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小了解的爸爸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做这样人的妻子也真是太不易啦，真是得理解他这样做的源头，才能深切的体谅他。而且，还得和他在同一个境界中，一切为了军火供应，战争的胜利，一切为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五）党性和原则性在工作和生活中

    不光是我妈得和爸爸在同一个境界中，她妈（我婆）也得和我妈在同一个境界中才行。记得小时候，婆也给我们讲妈妈的故事。婆也真是个“无畏”的，明事理，看得清局势的好妈妈。她那身为国民党中将的老公常常都在南京工作，就这么个宝贝独生女在身边，她也竟然放走了她，投奔了西盟会，共产党。时常听女儿讲一讲，加上自己天天读书看报，她心中有底，“世道” 是要变的，这种百姓过不了安生日子的时代是要结束的。难为了她，老公的一方和女儿的一方在浴血奋战，尤其在张家口保卫战那个时期，她精神上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啊！我问过婆，当时她想没想过谁会战胜谁，可敬佩的她，居然看到了共产党会胜利。妈妈有时也托人带信给婆。这是婆对我讲的事：“你妈根本就没告诉我，她跳崖摔断了腿，怕我着急吧？只在信上说，在行军中不小心摔了一跤，脚趾头受了伤，正在医院里。” 婆想女儿想得望眼欲穿，不时地留住妈妈爱吃的东西，放在柜子里，想象着她女儿随时都会出现在大门口。

    再后来太原沦陷，人心惶惶，兵慌马乱，婆也随着家里人逃难，离开了太原。中央政府成立以后，我妈妈通过政府找到的她妈（我婆），婆当时和她亲哥哥的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居然碰巧也在北京。我记得他们叫婆“八姑妈”，而我们称他们大舅和大舅妈。那时刚开进北京城不久的妈妈和爸爸，忙着建国，忙着组建新中国的重工业系统，刚刚 “撤”了的军工为了抗美援朝，又要 “重建”，真还多亏了大舅妈的常来常往，有大舅妈帮助料理家务和孩子成了很现实的需要。

    妈妈在她的战友和姐妹中，一直被大家视为刚毅，原则性、党性强的。在他们眼中，易辉就是一个“公开党员”，“宁愿玉碎，不为瓦全” 的那种。在大军进北京以后 ，开始逐步进入正规化和有条不紊的建设时期，到了发工资取代 “发放小米” 的时候。她当时还在部机关工作，发到她了，

    “你的工资。易辉同志，这是你一个月的劳动报酬。”

    “我参加革命是无偿的。真是莫名其妙，退回去吧。”

    “往哪儿去退呢？”

    “没地方退吗？那就缴党费了。”在她心目中，拿工资是不可思议的，不能接受的。对一个连命都不要也得革命的人，党的利益就是一切，革命的利益高于自己的生命，领工资就是羞耻，是对她的侮辱。从理所当然的供给制到发工资？商品制？她当时无论如何也转不过这个弯子。

    同样，还有一事也是她接受不了的。组织上找她谈话，问了抗日战争时期她受伤的情况。她说明了情况，又说明已经好差不多了，只是失去了完全恢复的机会，所以恐怕会跛行一辈子。组织上准备给她一个残废军人证书，她表示尊重事实，接受证书。接下来当她被告知，这个证件，显示在社会福利上，公共服务上，是一个可以终生享受一些特殊待遇的证明，她一下又变卦了，享受待遇的证明吗？不行！不能要！而且口气很坚定，没有再讨论的余地。何长工校长的 “宁愿玉碎，不为瓦全” 又一次体现得淋漓尽致！

    妈妈不满一直在“华北企业部”，“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 等部机关、党委工作，她要求到基层去工作，申请到企业中去。经调动，她加入到了“北京电子管厂”（774厂）的筹备和组建工作中。

