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华（右一）向中共杭州市富阳区委宣传部长夏芬（左二）、富阳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明（左一）介绍我党重要刊物《向导》周报时的情景。（中红网红色图库）

《老报刊里的日本侵华实录》封面

面对谢华收集的红色报刊资料，中红网总编辑江山（右一）很有兴趣地拿起了手机进行拍摄，新华社浙江分社原副社长许群（左一）和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党委副书记裘钢明翻阅起来。（中红网红色图库）

宾主在一起合影留念，从左至右：黑龙江省图书馆馆员佟大威，红色报刊集藏人谢华夫人武玉梅，红色报刊集藏人谢华，中红网总编辑江山，新华社浙江分社原副社长许群，哈尔滨历史博物馆馆长谢毅，杭州神仙山道长谢持辉。（中红网红色图库）

谢华主编的《赵朴初墨宝精华》封面。（中红网红色图库）

谢华主编的《红色书写——毛泽东题写报刊名轶事》封面。（中红网红色图库）

谢华主编的《老报刊里的日本侵华实录》封面。（中红网红色图库）

    中红网浙江杭州2020年12月1日电（红笔杆）

    在厚厚的18册《赵朴初墨宝精华》和8册《中国报纸创刊号图史》以及6册《老报刊里的日本侵华实录》面前，收藏家、作家身份的谢华显得如此厚重又如此文静。厚重的是，让读者和藏友不禁感叹，出版如此鸿篇巨作，他花费了多少心血？他从哈尔滨发至杭州富阳的165箱老旧报刊，收藏了多少年才能拥有如此之多？

    日前，记者专访了有多重身份的谢华，他从收藏的角度向读者讲述了一段段精彩而感人的故事，展现报界每一份报纸震撼人心的诞生故事还有那不可磨灭的青葱印记……更为广大报人们倾注无限心血与眷恋的那一张张散发着墨香的报纸做了历史性的注解。

    上世纪80年代，十多岁的谢华就在多家报刊发表了诗歌、散文等不同题材的诸多文章，后被北京鲁迅文学院破格录取。迄今已发表600多万文字，并先后出版了《蓝色的小伞》《情人卡﹒橡皮信》《红色书写——毛泽东题写报刊名轶事》《花落还开——世太史第馆藏赵朴初题签门券博览》《尘封的记忆——富阳老照片》等著作。

    在创作道路上，硕果累累，谢华是一位弘扬历史正能量的作者。他告诉记者，目前正在制作《党报从这里走来——百张百米中国共产党党报创刊号长卷》，以家国情怀向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礼。在谈到他编写《中国红色报刊史研究（1921～1949）》一书时，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情怀让我们不忘初心。

    最感动的事：得到200多位集报爱好者的支持

    谢华不寻常的经历，让他格外喜爱报刊，与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谢华只是零散地收藏了一些时年新创刊的部分报纸、杂志。上世纪90年代，他在北京从事期刊编辑工作时，因为办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收藏其他各大媒体的报刊也多了起来，尤其身在文化古都北京，他常常在周末去潘家园旧货市场，也经常有熟悉他的摊主向他推介民国的旧报刊，在这些旧报刊里有创刊号、特刊、号外等。30年来，他坚持不懈地收藏了数万份民国和解放初期的老报刊。

    在收藏报刊的过程中，结识了国内200余名集报爱好者还有几十位图书管理员。这些天南海北的朋友成了他的人生财富，在他们频繁交流的过程中，凝结了深厚的友情，相互提供信息，了解国内媒体办报（刊）动态，分享收藏报刊的乐趣，从中感悟人生，学习大量文学、历史知识。

    与此同时，他还了解许多报刊创办背后的故事，成为名副其实的“行家”。如今，谢华感悟这段收藏经历，收藏老报刊不像收藏古董有升值潜力，收藏这些老报刊，只是缘于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投入多少从未想到回报。

