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反假币重挙出击

    水车咿呀作响，一股股浑浊的池塘水随水车的龙扇板带往稻田里，稻田已经龟裂，被池塘水一浸泡，又愈合在一起了，禾苗得救了，返青了。车水的中年汉子抹抹脸上的汗水，看看头顶上的赤日，知道眼下大旱，苏维埃各级工农干部的职责是抗旱保苗，争取晚稻丰收。

    稻田的主人过意不去，忙叫车水的中年汉子休息一会，喝口水。中年汉子停下水车，接过田主人递过来的大海碗，一口气把碗中的水喝干了。

    “主席，你回去吧。你工作那么忙，要处理国家大事，别中暑得病呀！”田主人劝中年汉子回去。中年汉子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他是趁空闲时间来到村外替农民车水抗旱的。不知为什么，眼下整个赣南都干旱得要命，晚稻栽下后，便没有下过雨了。

    毛泽东喝完水后，抹了抹嘴，正准备回叶坪村。这时，田主人叫住了他，掏出两枚银币递给他说：“我这里有两枚银币，其中有一枚是假的，请主席回去后鉴别一下，并查一查假币的来源。”

    毛泽东有些疑惑地接过这两枚银币，回到苏区中央局自己的办公室，来不及洗涮，掏出银币放到桌子上，用肉眼辨，用手摸，但还是分辨不清真假。这种银币也是黄亚光设计出来的，由中央造币厂生产，银币面值分为壹分、伍分及贰角。毛泽东找来警卫员．让他把国家银行行长找来，有急事相告。两个小时后，毛泽民风风火火地喘着粗气来到大哥的办公室。“这里有两枚银币，你拿去看看，分辨一下哪枚是假的，哪枚是真的。”毛泽东把两枚银币递给弟弟，“这是当地老乡送给我的，其中一枚有假！”

    毛泽民接过一看，用手摸也分辨不出来。他又掏出身上的一枚银币进行对照，大小式样一致，没有发现任何破绽，只好如实地说：“我也分辨不清，好像是同一个模子压出来的。”

    “你把造币厂的陈厂长叫来，让他来识别一下真假。”毛泽东没有过多的责怪大弟。毛泽民转身策马来到洋溪村，把厂长陈祥生和业务处处长谢里仁一同找到，三人很快来到国家主席的办公室。

    谢里仁是银匠出身，与银铜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他把两枚银币放到手中掂了掂便指着那枚贰角的银币说：“这枚是假的，是铜铸的，铸得非常像，不经常与银铜打交道的人很难识别。”他把假币在铁门栓上擦了擦，很快就露出了黄灿灿的铜质。

    “造假币的人只在铜币面上镀了一层银粉，只需在硬物上摩擦一下就会露出铜来。至于从质量上来判断很难，是因为虽然银比铜轻些，但是相差不多，是分不清楚的，凭经验才能识别。”

    “有人制造假币？”毛泽东乍听之下，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了。

    “你们国家银行与中央造币厂要出个布告，告诉苏区群众识剐真假币的常识，堵塞假币在苏区流通，否则造假者造了银币又会造纸币。假币若在苏区内一旦泛滥起来，会把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葬送掉！”毛泽东气愤至极，当即指出假币的危害性。

    陈祥生和谢里仁当即表示回去照办，很快离开叶坪回到铸币厂。政治保卫局长邓发办事极讲效率，知道假币的危害性，必须尽快行动，严厉打击造假者：他赶回保卫局，召开由毛泽民参加的中层干部会议二毛泽民通报了假银币的案情，并与保卫局的干部们一同研究，制定侦破假币案的策略。国家政治保卫局立即组织了一个假币侦破组，由保卫局侦查部部长钱壮飞任组长，毛泽民任副组长：侦破组成员由二十名保卫战士组成，并很快分成几个小组，下到各省、县、保卫分局，并由各地分局协助侦破此案。经过多层次、多角度的明查暗访，假银币的来源有了明确的地址：贰角假币是会昌县与武平县交界处的筠门岭上的土匪制造出来的。

    毛泽东听到邓发汇报后，霍地站了起来，拍了一下桌子，吼道：“派两个师去把这伙土匪剿灭，以绝后患！”邓发觉得杀鸡不必用牛刀，便请战道：“主席，剿灭这伙土匪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保卫局保卫大队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决不放跑一个土匪。”

    筠门岭古称军门，离会昌县五十六公里，距寻乌县五十八公里左右，是会、寻、安三县交界点，是通往福建、广东的咽喉重镇，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筠门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尤其是岭上的三撞崇、割藤崇、牛尾岭更为险要，土匪就在这一蒂活动。据情报称：这伙土匪有一百多号人，他们并不是因生活所迫而上山为匪的，而是由一些反动土豪、地主或靖卫团残部组成的。他们聚山为匪，一则残害过往的苏区群众，二则伺机配合反动军队攻打苏区，作为内应。这伙土匪得到了白区敌人的大力支持，不仅为土匪们提供枪弹，还派来铸印专家，在筠门岭山上铸起了苏区中央人民政府的硬币，并通过暗中的渠道流向市场，妄想用这一着恶棋来扰乱苏区金融，搞垮、摧毁苏区经济，达到不攻自破的目的。

