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5日下午，毛泽覃儿媳周剑霞专程来到东固，探寻毛泽覃在东固的革命足迹。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研究员、东部根据地研究会会长丁仁祥、东固畲族乡党委书记施云、人大副主席乐著文和东固革命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唐禹成、副秘书长红炭陪同，先后到东固黄沙村、殷富村、东固区委旧址、老街、平民银行、东固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参观和探访。

东固革命历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唐禹成在东固黄沙村河边采访周剑霞

    周剑霞生于1937年，今年83岁。来到东固黄沙村时，已经是下午4点。她虽然年事已高，精神状态好，耳不聋眼不花，能听清问话和有问必答，不戴老花镜玩微信和作记录。

周剑霞拿出珍藏的老照片给东固畲族乡党委书记施云看

右一：年青时的周剑霞

    当我听到毛泽覃的儿媳周剑霞的名字时，我不太相信，看过一些东固的有关历史，有些茫然。查阅有关党史资料和百度，得到的结果就一二句话，让我们来听听故事吧......

    1930年。初春的闽西山区，两匹快马穿行在龙岩山城的薄薄雾霭中，将一位红军少妇送进虎岭山麓的爱华医院。在这儿，年方二十的贺子珍生下了长女，取名“毛金花”。孩子尚未满月，贺子珍便经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的介绍，含泪将她亲手送给了龙岩城里的补鞋匠翁清河。

    1932年春，毛泽东率红军东路军东征漳州。途经龙岩，毛泽东虽然十分想念女儿，但军政事务缠身，无暇顾及；而此时，贺子珍未随军行动，知情人邓子恢又远在异地，毛泽东便吩咐胞弟毛泽民代为看望。毛泽民在龙岩城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陪同下，找到了补鞋匠翁清河，得到的却是小女孩已死的消息。毛泽东接报后十分伤感，沉默了好一会儿，叹口气说：“真可惜啊！”

    虽风传女儿已不在人间，但贺子珍既不相信也不死心。建国伊始，她多方托人寻找，胞妹贺怡还死在前往江西的寻亲路上。1951年，政务院内务部长谢觉哉率中央慰问团前往闽西慰问老区人民，毛泽东也托其调查女儿的下落。

    1953年，毛泽东又特别郑重地向回乡省亲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交办一件事：“邓老啊，我还有个小女孩放在龙岩，你回去后帮我打听一下，看看还在不在？”

    邓子恢表示：“请主席放心，我回龙岩后一定调查清楚，解铃还须系铃人……”邓子恢携夫人陈兰回到龙岩的第二天，就找来翁清河详加调查。这位补鞋匠一口咬定女孩已死。邓子恢怏怏回京，毛泽东听后，十分沉痛，连声说：“可惜啊，真是可惜！”在一次会后，毛泽东递给邓子恢一个装有300元钱的信封，要他代寄给翁清河。

    1963年初夏，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康克清指示福建省妇联党组书记任曼君（任弼时堂妹）帮助弄清有关情况。于是，福建省妇联和龙岩地区妇联、龙岩县公安局组成了一个秘密工作组，着手调查。

    1964年元旦过后不久，一封署名“杨月花”的群众来信要求龙岩行署副专员吴潮芳帮助调查身世。杨月花的信，受到了来龙岩指导工作的福建省省长魏金水的重视。1964年1月17日，在魏金水的主持下，龙岩县委召集杨月花及其养母邱兰仔、舅母郑秋地及翁清河夫妇等有关人员参加座谈会。邱兰仔坦陈杨月花非己亲生（给月花取杨姓，乃因邱兰仔的结发夫君姓杨），是邱应松（杨月花的“伯父”）抱来的红军小孩。翁清河叙述说：1930年五六月间红军离开龙岩前夕，他经邓子恢的介绍收留了毛金花。不久国民党白军来了，他甚为惧怕，就瞒着老婆林大姑把毛金花送给了商会隔壁石壁头翁姑抚养。不久，国民党旅长杨逢年果然亲自审讯了他，问毛泽东孩子的下落。他怕连累翁姑，就骗说死了。翁姑抱养毛金花时间不长，后来七转手八转手又送给了邱应松。解放后政府调查孩子下落时，也就说“死了”，这样省得多事。翁清河说完，指着杨月花告诉魏金水：“魏省长，杨月花就是当年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女儿毛金花。”

