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古圣寺山门）

    这次到重庆，是来寻找父亲走过的足迹。

    抗日战争爆发，17岁的父亲只身从安徽巢县流亡到重庆，是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收留了他，在学校里当“艺友”，即边学习边教书的“小老师”……

    当年育才学校的校址今天犹存，那是一座始建于明朝的寺庙——古圣寺，位于重庆合川县草街镇的凤凰山麓。

    早春时节，油菜花黄，穿过山间的一湾湾梯田，就可看见茂密树林下掩映的古圣寺。一道巍峨的石质山门，顶檐如大鹏展翅，山门两侧篆刻着佛家处世为人的楹联，围墙上 “檀林忠孝”四个大字格外醒目，那是冯玉祥的手笔。走进寺庙，院落宽阔，牛王、大雄、观音三大殿保存完好，两边还有厢杂房20余间，这就是当年育才学校的校舍和教师宿舍。

    育才学校当时是一所与国民党统治区所有学校完全不同的新型学校。学生均是来自15个省的战区难童，不需考试就可入学，陶行知先生要“用生活教育之原理和方法，培养难童中之优秀人才”，在讲授主课之外还根据孩子的特长分为文学、社会、自然、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小组。抗战岁月，战火纷飞，陶校长克服重重困难，聘请了音乐家贺绿汀、电影艺术家章泯、舞蹈家戴爱莲、诗人艾青、画家陈烟桥来校任教，邀请了翦伯赞、何其芳、丰子恺、田汉、姚雪垠在此兼课，乡间古庙里英才云集、名师荟萃。

    陶先生的办学理念，当权的蒋介石不待见，在野的共产党却大力支持，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多次前往古圣寺慰问师生，送去物资和捐款，学校也成了共产党在大后方的重要据点，父亲就是在这里投奔了革命，参加了共产党。

（当年育才学校教师留影，第三排左二即是我的父亲）

    我们走进寺庙，当年的教室里依照旧貌摆着一排排课桌，在一块破旧的黑板上，有粉笔书写的“每天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这是陶校长在育才学校成立3周年时对学生提出的要求，当年每天清晨，孩子们都会齐聚古圣寺大殿，高声演讲自己的学习、思想、生活体会，回答陶校长的 “每天四问”。

    古寺的一间间庙堂里，陈列着各个学习组留存下来的古旧钢琴、小提琴、画架画板、刊物书籍、演出道具等，当年孩子们就是在这里伴着古庙沉寂的钟声，弹奏钢琴，排练话剧，写生绘画，学习舞蹈，朗诵诗歌，用桑枝写生，学做木工，到野外采集标本，在星空下画星宿图谱……

（育才学校社会组的课堂里有李鹏总理当年学习的课桌）

    父亲在《自传》中说，他在古圣寺教书时与诗人邹绿芷共住一屋，邹先生不仅是文学组的老师，还兼做陶校长的秘书。陶行知先生喜欢写诗，经常来此聊天，他说：“要把育才办成一个诗的学校，要以诗的真善美来办教育”。在陶校长的影响下，育才学校读诗、写诗蔚然成风，甚至将古庙外的一片草地和树林都命名为“普希金林”，师生们经常在此开诗歌朗诵会。

    父亲作为文学组的艺友和老师，耳濡目染，也喜欢写诗，还经常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最近看到田汉儿子田大畏写的一篇回忆录，讲自己在育才学校文学组读书的经历——他把我的父亲“徐荇”亲切地称为“徐大哥”，还记得“徐大哥”在课堂上讲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称赞这位大哥“文笔和口才都很好，特别善于朗诵高尔基的海燕，普罗米修斯的独白，声音深沉动人……”

    岁月沧桑，古庙中的教师宿舍有的已经凋零，父亲在古圣寺居住的那间屋子我们始终没有找到。可喜的是，在古圣寺旁，已经建成了崭新的“陶行知先生纪念馆”，在宽大的陈列室里我们看到了陶先生毕生所致力的生活教育理念虽然历经坎坷，但成果辉煌。你看众多育才学校的学生，有共和国的总理、部长，有艺术殿堂的泰斗、栋梁，更有无数人挑起了各行各业的重担，成为新中国建设的脊梁，桃李芬芳，香满天下。

    在古圣寺寻迹的过程中，一位杵着拐棍的老婆婆始终紧随身边，一问才知晓，她竟是当年育才学校的一位学生，叫杨心莲，89岁高龄了。1992年，这位老人凭着对育才学校和陶校长的执着感情，住进古庙，义务担当起古圣寺守护人的责任，一干就是22年，精心呵护着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不厌其烦地对来访者讲述着陶先生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