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结婚的革命伴侣:李克农、赵瑛。
中共隐蔽战线的传奇英雄钱壮飞
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的爷爷李克农
1937年上海父亲生平第一张和母亲的照片
1938年春在武汉八办屋顶花园
早年从事革命的胡志明(前坐者)
父亲安详的走了,他没有什么遗憾的结束了80年的戎马生涯。他与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在天国团聚了,愿父亲一家人幸福、快乐!
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中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安徽,我爷爷李克农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重金悬赏通缉。为逃避敌人追捕,他和阿英(钱杏邨,安徽芜湖人,原名钱德赋,笔名阿英,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家﹑文学史家﹑作家,1926年入党。——编者注)躲到了乡下。我奶奶从警察局顾问单志伊处得知,警察局要捉拿李克农,她万分着急,连夜冒着倾盆大雨,雇小船渡江,拖着怀有身孕的身子,踏着泥泞的小路,深一脚浅一脚的跑去向我爷爷和阿英报信,爷爷才得以脱险。1927年农历10月初6,我奶奶就在这种白色恐怖的环境下,生下了我父亲。曾有人说,我父亲是在娘肚子里就参加了革命。
1930年父亲3岁时,与8岁的大哥李治修(即李治)一起随母亲来到上海,掩护父亲的地下工作。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投敌,中统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向南京徐恩曾(时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主任。——编者注。)连发了6封加急电报,因是周末,徐恩曾在上海,时任徐恩曾秘书的中共地下党钱壮飞知道情况紧急,利用徐恩曾的密码本翻译了电文后大吃一惊,迅速派他女婿刘杞夫到上海找到我爷爷。
我爷爷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千方百计找到了陈赓,周恩来接到陈赓和李克农的报告后,当机立断,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28日凌晨之前将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及重要负责人安全转移。28日国民党在上海全城搜捕共产党的行动全部落空。钱壮飞、陈赓、李克农等人以其大智大勇,保全了党中央,创造了中共情报史上非凡的一页。
但此时的爷爷李克农却没有顾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是一个交通员在特务来之前向奶奶报了信,她们母子三人才得以逃脱。因为无家可归,他们只能流落街头,夜宿菜市场。十几天后的一天,我大伯李治修看到了与爷爷一起在巢湖战斗过的民生中学的校长宫樵岩,他告诉了爷爷的去处,并给了一些路费,让母子三人回芜湖老家。爷爷因身份暴露,奉中央指示转移到中央苏区。
1931年5月到1937年初,奶奶带着5个孩子还有公公婆婆一大家人就靠奶奶当小学教员的微薄收入和出租房屋的收入生活,经常借债才能勉强度日,生活非常清苦。债主还不断上门催债。奶奶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让大儿子李治修去米店当学徒,大女儿李宁初中毕业后到南京找了一份小职员的工作,二女儿李冰上了一所教会医院的护士学校。虽然为生计奔波操劳,历尽艰辛,但奶奶无怨无悔,这不仅是出于对丈夫、孩子、家庭的爱,也是以行动默默支持丈夫的革命工作。父亲李伦当时只有6、7岁。
1934年的一天,家里突然收到爷爷从江西辗转寄来的一封信。知道爷爷还活着,全家欣喜若狂!奶奶让才上二年级的父亲给爷爷写封信,这封信让爷爷永生难忘:
“爸爸:我现在已经上小学了,在妈妈和姐姐哥哥督促下,认得不少字了,所以能给你写信了。我们全家都很想念你,我更是如此,经常在梦中哭醒。别人的孩子都有爸爸搀着上学,给他们买纸买笔,而我们家穷,没有钱买,只好用废纸和笔头,有些是姐姐哥哥用剩下的,有些还是在路上拣的。但我从不淘气,读书也用功,学习成绩也好。请放心。”
爷爷接到小儿子这封信时,心里很难过,禁不住热泪盈眶,红军的一些领导周兴、李涛、刘志坚、刘少文等传阅了这封信后,也不禁掉下了眼泪。
