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20年8月3日电（李建抓）

    在长期的、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队伍，需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政治思想好、有觉悟、文武兼备的领导者和骨干力量。1938年5月冀中区党委考虑，要委派党内一位德高望重、有教育经验的人，在冀中抗战腹地创办一所培养军地人材的抗战学院，为抗日前线选拔、培养、教育、团结抗日青年知识分子。就在这时，得知杨秀峰到了冀南，认为这是一位最合适的人选。杨秀峰既是大学教授、教育界知名人上，又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在大革命时期和一二·九运动中，积极组织青年学生参加斗争，深受知识分子的爱戴和尊敬。杨秀峰还有国民党员的身份，有冀西民训处的头衔，这是和国民党，和日本人争夺知识分子的有利条件。于是，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聘请杨秀峰担任抗战学院院长。这期间杨秀峰因杨秀峰忙于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事宜，委托吴立人筹备操办抗战学院，并担任学院党总支书记，和军政院教导副主任。

    一、精准选址，艰辛操办。

    吴立人和杨秀峰相识于1935年12月9日，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简称一二·九，运动），他俩堪称老战友。   

    一二·九运动前，吴立人在北平华北大学一边读书，一边以学生身份作掩护，找到了党的组织，并积极从事和开展党的工作。一二·九运动中，吴立人做为彭涛的助手、西安门地区的负责人，为此与一二·九学运领导人冷楚、黄敬、王林、周小舟、姚依林、敖白枫等成为亲密战友。1935年12月8日，吴立人与张启仁等华北大学30多名学生彻夜未眠，用事先准备好了的彩色、白色的纸张、毛笔、墨计、浆糊等，制作游行用的标语口号小彩旗和横幅标语。12月9日凌晨，吴立人、张启仁和30几名爱国学生，在学校大礼堂门前集合后冲出校门，直奔新华门请愿地点，同学们都拿着准备好的标语、横幅、彩旗等，边走边呼口号，华北大学学生举着大旗和标语，游行队伍到西安门行至西单牌楼平津卫戍司令部附近时，遇到军警的阻拦和袭击。吴立人和同学们不畏强暴，高呼抗日救国口号，一往直前，队伍也越来越壮大。这期间经彭涛、姚依林周小舟介绍，吴立人认识了北师大杨秀峰和孟世杰两位教授。后来吴立人又协助杨秀峰开辟冀西抗日根据地，并创办冀西抗日军政干部学校。鉴于吴立人有创办冀西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经验。这次杨秀峰又委托吴立人到束鹿辛集去筹备抗战学院。

    吴立人两趟去辛集，经多方面的了解和分析，感到抗战学院设在束鹿辛集不合适。

    吴立人向杨秀峰汇报，他到了束鹿县旧城寨子村一带，找到了束鹿县第一个中共支部书记王亚波，走访调查，争取他协助。还走访了五县联庄会的地下共产党员宋孟明和一些进步青年，掌握能有多少人能考入抗战学院，了解到的情况都不理想。吴立人还向杨秀峰解释，抗战学院设在深县好，深县与辛集交界，北邻安平县、饶阳县，东与武强县接壤，这一带我熟悉，建党都早，政治环境好。北邻的安平县1923年就成立了农村党支部，1924年至1926年深县周边的这几个县都建立了县级委员会。今年5月（1938年），冀中区党委、行署、军区诞生在安平县，这一代群众的抗战热情高，有一大批在外地的知识青年已回乡参加了党组织和抗日联盟。他还解释，抗战学院设在深县比较安宁，“七七事变”前，束鹿辛集就弥漫着硝烟的味道，居民和商贩们心照不宣：日本鬼子要打过来。1937年10月，随着日军南侵，束鹿县国民党军政人员都逃跑了，社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各色游杂武装纷纷建立，李庆锁的土匪武装己进入了束鹿旧城。深县1937年10月8日，日军沿沧石路自东向西侵占县城后，次日就离去，深县不是日军的眼中钉。