    一天傍晚，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国家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大队二百多号武装保卫战士，在钱壮飞的带领下，此刻来到离土匪活动的三撞崇不到二十里远的一个村子，由会昌县分局保卫大队的十几位战士带路，夜半时分来到筠门岭山下。钱壮飞让二十几位战士化装成挑夫经过福建的样子，腰别手枪，向三撞崇走去。带队的是李玉堂教导员，他让战士们装成担着重担子的样子，“嘿哟嘿哟……”地向窄小的山道逶迤而来。这“嘿哟嘿哟”的号子般的声音，引来了土匪布的哨兵。哨兵看到挑着沉重担子的几十位商人，眼珠子都转不动了。赶紧上山向头目作了汇报。土匪头目听到送上门来的生意是大宗的，觉得非做不可，并且要做漂亮。于是，他招呼所有土匪，带上家伙，全部下山去抢劫商人的物资。

    李玉堂指挥挑担的战友们慢慢地走着，让他们把“嘿哟”声叫响。离他们不到一百米远的背后，是钱壮飞指挥的二百多名保卫战士，他们匍匐前行，脚步轻盈，与前面挑担的战友保持一定的距离。

    夜已深，不圆的月亮已经下山，天色昏暗，星星也不甚明了。土匪们信心十足地蜂拥着下山来了，他们眼中只有几十担物资，根本不把挑担人放在眼中，更不会想到在挑担人背后是送自己上西天的保卫战士。

    土匪头目鸣枪示警，命令挑担昀识相一点，把担子放下后回家去，否则别怪他们的子弹不长眼。

    挑担的战士们很机智，把担子放下后，装出发抖走不动的样子，并“请求”土匪们不要开枪，待挑担人休息一会喘口气再走。

    土匪们见商人们放下了沉重的担子，便控制不住贪婪之心，纷纷下来，走到挑担人身边，争抢着担子。李玉堂见状，一声大喊：“动手！”几十支手枪一齐指向土匪们的心窝，土匪头目见状大惊，转身就跑，被眼明手快的红军战士一枪击毙。这时，钱壮飞向保卫战士发出了冲锋的命令，一时之间，神兵如天降般向山上冲来。土匪们转眼间看见这么多持枪的人突然出现，早已慌了手脚，知道中了红军的计谋，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但没有一个逃脱红军早已布下的天罗地网。

    土匪窝很快攻下来，天亮后，经清点，击毙包括生擒的土匪一共是一百一十五名，缴获枪支九十多条，还有几千发子弹。另外，还在一个山洞里搜查出制造假币的机器，还有几箩筐铜质坯子以及熔银的炉子等制假的用具。

    攻打土匪大获全胜，收缴的造假用具全部运到国家银行。毛泽民代表银行对保卫局的英勇行动表示了感谢，临时中央政府对这次行动也进行了通报嘉奖，并授予他们一面奖旗。

    筠门岭大胜，让白区的敌人在苏区内造假币的幻想破灭了。敌人又在白区伪造苏区内通行的银币，经过不法商人带进苏区，扰乱苏区金融市场。不久，在寻乌吉潭区赤白交界的坪场上，发现有一位来自广东的商人用随身携带的假银币收购苏区人民的土产品，当场被卖土产的群众识破，并告知区政府，区政府干部马上把这个商人带回政府审问，并从他身上搜出了七百多枚假造的贰角银币。县苏保卫分局获知后，把这个商人逮捕了，送到圉家政治保卫局进一步审讯和处理。

    寻乌县与政治保卫分局以此案为契机，下发了一份密令：《关于严密检查假造苏维埃毫子的反革命活动》，其内容有：教人识别假毫子的方法；严查假造苏维埃毫子的反革命行动，一旦发现携带假银毫的人，应连人带钱捉送到县保卫分局审讯。县苏政府为了消除因假银毫产生的不敢用银毫子的恐惧心理，下发了训令：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及广大的苏区群众对国币仍然如以前一样使用流通，决不准有丝毫疑虑和破坏。

    密令颁发不久，一名叫赖以辉的地主，借去广东购货为名，偷运国民党军阀假造的苏维埃贰角银毫一百七十元，企图经吉潭区关税处运进苏区使用，结果被警惕的关税人员查获。因案犯是瑞金籍人，便将假币及案犯解押到瑞金县政治保卫分局，最后被判处死刑。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不但继续假造银币，而且对刚印刷发行的红军票也造起假来了，并混杂在市面上开始流通。造假者不只是敌人，还有苏区内的贪婪之徒，他们好吃懒做，也打起了假造红军票的主意。

    兴国县长岗乡有一条闻名暇尔的上社街，这里商店林立，摊贩众多。一天上午，猪肉店里传来屠夫老板的大嗓门：“姑娘，慢点走，你给的钱我看有问题！”买肉的女人内心着慌，欲逃离，奈何屠夫手脚快，把持假币的女顾客拦住，并报告了县政府保卫分局。保卫分局很重视，立即立案侦查，很快查明假币是女顾客的父亲造出来的。该女父亲叫谢里连，很快被逮捕归案。谢里连在铁的事实面前供认不讳。

    谢里连木匠出身，心灵手巧，木匠活、油漆活样样皆通，而且画出来的图形栩栩如生，在方圆几十里是出了名的大师傅。有一次，他为一户结婚的人家做花床，花床做好后，又描上了各种图案。这家结婚的小伙子嫌有些图案老掉牙，不好看，建议师傅把新出舨发行的苏维埃国币描到花床挡板上。

    小伙子拿来壹圆面值的纸币，谢里连照着把国币画了上去，想不到，这张画币得到了许多人的好评，他们说，画中的国币如贴上去的一般，分辨不出来。众人的夸赞倒提醒了谢里连。他回去以后，真的画起了钞票，并且用出去了几张，仍无人怀疑，正当他觉得寻找了一条致富门路时，想不到女儿把丢掉不能用的假币拿出去买猪肉，被精明的屠户老板识破，事情暴露，谢里连被依法逮捕，后处以极刑。

