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29日是聂荣臻元帅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他的一生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崛起和富强的而奋斗的一生，堪称“民族脊梁”的典范，完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聂荣臻元帅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到苏联学习，从此开启了他一生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他是第一批入苏联红军学校的中国学员中的佼佼者、与叶挺并列第一，是党内最早培养的高级军事干部，在此期间他不仅学习了共产主义理论知识，还掌握了过硬的军事本领，为今后的革命生涯打下了坚固的政治军事基础。回国后，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参加了北伐战争，参加和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土地革命时期和长征途中，长期担任红一军团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他领导创建了最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被誉为“模范抗日根据地”，这是后来华北野战军的主要力量。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是聂帅一生伟业的功绩之一，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还是在经济社会建设上，它对中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被誉为“抗战之咽喉”“沦陷区之灯塔”“新中国的雏形”。 

    单从军事意义上看，整个抗战由正面对抗战和敌后游击战两部分组成，分成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总体上看，在战略防御阶段，主要是国军承担了跟日寇的正面对抗战，消耗了日军的大量兵力，这无疑是抗战的主体；但在战略相持阶段，主要是共军深入到敌后去打游击战，牵制了日军的主要兵力，这是抗战的重要支撑。对抗战与游击战均是整个抗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要是没有正面的对抗战，中国就会全面的沦陷，但要是没有敌后的游击战，沦陷区就会全面的敌伪化、傀儡化、殖民化，就像朝鲜、台湾那样，日本亦可逐渐蚕食中国，并最终完全征服中国。这应该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评价。 

    要研究游击战对整个抗战的历史意义，最好的典范是聂荣臻元帅开创的晋察冀根据地，这是中共建立的第一个也是最大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它是被中共中央唯一正式命名的“模范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也是蒋介石批准的唯一一个当时的中央政府正式承认的在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个评价就意味着晋察冀抗战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历史意义。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便开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7年秋八路军115师在聂帅的带领下挺进华北建立了华北第一抗战根据地——晋察冀敌后根据地。 

    毛主席当时给八路军的指示是：“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的游击战争。整个华北工作，应该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这个指示还没有脱离山地游击战的经验。游击战起源于红军在闽赣山区的游击作战，其核心就是要建立起根据地，只有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游击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直到1938年5月，毛主席在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仍不忘指出：“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至于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这说明毛主席本人最初对建立平原根据地始终都是心存疑虑的，开创晋察冀根据地确实是对游击战的一个重大贡献。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晋察冀军区就在五台山宣告成立，其目标就是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拖住华北日本侵略军。但聂帅大胆地考虑到，留在晋东北回旋余地太小，部队应再往东作战略纵深，不久就把军区迁至冀西阜平，并趁日寇南下会战、后方兵力空虚之际，迅速向冀中、冀东渗透发展，并经过此后数年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最终在华北平原上成功建立起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主力部队也从3千人发展到30万人。这是晋察冀抗战的一大创举，它突破了山地游击战的经验，大大丰富了游击战的内涵，将游击战从战术层次提高了战略层次，其功不可没。 

    相比较下就清楚了。蒋介石发动“五次围剿”就把红军逼出了江西根据地，日寇虽战斗力更强大，但经过数次大规模的“三光扫荡”，却始终都无法完全占领晋察冀根据地，反招致聂部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突围，这说明游击战是在抗战中才臻于成熟完善的。聂帅后来总结建立晋察冀根据地的经验时也强调：“关键一条，就是发动群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屹立于敌后，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发动群众的成功”。 

    “人民战争”、“人民子弟兵”、“全民皆兵”等这些新的作战方式与战争观念，最早也都是在晋察冀提出来的，聂帅在黄埔军校时就是政治教官，擅长政治思想工作，尤其是对战略问题看得很深刻。1939年1月，他在给军委的情况报告里首先总结了这些敌后抗日的基本作战经验，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的高度评价。毛主席认为这个报告“是十分宝贵的”，亲自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并向全党推荐。六中六届全会通电指出，晋察冀“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从某种意义来说，“人民战争”就是游击战的最高境界。晋察冀的平原游击战之所以大获成功，关键是两条：其一，根据地内的群众都是游击战忠诚、坚决的拥护者与支持者，尤其是，破坏者与敌对者在根据地内都无法立足；其二，群众都能自发地参加、组织游击战。只要把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在平原上也能形成全民抗战的崇山峻岭，让日本侵略者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相反，如果没有获得绝大多数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在不具备地形优势的平原环境下，要想在强敌重重的包围圈里进行机动游击，那就是无比困难的事情。 

    晋察冀抗战留下了许多经典的案例。譬如，在冀中，有“行军百里无狗叫”的情形，“为使夜间活动的部队不被敌人发现，群众自动地把所有的狗都打死了”。（《聂元帅回忆录》）另外，“晋察冀的破路和收割电线，差不多常常是民众自己的战斗工作。…冀中现在可以说没有一条完整的大道，没有一条不断的汽车路。…过去每村四通八达的道路都被挖成了精致而坚固的交通壕。…这些网一般的壕沟，联络起冀中所有的村庄”。（李公仆：《华北敌后——晋察冀》）而一旦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其战争的创造力也是无穷无尽的，像地道战、地雷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作战方式，都是群众武装起来后自己发明的。日寇在华战死的最高将领阿部规秀中将旅团长，也是在雁宿崖、黄土岭战役中被击毙的，这从侧面说明了晋察冀抗战的重要性。 

