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许国璋曾在11月8号，也就是牺牲前的半个月，在石泉铺给儿子许应康写了一封遗书。在遗书中提到我的军长怎么告诉我……，我的总司令怎么告诉我……，我的这个计划是怎么样的……，如果在战斗过程中我不在了，你应该样做……。

    12月3日，余程万将失守常德，就在这危及时刻，第六、第九两战区增援部队陆续赶到，与祖父率领的集团军南北进攻，最终在太浮山地区彻底击败日军，占领了常德。接着，祖父又火速率军追击桃源敌后，与父亲的第四十四军合力追击日军至藕池口，迫使日军退守到滋口一线。我军也奉命集结澧县待命。因祖父率领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在经历数次重大战役后，兵力基本耗尽，为阻止日寇西进，又鉴于军队抗倭过久，部队残缺，祖父在第四次南岳军事会上首请将36个团缩编成一个军，他提出撤消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和第六十七军建制，保留第四十四军；并主动辞去总司令一职，由军委会称作全国整军之倡！后经军委会批准，第四十四军仍由父亲王泽濬继续担任军长，辖一四九、一五0、一六一、一六二四个师，调归第九战区指挥。祖父王缵绪调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并担任国民政府陪都卫戍总司令。此后，父亲王泽濬将第二十九集团军余部带到湖南宁乡进行了改编，辖一四九、一五0、一六一师，以及后调一师的兵力，整编后随同祖父进入第九战区。祖父调到第九战区后，第九战区长官薛岳对新派来的副司令长官是非常倚重。

    不久，时任第六战区的副司令长官的祖父与部队奉命移防湘西。我随父亲军部作先导，从镇平经邓县进入湖北老河口，渡过汉水沿其支流南河西岸到保康后，沿途都是荒山野岭，还遇上栈道，未再经过任何城镇和村落，只是偶有人家可供遮蔽烈日。直到长江北岸三斗坪才坐上火轮在宜昌（已失守）上游的平善坝登岸，即遇连绵阴雨，道路泥泞难行。最后到达四十四军指定驻地－－澧县以东的津市镇，是洞庭湖上澧水的入口处。来到这里就和河南的内乡、镇平大不相同：那里驻地不在城镇，而是散布在各处的村寨中。这些村寨内住着同姓同宗的人，例如我在内乡受训住的是庞营，家家户户都姓庞；在镇平，军医处住的是崔集，全是崔姓人家。而且豫西十多县当时受一个叫别廷芳的地方武装头目统治，他跟日本人达成过互不侵犯的默契。在我们之前汤恩伯部在此驻防时，与他发生了冲突，被他赶走，还在老乡的口碑中落下与“蝗灾”齐名的“汤祸”骂名。的确，别廷芳的统治极为森严：我们在庞营和崔集的用房都是特为我们腾出，与老乡们隔离，不相接触和往来。所以我们在河南期间感到无比枯燥乏味，而到湖南却是另一个世界。我们军部设在津市北岸一座大祠堂里，河对岸又是闹市区。那里有座戏园，轮番上演湘戏、花鼓戏和黔戏。我和军部149师的特务特务连连长去过妓院察看（我知道149特务营是祖父多年数次比武擂台中的佼佼者选拔而来，多为格斗经验丰富，武艺娴熟，且具备战场经历或军旅生涯者。）其实河口外湖汊里就有不少画舫，昼夜接待赌客、嫖客和瘾君子。做画舫生意都是花了保护费买通官府和帮会势力干这营生的，一般穷苦难民大都靠捕捞银鱼当米饭吃，或者夜里驾小船划向画舫兜售夜宵，或者就做暗娼过日子。特务连的任务本来应当缉私的，但从这里带食盐到岳阳去换回日本香烟之类小商品的人太多，他们本小利微，国难当头流离失所，苦于生计，也就不忍心干预了。据镇上商家反映，以前的驻军曾有人用自己的枪支弹药去日伪那里换回毒品牟取暴利。这使我想起别廷芳队伍中也有人套购我军枪弹。父亲曾探明两个作中介老乡的住所，在我军开拔到老河口前，令人将其抓捕。并未将自己队伍中犯事的军官论处，我想是因为投奔祖父队伍的，历来以西充同乡人居多吧！