    这个制假案破获不久后，福建省明光（今连城）县又发生了一起更为严重和恶劣的假造国币案。明光县政府保卫分局局长余光富得到一名群众举报：有一名叫林耿应的年轻人，整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而且吃好的、穿好的，并在赌桌上疯狂叫嚣：“我是输不穷的，我有的是红军票！”听口气，此人家里好像是开了银行一般。这名群众的举报目的是怀疑林耿应可能有偷盗行为，希望保卫局出面管一管，免得祸害群众。

    余光富从事政治保卫分局的工作多年，职业的敏感养成了他善于思考的习惯，对问题能举一反三，分析问题头头是道。他觉得林耿应若真的说出这样的话来，肯定有他的原因。究竟是何种原因，只有把林耿应这个人调查清楚再作分析。

    余光富在举报人的指点下，找到林耿应经常赌博的一间银匠店。经过银匠店老板的介绍，对林耿应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林耿应出生在林坊区一户农民家庭里，早年丧父，是母亲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的。林耿应二十三岁，别看他出身贫寒，但人很聪明，鬼点子多，并且胆大心细。他从小就喜欢跟母亲逛庙会、拜菩萨，并对菩萨像、佛像很感兴趣，十五六岁开始便拜师学艺从事雕刻菩萨、佛像的工作，随着年纪的增长，雕刻的技艺长进很快。但是，自从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倍奉菩萨的民众少了，庙会也冷清了，没有菩萨可雕了，林耿应只好整天游手好闲，沉迷于赌桌上。

    余光富把林耿应的身份摸清楚后，突然有一种灵感从心头闪过，林耿应输不完的钱是什么钱？是不是……他不敢断然下结论，命令一位机灵的保卫战士装成赌客的样子，前往银匠店赌博，把林耿应的钞票赢过来。这名保卫战士不负局长重托，一天时间就赢回来林耿应的两张壹圆面额的国币。余光富拿在手里掂量了很久，虽然不怀疑它的真实性，但要肯定它们是真币很难。于是，他带着这两张国币，策马来到长汀县，找到福建省分行进行鉴定，鉴定的结果是假币。

    余光富听到这种结果后心急如焚，他顾不上休息，马上赶回明光县，并召集保卫大队战士开会，通报了这一案情。很快，林耿应被保卫战士带到了保卫分局，并由局长余光富亲自审讯。

    林耿应在赌桌上被莫名其妙地带到保卫局来，虽然心虚，口中却大声地喊叫起来。余光富坐在主审位子上也不制止对方喊叫，待他喊累了，不喊了，才把两张“国币”“拍”在桌子上：

    “这两张钞票你是从哪里搞来的？”
    “是我从赌场上赢来的。”林耿应争辩道。
    “这钞票是真是假，请你辨别一下。”
    “……”林耿应一时没有思想准备，犹豫着不知如何回答。

    余光富当即命令一位保卫人员从林耿应身上搜出来五张一模一样的假钞。在威严的余光富局长面前，林耿应实在招架不住，只好坦白交待了：有一次，林耿应的堂弟林积记到县城做生意，赚了几块钱，都是新印刷发行的红军票，并且在他面前洋洋自得地晃了晃。林耿应看不惯堂弟得意的样子，便回应了一句：“看把你高兴的！有什么了不起。这种钞票我也会印，而且印得一模一样！”

    “你别吹牛，先印一张给我看看！”林积记根本不相信，顺嘴顶了他一句。但是，想不刭林耿应当真了。让林积记给他一张壹圆面值的钞票，答应他三天之内一定还两张钞票给他。林耿应拿到票样后，回到家里，关起门来苦思闷想了三天，终于用雕刻技术，刻出了正反两面的图形，印在一张玉扣纸上，印出来的壹圆钞票真假难辨，让其堂弟目瞪口呆。林积记对堂兄的技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且与他一起做起了印刷假币的勾当……

    余光富命令保卫人员火速把林积记逮捕归案，并且搜查林耿应的家，从他家里搜出了印制国币的石雕版，还有十几张道林纸和彩色油墨。

    不久，明光县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公审的对象就是林耿应哥俩，在公审会上，当场销毁了印刷国币的石版。会后，林耿应、林积记被政治保卫局的保卫人员押赴刑场进行枪决以敬效尤。这一案例，被写成新闻，登在《红色中华》报上，以警示苏区内广大的民众。

    七，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券

    浮云遮月，云彩在叶坪的古樟上空飘来飘去，给地上的村庄田野投下或明或暗的光影。在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的办公室兼卧室里，一盏火如豆粒的马灯蹲在一张长条形的两斗桌上，火苗一闪一闪的，闪着忽明忽暗的光，毛泽民正凑在灯前专心致志地批阅着因外出而积存下来的几份文件。

    钱希均为丈夫收拾好换洗衣裤后，叮咛道：“泽民，别太晚了，不要让刚刚好转的胃又犯病了呀！”

    毛泽民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轻轻地说：“不会的，看完这几个文件就睡，你先休息吧。”

    钱希均脱下自己的罩衣披在丈夫背上，就上床倚靠在床头糊了毛边纸的土墙上，凭着感觉为丈夫一针一线地缝补着一件糙洋布衬衫。积存下来的几份文件终于批阅完毕，毛泽民摊开双手，伸了个懒腰。夜已经很深了，嗡嗡作响的大头蚊已经疲倦地休息了，只有那不知所向的萤火虫还在忽闪忽闪地从窗外飞过，显出夜的静谧。

