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囯囯家银行 纸币设计人： 黄亚光
1986年8月7日给吴满平的 [信笺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囯囯家银行黄亚光
[设计印制人] 给 吴满平同志 签字纸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

    四、毛泽东第一次反对在国币上设计有自己的肖像

    “正月茶，茶生芽，人民做主来当家……”

    十五闹元宵，翻身农人喜洋洋，茶灯队、龙灯队走村串户，把喜气带给人们。茶灯在姑娘们纤纤玉手间流金溢彩，姑娘们一路唱着自编的新歌。每家每户为了迎接茶灯、龙灯的到来，均要点燃鞭炮欢迎，还要给几角钱的红包，热情一点的，还会煮壶酒，端上果子，好好地招待一番。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工作人员的单身宿舍里倒显得冷寂。黄亚光躲在自己不足十五平方米的泥房内，他住的房子是比较陈旧的，墙壁斑驳，石灰也掉得差不多了，露出泥巴墙面。他和同在文书科工作的同事住在一起，这位同事也曾遭遇过不平和厄运，现在随总务厅领导到各有关单位慰问去了。他独自一人呆坐在木凳上，耳听外面热闹的场面，郁闷的心情并未被感染。他是被人从死神手中拽回来的，也是1931年前闽西被捕的“社会民主党”中惟一的幸存者。他被押回瑞金控制使用，是毛泽东点名让他暂时到总务厅文书科工作的，先给他一段适应时间。在叶坪与国家主席第一次见面时，黄亚光有点不敢认毛泽东了，觉得眼前这个满脸倦容的湖南汉子与一年多前的神态判若两人。同样，当黄亚光站在毛泽东面前时，也令毛泽东吃了一惊：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形象不见了，面前的是一张疲倦中夹着沉默和一丝惊恐的面容。国家主席有难言之隐，有些事情不能挑明，但为了国家，为了革命，为了全国还有那么多受苦受难的平民百姓，他只能强忍心头的不快和痛苦，只对黄亚光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说一句话。这笑声，这无言的举止，比热情的问候要让黄亚光激动得多，这让他感受到主席对自己的关爱、信任和慰问。

    黄亚光呆坐了一会儿，觉得老把自己陷入无穷无尽的噩梦般的往事中会毁了自己，也对不住爱才心切的救命恩人。黄亚光想到这里，强打起精神，拿出纸张和铅笔又投入到国币的绘制和改稿的工作中。

    “笃笃！”门外响起了敲门声，让全神贯注工作的黄亚光惊醒过来。他没有立即开门，因为他想像不到谁会在这个节日里找自己，同事回来是不需要敲门的，推开就行。黄亚光没有动身，也没有要去开门的意思。“笃笃笃！”敲门声再次响起，而且有些急促，随之传来熟悉的声音。他听出谁的声音了，屁股像火灼了一般，一个箭步便跨到门前，把门打开，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笑着站在门外，手提一包物品。

    “亚光同志，新年好！”毛泽民跨进屋，主劫与黄亚光打招呼，并把纸包放在桌子上，是一包油炸糯米果。“早就想来看你了，一直抽不出时间来，对不住啊！”

    “行长？行长新年好！”黄亚光把毛泽民迎进后，自己倒显得有些尴尬，忙不迭地说，“哪里话，哪里话？你一个行长，又要兼管财政部工作，时间不够用啊！”

    毛泽民是难得清闲的，好不容易逮着了这么个“元宵节”，所以抽空来看看黄亚光，一则拜个年安慰一下，二则过问一下国币设计得怎么样了。黄亚光刚到总务厅时，曾给邮政总局设计过几套邮票，当然邮票不能与国币相比，国币的设计工作要比邮票复杂得多。但毛泽民不避嫌，他当黄亚光一到，就让黄亚光利用休息时间设计国家银行钞票。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设计国币进行过专门的讨论，提出了设计原则：苏维埃国家货币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要把革命性、科学性、艺术性和群众性融于一体才能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实质。领受任务的黄亚光，一则感激并报答毛泽民的爱才惜才之情，二则表明自己的一颗心永远是跟着共产党的。他尽量摒弃涌入脑中的恐怖场景，静下心来构思设计票币图案的格式、花纹，利用几张毛边纸、铅笔、毛笔，开始了艰难的设计工作，并已设计出了十几张草图出来。

