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十年代中后期至七十年代中期,中央警卫团大部分大队配备的是半自动步枪,驻守在中南海里的一大队配备的是五四式手枪和自动步枪。我所使用的手枪配三个实弹夹一个空弹夹,24发子弹;步枪配五个实弹夹一个空弹夹,100发子弹,这是在正常情况下的武器配备。
1971年8月毛主席南巡时,领导突然给我们一中队的随卫部队配备了轻机枪,战士全部配备了300发步枪子弹,每个分队还配备了成箱步枪子弹和成箱手榴弹。随卫部队像这样的武器弹药配备,在我跟随主席离京外出时仅此一次。
由于主席这次南巡,走的比较晚,走的也比较急,基本上是临时决定的。我们从配备武器弹药到出发,总共也就一个多小时。作为军人尤其是警卫毛主席的军人,平时就养成了雷厉风行的作风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凡是外出需要带的日常用品和换洗衣服,早就放在了军用挎包和包换洗衣服的枕头皮里,由于我们外出不带被褥等行李,只需几分钟的准备时间就能出发,所以时间上没有任何问题,我们随时能按时跟随主席出发。
不过,这次外出,人员上没有增加,领导上也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为什么带这么多武器弹药。可是入伍几年来,经历了多次党内的政治事件,特别是庐山会议上紧张的一幕仍记忆犹新,我们也多少能感受到一点火药的味道,只是弄不清问题的严重程度。不过,根据历次事件过程中上级对主席警卫的部署,都把握的很准确。所以,我们无须多想多问,最重要的是沿途更加警惕,在哨位上更要尽职尽责,思想上做好应变的各种思想准备。
毛主席的专列从北京到武汉、长沙,一切情况似乎还是平静的。因为,从庐山会议到主席这次南巡以来,主席一直采取“批陈保林”的策略,准备再次用善意宽容林彪的错误。
1970年在庐山会议上,主席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在公开发表之前,主席先送给林彪过目。还在九月一日的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的会议上说:“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就是在严厉批评黄、吴、李、邱四大将(指: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司令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时,主席始终没有公开或私下指责过林彪,只是希望他能认错,并多次给林彪找台阶下。
譬如:“在华北会议的基础上,中央准备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总理和李德生带着黄、吴、李、邱去北戴河看林彪。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一个台阶下。周总理到北戴河见了林彪以后,他只是表面上叫黄、吴、李、邱检讨错误,而他自己却不认错,也不愿意出席会议。之前,让他参加会见外宾也不参加。”*
主席听了总理的汇报后,心里不高兴,但表面上没有说什么。这也是毛主席一贯的做法,遇事多观察,不轻易表态。
在庐山会议发难后,主席只让林彪讲几句话,就此了事,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可是林彪没有作过任何检讨,甚至连友善的姿态也没有。
1971年“五一节”晚上,在天安门观看烟火时,有关人员把毛主席、林彪、董必武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安排在了主桌。毛主席到了以后林彪才来,而且坐下后既没有给毛主席打招呼,更没有握手,甚至没有看一眼。
1971年5月1日,毛主席和林彪最后一次同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
虽然这样,在武汉时,主席还是说:“这次庐山会议,只提出了陈伯达的问题,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指林彪)当然要负一定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
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的沿途,在同一些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从当时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主席应该是在到了杭州以后,才开始对林彪一伙的图谋引起警觉,而且从事后得到的一些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
到了南昌,有人告诉主席,叶群曾私下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还告诉主席:庐山会议后,周宇驰到江西仿制了一种水陆两用坦克,一个月前用飞机拉走了。
一天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
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
这些情况,都引起了主席足够的警觉。在杭州期间,主席在听到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的反映后,即刻非常机敏地、甚至瞒着当地为专列服务的人员,悄悄地通知专列司乘人员和警卫部队连夜把他乘坐的专列,从笕桥机场附近的专线调出来,主席可能怕专列在笕桥机场支线困住出不来,也可能是出于迷糊某些人。紧接着又非常神速,非常神秘地离开杭州。这一系列的举措,说明毛主席已经感觉到了危机存在,所以主席没有像以往那样在杭州多住。特别是到了上海,主席在专列上干脆就不下车。9月11日主席的专列悄然离开上海。
但到这时,主席对于林立果制定的谋杀毛主席的“571”工程纪要的时间、方案等详细情况,还不是完全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