处要饭，她的女儿比陈瑞生小二岁。当地民众都认为，能攀上陈文魁这样的富贵人家是求之不得的事。很快，陈文魁没花什么钱就把这个小女孩留下了。此后，家务事大多就交给了这个未成年的童养媳身上。陈瑞生的养母就只管些大的事，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

    由于院溪、隘前、湾子等几个村方圆二十里的人，大多数都姓陈，平常那家有喜事办酒席，陈文魁是免不了被请为上宾的。而陈文魁这个亲家则是个讨饭婆，那里有东道（喜酒）做，她也肯定必去。这样，二个亲家虽然身份有天壤之别，但都会不约而同地到场。在祠堂、厅堂的大门口，一个是长衫马褂气派的进出，另一个则是衣衫烂褛，端着饭钵，拄着打狗棍立在大门边。每当陈文魁进门、出门，门口的亲家都会呼喊“亲家”“亲家”，弄得陈文魁很没面子。结果，不到一年时间，陈文魁便退了这门亲。

    退亲以后，陈家的家务活又缺人手干了，得再找人。陈文魁是一个精打细算的聪明人，趁着他母亲做60大寿的机会，又给陈瑞生找了个媳妇。这样两场喜事一起办，可以节省一笔钱。于是，经媒人介绍，黄柏乡上塅村的刘坑一户姓曾的人家有个少女，名六秀，与陈瑞生同龄。这女孩原本不愿意过早嫁人，加上听说是嫁给红军留下的儿子，更是有些担心。可因家里穷，哥哥说好了亲，但无钱给哥哥娶亲。无奈之下才答应她母亲的要求。她嫁到陈家后，跟之前那个女孩一样，担起了繁重的全家的家务活。陈瑞生虽对她有怜悯之心，但坚决不与她同房，仍然跟着奶奶睡。不久，最疼爱他的奶奶不幸去世了，令陈瑞生极度悲伤。没有奶奶了，他就一直一个人住。当时陈瑞生只有十三岁，丝毫都没有成年人的那种意识。

    陈瑞生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后，过了大约一年多，陈文魁还写信要把陈瑞生的童养媳曾六秀送去南昌。陈瑞生的母亲回信说明，新中国提倡不准带童养媳和不许可未成年人结婚，并婉拒了。后来这个女孩长大成人后，陈文魁以自己女儿的身份把曾六秀嫁到了黄柏乡上塅村障下坪。在陈瑞生走之前，六秀的哥哥得急性病死了，母亲伤心的也哭死了，嫂嫂嫁人了，六秀的娘家就没有人了。所以六秀以后一直把陈文魁的家认作娘家来往。

    巧然又必然的合家团圆

    在那苦难的日子里，瑞生日夜盼望着红军早日回来，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回到亲生父母的身边。1949年8月23日，瑞金解放了。不几天，陈瑞生看见在高丘的墙壁上贴着一张《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布告》最后署名：“司令员陈奇涵，政治委员陈正人”。据当地人说：1949年8月份，正是夏季作物除草的时节。一天上午，未满16岁的陈瑞生在黄豆田里铲豆草时，他突然有预感地说：“今天铲豆草，明天铲豆草，后天骑马坐轿带手表。”引得田里一起干活的人都哈哈大笑。果然于9月份，就有人来接他了。

    原来，陈瑞生的父亲陈正人当时是中共江西省委首任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在全国形势基本稳定，工作就序的情况下，开始组织人员进行寻找寄养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子女。省军区派了警卫连的龙指导员等人来瑞金找到潮陂头宋元注家，要把陈瑞生接去南昌。宋元注告诉龙指导员，为了陈瑞生的安全和生活过得好一点，10年前已把他转到大柏地高丘村陈文魁家抚养。所以，县里派了当地的干部到高丘找到了陈瑞生。