    毛泽民坐在刚才黄亚光坐的凳子上，环顾房间四周，心被简陋和破旧的环境刺痛了。苏区生活再艰苦也不能这样对待这些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啊！他不忍心再看下去了，不想把痛苦的话题引出来。他顺手把桌子上的草图拿起来看了看。

    草图有几十张，面值有壹圆、伍角、贰角、壹角和伍分的。票面内均画上了苏维埃徽章、红旗、五角星、镰刀、锤子、稻谷、麦穗、地球、地图等图案，并用中文楷体、隶书、仿宋体注明发行银衍的名称。全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毛泽民一张一张地看，越看越爱不释手，每张的图形都不同，但都按照中央执委会定的设计原则绘好了。

    “行、行，每种面值的票样绘两张出来，送给中央执委的委员们讨论、定稿。”傻坐一旁的黄亚光在行长拿草图看时，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他对自己的设计心里没数，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国行长，而且这个行长是见过大世面的，一定会很挑剔的。在长汀时，闽西工农银行的钞票也是他设计的，那时工农银行的钞票设计要求不高，只需体现工农群众当家作主就行了。而那时，自己拥有几套如意的绘画工具，现在因自己蒙难，教了一生书的老父亲也含恨而死，家里的藏书、画图用具和一些值钱的东西全部毁掉了，什么都没有留下。黄亚光听到毛行长的赞扬声，紧张的心情才放松下来，并且笑了笑，这是半年多来的第一次笑，是劫后余生，用自己的双手绘出国家、人民需要的东西而且得到首肯后因满足感而发自内心的笑。

    但是，笑归笑，黄亚光知道草图还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他觉得搞绘画设计票币若没有专用的绘画笔、圆规、尺子、彩色颜料是不行的，外观就达不到和谐和统一。货币到了消费者手中时，要让使用者知道，使用的货币不仅代表一定的价值，同时也是在使用一件艺术品，这样才能让使用者爱护她、呵护她，让她有长久的生命力。黄亚光不好意思地提出了要求：“要是有圆规、专用绘画笔、彩色颜料就好了。”

    这看似难以启齿的话从黄亚光口中说出来，倒把毛泽民说得不好意思了，抱歉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人也犯了官僚主义，只知道要马跑得快，又不给马吃草，是千万不行的呀！”毛泽民懊悔不迭，自己只知道要他设计钞票，而一样设计的工具都没有绐提供，“这样吧，我马上托人到白区购买，多买几套，以备后用。”

    毛泽民那谦逊而略带自责的话倒把黄亚光说得不好意思起来。正当他们谈论得热烈的时候，曹菊如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外，他是随政府机关慰问完了老乡们以后到黄亚光这里看看的，恰巧碰上行长给黄亚光拜年。黄亚光也把曹菊如迎了进来，冷寂的泥房一下子显得热闹了，一股温暖之情从黄亚光心底升起。

    曹菊如也拿起桌上的草图仔细地看起来，并提出了修改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小节问题，黄亚光认真地把它记在纸张上。 曹菊如看完所有草图后，选出贰角、壹圆面值的草图，提示说：“按照国际惯例，每个国家发行的钞票，‘大头样’、‘小头样’都会画上开国元首的头像作为标志。美元是个明显的实例，用的头像就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

    “对对，菊如提醒得对，现在是国家了，是为国家设计钞票的，这个钞票是代表苏维埃共和国的，应该把开国元首的头像绘上。”毛泽民马上附和曹菊如的观点和提示。

    “画谁的头像好呢？”黄亚光想想也是，令他搞不清楚的是，在中央苏区，决策国家大事是苏区中央局说了算，还是中央政府说了算，他心里没个数。

    “当然是中央政府主席的像喽！”曹菊如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坐在凳上的毛泽民不好说什么。国家主席是开国元首，按理说非他莫属，但自己是国家银行行长，与国家主席是亲兄弟，会不会引来闲言碎语，所以他不好表态，任由曹菊如他们说。