    晋察冀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让华北日寇吃尽了苦头，成为其心腹之患，最多时牵制了侵华日军2/5的兵力。抗战中的侵华日军主要是指其中国派遣军，不包括其关东军（为防御苏联），日本投降时，中国派遣军共105万，重点布防在华北、华中和华东。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的战略进攻态势基本上就被遏制住了，抗战进入长期相持阶段，而为确保其后方铁路运输干线安全，加快对战时经济资源的掠夺，就把进攻重点放到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与围剿上，在此阶段，八路军和新四军共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事实上，抗战的主战场也就转移到了敌后游击战上。 

    尤其是1941、1942年这两年，侵华日军为配合太平洋战争，使华北成为其“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扬言“不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也要确保华北”，集中优势兵力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灭绝性的“三光政策”、“蚕食扫荡”，最艰苦时，整个冀中根据地的面积与人口减少了约2/3。日军改变以前深入根据地寻找我主力作战之策略，采取“堡垒战术”，稳打稳扎，步步为营，企图把我主力压缩到中心区后再一举围歼。为打破这被动挨打、被分割围剿的危险局面，聂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反击策略，就是让主力部队从包围圈里跳出去，挺进到“敌后之敌后”去打反击。果然，此策略取得明显成效，由于晋察冀根据地内群众基础好，敌人精心构筑起来的“封锁沟”、“堡垒圈”根本就阻止不了八路军的游击穿插，不仅冀中区的根据地很快就恢复起来，还继续扩大到北岳、平北、平西一带，并逐渐发展成为冀热辽根据地。日寇的“大扫荡”最终被游击战彻底打败，就连敌华北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也不得不承认“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并自嘲是“狮子扑鼠，效力不大”。对游击战来说，只要保存了自己，发展了自己，就是取得了胜利。 

    《华北治安战》是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的“九·一八”事变后整个华北地区作战史料汇编，大部分都是当时日本军方的机密文件、战况报告，详细记录了侵华日军对晋察冀八路军的真实评价。现摘录三段如下： 

    “1939年度第一一○师团地区的治安肃正情况：管区内的敌人，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共产党八路军所取得的地盘，则占有保定道的全部、河北省百分之八十的地区。如今，河北省成为中共独占的活跃舞台，这给扶植、建立新中央政权，带来致命的打击。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作了如下的报告，指出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 

    “1940年度肃正工作的根本方针：共军势力逐渐抬头，已开始对重庆军及杂牌军进行蚕食，其势力迅速发展壮大，不容轻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倾轧，在皇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共军侵入。” 

    “1943年度综合战果报道:在本年交战1.5万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200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伪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灭绝性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这三段文字非常关键，至少说明了两个历史事实：其一，在华北沦陷区内，日寇真正的敌人是八路军游击队，“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冈村宁次回忆录》）；其二，国民党杂牌军投降的很多，在沦陷区内，从未对日军形成过真正威胁 ，“后来在我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末期，估计向我军投诚的重庆系地方军的兵力共约40 万人，其中华北部分即达30 万人左右”（《冈村宁次回忆录》）。整个抗战期间，投降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协助日军作战的就有100万），超过侵华日军人数两倍，这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这些伪军的职责就是协助日军维持后方治安，但他们基本上不参加对国军的作战，绝大多数是积极反共的，据不完全统计，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都是由共军来抗击的。所以，如果再考虑到对伪军的战斗，晋察冀抗战的历史意义就更为重大，它不仅仅是抗击、牵制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更重要的是顽强地表达出来中华民族绝不屈服、绝不投降的抗战精神。抗战不仅仅只是抗击外敌，更重要的是抗击内贼，倭寇并不可怕，卖国贼是最可恨的。中国人必须团结一致，绝不能依仗外部势力来制造内部分歧与冲突，绝不能再自毁长城。——我们必须牢记这个历史教训。 

    晋察冀是整个抗战的咽喉，意义巨大。日军因兵力不足，只能沿着铁路干线布防，其后方的治安只能交给伪军，而晋察冀正好处在平汉、平绥、正太、同蒲这四条铁路干线之间，完全处于日军的包围圈内，其战略地位非常关键。如果没有晋察冀根据地，日军向西就可完全占领晋豫两省，直接威胁我陕甘宁大后方，向南则可完全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直逼重庆。其次，占领东北后，关东军大本营制定的就是“开发中国本部，首先开发华北的方策”，特别以掠夺“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和山东以南的棉”为基本战略目标。但由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日军的这一战略最终未能实现，譬如阳泉、大同的煤矿开采，就始终未能达到日本人的计划规模。 

    除了军事上的意义外，晋察冀抗战更重要的是其政治上的意义。日本法西斯侵华的战略意图，就是想利用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派系割据的机会，在中国多扶植几个像溥仪、汪精卫那样的傀儡政府，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从精神上彻底征服中国人，并让中国彻底沦为其殖民地，然后利用中国巨大的人力与物力资源，去实现其征服世界的狂妄目的。这就是著名的田中对策，它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圣经。“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中央部在《1931年秋末的形势判断及对策》中，就规定了对中国本土的根本方策：“摧毁张学良及国民党现政权，以此使中国陷于一时混乱，使世界视听远离满蒙。如有可能，在中国建立多个政权，从华南到华北，均使日本色彩浓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