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羊牯寨，剿匪收民心

    罗福嶂，当地人称之为“飞村”，就是飞来的一个村庄的意思。所谓飞，一者是高，苍翠的群山重重叠叠，宛如在天空中连绵起伏的云朵，汹涌澎湃，雄伟壮丽。二者是嵌入赣闽粤三省之间，是一脚踏三省且又是三不管地带。这里幅员辽阔，山形奇特多变，有的豪迈，有的俊秀；有的奇险，有的逶迤；有的平坦，有的突兀；有的温柔，有的呼啸。明朝万历四十年前后，项山潘氏潮南公搬迁至此开基，迄今约400多年历史。

    当年的罗福嶂只有近30户人家，200多人口，却是个相当富裕的村庄。村子里的地主，他们的谷租收到福建武平、广东平远等地。这里也是自古绿林啸聚山林的所在，自明代起，就没有停息过土匪。当年盘踞在罗福嶂最嚣张的一股反动武装，头目叫赖清洪。赖清洪有几十条枪，与国民党、反动地主互相勾结，占山为王。他把各种枷棒绑票称之为“羊牯”，把绑票称之为“牵羊”，然后索要巨额赔偿，对方稍有迟钝，便立即“宰羊”，极为残暴，极度贪婪，百姓对其恨之入骨，称其占领的山寨为“羊牯寨”，位于罗福嶂上村寨上西北方向的一座高山上。

    2月2日下午，当朱德、陈毅率红四军31团到达罗福嶂时，寻乌党派来做群众工作的潘效鹏、潘旭初、潘亦照、谢三妹、潘绍兴等项山游击队员，为红四军的到来提前做好了宿营接待工作，为红四军搭棚垒灶。但是，因村民受到国民党对红军的反动宣传，说共产党的红军是“共匪”，实行“共产共妻”，到了村里“连草都要过刀”，下村的人都害怕极了，除几个不能走动的老人外，都躲起来了，大部分人都是躲在村子北面的“坑头屋背山”上，在那里搭了茅屋居住，至今还可见当时留下的很多山寮屋迹。只有上村的群众一个也没有躲避。

    红军进村后，因下村几乎是空的，朱德住在下村墩背一个粉刷得雪白的砖砌大院，这栋房子还很新，装饰也比较讲究，一看就知道是座地主的宅子（建于1924年）。军委机关就设在左边一栋一进二厅上五下五左右两排横屋的大型锁筒屋里，这座客家大院是清朝时造的，屋主潘叶堂躲进山里去了。屋形与朱德住的大院一样，也是坐西南朝东北的悬山顶大瓦房，但属于土木结构，里墙也没有粉刷，十分简陋。房屋因紧靠山脚，比较潮湿。特务营住在石悬项河边的一杂货店里，唤作店子里，店主潘景岳也跑了。陈毅即住在墩背北面田塅中的一座祠堂里，祠堂门顶有块匾，上书“芹菜堂”三字。以芹菜题堂名，既崇尚“芹藻流芳”，又朴素自谦，非常新颖，所以很多红军官兵都记得这个地方，不过，后来很多人回忆时写作“芹菜塘”了！

    红四军下井冈山之后，经过大余战斗以来的屡战屡败，士气低落。加上圳下一战朱德爱人伍若兰的下落不明，2月3日一大早，军委的同志不约而同地来到朱德的住处，一个个牢骚满腹。朱德与陈毅商量，为了解决眼下群众工作的最大难题，决定上羊牯寨剿匪，以收民心。

    连长王良主动请战上羊牯寨剿匪。王良是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参加过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部到井冈山，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作战果断，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就是他带着一个连阻击敌人，打退了敌人四个团的三次冲锋。

    王良率31团一营一连的官兵，经芹菜塘岀发，经碓子背、竹蒿排、下排子、上垇、塘节头，绕道突袭羊牯寨。途经竹蒿排时，恰逢几个从坑头屋背山下村中探看究竟的村民，便向他们宣传了红军的政策：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现在就去羊牯寨为老百姓清剿土匪等等。然后，王良绕道直上羊牯寨。王良率一连一鼓作气，冲上山寨，将山腰的土匪窝团团围住。

