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井冈山下的宁岗砻市，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几支武装，即朱德领导的由南昌起义余部组编的工农革命军、湘南暴动后组建而成的湘南农军和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后引兵井岗山的工农革命军在这里胜利会师，史称“朱毛会师”。这场伟大的会师是中国革命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昭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悄然开始。然而，人们何曾知道在这场历史大事件的背后还掩逸着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其中有一个关键人物为了这场伟大的事业，他以一个革命家的睿智放眼长远，力排众议，最终才促成了这场会师，这位“会师第一功臣”便是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期间，历任红四军军委委员、三十二团、三十一团以及第三纵队党代表、军政治部主任，转入地方工作后因遭党内错误路线的排挤而导致牺牲于福建的蔡协民烈士。遗憾的是。他那浓墨重彩的人生一页，那一段本不该磨灭的历史功绩，却因年代久远或许其它原因而被史学家们给淡化了。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曾经走访过数位“朱毛会师”时的见证人和烈士生前的战友，如：何长工、曾志、江华、张际春、陈正人、彭儒等，然而，他们却对蔡协民那一段精彩的人生手笔都有着众口一词的肯定。值此蔡协民烈士诞辰120周年暨牺牲85周年之际，谨撰此文，聊作一瓣遥祭革命先辈的心香，以颂伟人，以慰英烈，以飨读者。

    由毛泽东提议，经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共；初识朱军长、举荐毛泽覃

    蔡协民，湖南华容人，1901年生，1916年入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此间他结识了大量的革命志士，毕业后，经毛泽东推荐到湘江中学工作，从此开始了大无畏的革命生涯，不久由毛泽东提议，经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25年由中共湘区委选送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学成后受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遣以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回故乡发动和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湘北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蔡协民率何长工、程学敬、杨岳斌一行出走武汉找党，经研究决定，党组织将其安排在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工作，不久便开赴南昌参加起义。

    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打响了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的第一枪，这一惊天动地的壮举，鼓舞了全国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同时也震惊了敌人，遭到打击的军阀势力惊魂甫定，便马上开始组织反扑，这支由中共领导的两万多人的军队，刚刚取得初步胜利，便立即面临着有被扼杀的严峻军事形势。如何保存这支革命势力，巩固和发展暴动的胜利成果，唯一可行的办法便是“立即撤出南昌城，将部队向南转移”。

    部队千里南进，历尽千辛万苦，早有革命意志不坚定的贪生怕死者，或集体叛逃，或独自开小差，兵员就象大浪淘沙一般锐减大半，这对军心的稳定极为不利。部队几经浴血奋战后，来到了位于汀江、梅江和梅潭河汇合成韩江的合流处——三河坝。

    三河坝是一个交通枢纽，群山环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起义军在这里实行了一次分兵：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率领二十军全部和第十一军的二十四师共约一万多人顺韩江南下，直向潮汕进发，而蔡协民所在的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和第九军军部、教导团共约四千人统归第九军的副军长朱德指挥，留守三河坝，以防敌人抄袭主力进军潮汕的后路。就在朱德统率二十五师的第二天晚上，他便下到了蔡协民所在的连队来看望所有的官兵，原因是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曾向朱德汇报：千里南进中，只有蔡协民任指导员的这个连队没有一个开小差的。

    一进门，朱德便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对蔡协民说：“协民同志，你们一路辛苦了，听说这次南下行军，你这个连没有一个开小差的，纪律严明，仗也打得漂亮，没想到著名的农运领袖，带兵也这么在行。”

    听军长这么夸奖，蔡协民有些不好意思了，于是对朱军长说：“军长过奖，兵是否带得好还要看今后的，我想更严酷的岁月还有后头”。他一边说一边又转过身去，把站在自己身后的一位大个子拉到前面向朱德介绍。

    “军长，这位是毛泽覃同志，毛泽东同志的亲弟弟，老共产党员了，我的老朋友”。

    朱德一听，笑呵呵地与毛泽覃握手，“好，好，认识你很高兴，令兄大名更是如雷贯耳。”然后又对侧边的周士第说：“看来二十五师藏龙卧虎嘛。”

