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老一辈革命家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其含义超越普通的亲情和家庭界限，谱写了人间大爱，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

    众所周知的孙维世，其父孙炳文毕业于北京大学，1911年武昌起义时，参加了京津同盟会，并被推选为文牍部部长，后又担任《民国日报》的总编辑。1917年与朱德相识，1922年，他与朱德共赴法国留学，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归国后，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惨遭杀害。党组织并没有忘记他的家庭，1937年，16岁的孙维世经周恩来介绍，到达延安。周恩来去信给她的妈妈，表示“我们愿将烈士遗孤当成自己的女儿”，并向孙维世也说“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孙维世进入了当时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曾和江青一起演出了反日话剧《血祭上海》。1939年去前苏联留学，建国前夕回国。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孙维世担任了代表团翻译组组长，一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做机要工作。在演艺、导演、翻译等方面建树颇多，被誉为新中国“三大导演”之一，曾协助廖承志建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担任导演兼副院长；1956年，任中央实验话剧院总导演、副院长，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导演人才。一直与周恩来、邓颖超生活在一起，被周恩来夫妇视如己出。“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等人迫害致死，年仅47岁。对此，邓颖超一直不相信她是自杀的传闻，曾愤怒的说过：“死不见尸，怎能说是自杀呢？”

    另外，孙维世的哥哥孙泱，曾担任过父亲亲密战友朱德的秘书，建国后离开朱德身边，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他根据亲身经历，后撰写了《朱德传》。

    刘伯坚，被毛泽东称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3月壮烈牺牲。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曾写道：“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选送21个烈士子弟去苏联学习。在东北局的欢送会上，陈云找到了刘伯坚的长子刘虎生，把一块曾跟随他长征的怀表送给了虎生。“文化大革命”前，陈云一直邀请刘虎生到家里吃饭。1983年2月13日，陈云又邀请刘虎生、瞿独伊（瞿秋白女儿）等9位烈士子女到家里欢度春节，他深情地说：”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儿女。你们应该像你们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偏师借重黄公略”，在毛泽东笔下，被誉为“井冈三骁将”之一的黄公略，英勇无敌，所向披靡。黄公略，湖南湘乡人，曾和彭德怀一起领导了平江起义。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红三军军长。1931年9月，在江西吉安的东固地区行军中遭敌机扫射受重伤，因医治无效而牺牲。1939年，周恩来致信黄公略家属，才使得黄公略女儿黄岁新和母亲知道了父亲已经牺牲；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也给她们母女寄去了生活费。在湖南解放前夕，忙碌的彭德怀在工作间隙，又委托当时在中央警卫团工作的侄子彭启超随四野部队南下，找到了黄岁新。当黄岁新母女被接到北京后，他又将自己的两件旧衬衣拿出来，要她改改后当作换洗的衣服。1952年，黄岁新考取了平原农学院，为了鼓励她，彭德怀还将40元钱和一块手表赠于她，并说：”国家困难，不要给组织添麻烦，我给你钱，就不要再向中组部要钱了”。1956年，在黄岁新母亲刘玉英去世后，彭德怀又将黄岁新接到中南海他的住所永福堂小住。心怀感激的黄岁新扑到彭德怀的怀里，哽咽着说：“我知道，您这里就是我的家，您和浦安修阿姨便是我的爸爸妈妈……”在以后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方面，彭德怀一直把黄岁新当做自己的“半个女儿”。1978年12月24日，作为彭德怀的家属，她含泪参加了党中央在北京隆重举行的彭德怀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