    黄亚光听曹菊如提到毛泽东，心绪又不平了。毛泽东是黄亚光一直崇拜的偶像，在长汀时，黄亚光在毛泽东面前初试锋芒。他把毛泽东的狂草文稿念得顺溜，竟然全部认识。两万字的《才溪乡调查》别人看着头痛，不知从何认起，黄亚光只用几天时间，就把它“翻译”成了正楷宇。那时，他们常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毛泽东的渊博知识让黄亚光敬佩不已，黄亚光的聪慧也让毛泽东欣赏有加。现在听曹菊如一说，觉得非毛泽东莫属，黄亚光于是决定把毛泽东的头像画在钞票上。

    此时，一阵阵的鞭炮声从外传来。这是吃团圆饭前点燃的喜庆鞭炮，毛泽民知道该吃午饭了，他对黄亚光、曹菊如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到我那里吃饭去，我和希均开了小灶，走，喝杯酒，吃餐饭，也热闹热闹。”

    黄亚光有些迟疑，曹菊如知道他心里有疑虑，怕别人说闲话，如果自己与行长显得亲热，在小人的眼里，便把行长当成是自己一伙的，反而害了好心的行长。

    “走，亚光别顾忌那么多！”曹菊如拉着黄亚光的衣袖，往门外拽。“我们向前看，一切都会好的，趁元宵节，开心开心，不要老呆在房里，没病都会闷出病来。”毛泽民也劝道。

    黄亚光终于被劝动，一同往国家银行走去。

    午饭吃得很开心，虽然没有什么好吃的，最刺激黄亚光的是那一大瓮糯米酒。黄亚光本来是有酒量的，遭到迫害后，一直没有沾过酒，在毛泽民的劝说下，他一口气喝下三大海碗，也许隔了太长时间没喝过酒了，竞有些不胜酒力了，回到宿舍后倒头便睡，一觉睡到掌灯时分，当同室的同事叫醒他时，才有些后悔自己的失控。但也是从这一天开始，黄亚光的颓废精神不见了，像换了个人似的，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币的设计工作之中。

    过了元宵节，毛泽民没有食言，托江口外贸公司的国家工作人员与赣州商人联系上了，从上海买回来了五套绘画工具和七色绘画颜料，全部送给黄亚光。黄亚光白夭在总务厅文书科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下班回到宿舍后，便点亮油灯，按照曹菊如的意见，重新设计钞票图样，对格式只作了简单的修改。加上英文、阿拉伯数字，并标示发行银行名称、面值与本位币的兑换价、财政部部长与国家银行行长的签名以及钞票编号、印制年份等；再饰以梅花、珠链、花卉等图案，使整个票面充满民族文化特色并具有艺术美感。此外，票面上的英文签字还作为一种暗记，具备防伪功能。这些设计上的特点，充分体现了国家银行钞票的设计原则。他把各种面值的纸印都选出两张，涂上彩色颜料，顿时一张张票样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就像一张张艺术珍品。他还在伍分、壹圆票样上增加了国家主席的头像。

    票币设计完后，黄亚光把它送到国家银行审阅。毛泽民接过来一张张审阅，没发现大的问题，便让设计者跟他一起把票样送到国家副主席项英处审查、定稿，再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毛泽民向项英简单汇报了一下五种票币的设计方法和用意，再由黄亚光具体谈设计、绘画五种票币的经过和各项数字代表的含义。

    项英静静地听着，并一张一张地翻看，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中央执行委员会马上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在前线的毛泽东也赶回来参加了这个审定币样的重要会议。当毛泽东在两张票币上发现自己的“形象”时，眉头皱了起来，神情有点严肃地说：“黄亚光设计的这些票样，张张都可以说是艺术品，是按照临时中央政府票币设计原则来设计的，有很强的革命性、价值性，苏区人民一定会喜欢它的。但是，把我的像画上去，我还没有资格。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师从苏俄，而列宁才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共产国际的领柚、苏俄的领袖，是他第一个建立了世界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要用就用列宁的头像，我的头像用不得。”一席话把特邀来参加会议的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说得红了脸。参会委员也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在那两张票面上用列宁的头像。