为了掩护爷爷的工作,1937年初奶奶带着小儿子李伦到了上海红军办事处,1938年不满11岁的李伦又跟随爷爷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爷爷当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李伦则留在办事处和爷爷住在一起。因爷爷工作很忙,没时间管他,他没事干,就在办事处楼上楼下到处跑,累了困了就找个地方睡觉。
他常去总理的房间,因为邓颖超喜欢小孩,经常给点零食糖果,因为没给他安排床,就到处打游击,最多的是和童小鹏挤在一起,因为童小鹏是机要秘书,一个人一间房。还有几次睡到李涛的床上。李涛是个大胖子,弄得他哭笑不得,就开玩笑说:你侵占了我的床,这不是和小日本侵占中国是一样的吗?尽管父亲极力反驳,还是被大家传为笑话,叶剑英听说后,就给他起了个“小日本”的绰号,后来没人叫他大名,都叫他“小日本”。
1938年10月日本的侵略战火已烧遍半个中国,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广州沦陷,武汉也危在旦夕。遵照中央指示,爷爷带领办事处100名同志从武汉撤退,经长沙,于1938年11月20日辗转到达桂林,成立了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我爷爷担任处长,领导办事处工作,并代表中共南方局领导党的组织工作。
我父亲当时在办事处因无法上学,爷爷就让他在办事处当了勤务兵,负责搞卫生、打开水,和勤务班的战士住在一起。他正式成为一名八路军小战士,每个月可以领到一元津贴,他很高兴,可以自己买零食和故事书了。后来又把他调到电台学习报务。当时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在办事处工作,任文化教员,化名胡光,别人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父亲经常跟着胡志明学识字,学唱歌,学文化。后来胡志明给他出主意:“小日本”这个名字不好听,你要在墙报上登一个声明说,日本是侵略者,是坏人,不要让大家叫你“小日本”。于是他按照胡志明的办法写了一个声明贴在墙上,结果适得其反,“小日本”的名声更大了。后来办事处演活报剧,让他扮演日本兵,这回就成了真的“小日本”了。到延安后,邓颖超、廖承志、叶剑英等见到爷爷,还总是问你们家“小日本”怎么样了?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前,中央决定撤销桂林八办。我爷爷安排办事处的同志分批撤离,他最后经历千难万险,到达重庆红岩村,受到周副主席和董必武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在重庆居住的这段时间,我父亲结识了李鹏、彭士禄、蔡诚等一批烈士子弟。1941年2月,我父亲和爷爷奶奶一起乘车奔赴延安,沿途不时遭到国民党检查站的阻饶刁难,历经艰险到达了延安。全家人多年来第一次团聚,高兴的不得了,特地在延安枣园爷爷住的窑洞前,照了一张全家福。
刚到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请我爷爷奶奶吃饭,我二姑李冰和我父亲也参加了。主席住的窑洞是办公室兼饭厅,里面的陈设非常简陋,沙发是报废卡车上拆下来的靠垫做成的。吃饭也是几个搪瓷缸装的饭菜。我父亲很吃惊:一个共产党的最高领袖的住处竟然如此简陋,甚至有点寒酸!大家围坐在方桌旁,边吃边谈。席间,主席问我二姑,知道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吗?然后他风趣地说,你父亲是个大特务,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一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1941年3月,中央组织部安排我父亲进了延安自然科学院预科班学习,1942年又合并到延安大学,成为延大中学部。他当时的同学有很多是烈士子弟,李鹏、彭士禄、林汉雄、黄毅成、戚元靖等。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睡的土窑洞阴暗潮湿,无法洗澡,身上长满了虱子,吃的是小米黑豆,盐水煮菜,过年才吃一次肉。延安大生产运动后,生活有了改善。当时父亲也只有十三、四岁,也参与了纺线、到垃圾堆里拣拾破布,洗干净交给做鞋的同志。这段时期正是父亲的成长时期,通过政治学习,经过延安整风,大生产运动,政治觉悟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确立了要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有一次,他们全家都在枣园的家里聚会,哥哥姐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正好邓发同志也在,他让我父亲发言,大姐说,他还不是党员呢!邓发同志说,那就让党外人士发言嘛!无意中的一句话,把父亲封了个“党外人士”。这句话不知怎么传到主席的耳朵里了,一次我二姑在枣园陪主席跳舞时,主席问她,你们家里那个“党外人士”现在在哪里?于是又成了谈笑的资料,在一些领导人中传开,说李克农家里出了个“党外人士”。