    在部机关工作时，她和我爸爸是出同一个家门，进同一个单位门的，爸爸有他的专用轿车，妈妈有她自己的自行车。那是一辆旧的，车把高高的老式女车。她从来不搭乘爸爸的车，不沾部长的光。所以早上去上班，她总是比我爸走的早。后来调北京电子管厂，位于酒仙桥，就走得更早了。她需要早起，和大家一起赶班车。
在七七四厂，她的工作量很大，还要额外加时间学习俄语，天不亮就走了，天黑了还没回家，说她“披星戴月”一点不夸张。不久，就开始接待来援助的“苏联专家”，工作压力更大了，半年……一年……两年，作为车间主任的她，经常因睡眠不足觉得头疼，头晕……只有30多岁，神经衰弱，血压高缠上了身。根据中医西医从不同方面的诊断和建议，她必须想办法减轻工作压力，重视自己日逾逐下的健康情况。

    有同事向她介绍了学习太极拳的益处，并给她推荐了一个太极老师，就在离家不远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后面，从此他们每星期天都去练太极拳，真挺见实效。我那时也有五六岁了，太极拳和谐优美的动作吸引着我，我也不时跟在他们后面伸伸胳膊踢踢腿的，那些大人们就提议，不妨让小孩子也学点什么吧。

    在那太极老师的推荐下，妈妈送我们去了一家世家武术社，祖传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她要我们从小锻炼和强健身体和意志，以后才能吃得苦中苦，胜任学习和工作的压力。这位师傅对待我们可狠了，严格的、苛刻的训练，让我们吃够了 “人间苦中苦”，有的时候身上每一块肌肉都是酸的，每一条韧带都是疼的，蹲下就有站不起来的意思，就连转一下头，脖子都是酸疼的 ......每个星期两次的训练，不管严寒酷暑，风雨无阻，下了学放下书包就得去训练。我们恨妈妈呀！……五、六年下来, 锻炼了我们的体魄和意志，自信心和勇气，且是非分明，见义勇为，更确切地说，武术，从小小年纪就为成就我们的一生打下了不可多得的坚实基础。

    妈妈的爸爸, 作为傅作义的参谋长，在和平解放了北京以后，他知道我妈和我爸也在北京，而且在共产党中央政府担任重要职务。听妈妈讲，他居然打听到地址，来到灯市西口当时我们家，请求见我妈。妈妈不见！想到这个人给她妈（我婆）和她造成的痛苦和不便，想到他率兵与我军对抗，为国民党蒋介石卖命，恨死他了都不解恨，坚决不见！他又第二次上门来，并且准备送我妈妈、爸爸一辆很高级的轿车，那是国民党分配给他用的，要比当时我们中央政府分配给爸爸用的车高级不少，而且把那辆车停在我家大门口。妈妈说她记不得是什么型号的了，但是记得那是一辆比较大的黑色轿车，车内装潢很考究。这次他的目的是想我爸帮个忙，留在中央，避免去内蒙工作。他是通过华北企业部转的信及一些钱和礼物。妈妈看到了信，把他的信、所有礼物和高级轿车全部退了回去，还是没有见他。婆也被妈妈建议，不要见他。

    她爸李世杰就一直在内蒙，担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直到92岁去世。

    妈妈的三叔李普及整个李家从始至终支持和赞赏妈妈的正义和坚决态度，也因李世杰的失职和不义行为，他再也没有和他大哥李世杰来往。

    （六）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不解和痛苦

    妈妈工作起来总是专注的，和责任心很强的，从774厂过分紧张的工作调到了部情报所做党的工作，政治工作。当时情报所还是离家比较近的，她就选择了骑车或者步行去上班。后来情报所搬迁到离动物园更远一些的车道沟，公共汽车和电车都很方便，妈妈每天乘公共汽车。上下班时间公交车相当拥挤，有时会有迟到的可能，她有时也骑车去上班。我当时上学加上频繁的课外活动，也挺紧张，很少和爸爸妈妈接触，好像只有星期日才有机会和他们在一起。