    毛泽民随手端起茶杯，喝了口凉茶，茶杯下压着的一份布告重又映人眼帘。他再次拿起来看了一遍，刚袭上来的睡意马上被布告中的重要内容赶得无影无踪。这是中央政府十天前发布的第九号布告《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券六十万元》，公布了本期公债发行条例。公债券规定在6月开初发行，而国币的发行工作又规走在7月1日，并且《关于兑换国家银行钞票问题》的命令先于九号布告颁布之前就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发布、宣传到各县区及红军部队。

    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券的工作已由财政部下令责成国家银行具体负责实施，并说明还债期间还要负责完成公债券兑付的繁重任务。这是一份额外的工作，而且担子不轻，但毛泽民已代表国家银行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重大而又艰巨的任务。公债券的票面设计已由黄亚光完成，并得到了财政部的认可，现在已交人民委员会审查批准了。一旦批准下来将由中央印刷厂印刷。

    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券是中央政府成立后的一项新鲜事物，是充实革命战争经费的破天荒的明智之举，也是中央苏区为粉碎国民党即将发动第四次“围剿”而采取的最重要的筹资方法。毛泽民知道，这一新生事物要想得到广大苏区军民的理解和支持，必须作出艰苦而又细致的巨大努力。

    1932年6月，连续组织发动三次军事“围剿”都被中央苏区军民彻底粉碎了的蒋介石，恼羞成怒，调集六十三万兵力，亲任“剿共”总司令，向中央苏区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大规模的“围剿”。

    由于一、二、三次“围剿”的失败，使反共老手蒋介石变得更狡猾了。他召集各兵团总指挥和他豢养的所谓“高参”们到南昌行营，总结前三次的惨痛教训后，重新制订了军事策略。他把“围剿”的第一着棋放在共产党军事力量较为薄弱的鄂豫烷、湘鄂西苏区，充分利用各苏区间不易联系的弱点，采取逐次转移进攻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实施对零星苏区各个击破的策略。蒋介石认为，这样一来，既可占领中央苏区的外围根据地，又能很有效地解除这两个苏区红军对武汉三镇的潜在威胁。他还认为，后顾之忧一旦解除，就可以全心全意地向以瑞金为中心的共产党中央苏区阔步挺进，最终达到一举“围剿”铲除整个苏区的目的。

    “必须向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消灭敌人在某一方面的主力，从根本上击破敌人的‘围剿’计划。”面对气势汹汹的蒋介石，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为了胜利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采纳了毛泽东的提议，制订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并要求各苏区的红军必须互相策应、积极配合，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临时中央政府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劳动与战争委员会，负责“计划并指导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上、经济上、财政上、劳动上的动员事宜。”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国币发行前，先发行六十万元革命战争公债，以充实反“围剿”的军费。因此，就在中央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兑换国家银行钞票问题》的命令后的第四天，临时中央政府在《红色中华》报上发布了第九号布告《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券六十万元》，规定发行短期革命战争公债券，除配给湘赣、湘鄂赣两省发行十万元外，其余五十万元在中央苏区内分五期，每期十万元，自7月1日至30日发行完毕。

    公告指出：临时中央政府发行的公债，完全是为争取革命战争胜利与谋求工农自身解放的。购买公债不但有利息，而且还能按期偿还，并能买卖抵押、缴纳租税，并与其他贿产有同等的价值与信用。

    公告号召：大凡苏区内广大民众，每人都有购买公债的义务，这也是工农群众对革命应尽的义务。大家踊跃购买公债，即是积极参加和支持革命战争的最好表现。

    国家银行依据公债条例，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代理政府发行公债的繁重工作，并肩负起管理到期公债的还本付息任务。面值分别为伍角、壹圆、伍圆三种六十万元公债券，都是黄亚光设计出来的。三种债券票面图案相同，但大小不一，面值大，长宽也就大。正面上首中央从右至左横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战争公债券”字样，票中央以红军战士持枪向前冲锋的图像为主景，覆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圆印，圆印两边是面值字样；下部从右至左依次排印“财政人民委员”、“公元一九××年”和“邓子恢”字样，并盖有小方章。正面四角有数字和元组成的两组面值字样。背面印有公债条例，包括毛泽东、项英、张国焘的署名和签发日期。

    分配给湘赣、湘鄂赣两苏区的十万元公债券因人为阻隔，来往要经过白区，就只给他们认购任务，未送去债券。

    中央苏区内的五十万元公债券，毛泽民命令印钞厂在五天之内全部印好，押送到国家银行，分别给了江西和福建两省银行的分、支行及信用合作社。购买对象为苏区内的工、农、兵、学、商及各机关团体工作人员，上至国家主席，下到马夫、伙夫和挑夫都要购买。五十万元分五期发行，每期为十万元。第一期于7月1日发出，7月15日款项集中；第二期于7月5日发出，7月20日款项集中；第三期于7月10日发出，7月30日款项集中；第四期于7月15日发出，8月10日款项集中；第五期于7月20日发出，8月15曰款项集中。款项集中地点分别为福建省苏（转解中央）、江西省苏、江西军区、红军总经理部和国家银行总行，最后归到国库的总金库。

    仲夏的太阳像火球似的在空中滚动着，树上的蝉虫耐不住火热，不停地“知了——知了——”地叫喊着。这是个抢收抢种的繁忙季节，各级政府机关干部职工基本上都下到乡村，帮助烈军属缺劳户割稻插秧。因此，叶坪村所在地的中央政府各机关一下子显得空荡寂静起来。

    一大早，国家银行门前的空地上，全行十几名工作人员放下手头的工作齐聚一起，背挂斗笠，肩挎简单的布包，包里装着几件换洗衣裤，参加由财政部部长邓子恢及行长毛泽民主持的下乡宣传动员大会。

