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焰：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炮火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海外游子更感切肤之痛，爱国丹心充溢胸腔。我当时是马尼拉华侨学生联合会主席，又是文化界救亡协会、劳工联合会、民族武装自卫会的常务理事。我和许多华侨青年一样，不愿在海外做任人宰割的牛马，不愿在祖国生死存亡之际苟且偷生，求一己之安，我们要求回国参战，为保卫祖国、反对法西斯侵略而战。

    1938年4月间，组织上派我独自一人，乘邮轮到香港。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就见到了廖承志同志和连贯同志。我和廖承志同志过去虽未谋面，但一见如故，因为许立同志早就给我介绍过他的情况。廖承志同志谈活很风趣，好开玩笑，来往熟了，有时趁我不备，便挟我的鼻子玩，真像个大哥哥一样。　　

    两个月后，组织上批准我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这时，粤汉铁路和京汉铁路已经不通，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安排我和香港的两名学生、一名青年印刷工人一起结队，从香港乘一艘不大的火轮到湛江，然后转道北上。船在南海海面遇上了特大风浪，桅杆为强风所吹折，处于险境。经过数小时搏斗，终于平安抵达湛江。接着，我们又冒雨步行去廉江。回想起这一段路程，行进相当艰苦。举世闻名的贵州高原，就拦阻在我们面前。经陆川到广西的贵县、柳州，再经河池到了贵州的独山、都匀、贵阳、息烽、遵义、桐梓，入四川綦江，抵达陪都重庆。出贵阳进入大娄山山脉六盘山，真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山路狭窄，崎岖不平，爬上高山，犹如腾云驾雾。往山下看，山道险陡，悬崖峭壁，稍有不慎，就会坠入万丈深渊，粉身碎骨。这段路程终生难忘。

    大约在10月初，我们终于平安抵达重庆。我去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接见我的是廖似光同志。我把给长江局的介绍信交给了她。经过一番了解后，博古（秦邦宪）和董必武也出来接见我。他们亲切地询问了菲律宾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些情况以及我本人的情况，并向我交待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叫我安心等候去延安的通知。不久便接到通知，要我参加八路军办事处招募组织的第十八集团军护士大队，约100余人，集体同去。大队里成立了党支部，由我任支部书记。出发前全体人员在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集合，董老语重心长地讲了许多勉励的话，并强调要遵守组织纪律，要求大家轻装步行。从此，我便在祖国大地上开始了新的革命旅程。

    闵自强：八路军办事处屋子里坐满了人，男多女少，女生也有二十多人，大家见面互相点头微笑，彼此介绍姓名。一会儿办事处领导董必武讲话。他先讲形势、战况，再讲行军路上的注意事项，最后提出要大家改一改自己的名字。我正在想改什么名字，坐在身边的董老转过头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是汉口人，当时董老笑着说：“闵佩真是湖北人，我们是老乡喽。”他再问我如何来重庆，当时我无保留地将我原来想上学上不成，偷跑出家去参加救亡工作，后来到重庆上学的经过讲了一遍。董老笑着说：“你很要强嘛，那你改名叫闵自强吧! ”从此开始到现在我就一直叫这个名字了。

    我们这个队伍大约有一百多人，都是四面八方来的青年，这中间还有从东南亚各国回来的华侨。我现在的老伴庄焰就是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战的青年。我们就在这次编队出发前认识的，但他不在这个编队中，而是这支队伍的领导之一。队领导们在队伍出发前先走，打前站。一百余人编为十来个小队，都有小队长。因为男多女少，我们女生近二十来人编成唯一的一支女生小队。我被任命为女生小队长。

    途中有苦有乐，从合川上路后一直是步行，每天要走七、八十里，如找不到合适的宿营地，甚至要走上百里。走了几天后有人脚己打出水泡，尤其是那些华侨青年，看他们几乎像跛脚人，一颠一颠的向前走。不少人找到树枝作拐杖帮着行路，有的人不会捆背包，边走边往下掉。我开始背包也是越走越往下坠，后来慢慢有经验了，背包一定要捆紧，揹在身上也要将绳子在身上绑紧，这样走起路就感到轻松多了。我在重庆买的草鞋就让我在头一天脚上打了水泡，这一天只走了六七十里地，好在我那双球鞋没有丢掉，就换上了这双鞋一直走到了延安。