    自从来到前线，我忙里偷闲还给洪钟主编的《新新新闻》杂志寄过战地通讯；给《津市日报》副刊投过文稿和诗篇，全都得到发表。这时我还收到一篇报道为“政声人去后”，1943年2月5日成都媒体刊载《五年来四川役政之回顾与前瞻》，对祖父王缵绪主持兵役时期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文章说：“回溯川省军区成立之初，正值战云弥漫之际，政教基础，未臻健全，文化水准，旋即低落，而征兵命令，又复急为星火，豪绅土劣，更阻于前，乡镇保甲，舞弊于下，荜路荆棘，动辄归咎，幸军区当局，力排万难，于惊涛骇浪之中，一篙出险，为训练大批干部，建立各级管区组织，草创单行法规，扩大兵役宣传，建立国民兵制度，完成社训一元化，确立优待合作制度，凡此种种之措施，虽未获尽满人意，尚能着眼远大，贯彻始终，固四川一省，除驰赴出川之正规部队不计外，所有调赴前线之壮丁，实已达□□（故：原文空缺为机密）余万之众。‘无湘不成军’之谚，变为‘无川不成军’矣。吾人对此项成绩，除表示欣慰外，今后当更寄无穷之希望与奋勉”。

    另外，我也给成都的几个友人通信，其中信写得最多的是我心中暗恋着的陈惠君。信寄到武侯祠街甫澄中学（今南郊公园），她在那儿上学。其次就是孟恢，他来信说他弟弟仲恢不再当学徒，进了《新民报》广告部，得力于我们留在他家的藏书，提高了文化。我当然很为他高兴。还有曾氏姐妹和卢经钰，我也给他们分别去信，后来部队转移不曾收到他们的回信。

    此时。由于巴蜀学校在西充办起了初中，小学班级招收1至6年级，办学规模逐步扩大，而周勖成校长兼两地校长，长期往返奔波于重庆、两充两地，工作异常艰巨。周勖成校长随时都按规则行事与正在抗日前线指挥作战的校董祖父通电商议，请求辞去西充学校校长职务。祖父同意了周校长辞职决定，另决定他带着原班人马20多位教师返回重庆原址任教，将西充学校作为巴蜀学校西充分校，保留原地继续开办，全部教学设备留在西充，以促进西充教育事业发展。这时，祖父电令聘请王君素女士继任巴蜀学校西充分校校长。接任西充分校校长的王君素女士原名王泽兰，系祖父的亲侄女。曾在30年代初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合川女中、内江女中、大足女中、重庆女子职业学校教员兼校长等职。王君素赴任之前，祖父嘱托再由她聘请一批优秀教员到校任教，计有数理教师黄关林、英语教师高逸、史地教师王搏九、音乐教师叶创衡、体育教师童致中等。王君素担任西充分校校长期间，学校有了很大发展。学校班级逐年增加，校舍不断扩大，学生人数也大量增加，而且学习成绩优异，学校因此多次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嘉奖。在王君素任职期间，祖父不遗余力地资助学校扩建，争取日后设想在西充增办高中。他为家乡这块桑梓之地的教育发展，即便是身处抗战前线而驻守四川屏障期间，也没忘记抒写报告亲自申报四川省教育厅，后经省厅核实检验通过为巴蜀西充分校立为省重点学校。

    自周校长与教职人员由西充返回重庆原址之后，得到我的姑夫熊觉梦代祖父支助资金九千余万，又添置大量设备，就很快恢复巴蜀学校正常开课。

    在校期间，我从每天的报刊中得知祖父的部队曾驻守豫西和驻守湘西都不停的作战，在大洪山时祖父还打了震惊全国的大胜仗。可我来到这里除行医外就没给我安排作战任务，心里越来越闷。于是，我追着军务处的赵处长要求去前线，他向我解释说：“日本人跟美国干上了，战线拉长了。我们在豫西是接汤恩伯的防，这回移防沅江和澧水，是防日本人从越南打进广西或从缅甸打进云南。这是作纵深防御，会有很多的仗打呢。”听了他这番介绍之后，我偷着搭上送往伤员的卡车，冒死赶往前线去找父亲，却亲眼目睹一个场面。