    邓子恢刚到财政部任职一个月，工作极为繁忙。一个月来，他比在漳州、厦门工作时瘦多了，但精神愉快，工作热情高涨。他清清嗓子，开始了动员报告：   

    “同志们，全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动员大会已经召开了。今天，我们国家银行又接受了一项新任务，而且这项任务比发行和兑换国币更为紧要，所以财政部把这一任务交给国家银行，人民委员会相信你们一定不会辜负中央政府及全体苏区军民的期望。这一重任你们已经清楚并着手工作了，那就是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券。战争公债券是革命战争中产生的新生事物，可以说是绝大多数苏区军民听也没有听说过的。在发行它以前，这就需要我们银行的同志们到各省、县区政府去，深入田间地头，在当地政府部门的配合下，对民众进行宣传公债券的购买方式和购买好处，只有把全体苏区军民鼓动、激励起来了，发行革命战争公债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支持。发行国币、兑换国币的工作已迫在眉捷，也耽误不得。大家知道，敌人对苏区的军事‘围剿’是绝不容许我们有足够的准各时间来对付他们的。因此，我们只有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公债券的宣传和认购任务，才有时间和精力转向发行国币和兑换国币的工作之中。我相信，你们在毛泽民同志领导下，一定会圆满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

    毛泽民在财政部长邓子恢作完动员报告后，接着也讲了简短的几句话。他特别强调，每个人的工作没有轻重缓急之分，必须双管齐下，共同兼顾；他同时提醒全体工作人员，下到各地后，只有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才能完成宣传鼓动工作，为发行公债券打下良好的基础。最后，毛泽民告诫大家：“我们下去是发动群众，做动员群众的宣传员，来不得半点官僚作风，应与基层群众同甘共苦，若有违反者，将严肃处理，决不轻饶。”毛泽民一脸严肃，全体工作人员也神情严肃。动员时间为半个月，十五天后，必须回到国家银行集中。发行国币和公债券动员会后，除留下几名工作人员维持银行的日常工作外，其余人员全部按照远近分派到各省及各县、区、乡，他们有的一人一组，有的两人一组，背起行囊，即刻起程，奔赴各自的工作地点。

    黄亚光分配在瑞金县做宣传发动工作，动员会一结束，他就背起行囊赶往瑞金县城。在赤日炎炎中行走，可苦了这位教书先生出身的“红色画家”。参加革命前，他在汀州城的一家私塾教书，长年累月不与风雨热日打交道。参加革命后，虽也常常风里来雨里去地奔波，可闽西山青水秀、路隘林密，天再热也凉爽可人。他被诬为“社会民主党”时，曾被关押在虎岗一个晒不到太阳的地方，过了一个夏天和秋天才重见天日。长期的禁闭使他的脸苍白得毫无血色，并有些浮肿。本来，毛泽民是不忍心让他冒着炎炎的太阳下基层的，可他自己却说：“作为调查处的处长，如不到地方去接触群众，宣传发动民众枳极购买公债，实在说不过去。”毛泽民只好同意了他的意见，不过，还是有意照顾他，派他到最近的瑞金县城去做工作。

    从叶坪村到瑞金县城，虽然只有十来里砂石路程，黄亚光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挎着一只装有发行公债券布告条例的布袋，走走歇歇地还是走了一个多小时。瑞金县苏区主席危辉春早早在街口等待，并陪同他来到商贸繁华的粜米街。黄亚光张贴好《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六十万元》的布告后，就站在一个卖豆类的店铺的石阶上，开始了他的演讲。

    “父老乡亲们、朋友们、同志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在全国各地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东北义勇军抗日战争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全国人民反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已经蓬勃展开。工人总同盟罢工在上海、武汉等地日益扩大了影响，全国人民特别是劳苦大众争取自由、民主、解放的愿望指日可待，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代表着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极少数人的利益，不去打击侵入我东北三省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却调集兵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中央苏区发动反革命‘围剿’。”

    当过长汀县委宣传部长的黄亚光用他充满激情的演讲，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群众驻足，人们三三两两地围了过来，许多来去匆匆的脚步也止住了，一些小商小贩也挤进来围观、倾听。忽然，黄亚光把话锋一转，提高嗓门说：

    “蒋介石不甘心他一、二、三次‘围剿’的失败，又想对我苏区军民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破坏我们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大家说说，我们该怎么办？”
    “打！打他个落花流水！”
    “对！狠狠地打，打他个有来无回！”

    民众的情绪很快被调动起来，纷纷激动地喊叫着，看到群情激奋、民心高涨，黄亚光激动地掀去斗笠，向聚集越来越多的民众说：

    “这次，蒋介石不惜血本地调集比以前三次多得多的兵力，妄想一口把我们中央苏区吞进他那填满民脂民膏的肚子里，大家说我们广大苏区军民能不能答应他的狼子野心？正如刚才同志们说的：  ‘打！打他个落花流水，打他个有来无回！’当然，要彻底打赢他，使苏维埃政权在全中国取得胜利，我们苏区军民就必须万众一心，凝聚力量来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支援前方红军将士打胜仗。”

    不知是因为太阳毒还是自己过于激动，黄亚光感到有些头晕，但他还是坚持着演讲：

    “各位老板、各位乡亲，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积极购买公债，支援红军将士打赢战争，为苏维埃政府尽力。”

    说完，他解开了装有传单、公告和公债券的布袋，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宣传单和告示向驻足观看的群众散发。