    每天虽然走得很累，但大家还能边走边唱歌，一般都会唱当时的流亡歌曲，常由小队长带头拉别的小队唱。走路时齐唱的多，特别在中途休息时，每个小队都是啦啦队，互相拉别的小队唱，特别是当小队长的还要带头唱，往往是男生拉女生唱的多。我这个五音不全的也被拉着唱歌，当时我只会唱“长城谣”和“铁蹄下的歌女”。因为都是青年和流亡学生，都很活跃，一路走很热闹，唱起歌来就忘了疲劳。

    我们每天起早摸黑的行军，争取天未全黑前能找到宿营地，因每到一地还要现买油盐柴米。当队伍走到广元、南郑、汉中地区时，买不到吃的东西。从老乡口中了解到，原来是国民党特务不准老乡卖粮食给我们吃。经过做老乡的工作，告诉老乡我们是一群爱国青年，为了救国到前线去抗日的。老乡明白道理后，就卖粮食给我们，因此我们大队领导和打前站的人一路还要做群众工作。

    我们自重庆乘船到合川后，开始步行，沿嘉陵江经广安、岳池、南充、阆中、苍溪、广元、南郑、汉中、城固，跨过秦岭山脉，然后到了西安。路经原来红四方面军川北根据地时，看到那里还留有许多标语、口号及苏区政府公告。

    大队经长途跋涉，在三八年十月间，我们的队伍到了西安，领到一套灰色八路军军服，一顶带檐的帽子及一副绑腿(长布条)。这是我最高兴的事，这—套服装我一直穿到八年抗战胜利进城后(至今我还保留穿这套服装的照片)。

    到达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后， 领导很快安排了各大队的去向，有的队安排去前线，有的队去了抗日军政大学，我们女生队安排到延安抗大五大队。

    庄焰：大队人员乘船沿嘉陵江上川北，经合川、南充、阆中、苍溪、剑阁、广元、汉中到西安。我们所走的这一条路，有许多地方原是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如阆中、苍溪一带，沿途还留着许多红军的标语、口号和川陕苏维埃政府公布的法令。见到这些遗迹，倍感亲切。秦、巴山地以其险要著称于世，我们这些爱国青年为了抗日救国，却甘冒其艰难险阻。大家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早日开赴抗日前线。在艰难的行军中，有的女同志脚上打满了水泡，但还是拄着拐杖走，没有一个人掉队，始终保持着蓬勃的朝气和饱满的热情。在行军中，我们打前站的同志曾遭到土匪的拦劫，到达国民党的重点封锁关卡汉中时，还受到了国民党特务人员的多方刁难。他们甚至下令不准粮商卖米给我们，企图用饥饿来困死我们。 道路艰难，匪特横行，非但难不倒我们，反而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念。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同志们在思想上、体力上都得到了初步的锻炼，学会了穿草鞋走路，学会了做饭菜，还学会了如何跟土匪、特务作斗争。

    1938年初冬，大队安全抵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我们兵分两路，一批渡黄河上山西前线去，另一批去延安。

    我和人数不多的一批人乘坐一辆载货的卡车，经过国民党区的三原、铜川等关卡，在一个大雪天到达延安。在离延安还很远的地方，就看到那座巍巍矗立的宝塔，像“自由之神”正展开双臂，迎接天宫仙女撒下来的铺天盖地的洁白“梨花”。当天晚上，我就寄住在宝塔山下的窑洞里。经过中央组织部同志的谈话后，我带了介绍信，背起行李，步行到了桥儿沟天主堂，这里就是中央党校，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延安大批干部开始奔赴各地去开辟工作。我当时任中央海委秘书。我和爱人闵自强以及其他同志一道离开了延安。整装待发前，组织上对我这个华侨干部十分照顾，特别批给我两匹牲口，一马一骡。我和爱人把不到两岁的小女孩和还抱在怀里喂奶的小男孩，装上两个萝筐，驮在骡背上，和同志们一道经过长途艰苦行军，抢险横渡黄河，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冒着战火奔向祖国辽阔、富饶但还在苦难中的大东北。