    还记得我倡议的全家乒乓球赛。星期天，大家都尽量参加， 无一例外。妈妈从来没打过乒乓球，她说她就算了。我们都不同意，她也只好参加了。她学得很快，能把球准确地打到乒乓球网另一边的球台上，认真对待每一个球，居然几乎没有失误，没有犯任何错误。爸爸手握横拍打的也很好。我当时是校队的，论技术实力我应该是挺不错的。大家都表现得很不错，尽心尽力，你喊我叫，热闹非凡。那也是唯一的一次，爸爸妈妈参加了我们组织的活动。最终居然妈妈得了冠军，我这个校队运动员连亚军都不是，爸爸是亚军。这虽然是个不可思议的结局，可我们都开心死了....

    从小，我们兄弟姐妹都兴趣广泛，课外活动很多，在体育训练中受过很多苦。那是当然的！不光是武术训练，游泳、乒乓球、滑冰、排球、篮球，我还有少年宫的红领巾友谊合唱团的训练，绘画的训练等等。学校组织看电影，会提前告诉我们电影名，我妈还要做一些调查，有些电影妈妈说不合适我们看，也就不给我们钱买票了。有些晚上时间，我们也和家里人一起看电视，电视内容也是被她筛选过的，有些是不许看的。总结起来，我们得到的是清一色的红色教育和影响。她对孩子们的教育可谓完全负责，费尽心机了。“上甘岭”，“董存瑞”，“鸡毛信”，“花儿朵朵”，“英雄小八路”，“永不消失的电波”，“草原英雄小姐妹”，“小兵张嘎”，......我们健康地茁壮成长着。

    1966年春夏，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切都来的那么突然，不容人们理解还是不理解。狂风暴雨霎时间就砸了下来，砸的人人都晕头转向。我当时就读于北航附中，众所周知，海淀区红卫兵，老兵，在北京市是首当其冲的。因为北大的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就在我们身边，对我们影响很大。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并没有触及到我爸爸，逐渐地把他也“揪”了出来。我是一个星期回一次家的，我记得那时候他还帮助其他挨整的领导，安排过在我们家过夜。因为那时他还在正常的工作状态中。这个阶段时间不长。有一天我还在学校 “闹革命”，有同学从城里返校后说，看到了天安门城楼（或者是观礼台上）贴上了我爸爸的大标语，“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 刘鼎”，我一听脑袋都凉了。我爸爸这么坏？不可能呀！从小爸爸妈妈对我们的教育和影响，使我们认识到对和错，革命和反动，而且我听过他们对我讲的历史。我相信我们的父母，他们毫无疑问是革命的，他们是一心一意的革命者。当时周末回家，我还能见到他们，这是最起码的。

    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这个“文化大革命” 会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波及。终于，在一个周六我回到家，爸爸已经不许回家了只能住在机关里。我们和他失去了联系。又过了不久，妈妈也不能回家了，她也只能住在机关里，不能与我们取得联系。从妈妈主持的家变成了阿姨主持 ...... 后来不久，妈妈的，爸爸的工资先后被冻结了。我们没有了最基本的生活来源。车道沟，妈妈的工作单位同意给我们发放每人每月15块钱的生活费。但是只算上我们四个孩子和婆一共五人。造反派们灭绝人性地逼阿姨离开我们，回老家去，阿姨带大了我们，和妈妈，和我们孩子们的感情很深，在这种情况下，她怎能一走了之？她甚至取出自己的存款来补贴我们的生活。她带着10岁的小弟（文石）到离家不远的菜站去捡菜叶子，去煤场捡破碎煤球回来做饭，保障年迈的婆和年幼的孩子们继续坚持，要活下去啊，度过难关。