爷爷听到这些传闻后,觉得不对劲。一次父亲回家,爷爷郑重严肃地对他说:
“你是什么党外人士?你是共产党的儿子,是党把你养大的,要听党的话,你走到哪里,哪里的党组织就是你的父母。我和你既是父子关系,又是同志关系。你有什么事要去找党的组织,你要靠党,靠组织,靠自己,不要靠我。”
爷爷语重心长的一席话对父亲教育极深,他一生铭记在心。
1943年底,16岁的父亲几次向爷爷奶奶提出要学习军事,上前方打仗。爷爷支持他的想法,找到聂荣臻,经聂老总介绍,他和三名同学奔赴清涧抗大总校二大队报到,分配在一队。队里学员大多是来自基层的干部,不少是立过战功的。狼牙山五壮士之一葛振林就在这里学习。在抗大,父亲经历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每天天不亮就出操跑步,白天主要是队列训练,学习军事知识,学习射击、投弹、刺杀和器械体操四大军事技术。对他锻炼很大,懂得了怎样才能做一个合格的革命军人。
1944年底,中央决定以八路军炮兵团为基础,成立延安炮兵学校,培养炮兵干部。父亲从抗大转到炮兵学校学习。我大伯李治也从机关调来学习。1945年初,他在炮校加入了党组织。抗战胜利后,炮校大部分开赴东北,父亲则留在晋西北,配属晋绥野战军作战。
1945年10月,晋绥野战军奉命向绥远(现内蒙)挺进,首战田家镇,即老凉城。我军派了一门炮,一发炮弹就打开一个大缺口,步兵冲进去,大部分敌人被活捉,首战告捷。我军一路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在察素齐,炮兵上去只打了三发炮弹,就歼灭了大部分敌人,接着解放了毕科齐、萨克齐,直抵包头城下。包头一战打的很艰苦,炮兵十几发炮弹就在城墙上炸开了一个大豁口,但这时突然一颗迫击炮弹在距父亲二、三米的地方爆炸,炸声如雷,弹片向斜上方射去,面前一口牲口被炸破了肚子,他却安然无恙。参战前,他曾与朱麟(朱老总的侄子)悄悄约定,谁牺牲了就给对方家里报个信,结果大难不死捡回一条命。
1946年2月,组织上让父亲到晋绥野战军政治处报到,见到政治部主任甘泗琪,让他到晋绥野司当参谋,后到晋察冀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6月调到张家口铁路局,在吴德局长的手下,担任了张家口车站的副站长,从此接触了铁路运输的业务。在张家口工作期间,父亲遇到不少延安时的老同学,李鹏、黄毅成、何建文等,他们在张家口高等工业学校学习,组织上也是为了培养我们党的建国人才。
1947年初,各地内战纷起,父亲又到华东野战军报到。陈毅司令员听说是李克农的儿子,立即召见父亲,当时饶漱石、粟裕、陈士渠、唐亮都在,特种纵队陈锐霆司令也在场。父亲当即被分配至华野特种兵纵队榴弹炮团一营任副营长,营长是赵克人,三营营长徐士信。这时的父亲还不到20岁,全团只有两个营,四个连,16门火炮。汽车、炮弹、观测通讯器材都是缴获的。到华野不久,赶上了孟良岗战役,后又参加了石家庄战役。
经过三天激战,部队扫除外围,占领了机场,解放了市区。在攻打元氏县城时,地主还乡团顽强抵抗,将我突击队压在一片凹地里,步兵紧急要求炮火支援。父亲当时在前沿阵地,他飞身跑回炮阵地,推开炮手,亲自瞄准操炮,对准敌突破口,连打两发,全部命中,步兵部队连声叫好。我军击退了敌人的反扑。
任务完成后,父亲由石家庄到西柏坡中央社会部所在地看望了父母。爷爷告诫他:作战光靠勇敢不够,还要多学知识,增长智慧,要有勇有谋。按爷爷的嘱咐,他和二姑李冰一起去看了周副主席和邓妈妈,邓妈妈坚持留他们吃饭,多加了一个炒鸡蛋。周副主席询问了部队的情况,还有什么问题,问得很详细。父亲回来后见到杨尚昆,杨还送了他一支卡宾枪。
1948年秋,父亲参加了济南战役,1949年1月又参加了渡江战役和战上海、打舟山的战役。4月21日部队当晚准备渡江,突然有两艘军舰向我方驶来,父亲在指挥所亲眼看到,如果不打,几分钟就过去了。他来不及请示,果断下令:“打!打!”我二连连发70多枚炮弹,20多枚命中。后来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被打的是英国的“伦敦号”巡洋舰和“黑天鹅”军舰。英国的“紫石英”号在三江也遭到我炮三团阻击。英国军舰伤亡惨重。21日我军悄悄横渡长江胜利成功,占领了南京,攻进了总统府,父亲也冲进了蒋介石的办公室。接着又进攻上海,5月27日上海战役结束,歼敌15万。
走进上海十里洋场,看着花花世界,父亲感慨万千:早年曾经两次到上海,是在白色恐怖中为掩护爷爷的地下工作。今天我们亲手埋葬了万恶的旧社会,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站起来了,当家做主人了!