    魏金水见事情已粗粗理出个头绪，和气地对翁、邱两家说：“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明天我请你们两家吃个饭，大家当面把情况再作些补充。”

    仅隔一天，翁清河却变了卦：“报告魏省长，昨天我说错了，毛主席的小女孩养到第二年六月初十左右，不幸得病死了……”

    魏金水严肃地问：“你昨天还说杨月花就是，怎么现在又说不在了？”翁清河狡辩说：“昨天我和杨月花一起来开会，当时她在面前，我不得不承认几句。”由于翁清河的出尔反尔，调查取证工作只好暂停。翁清河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呢？

    翁清河的女儿翁椿木、女婿苏仁鸿说：一怕解放不久，天下是红是白还不知道，就是怕“变天”，以后国民党反攻回来，知道这事定生命难保；二怕照实说孩子没死，政府来要人，却又交不出人来，还背上个不仁不义扔弃主席女儿的罪名，所以他就干脆说是“死了”，这样就无处可问了。这次政府来调查，他还对我们说：“过去我说已死了，现在却说真情，怕就怕说我们欺骗政府，也同样交不出人来，干脆说‘死了’省事。”

    苏仁鸿还说：“还有一点，他就是想捞上一些好处。”他举例说：1964年，翁清河在酒席上确认杨月花就是毛主席的女儿后，背地里到杨月花家找她要钱，说我已把这事向政府讲清楚了，你有工作，有钱，今后又要去北京，日子好过，给点钱我喝酒。当时，杨月花已有6个小孩，还有个养母邱兰仔，一家9口人，生活还要靠远在上海的小姑帮助，哪来的钱给他。翁清河拿不到钱，心里就愤愤：“我要推翻结论，以后专案组来，我就说毛金花死了！”

    第二天，翁清河改口说女孩子死掉了。魏金水很生气，要苏仁鸿出面做工作，而翁清河却对女婿说：“杨月花忘恩负义，我有什么好处，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苏仁鸿当时还劝他：“人家都认了，你还不成人之美？”翁这般回答：“我不承认她，谁也没办法。”由于翁清河的不合作，杨月花的身份最终没能确认下来。

    “文革”风暴袭来时，杨月花不时受到造反派的冲击。远在北京的邓子恢一次在家中接见来京串联的龙岩造反派头头时，明确说：“杨月花的出生年月对头，且血型与毛主席完全符合，你回去告诉杨月花，她就是毛金花，可直接去上海找她妈妈贺子珍。”邓子恢此时已靠边站，这位造反派头头回到龙岩传达后，很快就被错划为“坏分子”押送审查。龙岩街头巷尾的大字报，众口一词地骂杨月花“假冒毛主席的女儿”，攻击她是“政治骗子”。

    1971年底，原在福建省交通厅任职的老红军罗万昌被造反派夺权，遣送回家乡龙岩。他的住所恰好与杨月花邻近，有关杨月花的风言风语传进了他的耳中。他将此情报告老上级、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贺敏学。贺敏学于是委托罗万昌，与另一位龙岩籍老红军张华南对此事作周密的调查落实。此时补鞋匠翁清河已然作古。1973年初，罗万昌将调查材料整理后送呈老首长。贺敏学趁赴京开会之机将材料送给了周恩来。毛泽东得到消息非常高兴并指示贺迅速用飞机把女孩送往北京见面。可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又改变了初衷，对女孩的身世持一种怀疑态度，表示还是民间来民间去为好，由贺敏学照顾就可以了。事实上，贺敏学把有关杨月花的材料送呈周恩来后，周恩来十分关注。1973年8月，身体欠佳的周恩来同意毛泽覃、贺怡的儿媳妇周剑霞赴闽落实此事。周剑霞先到上海，看望病中的贺子珍，悄声问姨妈当年那个留在龙岩的女孩有哪些特征。贺子珍回忆道：她的右脚腋有一个较大的黑痣，膝盖前有两个小些的黑痣。周剑霞千里迢迢来到福州后，贺敏学委托她去龙岩找罗万昌，请他安排与杨月花见面。

    见到杨月花后，如何验证“胎记”成了难题。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心生一计，在谈话间大喊一声：“不好，有跳蚤！”周剑霞等人会意，不约而同地挽起了裤筒。杨月花不知是计，也跟着高高地挽起了裤筒找跳蚤，周剑霞、罗万昌定睛一看，果然，她的右膝上有黑痣。