    于是，黄亚光把毛泽东的头像换下来，描上了列宁的头像。

    项英从两套五张中选了一套，并获得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通过。 国家银行票币终于在千呼万唤中浮出了水面，并很快就付诸印刷发行了。

    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次诞生国币

    谷雨一到，天气渐渐转暖，田野里播撒的秧苗绿油油一片，苏区内的农民在自己的田里犁田、整地，早稻即将栽种了。来到农家小院的燕子也衔好了泥，筑好了巢，在空中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把南国的春天搅得热热闹闹的。

    国家银行的票样审定通过后，进入了紧张的筹备印刷阶段。然而，又一道难关摆在了毛泽民他们面前：苏区内是找不到印刷钞票的道林纸和印钞用的彩色油墨还有其他印刷原料的。这一迫在眉睫的难题摆在了项英面前。项英召来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商量利用地下交通线到白区大城市采购印刷材料及定制影印铜版的问题。邓发认为采购和定制这些东西不难，当即把采购人员分成两路，每一路两人，由印刷厂工人和保卫战士组成，一路经汕头到上海采购，另一路到香港采购。但是没想到，两个地方均因特科顾顺章的叛变导致地下交通线遭受严重破坏，因此，采购这些印刷原材料也成为一大难事，两条线竟然均失败了。

    “怎么办？”毛泽民面对图币票样，深深地陷入了思索之中。

    曹菊如想了想，提议道：“到山区的纸槽看看，说不定我们白己可以造这种印钞纸呢。”曹菊如在闽西工农银行时，扶助过许多造纸厂，也认识很多纸槽老板。其中，长汀山区生产出来的玉扣纸质量极佳，早已是东南亚诸国指定的印刷纸品。虽不能用来印刷钞票，但能否改进技术，增加工序，自我生产呢？毛泽民听到这个提议后，虽觉得把握不大，但也不妨试试。

    赣南、闽西山多，毛竹分布广，生产毛边纸、土纸、玉扣纸的纸槽星如棋布，也是山区的一大宗产业。光长汀一县就有一千多家，瑞金也不下五百家。曹菊如带着毛泽民一头钻进深山老林，但两人走了几家都不太理想，有点失望。忽然，曹菊如想起一家曾经贷款扶助过的纸槽来。这家纸槽在离瑞金县六十华里远的山崇，山崇故名思义，即大山重重叠叠的意思。这家纸槽的老板钱仁财是长汀人。由于历史上的地缘关系，也由于长汀造纸师傅多，造纸业也是长汀人的一大支柱产业，所以由长汀人经营的纸槽延伸到两省十几个县，技术也要算长汀的师傅最好。

    曹菊如带着行长步行六十华里，来到了与长汀交界的山崇钱仁财的纸槽，钱仁财带领民工正在山上砍伐做纸麻的嫩竹。所谓嫩竹是指竹笋脱壳分岔后，还没有生出竹叶的竹子。嫩竹砍下来后，打捆成堆叠在大小池里，用石灰浸泡，待冬天开始用来造纸。

    曹菊如和毛泽民被热情好客的钱仁财迎进屋里，屋内被柴火的烟气熏得漆罴，没有一块是白净的。曹菊如把毛泽民介绍给钱仁财，毛泽民也不拐弯抹角，直接说明来意。

    “毛行长，我不是吹牛，我们生产的纸张质量在长汀内是数一数二的，玉扣纸也生产过，生产玉扣纸工序复杂，原料要求严，所以产量不多。”钱仁财实话实说，“我们的产量和质量曹科长知道。去年春天，你们银行贷款两千块给我，不但扩大了产量，也提高了质量，真要谢谢闽西银行呢。”