    有个机会上山下乡，首先我想到的是我们为家里减少了两个吃饭的嘴（我和我妹妹），我们北航附中和北京110中的同学混合一起，报名去莫力达瓦自治旗插队。到北京站送行的 “家里大人” 是司机王叔叔，警卫员魏叔叔，保姆张阿姨，和王婶婶。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将来是什么，也不知道爸爸妈妈的将来是什么，我们也许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我们也许一辈子就这样被送出了北京当农民去了？不想了，最起码，我们还有基本上同命相联的同学们相依为命，过一天是一天吧……但是爸爸？妈妈？你们怎么样啊？你们在哪儿呢？再见！再见？

    一年半后，当我有机会回北京探家时，我又见到了我们的妈妈。我吃惊地看到，她变 “小” 了，瘦了，矮了，黒了，很精干的样子。她穿着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上。我百感交加，心在颤抖，一个劲儿想哭，好像当时只剩下了要哭的感觉，没有别的感觉。但是我把泪水忍住了，没让它喷出来。……妈妈向着刚进门，手里还拎着大包小包的我快步走了过来，口中还念叨着：“ 快让我看看，快让我看看！ ” ... 这么多年没见面了，无论如何我也不能给她一个满是眼泪的脸看哪 ....

    我们下乡是一大帮年轻人，同年岁，同经历，再苦对于那种年岁的孩子们来说，苦和不苦之间，是没有什么明显区别的。只不过是我们在一起经历一种不同的生活，一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生活。那是一种新的尝试，新的历程而已。

    她就不同了。她被单独关在一个地方，在食堂打最简单最便宜的饭菜吃，就连咸菜她都只打半个，她想的是多一毛钱留给我们也好。造反派交给她的工作除了打扫厕所和楼道，还要到楼后面地里去间苗和管理小菜地等等。田里的事儿她从来没干过，但她学着干，把分给她的任务都干得非常好。妈妈说，这些都没有问题，她万般牵挂的是，孩子们都怎么样了？年迈的母亲又怎么样了？这些问题沉重地压在她的心里，造反派们每问到她有什么问题没有，她永远都是一句话：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哇哇大哭起来，好久都没有收住。这是对妈妈精神上的残酷折磨！

    爸爸被他们弄 “没了”。最起码妈妈让回家了，我们又可以见到妈妈了。由于11岁的小弟，小小年纪就被林彪的“备战备荒为人民” 折磨，本来每人每月¥15就已经很明显营养跟不上了，又为防空洞拼命打砖。身体大大亏损的情况下，免疫力下降受了凉，得了气管炎。去医院被注射针头传染上了乙肝，只能办休学。当时不光是小弟，还有八十多岁的婆，医院说明不能收留有问题领导干部的家属住院治疗后，身患晚期癌症的婆只能呆在家里。妈妈每天还要去机关管理菜地，只好把我从莫力达瓦办了困退，回家帮助照顾一老一小两个病人。

    回到北京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搞清楚，为什么我们家打砖的量这么大。我们的户口都随着我们下乡和去兵团离开了北京，到了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打开户口本一看，人口的确挺多！有爸爸、妈妈、婆、张阿姨和小弟，按规定，每个人的量是200块砖，五个人就应该有1000块砖要打造出来。我家的 “人口” 是一个非常蹊跷的问题。我决定拿着户口本去找派出所户籍警，爸爸已经很多年渺无音信了，如果他还活着，那他的户口应该在他长期居住的地方。如果需要我们保留他的户口，也为他的名额打砖的话，那么问题就比较清楚了。这就是多年来我们心底最沉重的压力，爸爸到底还在不在人世 ，他到底在哪儿。...... 一位年轻的警察告诉我们，如果他们没有被告知消除户口，毫无疑意，此人还活在世上。好！打多少砖已经没关系了，重要的是— 爸爸还活着。

    我们的心在跳，虽然对未来还看不太清楚，但是无论如何得知爸爸还活着，这就是胜利。

    （七）“ 确有此事，放他出来”