    他还向杨秀峰汇报，深县时任县委书记刘书亭、副书记杨怡然都是我发展的党员，得到他们的协助和支持更为方便。1936年9月，中共直南特别委员会派吴立人（化名王韶秋）到深县，以一.二九运动南下宣传团成员的名义开展党的工作。他与深县的杨铁成（1931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一起在深县的唐奉、刘屯、郭家庄、大召等村发展刘书亭、杨怡然、靳盈之、郭尊义、任佩珍五人入党，成立了当时深县境内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区级党组织——中共唐奉区委员会，杨铁成担任书记。这个区级党组织在深县影响很大，区内的不少党员后来成了县区的领导干部。杨铁成1937年7月担任了深县县委书记，1938年春，杨铁成调安平县北关高小军政干部学院担任政治部主任，我发展的党员刘舒婷担任了县委书记。   

    吴立人谈了自己的想法后，杨秀峰采纳了他的意见，抗战学院由原来计划设在辛集束鹿改为设在了深县旧州第十中学，由冀中、冀南、冀西合办，分民运院和军政院两部分。因报考的人多，旧州第十中学容纳不下，只好把抗战学院的军政院设在了深县城里一家为躲避日寇而逃到大后方去了的大宅院里。 

    在抗战极为残酷的情况下，吴立人具体负责了抗战学院的招生工作，由于吴立人对这一代的党员干部较熟悉，又做了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有数千名知识青年，包括平津保流亡学生，纷纷前来报考。不少先报名的学员把自己的朋友也招呼到学院参加考试。《孙犁文集》载：部队保送芒种（安平县大子文村人，1938年2月参加冀中人民自卫军通讯营）。到军事学院学习。行前，他捎一个口信给本村的“青梅竹马”春儿，说到深县学习去了，也希望他来抗战学院。芒种带着组织介绍信来到深县，学校里到的人还不多，房舍也正在改造修理，看样子得过几天才能开学。他闲着没事，到旧州去玩了一趟，顺便打听：民运院是不是还招收学生，前来学习要经过什么手续？教务处回答说：现在人数还不齐。学生入院，一般的要经过考试，如果是地方上保送，文化程度低一些也没多大关系。芒种在回去的路上，坐在道旁大麻子棵下边，掏出钢笔日记本，给春儿写了一封信。叫她见信就来深县投考。 把信折叠好，赶进深县城，今天正是大集日，可是因为正在秋忙，遇不见一个他们那边来的熟人。把信交到交通站，又怕耽搁，他就站在十字街口等起来。 直等到晌午大错，才遇见一个贩蜜桃的，托他把信带到子午镇。小贩怕忘记了，把信压在桃堆里。 这些日子，春儿在家里倒比较清闲。她家地里的庄稼已经锄过三遍，今年雨水不缺。青纱帐期间，战争情况也不紧张。村里的群众基础，比过去巩固了，工作也顺利。这天晌午，天气很热，人们都在歇晌。春儿似睡不睡的，听到街上有卖蜜桃的声音。这个孩子，从来很少买零食。今天，她忽然从蜜桃联想到深县，想起吃个桃儿来。她跑到街上，卖桃的小贩刚进村，正把桃子放在南房凉儿里。春儿过去望着堆在筐子上面的小桃奴儿说： “多少钱一斤？” “五百。”小贩蹲在两个筐子的中间，用一块白布手巾扇着汗。 “这么小的桃儿，”春儿说，“这样贵？” “别不懂眼，这是真正的深州蜜桃，给西太后进贡的东西。”小贩说，“你尝尝，保管顺嘴流蜜！” “我不尝你的。”春儿笑着说，“称半斤吧！” 她随手就刨开桃堆，正要挑拣，一封折叠着的信，像认识她一样，从桃堆里挺了出来，她立刻看见了那亲切的字体和自己的名字。 小贩正要向她打听这个叫春儿的住在哪街哪头，她已经把信打开，看的入了迷。她告诉小贩，不称桃了。谢谢他给带了信来，问他是不是到家里坐坐喝碗开水？