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券

一元券

二元券

三元券

五元券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方面的伟大探索和尝试。新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面临考验，而经济问题是其它问题的基础，因而财政经济工作始终是中央苏区各项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尤其是革命根据地自始至终都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与军事“围剿”之中,财政经济工作在政权建设中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为了解决苏区财政经济工作的严峻形势，苏区临时中央政府曾于1933年发行了经济建设公债。

    这套经济建设公债券为纸制品，采用石印单面印刷，面值分别为伍角、壹圆、贰圆、叁圆和伍圆。伍角券票幅120×105毫米，白底黑色图案与文字，图案为苏区人民踊跃交售公粮的场景；壹圆券票幅139×117毫米，白底绛红色图案与文字，图案为中华苏维埃贸易局所在地；贰圆券票幅154×123毫米，白底黑色图案与文字，图案为群众踊跃参加合作社争相认购股票的场景；叁圆券票幅158×136毫米，白底蓝色图案与文字，图案为群众正在悬挂“谷仓合作社”横幅；伍圆券票幅170×146毫米，白底绿色图案与文字，图案为农民喜获丰收的场景。五种面额的经济建设公债券均由上半部的主券和下半部的副券组成。主券上方从右向左横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券”，中间加盖或镂空印有面额字样，壹圆券的左边和伍角、贰圆、叁圆、伍圆券的右边竖写两列文字“本公债周年利息五厘，于每年十月一日付息”；壹圆券的右边和伍角、贰圆、叁圆、伍圆券的左边，竖写两列文字“本公债从一九三六年十月起分五年还本”。各主券中间钤盖一枚醒目的红色大圆印章，印章的中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图案，四周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文字，印章下端右侧是“主席毛泽东”，左侧是“国民经济人民委员林伯渠”、“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在三人的名字之后各钤盖红色方形小印章。副券印有7枚尺寸相同的付息票，呈上下两组排列，上组为竖排4枚，下组为横排3枚。右下角第一枚为第一期兑付息票，其上方自右向左横书“经济建设公债第一期息票”，中间纪值，字间还套有竖写“凭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领取息银XX”，下面横书“财政人民委员”，钤盖邓子恢方形小印章，左上角第一枚为第七期兑付息票。7枚付息票的息银均相同，只是年限有区别，每年兑换一张，自下而上、自右而左按兑付年限排列，最后一张是一九四〇年兑现。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共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意识到经济建设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不小。1933年6月17日至21日，临时中央政府召集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8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会上提出建议：“抵制投机商人对于广大群众的残酷剥削，发展整个苏区经济以抵制敌人的经济封锁，是当前重大任务之一。为了迅速而且大规模地进行这一经济战线上的战争，需要有苏维埃与群众的伟大组织力量与大数目的资本。因此建议到中央政府请求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三百万元，用粮食交付，好迅速进行这一工作。” 1933年7月2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同时颁布了《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决议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动员一切力量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从经济建设这一方面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普遍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与一切生产品的产销，发展对外贸易，这样去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抵制奸商的残酷剥削，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这是当前的重大战斗任务。”同时，“为了有力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特批准“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三百万元，并准购买者以粮食或金钱自由交付”。

    同时颁布的《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中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发行公债的目的、用途、利率、还本付息和偿还基金：“为发展苏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改良群众生活，充实战争力量，特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以三分之二作为发展对外贸易、调剂粮食、发展合作社及农业与工业的生产之用，以三分之一作为军事经费。”“公债利率定为周年五厘。”“公债利息从一九三四年十月起，分七年支付，每元每年利息大洋五分。”“公债还本，从一九三六年十月起，分五年偿还。”“公债以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及其他国营企业所得利润为付还本息之基金。”经济建设公债的购买方法比较灵活，“公债准许买卖、抵押并作其他担保品之用。”“购买本公债者，交谷交银,听其自便，交谷者谷价照当地县政府公布之价格计算。”粮食、烟叶、土纸、大豆、花生等农产品均可折价购买经济建设公债。并以《训令》的方式，严格防止平均摊派的错误产生。

    经济建设公债发行之后，广大群众积极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迅速掀起了认购热潮。“在八县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会议上，八县贫农团会议上已经自动的承认推销二百五十万左右。”在江西的长冈乡，会前各代表及宣传队走村串户向群众作详尽的动员宣传，到开会时，讲明购买公债的意义，结果“长冈乡五千余元公债的推销，全是在会场认购，全不按家去销，全是宣传鼓动，全不强迫摊派”，“开第四次全村大会，全部销完。”从开始至销完为时十五天。而瑞金县云集区用互相竞赛的激励办法，不到三个星期就推销了两万五千多元，半个月后又推销了近九千元。长汀县红坊区五天之内就推销了一万元。在胜利县，有一位贫农，赶了两头牛犊到圩场上卖，得款二十八元，他转而一头进入乡苏政府，买了二十八元公债券。……这些感人的事迹，苏区比比皆是。

    同样在中央机关，购买公债的积极性也是很高的。例如，“中央印刷厂工友支出工资的一半，无线电工作人员拿出一部或全部的津贴费等。……有的节省伙食不分伙食尾子（如国家银行工作人员），有的写信回家拿钱（如红校、中央教育干部学校及少共中央局工作人员），有的拿出自己的公谷费（如外籍红军）来购买公债，至于拿谷子来折付现款购买公债，是更普遍地在每个农村中进行着，此外，为了节省更多的伙食而自己种菜砍柴养猪（如少共中央局及通讯学校的工作人员），更实际地来增加农业生产品，更是购买公债中光荣的例子了。”“到现在（指1934年2月）各地承认推销的公债早已超过了三百万。

    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广大群众认识到发行公债的重要性，购买经济建设公债的热情空前高涨，甚至在各级会议上代表们及红军指战员“都纷纷写信给中央政府，要求再增发二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但中央政府考虑到根据地人民的负担能力和战争中的困难，没有批准。

    增发二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事项虽然没有具体实施，但在中央苏区为支援革命战争，支援红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节约运动。1933年冬，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之后，为了使节省运动“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众运动，以更实际地帮助革命战争”，中央政府机关于11月20日成立了节省委员会。随后，各级政府和各团体机关相继也成立了节省委员会，加强了对节省运动的组织领导。12月2日，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向全苏区广大群众发出了“实践六项节省规约”的号召，六项节省规约是：（一）每天节省一个铜板；（二）不进馆子，不吃零食；（三）节省办公费百分之三十；（四）普遍建立节省箱；（五）每个伙食单位建立一个菜园；（六）开展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934年4月19日，时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签发了《为节省运动的指示信》，指出：“为了战争的全部胜利，为了苏维埃的利益，继续开展节省运动，是各级政府机关及后方军事机关的当前最紧急的中心任务之一”。这次节约运动，据不完全统计，整个中央苏区干部群众无偿退还公债券就达170多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