    闵自强：上路时，由庄焰带队，约有四五十名干部。那时已进入晚秋，越走会越冷。有好心人给我们送来两张羊皮，后来孩子靠这两张羊皮末冻死，再将我们盖的垫的都装在箩筐里，捂着孩子。那时虽然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但在中国有的战场上日本军队还没投降，如山西等战区。我们过黄河到山西壶口时，那里的日军还在山头放哨巡逻，有些据点仍被敌人占着。这一路所经之地，从延安出发经过子长、清涧、绥德，米脂，过黄河到山西省渍口、临县、兴县、岢岚、大同、天镇等地，到达解放了的张家口。

    我们每天要步行五六十里、七八十里不等，看到有窑洞有人家时就休息下来，第二天一早再继续前进。天复一天，日复一日，天气渐渐冷了。当我们住在老乡家时，老乡看着我们带着的两个孩子又冷又饿，就向我们提出把小男孩留下来让他们抚养，免得路上把孩子冻死饿死。说他们虽穷，但有小米饭吃，有热炕睡，让我们放心，会把孩子养好。这一路我们每天翻山越岭，起早摸黑。山上风特别大，有时骡子驮着孩子被风吹得不能前进，反而后退。因为大风寒冷不敢将孩子抱出箩筐把屎把尿，只好让屎尿拉在被窝里，—直要等到可以借宿老乡家时，才将孩子抱出来。有时抱出来，孩子屁股都结了冰，尿布垫都全湿透了，只能在老乡的热炕头边烤上一夜。老乡讲得对，越朝北走越冷，而且不知还要再走多远。因此我与庄焰商量，将小儿子托给老乡抚养，等到全国解放了再来要孩子。走到绥德、米脂之间一村庄，找到一家老乡，托他们照顾小儿子，第二天一早我们又继续上路了。

    一上路，我们的老牲口就发脾气，勉强赶牠走了几里地，它蹦跳得更厉害。我怕牠将女儿从箩筐里甩下山。这时饲养员说，牲口每天驮两个孩子习惯了，现在少了一个孩子，一边轻一边重，马背被磨痛，牠不舒服当然不听话。为此，老庄一直用手压着箩筐，又一路找石块或什么重一些的东西用来压箩筐。但山上什么重物也找不到。我一路心情不好，老想小儿子，同路的丁甘如同志对我们说，现在离开孩子那个村不太远，还是把孩子要回来带着一齐走吧，生死在一块吧。这样我们又回头要来孩子，一起再向北走。这下老马也没意见了，老老实实跟着队伍前进。

    我们天天赶路，爬一座山又翻一座山。好不容易翻过这座大山，前面就是黄河，河对岸就是山西。上山已经很费劲，下山就更加困难。眼前黄河岸边只有三只小木船。那时黄河开始结凌，我们当时必须过黄河，就这一条路可走。上船时几匹马出现了麻烦，牠们生长在黄土地上，从没接触过水，特别害怕，完全不与人配合。我们费了很大劲拉着几匹马上了船，但凌水下流很快，前面的船到对岸，部分同志刚上岸，我们这只船就冲撞上去，两只船的桨都被撞断，船夫无法控制住船，船—直向下游冲去。前面已上岸的人见到这种险情，大叫船夫赶紧将船上的麻绳扔上岸，同志们将绳抢到手后还是控制不了我们这只船，反而被船拖着这七八个拉绳的人一直往下游冲，好在有人看到河流岸边有一大块石头，大家赶紧将绳子绕在那块大石身，船停了下来，真是天助人也！这块大石头和拉绳的同志们救了我们—船人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