    “用这里的手工作坊，用这里的纸麻，能否生产出印钞的纸张来？”毛泽民担心的是这个，其他也没心思过问了。钱仁财不好马上回答，他还没有生产过这种纸，所以不敢大包大揽，他想了想说：“我这里有几位上了年纪的老师傅，见多识广，问问他们有没有造过印钞纸。”当即便让做饭的小工把两位做纸师傅请来。

    不一会儿，两位双手沾满纸浆的老师傅出现在毛泽民他们面前。其中一位造纸师傅长得矮胖墩实，满脸皱纹，看不出多大年纪。他到过一百多个纸槽做师傅，带的徒弟记不清了。他说“我在武夷山里为国民党政府造过印钞纸。”老师傅想了想又继续说：“印钞纸要求特严，造的纸张要耐水浸、耐酸碱，韧性又好才行，比一般的毛边纸厚一半。”

    毛泽民见找对了人，精神一振，赶忙问造印钞纸的技术难不难。

    “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另一位老师傅接着说，原来他俩是师兄弟关系，从十五岁开始走青山，学造纸技术，“只要选择纤维多的原料加纸浆就行。比如掺进树皮、麻、破布等，多用石灰水漂、捣、舂。只是功夫大，人非常辛苦。”

    “只要能造出钞票纸，人辛苦也无所谓。”毛泽民赶忙答应，“请师傅们大力支持和帮助。”

    毛泽民与钱仁财协商了一个试验造纸的办法：纸槽按印钞纸的要求，先诚验造出来看看，再扩大生产，订立长期购销合同。

    协商好后，两位老师傅立刻把手头的工作让给别人干，自己专司印钞纸的工作。他们按照要求，选择了纤维多的原料，舂成纸浆，然后造成比毛边纸厚百分之五十的纸，再把它们分别放在醋水和碱水的木盆中浸泡，看看结果如何。到了第七天，碱水盆里的纸张化了，而浸在醋盆里的纸张还完整，毛泽民和曹菊如看到这种结果心里没有底，但老师傅把没浸过醋、碱的纸张让他们对照，毛泽民展开纸张，对着太阳光照射。太阳下纤维毕现，纹理清晰，摸在手中没有不平感，比一般的毛边纸厚许多。用手撕，第一次不经意没有撕破，第二次用力一撕才撕开，韧性不差。

    “这纸张就可以做钞票纸，但用醋浸泡的纸韧性更强，质量更好。”造纸师傅在一旁指点道。毛泽民和曹菊如听后一阵欣喜，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但是，毛泽民多了个心眼，问老师傅：“这种醋浸的纸，白区能造吗？”

    “肯定能造，说不定比我们造的好。”

    “这……”毛泽民欲言又止，刚舒展的眉头又紧皱起来，对着纸张陷入深思。

    钱仁财和造纸师傅看见毛泽民那副样子，一时不知所措，曹菊如知道行长想的是什么，就替他把疑虑说了出来。“我们的行长是担心白区的人用这种纸造我们的钞票，输入苏区怎么办？俗话说，吃饭应先防噎。”

    “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了。”一位老师傅摊开手，摇摇头。

    钱仁财毕竟见过世面，提出在纸张里搞技改，以防敌人仿冒。

    “防伪很重要。”毛泽民见钱仁财说到点子上，马上赞同，“我就是担心这点，搞不好，我们生产一万，敌人仿造两万，苏区昀经济如何吃得消，不用敌人围剿，我们自己就先垮了，而且垮在假钞上，所以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必须考虑周全，决不能轻易制造。待我们研究好了一个防伪的方法后，再来谈生产的事。”

    毛泽民和曹菊如带着疑虑回到国家银行。正在他们为纸张技改苦思冥想时，总务厅后勤处为国家银行送来一些羊肉，由于厨工技术差，不善烧制羊肉，一阵阵膻味直充鼻孔。曹菊如的办公室离厨房最近，感受这种膻味最多，这一特殊“待遇”，让曹菊如突发奇想，羊肉被火烧能发出膻味，羊毛呢？……这一联想，让他坐不住了，赶紧把这一想法告诉了行长。行长一听觉得有了希望，两人很快赶到山崇纸槽，并带来一团羊毛。经过老师傅的浸泡、漂洗，终于造出了几张掺了细羊毛的纸张，这种纸张有两大特点，一则增强了纸张的韧性，二则一烧能闻出羊膻味，而用正常的纸张烧不出这种味道。

