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华北沦陷后，日军就大力推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让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但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彻底打碎了日军的政治妄想。譬如，日军任命了一个保定伪政府主席，但他从未到任过，行署也出不了北平城。相比之下，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民主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据不完全统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民参加了区政府选举，百分之九十一点一参加了议员选举，这被前来参观的英国学者班威廉夫妇誉为“在晋察冀的群山之中已经造成一个民主奇迹”。而这对当时赞同抗日统一战线的国内各民主党派人士，无疑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让处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当中的中国人看到了建设新中国的希望，李公仆先生把晋察冀称为“新中国的雏形”，这确实反映了当时人民之心声。边区政府与日伪政府，可以看作是沦陷区内两种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前者是抵抗求胜，后者是屈服偷生，但中国人最终选择了抵抗而不是屈服，这才是伟大的抗战精神之所在。抗战胜利时，2亿人口的沦陷区中，根据地人口就有1亿，这等于收复了一半失地。实事求是地说，抗战前中共几乎没有全国性的影响，亦被普通民众看成是“流寇”的，但抗战后中共就壮大成为可与国民党相抗衡的政治力量，这不是历史的阴谋，而是历史的“阳谋”。历史绝不是搞阴谋诡计，而是其自身意志的理性抉择。正如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说的：“没有意志，无所谓历史；而没有历史，也就完全没有意志。” 

    回顾历史，不难看出：八年抗战也是中国人破碎的国家意识重新凝聚的过程。对当时老百姓而言，他们并无太多国共之分的政治意识，但作为中国人，却都具有一种强烈的国家意识：中华民族绝不能亡。中国人两千年来的历史经验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避免国家的衰败与分裂。越是在大灾难、大动荡、大变局之际，这种“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就会越发强烈。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国民党各派系之间，均实现了和解与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至少在形式上做到了国家统一，这毕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当时八路军隶属于阎锡山第二战区，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是经过第二战区同意，并报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的，在老百姓看来，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政府。聂帅在回忆录里对此曾有一段肺腑之论： 

    “在老百姓看来，不只是八路军在这个地方，还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政府呢！政府——在老百姓的眼里，是很有权威的。有了正式的政权机构，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依靠，心里就像有了主心骨。同时，各阶层的人物也愿意承认它，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政府嘛！……老百姓是信服统一的抗日政府的，有了政府，他们就觉得有了靠山，什么事情都通过政府来解决。” 

    这样来看，聂荣臻元帅的部队孤悬于敌后而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其战略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它像一枚坚硬的钢钉，把近1/3的侵华日军牢牢钉死在了广阔的华北平原上，华北虽被日军重重包围，但却没像东北那样完全沦陷，这对整个抗战中的国民心理影响力是巨大的。就像《黄河大合唱》中的最后高呼那样：“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晋察冀抗战就像是一座矗立的灯塔，表达出了中国人绝不投降、抗战到底的血性精神与顽强意志，其历史意义是伟大的。晋察冀边区改变了全国人民对中共的认识，让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中国的希望在中共创建的统一抗日民主联合政府”。 

    当时晋察冀还有一个重要优势就是，由于毗邻京津，在“卢沟桥事变”后，就吸收了大批没有南撤的进步教授与学生参加了抗日部队，譬如后来成为晋察冀分局领导人的黄敬、姚依林等，都是清华学生。晋察冀的军工生产也是由清华、北平、燕京等大学一批教授们搞起来的，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教授也曾暗中支持过此事，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八年中，晋察冀战场消耗子弹量的百分之六十四，掷弹量的百分之五十九，手榴弹的百分之八十九，都是自己生产的，还给其它根据地提供了大量弹药，在当时极端艰苦匮乏的环境下，这被彭德怀副总司令称赞为“历史上的创举”，并指出“这是我们工业建设上的一大步，也是解决工业建设特别是兵工工业建设之主要关键”，它关键是培养出了一支军工战线上的技术队伍，奠定了新中国军事工业发展的基础。其次，晋察冀的抗战文艺也是搞得最活跃、最有成就的，譬如，《人民日报》的前身就是《晋察冀日报》，著名歌剧《白毛女》诞生在晋察冀，第一本《毛选》也是在晋察冀编纂出来的，这些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但最著名的可能还是创建“白求恩卫生学校”，其主要开创者就是河北省立医学院病理学主任教授殷希彭。1938年保定失守后，殷教授拒绝了伪政权与国民党的邀请，回到家乡安国县小营村隐居，当翼中军区派人上门来邀请他参军抗日时，他毅然就答应了，因为在八路军这边他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在殷希彭教授的影响下，许多同事和学生也都纷纷来参军了，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军区卫生学校，他先担任教务主任、副校长，后任校长达6年之久，在环境、人员、设备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自编教材，自做教具，先后培养了1000多名技术干部，奠定了我军医疗卫生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值得敬佩的是，殷教授还把自己两个儿子送去参军抗日，但不幸在1943年的“反扫荡”战斗中都英勇牺牲了，这是何等的民族精神啊！可以说，殷希彭教授是晋察冀抗战中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只有永远把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才能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达到“弘大刚毅”的君子境界。这就是中华民族绵绵不断、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之所在，也是中国最终战胜日本的根本力量之所在。这是无数英勇牺牲的晋察冀抗日烈士的一个代表…… 

    评价历史，关键在公道人心。聂帅以3000人的小支队，开创了晋察冀根据地，这在军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会带部队是出了名的。毛主席曾对聂帅有一独到评价：“聂荣臻是个厚道人。”此评语言简意赅，却直指灵魂。正是因其“厚道”，所以聂帅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总能宽容人、团结人，这使得他自觉地就避开党内的“左倾主义”和“山头主义”之汹涌暗流，忠厚为人，坦荡做事，大仁大义，善始善终。萧克上将与聂帅在晋察冀曾长期共事，如此评价：“他对那些同志，始终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所以，他在老同志那里有这样一句看来很平常却又极难得的评价：聂荣臻不整人。”此“厚道”，出自仁义忠厚之心，这从聂帅抚养日本孤女美穗子的善举中便有充分体现。百团大战中，战士们在前线炮火硝烟中抢救下了两名日本孤儿，聂帅知道后，立即指示送到司令部来，经过精心治疗和调养后，再派人把两名孩子送回石家庄日军指挥所，从这件事情上，就足以反映出其“仁义之师”的精神面貌。而作为统帅，聂帅的“厚道”，就集中体现在他的用人方略上，他是党内为数不多的、最擅长跟高级知识分子打交道的领导人之一，真正做到了“与师处，与友处”的仁者境界。尤其是在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在当时严重“左倾”思想的干扰下，聂帅能团结、带领科技工作者，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就搞出了原子弹（1964年）、氢弹（1967年），创造出“两弹一星”的科研奇迹，这是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业，奠定了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根基。今天我们再来回顾晋察冀抗战中的聂帅伟业时，不仅心潮澎湃，感慨万千，这真可谓是： 

    唯有厚道担天任，不灭中华有荣臻。（摘自聂荣臻教育促进会会长孙一鉴先生笔录） 

    作者简介：
    梁晓琴，聂荣臻教育促进会副秘书长；
    吕陈君，中美塞尔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聂荣臻教育促进会会长孙一鉴的指导和帮助，并参考了《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聂荣臻军事文选》、《聂荣臻传》、《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华北敌后——晋察冀》、《寻根晋察冀》、《晋察冀边区阜平县红色档案丛书》等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