就跑回家里去了。小贩也高兴碰得这样巧，虽说半斤桃的买卖没有做成。他想：对于这位姑娘，这封信的内容，一定是比深州的蜜桃还要甜蜜。 刚刚看过了信，是要她去学习，春儿很高兴。可是当决定明天就走，她也像那些第一次离家远行的孩子们一样，心里有些烦乱起来。 她经过村、区、县，写好了介绍信。她又和本村的同志姐妹们告别。她到五龙堂去看望了姐姐。回来，一夜差不多没有合眼，年老的父亲就催促着母亲起来给她煮赶路的饺子了。 她带了一个挂包，装着她珍惜的纸笔和文件；一个小包裹，里面只有一身替换的单衣和一双新做的鞋。 子午镇到深县有六十里，走到双井村，天气就热上来了，一个人走远道，有些累得慌。过了双井村，净是沙土道，走着更费力。好在这一带大道旁边，果木树很多，随时有树荫凉可以歇息。雨水勤，梨儿挂的很密。起晌以后，春儿就到了旧州。 旧州实际上只是一个小乡村，并没有春儿想像的那样热闹。原来的第十中学却占着很大的地势。红油的大门旁边，有两棵一般粗的大柏树，一棵树下面蹲着一头白石大狮子。春儿很少见过这样大片的青楼瓦舍，和这比较起来，她村头一份的田大瞎子家的宅院，也不成什么规模。一眼望过去，这个学校，给了她个大庙的印象。 校门口，有一个战士，来回走动着站岗。春儿想起，她是要进到这里面去学习，是来这里投考了。她的心很快的跳动起来，脸也腾的红了。她被人领进教导主任的办公室，教导主任是一个年轻人，看来是刚从部队上调来，春儿还好像在哪里见过他，顾不上问，忙把自己的介绍信交过去了。这位教导主任就是吴立人，1935年1月吴立人在安平恢复党组织时，春儿见过他。吴立人详细的问了问春儿在村里的工作，和她的家庭生活，就叫人来测验一下她的文化。前来测验文化的是一个年老的教员。他虽然也很喜爱眼前这个女孩子的活泼态度，却为她回答试卷的情况皱了眉头。 “我没有上过学，”春儿不住的用手擦着脸上的汗，把卷纸也染湿，“我只是在冬校识字班里，念完了一本书”。 “你考的可是学院，”教员笑着说，“是大学哩，文化可以慢慢提高”，吴立人解释着，是在安慰春儿，“她有一定的政治认识和工作经验。” “那你就听候榜示。”教员摇摇头，拿着那张如果没有几处污手印，就是一张完全的白卷出去了。对于榜示，吴立人又给春儿解释一番，就叫人带她去吃饭。 这一顿饭，春儿吃得很不安心。她不知道这究竟算考上了没有？如果考不上，又怎样回到村里？她奇怪：为什么对着一张纸，坐了那么一会儿，身上就这样不舒服，比三伏天锄几亩小苗还觉累？对于文化，她真有点害怕起来。后来又想，既是叫她吃饭，就有几成儿，心里一宽，才吃完那拨搅了半天咽不下去的一碗小米干饭。 吃完饭，有一个比她年岁大些，穿军装的女同志来叫她去做游戏。春儿一听这个女同志的口音，就和她攀起乡亲来。女同志说：“把你那包袱放到我屋里，晚上就和我一块睡觉。”   

    抗战学院招生学员很注意政治素质，一般是从地方推荐保送，也有一些是自己由敌占区跑来的，无论是从哪里来的，一律要经过考试才能录取。学员入学不限年龄，有的十二三岁，也有四十来岁的，还有兄弟姐妹一起来学习的。有一位母亲，带着十二三岁的女儿，从北平穿过敌人封锁线来到抗战学院，母女二人都成了民运院女生队的学员。学员也不拘文化程度和职业，有大学生，有中学生，也有小学生，只要识字，要求抗日，都可以参加。农民很少，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也有个别绅士。军政院的学员大部分是部队保送的，也有一部分是从民运院转来，学做政治工作的。据《中国共产党蠡县地方史》载：1938年8月，蠡县新世纪剧团第一任团长张春霖，因自己文化水平低，当团长力不从心，主动申请辞去了新世纪剧团团长，到深县抗战学院学习。   