    印钞纸很快就定下来了。山崇纸槽因技术力量雄厚，被国家银行指定为钞票纸生产专用厂，并与国家银行合办，各占百分之五十的股份。纸槽老板钱仁财改称厂长。在国家银行的大力支持下，纸槽扩大了，招收了几十个技术工人，许多还是共产党员。纸厂所需的破布、麻等高纤维原料则发动苏区群众义务收集送到造纸厂。

    为了替造纸厂造印钞纸的技术保密，不出一点差错，毛泽民命令钱仁财选一位靠得住的党员工人专做掺羊毛的工作，出了问题，由厂长承担。钱仁财没辜负毛行长的期望，生产很快走人正轨，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好，太量的合格印钞纸生产出来了，并为日后打击伪钞活动提供了技术依据。钱仁财等其他几位技术骨干也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道难关被攻破，又一道新的难关摆在毛泽民他们面前，这道难关是制作钞票的影制铜版问题。由于赴上海的采购人员在敌人的一次搜查中，不得不把印制好的影制铜版毁了，于是留下了这道难题。在苏区内能寻找到制作影制铜版的技术人员吗？带着这个疑问和不安，毛泽民和曹菊如两人来到下陂坞中央印刷厂。中央印刷厂的前身是东固印刷厂和兴国印刷厂，“一苏大”会前，两个印刷厂奉苏区中央局的命令搬来瑞金，驻扎在叶坪村不远的下陂坞，合并为中央印刷厂，印刷“一苏大”会议文件、宣传材料。大会结束后，转印各机关报刊杂志，印刷任务繁重。印刷厂厂长是陈祥生，副厂长是杨其鑫。

    毛泽民与陈祥生算是老朋友了，他直接地问两位厂长能不能在这里制作影制铜版，并把钞票图样递给两位厂长过目。“江西工农银行原来准备印刷发行壹圆券纸币，从上海印制好了铜版。”陈祥生看过钞票图样后说，“我看它上面的列宁头像和这里画的头像差不多，字体也相似，就不知能不能……”

    毛泽民大喜过望，忍不住心中的激动，打断厂长的话：“能不能利用这块铜版，剪制定贴凑合成我们需要的铜版？”他在上海做过六年发行、印刷的老板，可以说是半个印刷专家了。

    陈祥生知道毛行长误会了自己的意思，“能不能”是指能不能找到那块旧铜版的意思，因为用不上的东西是会乱丢乱放的，一旦要的话，找起来很难。

    “让我们找找看，若找着了，我们可以试试。”陈祥生说完，和杨其鑫一起寻找，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最后一位工人说，有人把它垫在枕头下了，当枕头用。陈祥生连说：快！快！把它找来。”陈祥生从工人手中接过铜版，刷干净后，铜版露出了黄灿灿的亮光。

    说干就干，但是两位厂长把握不大，提议请两位从上海过来支援中央印刷厂的老技师一同研究，拼制铜版。毛泽民干脆在印刷厂住下来，日夜看着师傅们拼制铜版，攻克这一道技术难关。经过五天的精心改制、刻画，符合制作图币要求的铜版终于拼凑成功。毛泽民也跟着熬了几天几夜。

    1932年的5月初，邓子恢协助完东路军在漳州建立党的组织后，利用地下交通线的关系，从厦门采购了大量的印刷材料，包括彩色油墨，由返回中央苏区的东路军运回瑞金。邓子恢随同印刷材料来到瑞金，担任财政人民委员部委员。毛泽民肩上的担子又减轻了许多，他可以静下心来致力于印刷发行共和国的钞票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央印刷厂已一分为二了：铅印部仍打中央印刷厂的牌子，专印《红色中华》等报刊杂志；石印部改为财政部印刷所，专印国家银行钞票和公债券、邮票，俗称中央印钞厂。眼前印钞厂共有七部石印机，接受印钞任务后，石印机日夜不停。