    周剑霞走后不久，龙岩县革委会宣传组杜组长经贺敏学同意，带杨月花赴沪认亲。岂料在上海苦等了近1个月，根本无法与贺子珍见面，而原定来沪的周剑霞也无处寻找。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从福州赶到了上海，转告贺敏学意见：离沪返闽，免生祸端，速到福州找他。

    万家灯火时分，杨月花叩开了贺敏学家的大门。贺敏学忍不住老泪纵横，语声哽咽：“月花，找你多辛苦哦！为了找你，我从大西北调到福建，我想总有一天会找到你的。”贺敏学认下杨月花后，双方交往频繁。

    1997年，前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夫人陈兰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导致毛泽东不认女儿的关键是“翁清河骗了邓老，而邓老误骗了毛主席”，但江青的存在或许是后来认亲搁浅的一个因素。

    贺敏学认下杨月花后，贺子珍一直想着见她。1974年，得知杨月花来沪赴京寻亲的消息后，贺子珍一时激动万分。虽然她身体不好，而且贺敏学在福建的处境也不妙，但思念女儿的迫切心情，使她还是来到了福州。她向老熟人、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提出要见杨月花。韩先楚作不了主，只好致电请示中央。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向贺敏学传达了中办的决定：不要让贺子珍见杨月花。

    1977年，贺敏学得到全面解放。贺子珍兴冲冲地又去了一次福建，看望兄长，特别要看看被哥哥认下的“女儿”。可这次仍遭到阻拦。1984年4月，贺子珍离开人世，此事无言落幕。

    文中只提到了毛泽覃、贺怡的儿媳妇周剑霞赴闽落实此事，再查找贺麓成的妻子，得到的结果是，贺麓成的妻子是谭晓红。

    我们先来看一下历史记载，毛泽覃有2个儿子，分别是长子毛楚雄次子贺麓成。

    毛楚雄生于1927年，死于1946年，是毛泽覃与周文楠之子，中国共青团员。1945年9月，他参加了新四军，归属王震的军队；1946年8月，年仅19岁的他，在随张文津、吴祖贻赴西安与国民党进行谈判途中，被胡宗南部所杀害。

    贺麓成，生于1935年，原名毛楚成（又名毛岸成）。出生刚三个月父亲就牺牲了。从小被老乡抚养，直到1949年才回到母亲身边。母亲牺牲时贺麓成也受重伤。后来与贺子珍和贺敏学一起生活。贺麓成的母亲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所以，贺麓成既是毛泽东的侄子，又是毛泽东的外甥。贺子珍一直抚养着贺麓成，贺子珍像是他的母亲一样对他无微不至。而且贺子珍是一位比较强势的女性。她交给贺麓成的就是不要依靠任何人，所以贺麓成一直没有把名字改回去。

    当我们问及此事时，看得出周剑霞满脸的无奈。她缓了一下说：“我才是贺麓成的结发妻子！”停顿了一下又说：“我们是1959年结婚，他24岁，我比他小2岁。”然后她又反复说：“这件事我没对任何媒体说过。”

    听完周剑霞的叙述，才得知因周剑霞没有生育能力，贺麓成与周剑霞协商离婚，理由是要孩子。周剑霞欣然同意了，但离婚没有离家。不久，贺麓成娶了第二个妻子，仍然没有生育能力，后又娶了谭晓红。

    后来，周剑霞到美国生活了多年，又回到了中国。此时，周剑霞有些激动，举起双手说：“靠这双手，我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啊！”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周剑霞的大度和勤劳，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成全别人的高贵品格。

    （二）

毛泽覃

    在东固黄沙村的河边，周剑霞指着坐的地方说：“当年这里有一个小码头，毛泽覃在此与贺怡谈过恋爱......