    任河北省机械工业局副局长、安平县后赵疃村的赵成全回忆：1938年7月，村支部推荐我，又让我动员本村的赵东升（萧一平）、赵福忠报考了抗战学院，我们三个结业后，都安排在了冀中四分区工作。赵东升结业后担任冀中十八团某连指导员，1943年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来留校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赵福忠抗战学院结业后，任冀中四分区司令部警卫营班长，1940年牺牲在博野县。   

    授课的讲堂，吴立人组织学员们临时搭建，可容五百人的席堂，横排一条条杉木做为学员座位。中间树立一面小黑板，教官站着讲课，一堂课一般三个小时，上午授课，下午分班讨论。   

    清理院落，吴立人带领学生们干，安平县抗战学员春儿生前回忆：她去抗战学院的第一天，交了答卷后，看到一大群男女学生正在那里拣拾烂瓦和砖头。吴立人主任带领学生们，把“七七”事变学校南迁以后，久经荒废的操场清理出来。在这群青年学生里边，有些是穿制服的，更多的是穿着便服。他们多数是原来北平、保定的大学和中学里的学生。女学生有的是玉白色士林布短大衫，下边光着腿；有些是短袖漂白小褂，露着胳膊。这些当然都是富家小姐，有的脸上还擦着脂粉。她们的手很小很白，她们轻轻的蹲下身子，一只手小心的提着衣裳襟，在那里喊叫加油。干这种勾当，春儿觉得比答试卷要超脱得多，她的活泼熟练的动作，立刻引起了那些女学生们的注意。   

    吴立人生前回忆：抗战学院在选拔师资上，坚持“抗日前线的需求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的原则。在冀中和冀南两个敌后根据地革命队伍中挑选，有共产党员，注重选拔八路军队伍中德才兼备、有实战经验、有理论功底“带过兵打过仗”的同志”。抗战学院的领导：第一期民运院的教导主任为陈乔、副主任甘春雷，第二期吴砚农为主任；总队长邢仁杰，副总队长郭慕汾、杨绍振。军政院教导主任为刘亦瑜、副主任吴立人，这些都是政治觉悟高还有一些教学经验的人士。   

    吴立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精心又紧张的操办抗战学院的招生、开课等工作。抗战学院1938年7月开始招生，8月初就开了学。因为冀南行署要在八月份成立，按照冀南区党委的要求，杨秀峰在八月份回到了冀南，吴立人又协助副校长吴砚农管理着学院。 

    二、抓管理且亲自授课

    吴立人把照延安抗大的精神和教育方针作为抗战学院管理的指南，在抗战学院的影碑上白墙红字映入眼帘，：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抗战学院虽然是短期训练性质的，但根据冀中区党委对学员“用得上，稳得住，作风过硬，吃苦善战，文武双全”的战争需要合格人才要求，狠抓了正规化建设，努力克服军训和教学中的短期行为，吴立人先后研究制定了“军事教学章程制度”，“军训期间规章制度”以及“学员政治思想和军事化管理流程”。严格按照这些规章制度加强了管理，效果非常明显。这些措施增强了教学的科学性，消除了人为因素的干扰。

    吴立人还对抗战学院出现的理论课与军事技能脱节等问题随时调整了军事课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在政治课教学上，突出了“忠于党和人民，积极抗战，勇于奉献和严明纪律”。
在课程设置上，抗战学院坚持了“官兵一致”，院长、主任都授课。杨秀峰亲自讲授辩证唯物论，王晓楼讲哲学和政治常识；刘亦瑜、孙文淑讲统一战线；吴立人、杨立均讲群众工作；陈乔讲抗战形势，孙犁讲抗战文艺和革命史，罗青讲国际政治。   

    吴立人生前回忆：冀中区党委领导同志对抗战学院非常重视和关心，区党委书记黄敬、司令员吕正操等同志都亲自来到抗战学院看望全体师生，记得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黄敬同志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学院。他平易近人，风趣洒脱。先找一些干部了解工作情况，有一位女教导员问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什么不同，他耐心的作了回答。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在开学的那天前来祝贺，还结合冀中抗战形势，向全体师生讲解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吕正操为鼓励学员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他还把从缴获日军收音机收听到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出的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讲话精神传达给学员们听，讲的出神入化、非常幽默。      