    这时，石阶下人头攒动，人越聚越多。只听一人大声喊道：“我买十元。”大家循声望去，只见一位五十开外身着长衫的老者正举着几张钞票朝前挤了过来，原来他是瑞金县城内的谢老大爷，由于他平时仗义豪爽爱打抱不平，他的两个儿子都参加了红军，在瑞金县城的贫苦百姓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大家一看谢老大爷都买了十元，纷纷你一言我一语地喊着：“我买、我买。”只见一只只手举着光洋、银毫准备购买公债券，见此情景，瑞金县苏主席危辉春大声地介绍说：“县苏政府从现在开始也在帮助国家发行公债券，有伍角的、壹圆的，还有伍圆的，大家可以到县苏政府去购买！”

    群众如潮水般地向县苏政府所在地南门岗邓屋祠堂涌去……

    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地面像燃烧一样，升腾起一阵阵热浪，风停树止，连空气似乎都凝固了，闷得人心慌气短。毛泽民骑马去中央印刷厂检查完印刷岔债券和国币的工作后返回驻地，来不及用冷水抹脸，瑞金县苏政府通信员小杨顶着毒日，飞速赶来报告，神情有些惊慌：

    “毛行长，黄亚光处长，他……他……”小杨急得上气不接下气，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毛泽民看见通信员那个样子，心里咯噔了一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心悬半空，脸色大变，紧盯着通信员，急急问道：“黄亚光怎么了？是不是……”他不敢猜想下去。
    “他中暑了，倒在烈日下，现在还不省人事。”小杨终于缓过气来，把黄亚光在城里做动员演讲的情形说了出来。
    “走！我去看看。”毛泽民心急如焚，不等通信员讲完全过程，便快步走出房间，牵来坐骑，飞身上马。
    “黄亚光现在人在哪里？”通信员手脚麻利，眨眼之间也骑于马上，并甩了一鞭，告诉毛泽民：“在县政府，危主席已请来郎中为他医治。”

    两匹马在冒着火焰般的砂石路上飞驰，片刻工夫便来到瑞金县城，直接进了县苏政府。

    县苏政府办公室是一所高大的邓氏祠堂，毛泽民一进大门，一股清凉扑面而来。黄亚光仰躺在一扇门板上，额上敷着湿毛巾，县苏政府主席及几名工作人员围在黄亚光身边，郎中正在为病人捣消暑草药。危主席见国家银行行长到来，并显出焦虑的神情，赶忙把黄亚光中暑的经过说了一遍。

    原来，黄亚光在街头演讲到高兴处，干脆把斗笠摘了下来，看着鼓动起来的民众，黄亚光忘记了头顶着毒辣的太阳。强烈的日光直射脑中心，待民众们涌向县苏政府时，他才觉得头晕乎乎的，眼前人影乱动，腿脚顿感无力，倒了下来。在一旁的县苏主席见状，知道他中暑了，忙按住他的人中穴，叫来通信员，把他抬到荫凉处，而后又抬回县政府月土法降温，并请来郎中替病人号脉开药，现在，危险已经解除，但人还处于昏迷中。

    毛泽民听完黄亚光中暑的前后经过，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来到躺着的黄亚光面前，用手试了试病人的鼻孔，喘息均匀，但就是一时三刻醒不过来。毛泽民接过郎中捣好的草药，单腿跪着，一口一口地喂到黄亚光的嘴里。几匙药汁灌下后，听到病人胸部传来“咕咕”声，十几分钟后，草药发挥了作用，黄亚光悠悠地醒了过来，睁开双眼，朦胧中看见毛行长在眼前，自己却躺在一扇门板上，一时呆住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行长，您……？”黄亚光脑海中显出的是自己在街上演讲，动员时间为半个月，十五天后，必须回到国家银行集中，开始发行国币和公债券，怎么现在却躺倒在门板上了？而且行长也在自己的面前。

    “你在街上中暑了。”毛泽民露出笑意，指指站在旁边的危辉春，“是危主席把你从街上救回来的，你得好好谢谢人家喽！”

    “你现在体弱，干革命一定要有强壮的身体才行，你还是回行里吧，我让钱希均来接替你的工作……”

    “不行，不行。”黄亚光一听急了，一急头又晕乎乎地旋转起来，身子有些站立不稳。毛泽民等人见状，赶忙扶住他，扶他到一把木质靠椅上坐下。黄亚光虽然头上晕乎，但心里明白，用了一些不相连贯的话表明自己不能因这些小事临阵逃脱，毛泽民一时说服不了他，也知道他的倔强性格，只交待他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人垮了，这算不得是完成了任务，只有既把工作做好了，人也安全回到行里才算完成了使命。

    黄亚光待身体痊愈后，次日又走上了街头，并且下到武阳、壬田两个区政府到圩场上和农民家里进行动员宣传工作。十天过去后，黄亚光回到行里时，由一个白面书生交成了烧炭黑脸，但身体却比以前强壮了。

    规定的时间到了，下到各地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都回到国家银行，并向毛泽民行长汇报了各自的工作情况。毛泽民看着一个个被晒黑了皮肤的部下，内心既高兴、又怜惜，高兴的是他们没有辱没人民委员会对他们的信任；怜惜的是一张张白净的脸均像涂上了一层黑油，简直判若两人。

    宣传鼓动的工作在各级政府各部门及军区内广大干部群众的帮助支持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五十万元战争公债券在中央苏区内销售一空，并且超过了六万多元。湘赣、湘鄂赣两省因山区人为阻隔，虽然认购完毕，但款项一时运不进中央苏区。

    这是一次筹集战争经费成功的实例，为以后战争经费的筹集树立了成功的典范。

    随着战争的展开，当年10月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布第17号训令，决定于11月1日至12月1日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一百二十万元。

