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转向城市。毛泽东主席指示全党全军“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并明确要求“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建设一个新的共和国，带领全国人民进入社会主义新阶段，这是一个全新的重大课题。

    新中国成立前夕，西方的一些政治家预言，面对旧中国这个烂摊子，共产党肯定无能为力。毛泽东曾把他及他的战友们从西柏坡前往北京城比喻为是一场赶考，这是一个即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领袖，对这些西方预言家们巧妙的应对，也是如何着手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最现实的感悟。而这又何尝不是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任北平、南京、上海、广州市市长的时候，面对这些城市的破败和贫困共有的感悟。

    人们在翻看历史档案和阅读元帅们回忆录的时侯，也能体会到这种感悟。70年前的旧中国，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经济基础薄弱到几近于零。刚刚解放的大小城市，天天粮食告急，煤炭告急，蔬菜及日用品告急；工厂开不了工，商户开不了业，学校开不了学；国民党散兵游勇成灾，社会治安一片混乱。当这四位后来的元帅，曾经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共产党人，在管理这些城市时，必先要战胜堆积如山的问题，克服如海涛汹涌般的困难，是需要何等的智慧、魄力和勇气。

    叶剑英任北平市长，紧急调运咸盐、粮食和煤炭

    1948年12月13日，叶剑英被中央任命为北平市市长。

    刚刚解放的北平，市面大多数商户关门歇业；200多万居民缺衣少食，忍饥挨饿。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粮、煤、油、肉、日常必需品等物资奇缺，非法买卖银元外币，工厂停工减产，市民大量失业，人民群众的生活处在相当困难之中。

    为让人民吃上饭不挨冻，刚刚到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心急如焚，下决心要保证粮煤供应。他组织力量从外地运进了大批咸盐；从门头沟矿区运进10万吨生活用煤；从华北调运370万斤粮食，从察哈尔购进3000万斤粮食；同时，为粮食经销商在产粮区预订的几千万斤粮食提供快捷的进城通道。这几个举措，既保证了北平市民的日常生活，又确保了北平粮食零售市场的正常运转。

    “垂虹玉泉凝空碧，晴雪西山唱晚钟。”在颐和园益寿堂暂住的叶剑英，对墙上悬挂的这幅古诗词一点兴致都没有，他专注考虑的是明天，即1月31日，在接管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为接收管理北平市，从部队抽调了几千名干部到了北平。叶剑英深知，部队干部是缺乏城市管理经验的，而启用一批原旧政府人员，是解决干部城市管理经验不足的好方法。第二天，在接管干部培训班上，叶剑英在讲话中反复强调了部队接管干部，为什么要支持和团结旧政府人员一起工作的决策考虑。

    接管干部任务明确、思想统一之后，立即被分配到物资和文化两个接管委员会，对上千个机关、企业单位进行了接管。接收原北平市机关、工矿企业、铁路交通、电信、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单位的公务人员、技术专家和职工共62490余人。有了接管干部和接收人员联手加强城市管理，使得新生的北平市政府很快的投入正常的运作程序。

    一部在北京热播的由黄志忠、柯蓝主演的电视剧《金水桥边》，讲的就是1949年北平旧警察被接收以后发生的那段往事。

    北平曾经是国民党在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仅国民党军队在北平的保密局、国防部二厅等特务和散兵游勇就达4万人以上，这些潜伏特务、散兵游勇和反动党团员，搞暗杀，烧工厂，伤害人命，毁坏财物，严重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对此，叶剑英早就有所估计，他在接收市政府的第二天就签署《北平市军管会关于国民党军遗散武器限期登记》的布告，限即日起到公安机关报缴登记。同时调动部队对全市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捣毁敌特机构和强制收缴武器弹药的行动。由于一系列的清理，北平市的社会治安很快就得到了扭转。

    同时，他还作出有关稳定金融市场的决策，就是要求银行在收兑金圆券时，对工人、学生、职员、平民及个体劳动者给予一定的优待，以每人半月粮食为准，用低于市场的比价兑换人民币。

    叶剑英在全身心解决北平市粮食、煤炭、水、电、工厂开工、学校开课、商铺开业、公交畅通、社会治安等一系列国计民生问题的同时，还为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搬至北平做准备，组织为迎接毛主席举行的阅兵、群众欢迎队伍等活动。

    叶市长还陆续会见了北平中和医院院长钟惠澜、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清华大学校长叶企荪，以及张奚若、钱伟长等一些有名的知识分子，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也请他们为恢复北平市学校复课，医院、文化、体育、科研机构正常运转出谋划策、身体力行做表率。

    叶剑英9月8日调广东，他在北平担任市长9个多月，北平的社会治安有了好转，市民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北平市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一个大都市应有的和平与繁荣。

    聂荣臻任北京市长，加紧清理堆积如山的百年城市垃圾

    1949年9月8日，聂荣臻接替叶剑英继任北平市市长。

    中共中央同时决定，今后的北平将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而此时的北京，市政设施非常落后。许多街道、胡同垃圾堆积如山，有些甚至堆放了几百年。聂市长不能容忍未来国家的首都是个肮脏的城市，他上任之初，就全面动员部队、机关、街道居民共同清理垃圾。仅1949年这一年，北京市就清除垃圾粪便60多万吨，使市容环境得到了初步改观。北京市的污水排放系统落后，许多地方是明沟排污。这里蚊蝇成群，臭气熏天，严重威胁着居民的生活和健康。在他的领导下，对全市下水道和排水系统进行统一治理，使城市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社会治安始终是北平两任市长最为纠心的一大社会问题。叶市长任内虽然投入了很大的力量，但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华北各地的一些反动残余势力陆续向北平集结，而且东北解放后，也有许多国民党特务、党团骨干和地主、恶霸、 流氓头子等流亡北平，还有流散在社会上的数万名散兵游勇，与各种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对北平市的社会治安造成极大的影响。