    学员们的学习和生活既要艰苦紧张又要丰富多彩。抗战学院采取了军事化和准军事化管理，训练严格，纪律严明。    清晨以号声为令，跑步训练，吴立人和教官一起参加。学员们白天参加九个小时的学习和训练，晚间还不定时的演习紧急集合和夜行军等，夜间紧急集合时，十分钟要打好背包。课内讲述游击战术、军事学基础知识等，野外匍匐滚打、实弹射击等实地演习。   

    吴立人和学员们同吃同住，学院生活异常艰苦，饭菜经常是小米干饭和辣椒萝卜白菜，每人每天五分钱菜金，一斤半小米。晚上十几人挤在一间小地铺上睡觉，谷草为席，砖头当枕。如果半夜去厕所，回来后就很难再躺下。吴立人还组织学员们出墙报，写标语，唱救亡歌曲，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抗战学院成立了抗战剧团，课余时间排练，在“九一八”纪念大会上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活路》等话剧。他们还多次在深县为群众演出，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颇受欢迎。   

    吴立人受杨秀峰委托，找孙犁研究创作了《抗战学院校歌》。歌词是：同学们，莫忘记，那火热的战场不远的前方。我们兄弟们，正和敌人拚，奋勇不顾身。记起那，大好的河山，被敌人强占，烧毁的房屋，荒芜的田园。记起那，曾被鞭打的双肩，曾被奸污的衣衫。同志们在战斗，家乡在期望。我们要加紧学习，努力锻炼，奔赴战场。把自己刀枪磨亮，我们叫智慧放光。我们在烈火中成长，我们要掀起复仇的巨浪！学员们唱着这首校歌在战火中成长，它像一团火焰，燃烧着学生们的爱国激情，像一把火炬，照亮学生们前进的方向。   

    孙犁，河北省安平县孙辽城村人，1926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1936年在安新县同口完全小学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加入抗战工作，指导敌后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7月经吴立人推荐，孙犁在抗战学院当教官。讲授抗战文艺；中国近代革命史。还介绍了《母亲》、《铁流》、《毁灭》等苏联文学，着重讲解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孙犁是吴立人在保定育德中学的师兄，也是吴立人在文学方面的崇拜者，早在1936年吴立人在安平县恢复壮大党组织时又多次和孙犁接触，在筹备抗战学院时他力推孙犁担任了教官。       

    吴立人在抓好管理的同时编写教学大纲，紧紧围绕“一切为抗战服务”的办学方针，认真上好每一节课。学员《赵成全回忆录》中载：吴立人主任老师知识渊博，有深厚的政治理论功底，讲起课来引经据典，有事实有理论，且风趣幽默，通俗易懂，受学员的喜爱。给我们讲述“群众工作”时，我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思想，他讲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党的领导下，只要军民紧密团结，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能够创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就能够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吴立人主任给我们讲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时让我们记录下：“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他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还给我们讲：“人民群众是靠山”他说：“人民群众与党、与军队是鱼水关系，老百姓是水，我们的党和军队是鱼，鱼不能离开水”。他还讲：“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开展游击战争首要是动员发动群众，组织宣传群众”。他的授课，对我们后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和引领。

    经过授课教育,学员们初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特别是就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国家民族态度问题的对比,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国民党是靠不住的。至此过去存在的所谓正统观念才彻底消除了。

    吴立人担任党总支书记在各大队积极进行了发展党的工作,党支部一个一个地进行个别谈话,加强党章党纲教育。在两期学员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入了党。党总支还在全院举办了积极分子会和党课教育,吴立人、杨绍振等同志讲党的基本知识,除党员外还吸收积极分子自愿参加。

    这些青年虽有一定的民族觉悟,但阶级观念比较模糊,经过党课学习,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了党的观念加强了,自觉地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个模范党员,在各种工作中都起着模范和带头作用,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大大扩大了。此外抗战学院还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团结教育广大青年群众,工作十分活跃。这些党员和“民先队员”在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