    由于前期发行债券的宣传力度很大，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因而，当第二期公债券面市时，苏区上下立即掀起了争先恐后抢购公债券的比赛热潮，不到半个月，就发行公债券一百二十八万元，超过原定计划八万元。其中超额完成任务的省、县和单位有福建、南广、会昌、全总执行局等。

    发行公债期间，涌现了许多军民争购的动人故事，其中红军学校挑战列宁师范学校，最后以挑战者失败的故事，在中央机关中广为流传……

    两所学校相距不远，学员们也常有往来。一天早晨，列宁师范学校的学生在晨操时发现，他们学校门口的石灰墙上贴了一张红纸墨字的挑战书。挑战书是红军学校写的，内容简单明了地向列宁师范提出：看谁能在二期公债券发行时购买得乡。

    一石击起千层浪。列宁师范学校校园沸腾了，同学们议论纷纷，达成一致意见后推选毛笔字写得好的杨威同学，代表学校全体师生向红军学校回了“应战书”，并将应战书送到红军学校，贴到醒目的地方。

    一场认购二期公债券的竞赛在两所学校间展开了。按照分配，列宁师范有师生五百余人，应购公债券二百元。红校有师生近三千，应购二千元。最后的结果是：列宁师范学校实际购买了七百五十元，超额完成了四百五十元。红军学校购买了二千五百余元，只超额五百余元。按百分比，红军学校大大落后于列宁师范学校。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到中共苏区中央局。张闻天特别制了一面锦旗，以中央局的名义敲锣打鼓地赠送给列宁师范学校。列宁师范学校全体师生整整齐齐地列队学校操场，庄重而高兴地接过了红彤彤的锦旗。

    由于中央苏区广大军民的全力支持，反“围剿”战场也捷报频传，1933年4月中旬，终于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这次胜利来之不易，可以说是险中取胜的。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对发行公债券的好处终于产生了共识。随后，在中央苏区内掀起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成立了国民经济部。1933年7月，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发行经济建议设公债的决议》，并颁布了《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8月，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相继在瑞金和博生县召开，大会作出了发行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决定，对三百万元的公债作了安排，一百万借给红军作战，二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和财外贸易总局作本钱。其中，二十万元作为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基金。在瑞金召开的经济建设大会上，中央政府主席出席了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报告，题目是《粉碎第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毛泽东在报告完后号召：“我们一定要经过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讨论和会后回去的传达，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员和广大工农群众中，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

    国家银行又承担了代理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任务，他们配合各级国民经济部门，积极稳妥地发行经济建设公债。在三百万元的公债券中，先期分给瑞金的任务是三万伍千元，实际完成四万三千元，而且是第一个完成任务的。兴国县这次购买经济建设公债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第一期完成五万五千九百元，列江西省首位，第二期十三万元、第三期四十二万元，加上兴国县“扩红和其他主要工作都名列前茅”，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给予了表扬，称之为“第一等工作”，是“模范兴国”。

    八，为了战争节衣缩食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1934年初春，一股反贪污、反浪费，节约支前的劲风吹遍了苏区大地，各地揪出了一些贪污浪费分子，并且给予了严厉惩处。中共中央及临时中央政府乘着这股早到的春风，利用《红色中华》报这块舆论阵地，不失时机地发出号召：“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这一号召和着春风细雨吹遍了苏区大地，渗透了广大城镇乡村，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为减少财政性发行，1933年11月20日，临时中央政府召开会议，财政部长林伯渠再次提出“加紧节省经济使之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众运动”的建议。1933年12月，临时中央政府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颁布了节省经费与开展反浪费斗争的训令。1934年1月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成立了节省委员会。整个中央苏区二十多个县立即被发动起来，从中共苏区中央局、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到乡村干部；从国家各部委的部长到机关一般干部职工；从红军指挥员到红军普通战士；从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儿童团员；从革命的积极分子到基本群众，莫不闻讯而动、群起响应，并首先在中共中央局掀起了节衣
缩食的热潮。

    一天，在沙洲坝下肖村的中共中央局驻地的院墙上，突然贴出了一整张毛边纸的倡议书。

    现倡议：

    一、每天节省二两米，支援前方红军战士，让他们吃饱吃好打仗；
    二、今年夏天我们不要公家发给的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
    三、多种菜，保证青菜自给，省下的伙食费支援前方的战士。如果同意上述三条者，请在下面签名。

    第一个在“倡议书”上签名的就是时任苏区最高“统帅”的博古。清晨，他从住房兼办公室出来，信步走在院子里，发现院子大门内侧的围墙上贴了一张写着什么的毛边纸。刚开始，他还以为是出的什么会议通知，或者是谁写的大字报，他知道，许多红军官兵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对他“反对罗明路线”、将军事指挥权全盘交与不懂指挥的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李德这一做法非常不满。走近细细一看，才知道是倡议书，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看完后，便认认真真地在倡议书下面签上自己的大名：博古。  紧接着博古后面签名的是：陈云、罗迈、邓颖超、陆定一、毛泽覃、彭儒、阿金、成仿吾、胡耀邦、潘汉年、贾拓夫等人。

    毛泽民草草地吃过早饭，就交代总务处通知召开全行会议。会上，他把《红色中华》报上刊登的《为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文章一字一句地读了一遍，然后把当前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和经济建设情况向大家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说：我们虽然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最后胜利，但我们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遭到了重大损失，用。元气大伤”四个字来形容，是不为过的。而蒋介石由于第四次“围剿”的失败，虽暂时不敢贸然向中央苏区发兵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从此放弃了对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的进攻，相反，他正在紧锣密鼓地谋划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及早做好准备，准备打大仗、打恶仗。毛泽民最后说：“今天早上，我到中央局一趟，看到那里的倡议书，博古同志带头签了名，还有陈云、罗迈等十多位领导人都签了名。现在就看我们的了。前线战事不断，红军战士缺衣少食，需要我们后方的广大干部群众勒紧裤带支援他们！我们要拿出自己的行动来。”