    1929年2月，江西东固革命根据地锣鼓喧天，乡亲们正在欢迎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从井冈山辗转来到了东固。活泼可爱的贺怡得知姐姐、姐夫要来，兴奋得满脸绯红，双眼在红军队伍中到处寻找。贺怡渴望看到久日不见的姐姐，更想看看还没见过面的姐夫。

    多情自古伤离别。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只在东固休整了7天。正当贺怡与姐姐依依惜别时，赣西特委交给贺怡一项特殊任务：护理在战斗中负伤的红四军三十一团党代表毛泽覃同志。

    此时不满18岁的少女贺怡早已参加革命了。听姐姐说，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红军的一位年轻领导干部，在大庚战斗中腿部受了伤，不能随队行动。经组织决定，毛泽覃留下担任中共赣西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一边工作，一边养伤。为此，赣西特委指派特委妇女干部贺怡专门照料和护理毛泽覃。

    这一对青年男女志同道合，相处长了不免暗生情愫。在东固养伤的那段日子里，无论在村头村尾、河边溪旁，都留下了贺怡搀扶毛泽覃的身影。两人在一起时，谈儿时的贪玩、家乡的山水；还谈各自生活的经历，憧憬革命的未来。在与贺怡的交谈中，毛泽覃知道了贺怡很小就投身革命，并携父母深夜逃出敌人魔掌，投奔革命根据地的曲折经历，心里对此不由肃然起敬。

    毛泽覃也向贺怡谈了参加革命的曲折经历，还谈到曾经有过的两次婚姻。当讲到曾与自己结成伴侣的赵先桂、周文楠因斗争需要及环境恶劣，现天各一方，音讯隔绝，婚姻已名存实亡时，毛泽覃充满了思念之情。贺怡由此感受到，毛泽覃是一个很重感情的男子。

    在贺怡的精心护理下，毛泽覃腿伤好得很快。两人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彼此都有了解：贺怡那炽热、活泼、开朗、充满青春气息的性格，给毛泽覃留下美好深刻的印象，而毛泽覃那诚实、稳重的性格，也留在贺怡的记忆中。

    毛泽覃伤愈归队后，贺怡心绪很乱，脑海里浮现出在护理毛泽覃前的一件事：赣西特委书记唐在刚上门提亲，父母亲一口答应了这门亲事……

    1928年8月，贺怡经组织调动，到赣西特委工作。而在特委工作期间，一个男人闯入了她的生活，这个男人就是赣西特委秘书长刘士奇。

    贺怡当时17岁，性格外向，活泼开朗，颇得刘士奇赞赏。平时，刘士奇就像大哥似的关心和帮助贺怡，对贺怡的父母说话和气、谦逊有礼，深得贺怡父母的好感。贺怡的父亲贺焕文也把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向刘士奇倾吐。

    刘士奇身任特委秘书长，工作上正缺一个文书，见贺焕文文字功底不错，便在特委会议上，推荐贺焕文担任特委文书工作。

    从此，贺焕文就在特委机关担任文书工作，刻钢板、印材料、誊抄文稿，贺怡母亲也在机关帮助做些杂事。

    作为特委秘书长的刘士奇常常到贺怡家嘘寒问暖，帮助贺焕文夫妇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贺焕文夫妇对刘士奇感谢不已。贺怡也从内心感谢和敬重这位兄长似的领导。

    有一天，刘士奇动情地向贺怡表白了自己的爱慕之情。贺怡听后吃了一惊，对刘士奇，她一向是把他当做兄长和领导看待、敬重，从未把他作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恋人，更未想过彼此结成亲密伴侣。

    贺怡陷入了烦恼之中，母亲温吐秀见女儿心绪不宁、愁眉不展的模样，便问女儿怎么回事，贺怡便把刘士奇求爱的事告诉了父母。而父母听后，没表示反对。母亲还说：“刘秘书长为人诚恳，处世稳重，只是年纪大些，但也不是很大，我看还可以。再说，你岁数也不小了，早点找一个靠得住的人，我们也放心啊。”

    在接受护理毛泽覃的任务前不久，时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唐在刚，亲自为刘士奇提亲。贺怡本是个极孝顺的女儿，见事已如此，心里虽不十分情愿，也不便说什么，只好默认了。