    关于我们的爸爸，妈妈说只据道听涂说，一九六八年的春季，其实距开始批斗他的日子并不长，在一次部机关的群众批斗大会上，走进来几个当兵的，持枪，径直走到台上，把正在挨批斗的爸爸带走了。没有说从哪里来，也没有说带到哪里去，军管会只说明 “拘捕” 刘鼎是总理的指示，由当兵的带走。也就是从那以后，有关爸爸，就石沉大海，渺无音讯了。

    再也没爸爸的消息了？非常让人想不通, 我总想，会不会突然有一天他会这么莫名其妙地又回来了？…… 错！四年、五年过去了，一直还是没有他的消息。我们想念他，甚至我偷偷地哭过，觉得他是不是已经被秘密枪杀了？当时只不过打着中央的招牌，说是中央的指示，让他们带走而已。

    那时妈妈还是每天去“上班”，做些她被指定的 “照顾机关菜地”，打扫厕所之类的劳动，下班后回到家里，回到我们全家老少连我在内 （婆、妈妈、张阿姨、小石、和我）五口人的两间小平房，做饭、吃饭、睡觉都在内的不到二十五平米的家。尽管这样，那么强大的政治压力也割不断老一辈们长年的革命友情，刘抗阿姨还是常来看望妈妈，看望我们，白英叔叔，和太行山军工部的叔叔阿姨们，还有其他叔叔阿姨也不断来看望我们。当然，他们会自然而然地谈起爸爸……和他们同甘共苦，共同奋斗了多年的老首长老领导。并且使我们得知了这么多年来，他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在我们的要求下，造反派专案组批准我们去看望父亲。这可让党性第一，原则性第一的妈妈做了难。因为那是共产党的监狱，专门关重要政治犯的地方。妈妈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即便和我们一起去了，见到了爸爸，又该对他说什么呢？虽然她自己心里非常清楚，爸爸是一位无私无畏的坚强的共产党员，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自己的监狱里见他，对于妈妈来说真是非常蹊跷的。经过彻夜不眠左思右想，妈妈决定，全心全意地为孩子们的每一次 “探监” 做充分准备，给爸爸带去最好的水果和他爱吃的核桃、花生、酸奶等，还有一些可阅读的书籍。妈妈虽然自己不在现场，爸爸也温暖的感觉得到，孩子们的背后有妈妈的存在，她的精心准备和大力支持。

    我们第一次去秦城 “探监”，在会见室等了很长时间，终于见到爸爸出来了。我们见到了他，但我们不能走近他，在这间会见室的一边，而他在另一边。我们中间隔了一个大桌子，几乎占了小半个房间。爸爸满面红光，白了也胖了。目光炯炯，动作敏捷。他见到我们很镇静，一个个地仔细看我们，“这个是小石吗？这个是小山？” 六年的时间没见过面，十来岁的儿子们已经长成了大小伙子，看起来大不一样了。当时我没有问他，回到家以后我们向妈妈叙说见到他的情况，除了他说话声音变小了，变嘶哑了，身体状况看起来很不错，比如思维敏捷，动作凌厉，当我提起林彪温都尔汗事件，并且还指着在场的专案组人员说，他还不让我告诉你呢（那个专案组人员低下了头）。居然，爸爸微笑着说，告诉不告诉我都没太大关系，我可以看报纸，从报纸上我已经分析出来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形式总是在发展，而且发展的很快……他就不再往下说了，转了话题。

    关于我们提到，爸爸的声音变小了变嘶哑了，妈妈说没有人和他说话呀，不用的器官就会逐渐退化的。他身体状况良好，是他懂得如何保健，如何锻炼自己身体的结果。几年后妈妈对我说，出秦城的全方位体检，发现他的心脏主动脉血管是新长出来的，他原来的已经堵塞，废弃了。医生不能解释这怎么可能发生？
一次，我和妈妈谈起要不要给周总理写信，问问他是不是知道爸爸的事 ？当然妈妈就和常来看她的，她的好朋友刘抗阿姨、宁光阿姨谈了，阿姨们觉得这个主意好，一至认为这事儿是应该做的。她们商量了，觉得这封信理所当然应该由我来写，口气能轻松一些，没有那么多思想顾虑。之后，妈妈就和我商量，本着妈妈的指导思想，我当即就着手写，很快就完成了。妈妈看了后颇为不满：“哪能这么写呢？完全是小孩子的口气，太感情化了。”

