耒阳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是湘南起义中后期的指挥中心和主战场。近两年来，无论是耒阳官方还是民间，介绍这段光辉历史时，都会自豪地说：“湘南万人上井冈，八千皆为耒阳人！”市委党校的党课也讲“八千耒阳人上井冈山，占了湘南暴动队伍上井冈山总人数的四分之三。”然而，研究井冈山朱毛会师历史，却发现朱德、陈毅带到井冈山的湘南农军总数只有八千人，怎么可能八千皆为耒阳人呢？黄克诚在《回忆湘南暴动》中指出：“耒阳县原有2000多人的武装，上井冈山时，队伍只有700多人。”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14年的《湘南起义文献集》，在附录一《湘南起义武装部队序列》中，显示上井冈山的耒阳农军只有1000多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众所周知，发生于1928年春的湘南起义，由朱德、陈毅和湘南特委共同领导，前后历时三个月，波及湘南粤北20余县，有上百万民众参加。后来，朱德、陈毅率领起义军一万多人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胜利会师，创建了朱毛红军，构筑了新中国的第一块奠基石。这次战略撤退，湘南各县部队撤离时间、路线均不同。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第二章第一节写道：“朱德于3月29日正式下达撤退命令。”“朱德、陈毅兵分两路，互为犄角。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及耒阳第四师经安仁、茶陵方向向江西宁冈进发；陈毅率宜章第三师、郴县第七师向资兴、桂东移动，逐渐向江西宁冈靠拢。”书中这段记载存在遗漏。朱德一路上山的队伍，还有宋乔生的水口山工农武装，他们3月29日离开耒阳鷔山庙，4月1日占领安仁县城，唐天际率安仁县党政干部和农军边打边尾随朱德主力部队上井冈山。陈毅一路上山的队伍，4月5日宜章农军（第三师）在郴州与郴县农军（第七师）会合后，这才开拔，进入资兴后，又与黄克诚率领的永兴农军、刘泰邝鄘率领的耒阳农军、黄义藻李奇中率领的资兴农军会合，一起往井冈山转移，毛泽东派何长工、袁文才前来迎接。他们经过十余天的急行军，抵达酃县沔渡镇，与先期到此的朱德主力部队会合，再一起上井冈山。此外，宜章独立营由于与上级失去联系，由龚楷、萧克率领，翻过骑田岭，几经周折，在资兴龙溪洞与前来接应的毛泽东相遇，成为最早见到毛泽东的湘南起义部队。

    对于上井冈山的起义军人数，存在两类数据，一是撤退时的人数，二是最后到达井冈山的人数。中共党史出版社《湘南起义文献集》一书中，有一份《湘南起义武装部队序列》人数统计：“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南昌起义余部为主），2000余人上了井冈山；宜章农军（工农革命军第三师），撤退时4000余人，上井冈山2000余人；耒阳农军（工农革命军第四师），撤退时10000余人，上井冈山仅1000余人；郴县农军（工农革命军第七师），撤退时6300余人，上井冈山仅2000余人；永兴红色警卫团，撤退时3000余人，上井冈山约1000人；资兴独立团，1000余人上了井冈山；安仁赤卫大队，300多人上了井冈山。”这里可以看出，撤退时起义军总人数达2.7万人，最后抵达井冈山的约1万人。 毛泽东在5月2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湘南的县委和县政府带了一大批农军一起跑来，现在有一万人在这里。”

    为什么撤退时的人数远远多于上井冈山的人数？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统计遗漏。漏掉了宋乔生的水口山工农游击队800余人、宜章县独立营400余人、耒阳新兵营400余人，还有零散追随朱德上井冈山的农军。二是战斗减员。很多农军是边打边撤退，中途牺牲不少战士。比如耒阳农军，邓宗海率领的3000多人且战且退，牺牲、打散过半。刘泰、邝鄘率2000多农军为了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只剩下700人，与永兴、郴州农军一起上了井冈山。这就是黄克诚《回忆湘南暴动》中讲的“耒阳县原有2000多人的武装，上井冈山时，队伍只有700多人。”他没有写邓宗海那一路农军。黄克诚还提及永兴县红色警卫团主力1000多人，连同朱德留在永兴的张山川指挥的主力排，一起被敌人消灭了。“一人一枪都没能撤退出来。我们仅仅做到集中了留在县城的全部干部和武装力量，还带了少量家属，一共800多人，从永兴的南门撤到资兴的三都，再撤到资兴彭公庙。”三是半路返回。据曾志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记载，郴县农军刚出发时，士兵、群众、家属有5000多人，很多老人、妇女、儿童，以致行动缓慢，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于是在水口镇进行队伍整顿，青壮年留下2000多人，其余都返回郴州。耒阳农军出发时，连同党政干部、家属在内将近1万人，有拿大刀梭镖的，有老人和女人，还有抱在怀里的孩子。后来成为开国少将的郑效峰就在这支队伍里，年仅12岁。这支庞大的队伍一路走到安仁，大部分返回了。伍若兰的弟弟伍鹏程就是在半路返回的。

    湘南农军上井冈山后，部队编入红四军，其中：宜章农军改编为29团，郴县农军改编为33团，耒阳农军改编为34团，永兴农军改编为35团，资兴农军改编为36团，水口山游击队编为军部特务营。开国中将赵熔湘南起义时随同朱德在耒阳担任书记官。他在《湘南风暴》中写道：“红四军组成队伍中，整个湘南农军是八千多人。”这当中，耒阳农军组成的34团有1600余人，另有耒阳新兵营400余人编入28团。开国少将郑效峰回忆文章《耒阳新兵营》记载：“新兵营是在1928年阴历正月二十，朱老总派人有意识地为扩大正规部队而组建的，后来新兵营发展到400多人。……上井冈山后，新兵营成建制编为28团1营4连、2营8连、3营11连。新兵营的梭镖全部换成了枪，在井冈山，耒阳人打仗很勇敢，很有名。”

    此外，还有少数耒阳人上井冈山后，编入了军部和28团、31团。比如伍若兰、段子英、伍春林等女子在军部宣传队，伍飞霞、伍道清在红军医院，伍中豪在31团担任营长，我的外公陈亦悦在28团担任特务长（后来在战斗中牺牲，耒阳烈士陵园有他墓地），特务营有随同宋乔生、谢瀚文上井冈山的几十名耒阳籍战士。28团还有朱德在耒阳公平墟招收的50多位战士，谭冠三的小水铺赤卫队也并入了28团。两军会师组建红四军时，28团有2400余人，兵强马壮，耒阳人约占四分之一。

    综上所述，出发时近万人的耒阳儿女，最后到达井冈山的人数应该在3000人以内。我虽然无法弄出一个精准的人员名单，但相信这个数字是接近历史真相的。所谓“湘南万人上井冈，八千皆为耒阳人”的说法过于夸大了，无论是撤退时的人数，还是最终上了井冈山的人数，耒阳人不可能“占了湘南暴动队伍上井冈山总人数的四分之三。”耒阳有些作者在文章中这样写，是不符合史实的，误导了读者。我看到有的耒阳作者在写湘南起义文章时，还编造朱德在上架桥驻扎了28天。历史并不是一个任意让人打扮的小姑娘，研究历史必须敬畏历史。即使是历史小说，固然允许细节、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艺术加工，在大的史实方面，也不能任意编造。比如写敖山庙伏击战，可以编造战斗场景，编造一个英雄战士，但战斗发生的时间、地点、部队主要指挥人员，就不能编造。如果是写的是史料性质的文章，那就更要尊重史实了。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可以捏造的，只能挖掘、整理、考辩，提出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