    就在1929年4月，即贺怡护理毛泽覃回到特委后不久，她便和刘士奇结婚了。

    贺怡和刘士奇婚后的生活并不愉快。两人之间，客客气气，不冷不热，缺少夫妻之间那种心心相印、亲密无间的真实感情。

    贺怡没有因婚姻不如意而消沉，她尽量控制感情上的失意，拼命地工作，在工作中她感到充实和愉快。

    1930年8月中旬，中共赣西特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由于会议贯彻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已担任特委书记的刘士奇被指责为“思想右倾，观念保守，反对中央会师武汉”，受到批判和错误处理，被撤销了特委书记职务，调离赣西南。由于刘士奇的“错误”，贺怡也被停止了工作。父亲贺焕文被解除了特委机关文书职务，安排在一所小学教书。刘士奇被迫离开赣西南，以后再也没回过江西，他和贺怡的婚姻自行解除。刘士奇后来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赣西特委在全面检查贺怡担任特委妇女部长的工作表现后，对贺怡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她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赣西特委恢复了贺怡的职务。

    1931年6月，贺怡担任了江西永（丰）吉（安）泰（和）特委委员兼保卫局长，不久又负责妇女部工作。这时，毛泽覃也调任永吉泰特委书记，和贺怡工作上又有了接触。

    贺怡自两年前护理毛泽覃以后，尽管两人也常见面，但毕竟不常在一起。尤其和刘士奇结婚后，与毛泽覃见面就更少了。有时两人见了面，也只是一般的寒暄而已。但在贺怡的心中，毛泽覃的身影总是抹不掉，与毛泽覃相处那段日子的情景，常在她脑海深处浮现。

    现在，他们又在一起工作了，贺怡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感。他俩在工作上共同商量研究，生活上互相体贴关心，彼此之间的了解自然增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两颗早已相互爱慕的心，终于碰撞出爱情的火花。

    7月初的一个夜晚，天下着小雨，野外漆黑一片。已担任特委妇女部长的贺怡，去沙溪村开妇女大会还未回来。毛泽覃望着窗外漆黑的天，心里老是放不下。近来敌人经常派人潜入苏区，杀害红军干部，一个年轻女子黑夜走七八里山路，很不安全。毛泽覃一想到这里，立即挎好短枪，打着火把去沙溪村接贺怡。

    当毛泽覃来到沙溪村时，只见村里祠堂灯火通明，悦耳的山歌声从祠堂里传出。原来，贺怡开完会后，又教山村里的妹子们唱起自己编的山歌。

    毛泽覃的体贴关心，深深打动了贺怡的心。回家的路上，两人边走边谈。毛泽覃开玩笑地夸着贺怡：“想不到你还是个唱山歌的好手哩。”贺怡轻轻一笑，夜色遮掩了贺怡脸上兴奋的羞涩，一种温馨的感觉遍布全身。

    这段时间，毛泽覃即担任永吉泰特委书记，又兼红军独立五师政委，既要领导苏区建设，又要指挥红军打仗，整天又忙又累。贺怡在生活上对毛泽覃细心照顾，体贴入微。随着时间的推移，两颗爱慕的心贴得越来越近了。

    有情人终成眷属。1931年7月20日，经组织批准，毛泽覃和贺怡结为夫妇。

    毛泽覃、贺怡婚后，感情甚笃。他们把儿女情长都投入到了紧张的革命工作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组织决定毛泽覃、贺怡夫妇留下来坚持游击斗争。上级考虑贺怡身怀有孕，同时她的父母亲和孩子需要照顾，决定贺怡不随部队行动，携父母去赣州坚持地下斗争。12月的一个早晨，天低云暗，冷风阵阵，在会昌县白鹅洲四码头，毛泽覃和贺怡依依惜别。他俩相互紧紧握着手，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会昌县白鹅洲四码头一别，竟是他们夫妻的永诀！

    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率领的红军独立师被打散，他便率领部分游击队员穿山越岭，来到瑞金县黄鳝口一个名叫“红林”的大山之中。高山上有个名叫黄田坑的小村子，在一位好心老乡的带领下，毛泽覃和红军战士夜宿在村后一个僻静的小屋里。

    第二天清晨，山中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原来是敌军在叛徒的带领下，向房屋包抄过来。毛泽覃机警地冲到左边门口，命令游击队员迅速从后门撤往山上，他自己则端起枪向拥来的敌人猛烈扫射。敌人以小丘、丛林作掩护，从四面向毛泽覃逼上来。一阵枪弹飞过来，毛泽覃右腿一阵剧痛，鲜血染红了草地。毛泽覃迅速从口袋里摸出一枚自己珍藏的红星奖章，这是苏维埃中央为表彰他的卓越功绩而颁发给他的。毛泽覃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奖章落在敌人手里！”毛泽覃把奖章丢在小溪边的杂草中。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在毛泽覃牺牲的小溪边寻找到这枚奖章。