    最幸运的事：百余家媒体赠送创刊号

    1997年，谢华决定开始收藏各大报纸的创刊号。要用自己微薄之力为中国报业完成一个历史使命，用创刊号记录每一家报纸的诞生之日的标志，梳理中国报纸的成长历程。最初，他与他的藏友们交流想法，得到大家的赞扬，看到藏友无私而热情地把收藏多年的报纸创刊号赠给自己，谢华深受鼓舞，心潮澎湃，为此疯狂。

    那段日子，谢华对全国各大媒体做了一份问卷调查，提出征集创刊号并出版《中国报纸创刊号图史》一书的想法，得到国内百余家媒体的响应与支持，直接把创刊号报纸邮寄提供给了他。《科技日报》相关负责人了解谢华这一举动后，把仅有的库存创刊号报纸直接交到他手里，报社这样的做法，让谢华内心感到温暖，增添了无限动力和激情。

    在收藏报纸创刊号的过程中，还得到了人民日报社老报人王华兴、盛成厚的大力支持，他们无偿地提供了《人民日报》（晋冀鲁豫版）创刊号等大量藏品，为他编撰《中国报纸创刊号图史》奠定了基础。

    2004年以来，谢华收藏的报刊已达万余份，在他的藏品里有弥足珍贵的《新青年》《湘江评论》《觉悟》《每周评论》《救亡日报》《现代青年》《新潮》《上海伙友》《消息》《中国文化》《中国学生》《中国青年》等中国共产党早期珍品报刊。

    经过3年的精心准备，于2007年开始，后经长达6年编撰，2012年，谢华编著的《中国报纸创刊号图史》被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纳入“黑龙江省精品图书工程”项目。谢华平静地说，就是想把报纸还原本身，还原最初风貌无功利心态，铸就了今天的成果。

    最遗憾的事：数百家报刊已找不到创刊号

    谢华讲述收藏过程，呈现出作为一个文化人执着的心态：扎实做学问，耐得住寂寞，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面貌，以及甘愿付出倾注无限热情与精力的一股强大的正能量。如今，当他对自己的藏品如数家珍时，不无遗憾地说，随着融媒体突飞猛进的发展，纸质媒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些生活类、都市类报刊陆续停刊，唯有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仍旧在时代里弄潮。尤其保留下来的党报党刊，对于自身何时创刊？创刊号“长”什么样？没有佐证的材料，更无人能说清楚，也无法考证。比如《哈尔滨日报》从一般的史料上看，该报创刊于1945年11月25日。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在解放区创办最早的城市党报。但是，近年来我们查阅和研究大量的史料后发现，《哈尔滨日报》的创刊史，应追溯到1926年6月8日，到如今已经是94年了，我们必须客观而公正的回顾和接续那段历史。这是因为：

    一、1926年创刊的《哈尔滨日报》，具有开创性的历史重大意义。按照通常的惯例，确定一个城市历史的纪元或者标志一份报纸创刊的年月，大多选择一个或有文献或有事实可证的、最能显示其重大意义的时间，算作起始的基本时间。作为哈尔滨和《哈尔滨日报》来说，1926年6月8日，就是最有意义最有代表性的一天。

    二、1926年创刊的《哈尔滨日报》，是中共北满地委书记、哈尔滨特别支部书记吴丽石率先策划、组织和领导的，而且直接听从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大钊（中共北方区书记）的指示。它是北满地区和哈尔滨党的机关报，也是解放前我党在全国大城市中创办的第一张党报。这段历史不能被边缘化，不能与《哈尔滨日报》的创业史分割开来。

    三、1926年创刊的《哈尔滨日报》，和几次停刊又复刊的《哈尔滨日报》，尽管年代不同，停刊原因诸多，中间都有间隔，但它们都是我党的机关报，不仅报纸的属性一致，报名相同，而且报纸的覆盖面和服务对象，都是以地方为主，以哈尔滨为主。况且，从1900年至1945年间，除《哈尔滨时报》、《哈尔滨公报》、《哈尔滨新报》短暂出现外，1926年创刊的《哈尔滨日报》，仅此一家，别无重名。这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