7月底,父亲奉命带部队到宁波,渡海作战,参加了解放舟山群岛的战役。在渡江战役和舟山群岛战役中,因父亲指挥有序,组织有力,勇于带头,团结群众,忘我工作,在作战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全营军人代表大会一致为父亲向上请功,被评为战斗模范,工作模范,特纵政治部审核批准荣立一等功。
由于连续作战,父亲没时间给家里写信,爷爷奶奶很着急,爷爷遇到粟裕,说你不要瞒着我,这孩子在不在了?好几个月没来信?粟裕一愣,马上回去查,说父亲还在,就让陈瑞廷司令员批评了父亲,为什么不给家里写信。父亲这才赶紧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报平安。
全国解放后,父亲回到了北京的父母身边。1950年11月,父亲与母亲结婚。因为是家中最后一个子女结婚,爷爷格外重视,用他在苏联考察时省下的零花钱,操办了婚宴,参加婚宴的有滕代远夫妇、刘志坚夫妇、罗青长夫妇、王少春夫妇、邹大鹏夫妇、王冶秋夫妇等。爷爷在致辞中,想起往事不禁泪流满面,他边流泪边哽咽地说:他参加革命后,家中生活重担全靠奶奶承担,他没有管过子女,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这场别开生面的婚礼让在坐的客人和家人无不动容,深受感动。1951年11月28日,母亲生下了我,老太爷为我起名李靖娟,而此时父亲却接到通知,马上要去朝鲜战场,到前方运输司令部商谈事情。29日上午父亲只在医院隔着玻璃窗看了一眼妻子和刚出生一天的女儿,即出发去了前线。
父亲从1950年起就走上了军事交通战线,与军交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个系统干了近40年。从副课长、副处长、处长、副部长到部长。他热爱这项事业,他为军事交通事业付出了大半生的心血,他从东北到西南,从新疆到西藏,从高原到海岛,他跑遍了每一个军交系统的站点,为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
父亲亲身参与和组织了军事交通领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重大活动,是军交运输工作和交通战备工作的开拓者,为军事交通工作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军军交系统享有崇高威望。
1986年,父亲担任了解放军后勤学院的院长,虽然只有短短三年,他却为后勤学院建设付出了巨大心血,为后勤学院的干部、教员及离退休老干部做了很多实事,受到了广大干部的衷心爱戴。
1989年,到总后勤部担任副部长后,洪学智、张震、王平等老领导都是我爷爷的老战友和老下级,他们对父亲格外关心。他不负众望,谦虚谨慎,深入他主管的军交部、物油部、管理局、直属单位调查研究,解决下面的实际问题。他在整个后勤系统德高望众,口碑非常好。
父亲对身边工作人员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每年父亲过生日,他们都从全国各地赶来为他祝寿。他虽然退下来很多年,但他曾经的下属、同事、晚辈都会经常来家里看他,人来人往总是络绎不绝。 1993年,父亲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担任了八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和财经委委员;党的十三、十四届代表;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是党和人民给他的荣誉。
在8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牢记父亲的嘱托:你是共产党的儿子,是党把你培养大,要听党的话。他践行了父亲的铭言。他的哥哥姐姐们也都践行了父亲的铭言。他可以在天国向父亲汇报,没有辜负前辈的期望,圆满的完成了革命的一生。
正如挽联所述:
一门忠烈献身革命驰骋疆场建功业, 浩然正气服务人民经略后勤立丰碑。
将门虎子战济南战淮海,战舟山金戈铁马建奇功; 戎马一生办军交办教育,办后勤殚经竭虑留清名。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的母亲毅然做出了一个决定,同意医院科主任提出的请求,让一个老共产党员最后为医学事业做出一点贡献!
我当时潸然泪下。我为有这样英雄的父亲和睿智大度的母亲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老爸安息吧!我们会把李家的革命精神和家风传承下去。
我们会永远想念你!
1938年12月父亲与爷爷在桂林八办
1941年全家在爷爷窑洞前(左起:李治、奶奶赵瑛、李宁、李伦、李冰、爷爷李克农、李力)
创建于1940年的延安自然科学院
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
延安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朱德在延安炮兵学校开学典礼上讲话
1945年18岁在延安炮兵学校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右)、副司令员粟裕
破城攻坚,解放石家庄
1949年淮海战役后
1949年6月,时任三野特纵炮十一团一营营长,舟山战役前于宁波慈溪
1950年父母婚后合影
1955年授少校军衔
1963年全家合影(大女儿李靖、二女儿李茜)
在检查车场,左二为北京军区李来柱副司令,左三为总后车船部苏书岩。
1986年召开全国交通战备工作会议,军委领导观看展览(左起李鹏、杨尚昆、余秋里、洪学智、杨得志、李伦)。
1988年授予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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