    “毛行长，中央领导是人，我们也是人，他们能做得到的，我们也能争取做得到。”
    “对，我们本来就是种田的，开荒种地搞生产是我们的老本行。”
    “行长，你说，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绝不给我们国家银行丢脸。”

    在毛泽民的提议下，国家银行从行长到职工，人人摩拳擦掌，个个信誓旦旦地订立了一百天的三项革命竞赛条约：（一）节省工资津贴帮助战争；（二）每人每天节省二两大米帮助红军给养；（三）种菜种杂粮，使百日内能自给伙食十天。

    为了使全行干部职工更好地实践条约，毛泽民还自我加压地将用红纸写好的三条竞赛内容作为挑战书，分别送到财政部、粮食部、外贸总局、粮食调剂局、中央印刷厂、中央印钞厂、中央造币厂、军委印刷所、消费合作社和国家银行瑞金支行等机关。每份竞赛条约下面都签上了毛泽民、曹菊如、黄亚光、钱希均等十六位干部职工的姓名，被挑战的部门也不甘示弱．他们纷纷提出比国家银行更为严格的条约：节约一百二十天，自带粮食去办公，蔬菜基本要自供，等等。

    黄亚光看了各兄弟部委机关的应战书后，当即表态：“我从今天开始，五个月内不要国家一分钱的工资补贴，省下来全部捐给前线。”

    见黄亚光一心一意为革命战争着想，曹根全也不甘示弱地说：“我也跟亚光处长一样，不要五个月的工资补贴。”

    这条，大家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曹菊如一语惊人地提出；“我一个月节省九升米，用来支援战争。”

    “不，不行。”毛泽民不同意曹菊如用损害自己身体的方式来支援前方，他说：“搞得不好，前方胜利了，后方完蛋了。这种挖东墙补西墙的做法我们不提倡。这样吧，还是按原定指标，每人每天节省二两大米吧！当然哕，家在附近的同志也可以回去带点，在不损害身体的情况下，能节省尽量节省。”

    毛泽民看了看曹菊如、黄亚光等人，语重心长地叮咛一句：“同志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哪！”

    在以后的竞赛时间里，曹菊如始终坚持每天节约三两大米。苏维埃国家机关的规定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粮食定量标准为每人每天十二两（十六两为一斤）。这样一来，也还真难为了曹菊如，别看他平时沉默寡言，认真起来却从不马虎，同志们都为他的身体担心。

    一位家在会昌的工作人员说：“我自带伙食一个月。”

    郑亦胜则表态：“我向中央局的领导学习，夏天的衣服让给战士穿。”

    这样一来，不要夏天衣服也成了国家银行全体员工节省的目标和具体表现。收到国家银行的挑战书后，福建分行、闽西工农银行、江西分行等下属金融机构及信用合作社也纷纷展开了“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为主题的运动。

    瑞金支行全体工作人员对于总行的挑战，回答是相当响亮的，他们提出：我们作为苏维埃首都所在地的银行，一定要为全苏同仁作出表率。于是，他们作出了“免发工资不要津贴七个月；自带伙食一个月；把家里的银器捐出来，送往熔银厂铸锭捐给金库；免发夏衣和斗笠；开荒种地，蔬菜完全自供自给”等五大条约。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的这首兴国客家山歌之所以能够在当时的中央苏区广为流行，是因为它实实在在地反映了苏区政府的公仆形象。在当时的苏区，无论是清晨还是傍晚，田头还是村尾，到处都能听到乡亲们用这首歌来歌颂赞扬苏维埃政府干部的好作风。毛泽民经常是一双草鞋，一 顶斗笠，以中央财政特派员的身份和部队一起到前方去打土豪，筹粮筹款和筹办一切军需物资，他的被包里不但有被盖衣服，还有笔墨，帐簿和算盘。当时，战士们笑着说：“毛行长的办公室打在背包里。行长毛泽民廉洁奉公，经常囊中如洗，被人称为“贫穷的富翁”。

    1932年，毛泽民还兼任闽赣省委常委、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財政部长。当时，出于财经困难，他领导大家开源节流，使闽赣省的财经工作搞得很活跃。据方志纯同志回忆：“毛泽民同志执行财经纪律，称得上是一丝不苟，铁面无私。记得第四次反‘围剿’中，我率部打下南城县的硝石镇后，缴获甚多，在上缴战利品时，留下了一些猪肉罐头，想用来改善一下伤病员的生活，毛泽民同志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我，他说，你们挺进师要带头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有一次，1933年下半年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闽赣省委、省军区、省苏维埃的领导同志顾作霖、肖劲光、邵式平  征来黎川县检查工作，当时，我是黎川中心县委书记，见省里几个领导来了，很高兴，于是改善了一下生活，请大家吃了一碗米粉肉，大概多花了五、六角钱。后来去报帐时，毛泽民同志执意不答应，他严肃地指出，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不能乱花1个钢板，领导干部更要带头艰苦奋斗。他认真对我说：“要从你的伙食里扣除这笔请客的钱！”

    当时，“闽赣省委开会时，经常一开就到深夜，卲式平同志总是开玩笑地说：‘泽民同志，开开恩搞点东西吃吧！ ’毛泽民同志总是笑着给他一个软钉子：＂不行啊。邵大哥！财务上没有这笔开支,你就让肚子唱 唱空城计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