    身经百战的毛泽覃尽管腿部受伤，仍忍着剧痛端起枪，向敌人射去。不料从右后侧又打来一枪，一颗罪恶的子弹射进他的胸膛……

    红军的杰出将领毛泽覃就这样牺牲了，年仅29岁。

    噩耗传来，如晴天霹雳，差点把贺怡击倒。她泪流满面，抱着襁褓中毛泽覃未见过面的孩子，深深怀念与自己心心相印、患难与共的丈夫。但这时的贺怡已经是经历了九年严酷斗争磨炼的共产党员，丈夫英勇牺牲的精神，给了她战胜一切挫折的力量。她为革命仍不畏艰险、呕心沥血地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中共华东局分配贺怡到江西工作，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同年11月，贺怡经组织同意先回到家乡永新，接回寄养在亲戚家的自己与毛泽覃的孩子贺麓成（又名毛岸成），然后转道赣南寻找毛泽东与贺子珍长征前夕留在赣南的孩子毛毛。但是多方寻找，音信全无。

    11月21日，贺怡怀着失望沮丧的心情返回吉安途中，驾驶员因疲劳而方向盘失控，在离泰和县凤凰圩的地方发生车祸，贺怡不幸遇难，时年38岁。儿子贺麓成腿胫骨折断，所幸生命无虞。

    贺怡遇难后，贺麓成由姨妈贺子珍抚养成人，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导弹专家。

    （三）

    在东固探访中，周剑霞每到一个点下车后，她都自己走路，只是在有台阶的地方，东固博物馆讲解员夏淑英才去搀扶一下。

    每到一个点，她都耐心听讲解，没听清楚的再问。认为重要的史料，用手机拍下或用笔记录。

    探访完殷富村毛泽覃旧居后，返回东固乡政府，已经是下午6点多，准备吃晚饭了。周剑霞说：“东固区委旧址和平民银行远不远？”当我们告诉她不远，就在街上，她执意现在就去。

    参观完东固区委旧址，来到老街，路灯已经亮了。她在东固老街缓步而行，向身边人讲述着一个个红色故事。

    在东固平民银行，周剑霞细心听讲解，时不时拿出手机拍照。当看到第一张纸币是东固平民银行印发时，她翘起大拇指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这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鼻祖啊！”

    吃晚饭时，周剑霞对大家说：“不要搞特殊，粗茶淡饭，吃饱就好，更不要浪费。”饭桌上，她谈笑风声，幽默有趣，完全看不出她是80多的人。她说：“男人要做到三条，才是好男人。一不嫖，二不赌，三不打老婆！”女人听后鼓掌，男人们连连点头。

    饭桌上，博物馆讲解员夏淑英给周剑霞夹菜时说：“这是我们东固的春笋。”她连忙阻止说：“我自己来，什么事都要自己做才行。”

    晚饭后，参观了东固革命根据地博物馆。来到到毛泽覃展区，周剑霞仔细看了毛泽覃任东固区委书记，1930年1月任红6军（后改称为红3军）政治部主任，曾代理军政治委员。同年10月任中共吉安县委书记、红军驻吉安办事处主任。1931年6月任中共永（丰）吉（安）泰（和）特委书记兼红军独立5师政治委员。1932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其间，与邓小平等一起，同王明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由于卓有战功，曾获一枚二级红星奖章。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毛泽覃率部转战于闽赣边界的崇山峻岭，风餐露宿于山谷密林，不断寻找战机，打击敌人。1935年4月26日，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英勇牺牲，时年29岁。

    作为毛泽覃的儿媳，周剑霞此时的心情是沉重的，她在毛泽覃像前，深深地鞠躬。

    参观完东固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周剑霞勉励大家，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是当年老一辈用血泪换来的，所以我们应该铭记历史，铭记那些为战争做出牺牲的人们。东固的红色文化特别深厚，要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引导和激励全社会在新时代不忘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

东固畲族乡党委书记施云与大家交谈

东固革命历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看周剑霞保存的老照片

东固黄沙村毛泽覃旧居参观

林彪旧居参观

周剑霞与夏淑英在殷富村毛泽覃旧居合影

周剑霞在作笔记

殷富村小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