    土匪头子赖清洪没想到连吃败仗的红军竟然敢与自己作战，心想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就悄悄地一个人翻山溜到福建去了。后来红军走后，他回到罗福嶂，实施了报复，杀死了潘效鹏、谢三妹（女）、潘奕照等几个赤卫队员［7］。

    红军一连歼灭了羊牯寨，缴获了土匪窝里的武器与粮食，大获全胜。消息传到整个罗福嶂山区，大家知道了红军剿灭了羊牯寨的土匪，躲进深山里的群众都陆陆续续回到家了。

    上村的潘奕兰，他有个侄子参加过寻乌“三·二五”农民大暴动，潘奕兰知道红军跟侄子是一路人，是好人，就招呼妻子刘六妹给住在仙师宫的前委机关砻谷。不到半昼，上村的群众全部都加入到拥军的队伍中，给红军烧火做饭，热情地招呼红军官兵。奇怪的是，躲到坑头屋背山的下村群众却没有一个人敢回家来。

    下村的谢六妹（当年49岁），外出躲避红军时走得匆忙，没有带足米菜。3日这天下午，要下山去取米菜，旁边一个富人劝阻道：“你没听见共匪在迟我们的牛吗？那牛被杀时哞哞叫得山响，听到我都心寒。你下山去想送死啊？”谢六妹说：“人家红军来了一天一夜了，也知道我们藏在这里，要抢我们早就上来了。”说完就壮着胆子出了屋背山，到自家的菜地里去摘菜。她进村时踫上了红军的哨兵，哨兵与她和和气气的打招呼，并未阻拦。谢六妹到了自家菜地，发现大白菜被摘了好多，她俯下身子去捡菜洼地上的烂菜叶子，竟发现每洼地上都有菜叶包好的毫子，有一角的，有二角的。她心里想，这肯定是红军摘菜后留下的菜金。她捧着毫子，心情十分激动：从来当兵的只有抢百姓的，哪里见过吃两皮青菜还要付钱的兵？她这样一想，也不再摘菜了，转身返回屋背山，对大伙说；“这个红军，不一样！说不定真的是为咱穷人打仗的队伍。”她遂喊家人回家去。

    罗福嶂当年大大小小几十个屋场，都住满了红军。红军官兵见群众回来了，都搬出房子，在田塅里、屋檐下、巷弄里打地铺睡觉，把屋子让还群众起居。
红军趁机向每家每户宣传人民军队的“十大政纲”。

    共产党十大政纲：
    1、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2、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和银行；
    3、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
    4、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
    5、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
    6、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
    7、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耕地归农民；
    8、改变士兵生活，分配士兵土地和工作；
    9、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主的捐税；
    10、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苏联。

    还宣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原来的六项注意，毛泽东在菖蒲时增加了两项“洗澡避女人”和“不虐待俘虏兵”），收到良好效果。这晚，下村的群众，除几户有钱人还躲在屋背山之外，都回来了。

    整个罗福嶂，到处都洋溢着红军官兵与群众的欢声笑语。

    四、墩背：“罗福嶂会议”前的军委会议与部队改编

    3日上午，第31团一营一连在王良的带领下进山剿匪的同时，军委在墩背的朱军长住处召开了军事会议。史学上，这次会议不能称之为“罗福嶂会议”，这是一次为分兵活动做准备的部队改编会议。

    要认识罗福嶂会议的精髓，首先要了解红四军内部之间及上级之间叠床架屋式的领导机构。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辗转来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此之前的井冈山时期，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两个党的组织机构：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在第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又成立了第四军军委（即党部）。这样，前两个除了领导军队外，还负有领导地方党的责任，都是毛泽东任书记。红四军军委则先后由陈毅、朱德担任书记。陈毅还担任士兵委员会秘书长。

    不久，根据中共中央规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之后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统辖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代表党中央领导红四军和地方党组织工作。