    聂荣臻就任北平市长之后，立即下令平津卫戍部队成立纠察队，经常巡逻在大街小巷，对社会上的偷盗、乞丐、流氓滋事以及吸毒、赌博等有碍社会治安的各种现象进行纠查，予以打击。组织收容国民党军流散官兵3.7万多人。这一系列的行动清除了北平市社会治安中的一个个隐患。

    北平社会秩序的迅速好转，为新中国的定都，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保障条件。

    1949年8月，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共中央决定在开国大典这个神圣的日子里，组织隆重的阅兵式和群众集会。聂荣臻作为开国大典的阅兵总指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祝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为组织好开国大典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做了大量周密的工作部署。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按照预定的方案顺利进行。也就是从这天起，北平改为北京。

    11月20日，北京市召开了第二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上,聂荣臻当选为北京市市长，成为北京历史上的第一任民选市长。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决议通过的12小时内就封闭了北京市所有的224家妓院。

    400多名妓院老鸨和领家被集中管训， 1200多名妓女被收容到8个教养院，改造思想，学习技术，帮助他们另谋生路。

    此时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已比较稳定，物价也趋于平稳，人民群众的吃穿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1950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聂荣臻《纪念北京解放一周年》的文章。文章指出：一年来，北京市人民政府，恢复了生产及教育文化事业；收容散兵游勇，消灭了妓院，解救妓女1200多人，逮捕抢劫犯370多人，捕获和改造小偷2100多人，维护了社会治安；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在郊区土改中，4.6万农民分得了土地。

    1951年初，聂荣臻由于兼管抗美援朝战争的供给保障过于繁重，没有精力再主管北京市的工作，经中央批准辞去市长职务。

    刘伯承任南京市长，要求工厂必须立即开工，工人必须迅速就业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决定刘伯承担任南京市市长。

    1949年4月29日，刘伯承到了南京，满眼破车烂炮，店铺大门紧闭。恰如唐朝诗人刘禹锡诗云南京“西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昔日的六朝古都，而今已是王气不再。面对这一片萧条景象，刘伯承深知，要让南京这么大个城市恢复生机，必须让工厂立即开工，工人必须迅速就业。　　

    刘市长要求市军管会立即组织硫铁矿、机械厂、兵工厂、被服厂等所有有条件复工的工矿企业全部复工。他告诉劳资双方，复工快，工人、职员有工可做，生活也就有了保障。刘伯承在指挥工厂复工的同时，他还要求城市尽快供给乡村必需的日用品，乡村才能供给城市粮食和原料。由于城乡交流的恢复，农副产品也迅速的进入了南京城。

    刘伯承还将自己带来的南下干部工作团组建成市政接管委员会，对原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农村部等12个经济机构实行全面的接管。同时发动工人积极参加整理清点帐本、物资，还尽力争取资方人员的协助。由于有劳资两方面的人员参加，接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也为南京市所有工矿企业的全面复工创造了有利条件。　　

    短短几个月，主要工厂企业的生产基本得到恢复，战后形成的失业大军很快消失。解决了工人的失业问题，不仅工人和市民群众皆大欢喜，而且一些民族资本家也感到满意，对于刚刚解放的南京市的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职工工资问题，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刘伯承作出了维持现状、适当调整的政策。这样，既获得了工人职员的普遍支持，也得到了大多数资本家企业主的认可。复工、就业和工资三大问题的基本解决，标志着南京市市政治理工作的初步成功。

    在金融贸易问题上，经历了一场复杂的斗争。特务和奸商一面造谣惑众，一面大搞银元投机，曾一度造成市场的混乱。财政部门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切实抓了禁止银元流通、发行人民币、掌握物价这三个环节。这样人民币的信誉确立了，物价也平稳了，敌人的破坏阴谋也归于破产。

    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南京的工商业界和文化科学界经历了从动摇到积极的变化。刘伯承认为应从宣传教育和解决实际问题入手，双管齐下，调动工商业者和文化科学界人士的积极性。刘伯承亲自出面作动员教育工作，或出席座谈会，诚恳的与大家交换意见；或与有代表性的民族资本家和文化技术专家促膝交谈。这样较快、较好地解除了这部分人的思想顾虑。　　

    刘伯承十分重视教育工作，特别是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在南京市学生代表座谈会上，他即席给学生们作动员。刘市长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的语言，博得与会同学们热烈欢迎，激发了学生们一颗颗奋发向上、努力学习、报效国家的心。　

    7月9日，刘伯承在南京市支部书记和军队团级以上干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反封锁与城乡生产的互助和交流问题》的报告。他详尽地总结了南京市各方面的工作，肯定了恢复生产、文化教育和处理失业、疏散人口、维护社会治安所取得的成绩。此后不久，刘伯承就离任南京，参与谋划指挥进军大西南。因此，这个报告也成了刘市长在南京任职三个多月的工作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