    信的基本内容是：敬爱的总理，我们是刘鼎的子女，我们的爸爸，1968年在一次批斗会上被持枪的当兵的带走之后，就再没有消息了，后来得知他被关在了秦城，时至今日有近七年之久。

    早年他在德国留学，从莫斯科1930年回国，到上海就和你一起在特科工作，之后，在东北军张学良那里代表中国共产党，做张学良的工作，还和你一起参加了肤施会谈。回到延安又继续和你一起工作，担任抗大的政治主任教员，开办了摩托学校，后朱老总、中央军委调他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任军工部部长。您是了解他的。毛主席说过，“对刘鼎同志是信任的”，“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 这些历史和毛主席说的这些话还算不算数？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把他已定过性的历史问题揪出来又整他一次？

    你如果了解爸爸现在的情况，还请您在百忙之中过问一下。我们希望毛主席能做主，您周总理能做主放他出来。他还是有能力有潜力继续为党工作，为革命贡献力量的。这也是他参加革命的初衷。

    妈妈说不行，必须加以修改。她改了，到刘抗阿姨来了，她们两人商量着又改了，但是这次不少又改回到我原来的 “小孩子口气”，原因是，还是 “小孩子的话” 更真切，更自然一些。

    当时为了生计，我们的张阿姨，除了晚上回家，白天都在同胡同住的胡耀邦家里帮忙。我和小石两人也经常为了一些事情，往返于离的很近的我家和胡家之间。我在家照顾生病的婆，做饭理所当然是我的事了，但我这个北航附中的住校生做饭并不是里手，常常有了问题就会去胡家找张阿姨。鉴于耀邦叔叔对年轻人的喜爱，很自然就和我们打成了一片，想到，说到一起去了。我们也真是非常喜欢和他在一起，他很平易近人，平等对待小孩子年轻人，从不摆大人的架子。我们有事都毫无顾忌直截了当对他说。

    照妈妈的主意，“把信拿给耀邦同志看一看吧，看我们这么作合适不合适”。结果他看了信建议直接写给毛主席，而且也不要由选宁、曾山妈妈转信给叶帅，再由叶帅来转。我们应自己直接送到中南海，信封上写 “毛主席亲阅”。但信的内容，他是同意的，没有什么改动，还夸写得好。在妈妈的指点下，我们把这封信和信封都改写了，小弟和我两人骑上车直奔中南海。小石把信交给了中南海门口卫队，当兵的接过信，问清了小石是刘鼎的什么人，说，信收到了，你可以放心回去了。就这么简单，没有开收条，不过是口头保证而已。

    几天过去了，十几天过去了，将近一个月了，我们的信到底送没送到主席手里 ？家里常常有来来往往的叔叔阿姨们，都和我们一起着急地等待着消息，期盼着 …… 终于有一天传来了什么说法，叶飞叔叔等参加了中央会议，听到传达的中央文件，毛主席给刘鼎子女的一封信有批示 ～ “确有此事，放他出来”。从那个中央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及相继的那些日子里，我们这小破家，就经常有叔叔阿姨们来来往往，有的说上几句话就走了，也有的能坐上个把小时，有说不完的话。他们有的步行来，有的骑自行车，坐公交车，也有人乘专车的，不伐各种高级专车…… 在当时的那些天里，不说车水马龙，也能说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了。还居然产生赌塞了交通，造成了行往不便 ……

    这八个字 “确有此事，放他出来”，震撼了多少人的心。由此显示出这些革命老同志们同生死 共患难的革命感情，有的甚至激动地流了眼泪。还有些叔叔阿姨告诉妈妈，看到了此中央文件，看到了毛主席的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