    1943年，作为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的父亲，在日本的大军压境时，他在泮水和虎渡西河决堤3处，将津市东北约20平方公里的地区变成水域，造成日军惊恐万状，人马践踏，车、马、人员淹没不计其数，确保陪都屏障有力防护，从而达到阻止日军西进的战略目标。虽有损失，但远小过日军的突破，倘若抗战后方再次失守，中国就彻底宣告失败！可今日中共官方媒体（百度百科）宣传为：“1943年，王泽浚下令在泮水和虎渡西河决堤3处，将津市东北约20平方公里的地区变成水域，淹没良田3万多亩，以阻日寇进犯湘西。使2万多居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同年冬因“常德会战，未能复堤”，3年内无法耕种。”显然，中共为所诟病的是把抗战阻挡日军进攻的决堤一功，将父亲钉在“祸国殃民”的历史耻辱柱上。事后，作为他的长子，为此我查阅日本防卫厅70年代编纂的日本抗战史料集中卷55昭和17 18年中国派遣军（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常德歼灭战》原文记录：“2日拂晓，116师团主力占领积五口、沙口对岸附近，将集结地推进到雾气河东岸地区，自当日黄昏开始，以黑濑部队（第133联队）为右第一线，以布上部队（第109联队）为左第一线，渡过雾气河发起攻击，击破途中敌军，5日12时前出三叉脑附近，7日傍晚开始攻击红庙。敌军破坏堤坝，使红庙一带变成汪洋，并利用堤坝顽强抵抗。”其中红庙为第44军军部所在地，破坏堤坝即是第44军军长王泽浚开闸放水一事，给我军行动造成极大困难。”显而易见，从日本官方的文件中得以佐证。像这样的牺牲颇有壮士断腕之气概，而中共官媒难以苛责。