    初次见面，朱德魁悟的身影、慈祥的面容、谦和的气质；蔡协民英武的外表、缜密的思维、儒雅的风度都给彼此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自南昌起义以来，蔡协民与战友们同生死，共患难，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由于他在部队里坚持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又善于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能有效地调动全连官兵的积极性，因此，在朱德视察他们连队后的第二天便将蔡协民调到司令部协助工作，同时，也由于蔡协民对毛泽覃有着多年的了解，于是，在蔡协民进司令部后不久，毛泽覃也先后被举荐进司令部作政治工作。

    血战三河坝后，进入起义军集体领导层；策划大庾整训、意外发现张子清

    朱德率部在三河坝驻扎了约十天后，敌将钱大钧率三个师十余个团约三万余人气势汹汹地扑了过来，钱大钧是二十五师的老对手，八月份他与二十五师一仗曾败北于会昌，此番前来，发誓要与二十五师决一死战，两军刚一接火，便打得十分惨烈，蔡协民带领战士们无不冲杀在前，官兵同仇敌忾，阵地始终掌握在起义军手里，尽管如此，但毕竟兵力悬殊，且敌军援军又至，而起义军此时伤亡惨重，又孤立无援，形势日渐危急。朱德认为阻击敌人已有三天三夜，掩护进军潮汕主力的任务业已完成，于是除留一个营的兵力掩护外，其余在迷漫的浓雾中，部队有序地撤出了战场。

    部队撤出三河坝后，行至广东绕平北部时，碰上了主力部队在潮汕失败后撤退下来的200来人，大家从他们那里得知了主力部队在汤坑已经战败的消息。此时，南昌起义部队二万余人只剩下两股余部：一支是二十四师1000余人已去了海陆丰，另外就是这支在朱德、周士第的带领下正向粤北转移的部队。

    南昌起义军遭此惨败，军心极度混乱，此时师长周士第和几个师级领导又奉命去中央汇报工作，整个部队师级领导走光了，团级军官或阵亡或开小差，仅剩一个七十四团的参谋长王尔琢，师团级的政工干部中除蔡协民外，还有一个七十四团连指导员陈毅，而仅存的2000余人则来自各个师团，然后拼凑在一起，——三河坝一仗，二十五师七十四团损失惨重，全团仅剩200人许，七十三团，即蔡协民原来所在的那个团，大概还有1000余人，另外还有几百人来自九军军部和教导团。

    失败的阴影笼罩着整个部队，受命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蔡协民，除了负责深入连队开展工作，稳定军心外，也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一支这样的部队，如果没有一个威信卓著的领导核心是难以巩固和发展的，目前临阵奉命统率二十五师的朱德同志虽然与这支部队无历史渊源，但他有第九军副军长的头衔，又是滇军名将，为人谦和，从善如流，凭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本可高官厚禄，而他却选择了革命这条路，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就凭这几点，便足可服众，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去拥戴。深思至此，蔡协民决定去找几位有威望的同志好好谈谈。此时的朱德面对一大堆的烂摊子并未退缩，而是迎难而上，勇挑重担。在部队到达茂芝后，他召开了一次起义军排级以上干部会议，会上，他慷慨演讲，鼓励大家继续革命，把南昌起义的种子保留下来。为了协助朱德把革命进行到底，陈毅、王尔琢、蔡协民在会上也相继站出来喊话，表示坚决拥护朱德的领导，于是这支部队开始形成了以朱德、陈毅、王尔琢、蔡协民为核心的领导班子。