    要认识罗福嶂会议的精髓，其次要了解井冈山会师之后尤其是柏露会议之后，红军官兵的“分兵”思想隐患。

    “分兵”思想这一隐患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上自中央的错误指示。中共中央“二月来信”认为：红军应占据城市才能保证安全，集结在农村的红军随时有被强大的反动武装“一窝端”的危险，所以指示红军分散活动，“朱毛”俩个人调中央去工作。二是井冈山会师以后，好大一部分红军官兵认为根据地“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敌人还搞经济封锁，不若分兵外出打游击。三是柏露会议最后采纳了陈毅的意见，由彭德怀率第30团和袁文才、王佐部队的一部分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出击赣南，外线作战，引开敌军，打破经济封锁。这是井冈山会师之后的第一次分兵，分兵虽然失利，但行动上有了分兵作战的先例。四是出击赣南以来，结果一去不回，而且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连续打败仗。加上“进入赣南后，沿途都没有共产党组织，没有革命群众的支持”［8］，红军处境十分被动，官兵中“分兵”思想就更加泛滥起来。

    “分兵”的对立面就是所谓的集权。

    毛泽东在红军中毫无疑问地有最高的威信。可是自成立红四军以来，部队官兵也产生了对毛泽东集权思想的不满。这首先来自毛泽东对中央“二月来信”“六月来信”的态度。毛泽东坚决抵制中央的错误指示，并复信批评中央“瞎指挥”，这给部分官兵抓住了毛泽东有不服从中央的话柄，一些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就以此为由，讲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大权独揽，再次要求红四军分兵游击。

    其次是由秋收起义部队组成的第31团与南昌起义部队组成的第28团，在思想上、作风上的差距。

    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时，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而南昌起义部队只在连一级设立了党代表。毛泽东一向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重要性。毛泽东常对秋收起义部队说：“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在充分肯定；而讲到南昌起义部队时即说：“我们在政府军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一个支部，故经不起考验。”毛泽东提到的“叶挺部”，其实就是泛指南昌起义部队，当时在每个团设一个党支部。毛泽东讲话的意思，实质在于指出，党的领导绝对化方面，秋收起义部队是强于南昌起义部队的。但当时的情况是，南昌起义的“铁军”瞧不起秋收起义的“农军”，嫌“农军”土气，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没有打过硬仗。反过来，秋收起义的“农军”也看不惯南昌起义的“铁军”，认为他们流里流气，有兵痞、军阀主义倾向。

    会议斗争很激烈，大家觉得第28团与第31团很难合在一起了，提出由朱德带一部分力量，毛泽东带一部分力量，各干各的。加上刚到罗福嶂，生活困苦，2600多人的部队在给养、宿营方面面临着诸多困难。另外，据前来协助的寻乌二十一纵队党代表古柏报告，二十一纵队的侦察兵发现项山的周边地区集结了很多国民党部队。在这种形势下，红四军部队进行了改编。
部队把原来的团改编为两个纵队：

    一纵队由第28团3个营和特务营（共4个营）合编，辖一、二、三支队（营）和原特务营与独立营改编的四支队，党代表由原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担任，纵队长为原28团团长林彪，军长朱德随一纵队行动；

    三纵队由第31团（实际为2个营）组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前委书记、军党代表毛泽东随三纵队行动。

    从战斗力和作战经验来说，28团强于31团，从军事指挥来说，“朱、林配”也远强于“毛、伍配”。可这些在当时是无法改变的，即不大可能朱德随三纵队，而毛泽东随一纵队的。
   
    仅从部队人员、武器数量来看，28团原本就辖三个4连制营，而31团却实际只有两个3连制的营。在当时，若将28团某营调配给31团不太可能。但是，若将特务营配属三纵队，难度虽有，可事实却不是这样。

    部队改编是为分兵做准备的，毛泽东坚决反对分兵。于是又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9］。

    根据1928年11月6日中央指示，毛泽东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统一领导红四军军委与湘赣边界特委。3日傍晚，毛泽东果断提出，趁敌人进攻罗福嶂之前，紧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