    四、1926年创刊的《哈尔滨日报》，以及后来并入《东北日报》（1946年）和《松江日报》（1949年）的《哈尔滨日报》，并入时间都不长。《东北日报》（1948年12月12日迁沈阳，后停刊）和《松江日报》（1949～1954）都不可能将最早的《哈尔滨日报》作为自己的报业史详细记载并加以传承。因此，今天的《哈尔滨日报》如果不认可不接续那段报史，1926年由我党首创的《哈尔滨日报》，就会长期的孤零零的悬浮在历史空间。这是令人难以理解、难以容忍的现实。

    最有趣的事：废品站里救出党的重要红色文献

    谢华在收藏几十家中央级报刊时，友人向他提供信息，意外发现《新青年》等重要红色文献已被人当作废品从某市委宣传部资料室卖出。他获悉后，便以几十倍的价钱从废品收购站及时抢救了这些珍贵的原版书刊。谢华说，每每谈及此事，都感觉特别有趣，既庆幸又巧合。

    记者在问及《新青年》在怎样的背景下创刊的，谢华说：1915年的夏天，在中国留日学生因反对“二十一条”纷纷回国之际，曾经参加过革命工作而流亡在日本的陈独秀也回到了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这个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陈独秀曾参加1913年反袁失败的“二次革命”，随后他协助章士钊编辑著名的《甲寅杂志》，然而，在1915年由于袁世凯的压力，杂志被停办。从1913年开始袁世凯一直压制反对他的报章杂志，唯一例外的是那些在“二十一条”谈判期间对他的声望有利的报刊。在谈判结束以后，许多反对帝制的报纸杂志便都被查禁了。

    陈独秀创办杂志时，社会环境颇为不利。出版自由受到许多严苛的法律限制。名义上，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的自由。这项条款是参考日本宪法(第二十九条)而定的，因此，《临时约法》也在另一条内规定，如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人民的权利就可以受到法律的限制。由于这种变通条款可以作各种广泛的解释，而且当时总统和他一手操纵的国会可以任意通过并颁布法令，所以在1912年到1914年间，北洋政府公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和命令，以限制人民的权利，包括《戒严法》、《治安警察条例》、《预备戒严条例》、《报纸条例》和《出版法》。根据这些法律和条例，总统或地方的军事领袖可以宣布“戒严”；可以干涉公民的人身自由，以及居住、言论、集会、结社、通信、迁徙、财产等自由权利；警察有权控制所有政治性或社会性的结社，以及其他出版物；可以禁止女子参加政治团体或出席任何涉及讨论政治的集会；此外，如鼓励工人“同盟解雇”、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或“妨害善良风俗”等都在被禁之列；还有缺乏明确定义的“破坏社会道德”“妨害地方利益”等行为，也都被定为罪行；所有出版物一定要向警察局备案，缴纳保证金，必须获得同意才能发行。若是触犯了以上这些规定，就会受到严重的处罚。

    所有以上这些法规，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以及“五四”时期的大多数时间段里都是有效的。由于政府的高压，中国的出版业在1915年以后便不幸地大幅萎缩。实际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曾使中国出版业一度极速发展。当时全国约有500家日报社，包括北京50家、上海15家、汉口6家。然而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期间，北京报社的数量锐减至20家左右，上海减到5家，汉口则只剩下2家了。1912年之后的两年之中，全国报纸发行总数也由4200万份降到了3900万份。

    这就是《新青年》开始出版时的背景。

    除此外，谢华为了收集1922年1月15日出版的《先驱》创刊号，他不辞辛劳，走南闯北访问还健在老报人与报馆当年创刊情景；为了查找一份1932年8月16日《救国日报》创刊号，他一路奔忙，日夜兼程，充饥度日是常有的事。由于历史久远，要想收集到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等，这些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来创刊的党报创刊号，不知他付岀多少路费和心血，但他乐此不疲，令人心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