    集体领导建立后，当务之急是摆脱追兵，找一个落脚点，结果有人主张去海陆丰，有人提出分散行动，有人则干脆不作声。当时没有任何情报来源，根据自己革命多年所积累的经验，蔡协民作了缜密的形势分析后建议朱德“隐蔽北上，然后西进湘南”，朱德等对此战略设想极为赞许，并很快开始实施。从1927年9月底至11月中旬，部队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困苦的阶段：悲观动摇的情绪便再一次开始迷漫着整个部队,蔡协民深感忧虑，心情非常沉重，再次陷入沉思，他想，作为一个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政治工作者，他有责任加强部队的党团工作，而要克服目前部队存在的悲观消极情绪 ，要让战士们明白革命的意义，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因此，他认为部队到了非整顿不可的时候了，否则将不堪一击，蔡协民的想法得到了领导层的赞同，于是，当起义军行进到粤赣边境的大庚时，便进行了著名的大庚上堡整训。

    这次来到大庾，恰逢粤桂战争爆发，原来从四面八方赶来围追堵截起义军的各路军阀部队都各自撤回，使起义军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喘息修整的机会。这时的起义军，通过血与火的洗礼，人数大大减少，只剩下不足千人，虽然大家显得疲惫不堪，但精神状况却好。艰难的革命历程就象大浪淘沙一样冲掉了污泥秽土，剩下的都是闪亮的真金。部队在大庾进行了整顿，由朱德、王尔琢主持军事整顿，陈毅、蔡协民主持政治整顿，他们通过仔细的协商后，召开了一次党、团员会议，对党、团员进行重新登记，成立了党、团支部，确立党、团组织的各级会议制度，并把党、团员分别编到各个连队中去，让他们在部队里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和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经过整编后，部队的编制更加精干，党的领导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部队在大庾整编后，开始进入赣南活动。行军打仗之余，蔡协民也经常与同在司令部工作的毛泽覃一道分析形势，他们是多么地希望能了解到外面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更确切地讲，他们是多么地希望能了解到毛泽东这位蔡协民的革命引路人——毛泽覃的兄长——他和他领导的那支部队在此风云变幻之际会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命运。

    十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当部队西进到江西崇义西的古亭时，侦察员急匆匆地跑到司令部报告，山下发现了一支不明身份的部队。朱德立即跑出去察看究竟，早到的蔡协民、王尔琢正以一块巨石作掩护向山下探望，见朱德过来了，蔡协民转过身去对朱德说：“天太黑，目前尚未弄清对方的来头。”这时，站在蔡协民身后原七十三团某排排长林彪插话。

    “军长，管他什么来头，先冲它一家伙再说吧。”

    “在未弄清对方真实情况之前，命令部队不要轻举妄动”朱德回答说。

    林彪还想说什么，却被站在身边的粟裕拉了拉衣襟，无声地阻止了。朱德收回俯视的目光，侧头对身边的蔡协民、王尔琢说。

    “判断一下，觉得山下的部队究竟像哪部分的？是什么身份？”

    于是，蔡协民把目光投向林彪说：“林彪，你看呢？刚才你不是有话要说吗？”

    “会不会是国民党十六军范石生的部队？”林彪似乎底气不足地回答。

    “不会，十六军的人我很了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夜间活动。”朱德否定地说。

    “要不等明天天亮弄清情况后再说吧。”一直站着没说话的王尔琢于是说。

    “好，加强戒备，就等明天天亮后再说！”朱德命令道。

    第二天天一亮，朱德便站在高处用望远镜继续观察山下的动静，他缓缓地移动望远镜，看见山下部队的着装跟自己人的差不多，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于是只好把望远镜递给身边的蔡协民，蔡协民接过望远镜，调整了一下焦距后，看见山下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正对着山坡小便，这时朝阳刚刚露脸，霞光万道，那人一边小便一边伸手摘下军帽后，以帽遮光，向山上仰望，这一举动刚好让山上的蔡协民用望远镜完完全全地看见了。多么熟悉的面孔，这不是武昌国府警卫团的张子清同志吗？再看他的身边，一面红旗更加清晰，上面有“工农革命军”的字样，蔡协民喜出望外，把望远镜交还给朱德。