    1943年2月，父亲要回川招集兵援，这时我迫切可望回川继续求学，便得到父亲的同意。我们从澧水坐平底木船入洞庭，再循沅江直上，经常德到辰溪弃舟登岸，坐小汽车经贵州松桃，入四川秀、酉、黔、彭地区。那里的川黔公路比我出川时的川陕公路险峻多了，秦岭算是小巫见大巫吧！为赶回成都过旧历年，在重庆只待了6天多。头一天在街上就碰见了高一同学石农裕（此时已改名石固生），立刻拉我去《新华日报》门市部，介绍我与钟纪民相识（此人已在广西自治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任内离休）。经钟安排，由石单独陪我去曾家岩周公馆，会见中共中央南方局青运书记刘光（1946年病故）。刘是湖南益阳人，我谈了他故乡的情况外，也谈了湘西当的战地情况。刘约我次日再到《新华日报》取学习材料（主要是整顿三风文献和《群众》杂志），是我独自去的。他嘱咐我联系进步朋友共同学习这些文件；说我继续求学很有必要，特别要学习好近现代史和马列主义，更要多交新朋友，施加自己的影响；并要求我改日细谈前方情况，要我先作准备。隔日石、钟二人约我同去周公馆，由刘光介绍我同一位跛脚军人（后来再到重庆，才知道他是南方局军委书记王梓木将军），他向我了解了许多国民党军队在前线的情况。我谈了第二十九集团军从豫西移防湘西的经过，以及两地的民情差异。当我为祖父叫屈时（在五战区，补充兵源、供养、医药、枪械等方面受到李宗仁卡压），跛脚将军说：“你祖父“大洪山老王推磨”的名气早有所闻，十分了得！”接着他又向我了解前线的更详细的情况，我谈到敌我双方战事情况，以及我从军务处长口中听到的解释。他笑了笑说，这就是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具体表现，但他也肯定了老蒋开辟中印缅战场的决策，尽管这是符合英美的利益。最后我又谈到祖父在九战区与薛岳相处较好，但洞庭湖上军民与日伪走私猖獗，军队里也有以枪弹换毒品勾当，薛岳似乎不加过问等等情况。他回应说：“第九战区的薛岳将军，也是新近被蒋介石任命为战区司令长官。他曾因失守南昌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对于失守南昌一事，薛岳觉得脸上无光，有失自己作为主将的面子和自尊心，一直耿耿于怀，决心在长沙地区与敌人好好较量较量，以雪丢失南昌之耻。接着我又向他汇报了祖父与孙岳研究、判断出的作战计划方案：第一、日军将以主力从岳阳、通城方向南进，直取长沙城；第二、日军将以有力之一部，从南昌方向西进，以策应湘北主战场。将确定第九战区的作战指导方针为：争取外翼，后退决战。由于湘北地形十分特别，长沙城至岳阳间一百多公里的地段，右有幕阜山、九岭山，自北而南侧峙而立；左有八百里洞庭湖水作屏障，中间形成一狭窄的通道，却有新墙河、汩罗河、捞刀河和浏阳河四条水系，横卧挡道。计划是争取外翼，后退决战方针，将是针对这一特殊地形确定的。他们研究认为在第一线的新墙河与敌决战，则敌强我弱；在汩罗河与敌决战，敌军锐气已减，敌我双方将势均力敌；若在捞刀河与敌决战，敌已被拖得疲惫不支，就变成了敌弱我强。因此，作战指导方针具体是：在新墙河、汩罗河地区，均采取节节抵抗，迟滞、疲劳敌人；将敌诱至捞刀河、浏阳河地区进行决战。同时，第九战区主力，应避免被敌包围，力争在运动中跳到侧翼，相机出击。于是，他又向我说地方武装如豫西的别廷芳、恩施地区的王敬哉之间也有摩擦和对立（路过黔江时，父亲曾专程到恩施见他）。后者实际上成了日、蒋、汪共同卵翼下的独立王国，主要对付共产党势力，也不把我们川军放在眼里，在座的四人听了都很入神。转天，在我赶回成都前又去周公馆向刘光告别，但未去见钟纪民，更不知道石固生的住址，只好不辞而别了。

    1943年6月6日，巴蜀学校得知我从前线回来，还特别通知我返校参加巴蜀学校第一个十周年校庆活动。这个校庆却是在战火中隆重举行。曾一时，轰动全国上下的抗日名将王缵绪将军（我的祖父），真可谓是巴蜀学校的骄傲，当初得益于他的声望和地位以及他那坚定以教兴国的教育信念，感召天下，在十周年校庆这天引发了上百名军政要员及社会各界名流高度赞誉及肯定，他们纷至沓来以亲笔题词赞许祖父开创的巴蜀学校办学成功。当时，因媒体版面受限，《大公报》仅载题词内容及人员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司法院院长居正、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社会部部长谷正纲、粮食部部长徐堪、交通部部长曾养甫、农林部部长沈鸿烈、中央宣部部长王世杰、军委会第三处处长陈果夫、国民教育辅导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朱经农、法规委员会委员余井塘、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刘峙、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杨公达、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专任委员张一尘、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郭沫若、财政部金融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翊群、重庆市教育局局长雷啸岑、重庆市社会局局长包华国、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温少鹤、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何鲁、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李奎安、重庆巨商汤壶峤以及黄炎培和郭松年先生等。与此同时，孔祥熙、何应钦等人带头出资并发起《为王缵绪将军持教精神的集资活动》，并制定修建王缵绪将军兴学纪念堂，以志景仰。事后，由校董执意将这笔巨款用作被日寇炸毁学校的修复工程，未能实现众官所愿。以此可见，一所私立学校，会有如此百官重视，这在中国历史上绝非仅有，则不同寻常，这无疑是体现了我祖父的爱国情怀与他那忧国忧民的民族精神，以及创办了成功的巴蜀学校和办学成绩。（注：1、林森主席早在1937年考察巴蜀学校时，已题赠“成绩斐然”。又在十年校庆再次题词赞许巴蜀学校，一月后他因病去世，这份题词尤显珍贵。2、所有军政要员诗赋内容校史载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