    中央印钞厂下设石印、铸印、油墨、裁纸装订、总务四部一处。石印机由铁铸件组成，一部就重达三百斤。一张看似不到巴掌大的纸币，颜色也只有那么三种，但印刷起来相当复杂，要经过制版。印币纹一印正面_印背面一印鉴字_÷切边-÷打号码等工序。在整套工序中，难度最大的是石印版制作，它不但要求技术娴熟，更要做到心细、眼明。负责这套工序的工人最苦。他们先取薄而透明的制版纸贴在铜版上，再用油墨水按铜版模样填写清楚，然后掀起制版纸再贴在石版上抚平，将石印版放茌石印机的搁板上扣压好，由两人抓住石印机摇柄用力摇动，一系列屯机便从石印版上滑过，反复两次，用手轻轻掀起左边上、下角，看制版纸上的字和图案是否均匀地印在石印版上。如果已上版，就将这张制版纸轻轻掀下来。待石印版晾干后，再将不够清楚的笔画填清楚，对走了样的字和图案先清除后改正，最后再在石印版上涂满一层梨树膏，石印版就制作成功了。干这工种的人，累得腰酸背痛，一天下来，全身像散了架一般，非常辛苦。

    石印版制好后，即可用印钞机印制纸币了。先在石印版上加上油墨，再把印钞纸对上标准线，轻轻放在石印版上。然后摇下铁皮压板，压住印钞纸，按上述工序重复二、三次。纸币上的字和图案全部印好后，纸币就印成了。一张纸币一般需要印两道或三道颜色。纸币印刷过程的手续甚为严密，分工明确，车间与车间的工人很少走动，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印钞厂设立了保卫处，二十四小时有保卫人员值班，工人上下班凭胸卡进出厂门，必要时须接受保卫人员检查，闲杂人等不能靠近印钞厂，厂规厂纪极严。首次开印前，由专职领料员到仓库领取纸张、油墨部领取油墨，在取货单上签字，然后交油印员印刷，印好后裁纸员切边、整理清点、验收，最后装箱押送国家银行收讫。但是后来因发生了一起让印刷工人难以启齿的事，改变了印刷工序，这是后话。国家银行的纸币，终于在苏区广大民众的热切期盼中发行了。

    1932年6月21日，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第十四号命令：

    一、在国家银行各地兑换处未普遍设立以前，各级政府各部队的经理机关要代理兑换国家银行发行之各种钞票，并须挂起“国家银行钞票代兑处”招牌，指定专人负责。
    二、对持票要求兑换者，须尽量兑付现洋，不得拒绝；同时要向持票人宣传，以提高他们时国家银行钞票之认识和信任。
    三、一切税收要完全缴纳国家银行钞票及苏维埃贰角银币，其他杂币一概不收受。
    四、各级政府各部队的经理机关，不但要代理兑换而且要帮助发行国家的钞票，其收入之钞票，要从各方面使用出去，使其在市面继续流通，但须向群众作广泛的宣传，不得强迫使用。
    五、壹圆钞票一张，兑付光洋一元，币值保持不变，如光洋与杂洋价格不同，杂洋照价补水。
    六、不满一元的辅币券，没有号码与签字的钞票，不足全张三分之二的残缺钞票及两边号码不同的钞票，不予兑付。
    七、各级财政部部队经理机关，应积蓄一部分现金来兑换国家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以增强国家银行钞票的现金储备。

    《命令》迅速在《红色中华》、《红星报》、《青年实话》、《苏区工人》等报刊杂志上刊发，让广大的苏区军民家喻户晓。

    邓子恢、毛泽民、曹菊如、钱希均、黄亚光等，看着花花绿绿的钞票从石印机口中吐出来时，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这些被苏区人民称为红军票的图印，即将登上苏区经济的舞台。他们闻着阵阵的油墨香，笑了，笑出了幸福与艰辛的眼泪。

    1932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岁生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钞票正式发行。统一财政、统一货币的战略部署也在邓子恢、毛泽民等人的脑子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