    这时，陈瑞生看到爸爸派人来找他了，感到很高兴，巴不得早点回到亲生父母的身边。但是，他在离开高丘之前，对养父陈文魁说：“我要去潮陂头看望我的奶娘和叔子，还有三个弟弟。”陈文魁同意了。陈瑞生在高丘生活了十年，对这家的弟弟妹妹和村里的父老乡亲也是有深厚感情的。离别时他流泪了。在陈瑞生的心目中潮陂头养父养母就是他的亲生父母，是他的家。虽然宋家很穷，但是，在最艰难困难的岁月里，是他们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的。因此，他一生最感恩的是潮陂头的父老乡亲们！

    那次找到的红军子女，除了陈瑞生之外，还有刘伯坚的儿子刘豹生，李立三的儿子李新民。三个小孩和陈瑞生的两个养父随龙指导员一同乘坐一辆大卡车走了三天才到南昌。

    陈瑞生到南昌后，看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和母亲。父母问他：“你十多年是怎么过来的？”陈瑞生顿时声泪俱下地诉说了15年来的苦难生活。父亲安慰他说：“你不要难过，红军留在中央苏区的孩子都和你一样经受过这一段苦难生活。这一段苦难经历对于你今后的成长会有好处。你能活着回来就好。你不要忘记苏区的老百姓含辛茹苦地把你抚养大的恩情。”母亲也说：“你回来了就好。你先到军区医院检查身体和治病。等你把身体治好以后，送你到四野干部子弟学校去上学。好好学习，建设新中国。”

    陈瑞生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以后，父母亲非常关爱这个阔别了15年的儿子。他先是同父亲住一间房子，父亲睡大床，他睡沙发。后来，他母亲又要陈瑞生到省总工会，同她住一起。父母的深深关爱，使长期缺乏父爱母爱的陈瑞生感到无比的幸福！

图3：1949年陈瑞生与阔别了15年的父母合影

    苦难后的辉煌与情怀

    1950年春，陈瑞生到武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读书了。在新的环境里，陈瑞生由矮小的个子很快长到了1.70米。

    陈瑞生从小就在养父陈文魁家读过书，遗憾的是中途就被辍学了。回到父母身边后有了读书的机会，他刻苦读书迎头赶上，把失去的时光追回来。他在四野干部子弟学校读了三年半小学；1953年夏到北京考取了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四年毕业；于1957年夏保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五年。毕业后分配在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从事哲学教学工作。1969年底，因战备疏散调到中国科技大学任教。1977年7月调到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任教，1989年调到该校进修部任副主任、教授。

    陈瑞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次回瑞金时，是我和他第二次见面。此时，我已调到县人民银行工作。他说：“你送给我一顶自己用的油纸笠婆（斗笠），我保留了多年，后来从合肥搬家回北京以后不见了。”

    1993年底，陈瑞生在中共中央党校退休了。退休后一直没闲着，发表了许多著作，其中有《井冈山的红杜鹃——我的母亲彭儒》、《风雨少年》、《难忘的非常岁月》等......《风雨少年》后来改编成四十集电视剧《井冈山儿女》，将于2021年上半年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礼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图4：陈瑞生到电视剧《井冈山儿女》的拍摄现场慰问演职人员时留影

图5：《井冈山儿女》剧照

    陈瑞生说，1962年2月回瑞金一直是他的夙愿，他多年就想回瑞金探望两家养父母，以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自1962年至2020年，陈瑞生已先后回瑞金6次。他说，瑞金是我的第二故乡。怀着一颗感恩之心，他对宋元注、陈文魁二家经常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据他高丘的弟弟陈泽信说，因修高速公路奶奶的墓要迁走，他寄了2千元来修墓，高丘陈氏宗祠修建，他捐了5千元，还有每次回家都给弟弟妹妹发红包。去年8月回家他给每个弟弟家1千元的红包。还有潮陂头那边，也同样给予了不少支持，仅修潮陂头的福主庙就捐了5千元。对于陈瑞生那个名义上的媳妇曾六秀，他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妹妹看待。在后三次回家时，都请她到瑞金宾馆或潮陂头、高丘一起见面，并送她红包。陈瑞生说：“毕竟是因为我她才嫁到高丘，让她受苦了，总感到过意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