    “军长，是友军，我刚才看到了我的一位老朋友，共产党员张子清同志。”蔡协民兴奋地说。

    原来张子清与蔡协民在长沙求学时就已相互认识，“马日事变”后，张子清曾奉毛泽东之命，冒生命危险去湖南华容通知蔡协民等人速赴武汉找党，接受新任务。

    朱德了解情况后，命蔡协民带二名士兵立即下山联络，一会儿，蔡协民便带着张子清来到了朱德、陈毅的跟前，经蔡协民一一介绍后，大家热情地拥抱在一起。张子清向朱德、陈毅作了简单的汇报：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委员带领我们上了井冈山，并收编了一支地方绿林武装，为了扩大影响，发展根据地，我们在毛委员的带领下，向南发展，不料在一次突围中，我们与毛委员打散了，按前委决定，我们继续向湖南桂东发展，今已转战月余，且值弹尽粮绝之际，不意，在这里遇到了你们。”

    朱德深情地望着张子清，关切地说：“真是辛苦你们了，你们在这里好好修整几天，待住下来后再详细谈谈你们的情况”。

    这次见面，张子清还传达了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提出的把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意见，这与前不久朱德、蔡协民、陈毅等人进行的大庾整编的内容如出一辙，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蔡协民、毛泽覃异常兴奋，这是他们自六月在武汉离开毛泽东开赴南昌以来，首次听到毛泽东的确切消息：现在他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已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点燃了一支武装割据的火炬，说明中国革命的前途又增添了新的希望。但静下心来再想一想，同样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我们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斗争方式生存下去？是否可以考虑将这两支有生的革命力量合二为一，形成互补，从而达到发展、巩固和壮大的目的，一轮新的思考在蔡协民的脑海里悄然形成，计上心头。

    特遣毛泽覃、妙联范石生、巧遇何长工

    起义军通过整训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却面临着重重困难，最为紧迫的是给养问题。由于已经了解到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蔡协民建议，值此困难异常之际，可派毛泽覃为特使赴井冈山与其兄取得联系，以求增援， 该建议立即得到了朱德、陈毅、王尔琢的一致赞同。毛泽覃领命着即启程，临行前，蔡协民为毛泽覃准备了一匹快马，一套军官服，并送至山口，叮嘱再三，希望毛泽覃能向其兄无误地表达他内心一直在酝酿的这个让两军携手打天下的设想。毛泽覃心领神会，一声珍重，挥鞭而去。

    就在毛泽覃离队的当天，起义军又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此人便是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派来的代表。范石生与朱德交情非同一般，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并由朱德介绍加入同盟会，一起参加护国战争，一起北伐，北伐后范石生因依附李济深谋得了粤湘边界一块地盘，他清楚，象他这种没有任何背景的人随时都有被人吃掉的可能，因此，范石生一直对共产党都表示亲近。此时，范石生知道老同学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在江西崇义一带活动，就派他部队中的共产党员韦伯萃前来联络，表示愿意合作，实则为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韦伯萃的到来的确给朱德率领的起义军带来了一个“暂借金山栖彩风，聊将紫水活蛟龙”的机会，蔡协民作为起义军方首席谈判代表与范部联络员历时数日，双方几经艰苦谈判，最后获得成功。起义军除获得充足的补济外，还获得暂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0团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团长，陈毅任党代表，蔡协民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

    1927年12月底，蔡协民在老家从事农运时最为倚重的战友何长工突然来到了起义军的驻地犁头埠。何长工这时在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里任职，早在两个月前，他奉毛泽东之命下山与湖南省委联系，一并打听南昌起义军的下落，从长沙到广州，虽多方探听均无消息，正踏破铁鞋无觅处时，一次他在韶关一澡堂里洗澡，意外听到范石生部几个军官的谈话，才得知起义军就在离韶关不远的犁头埠，于是喜出望外，直奔而来。

    由于何长工一副官家子弟的派头，因此一到起义军的防区便被人绑了起来后押到了朱德司令部，正好蔡协民当时就在司令部，他听到有人在外面吵闹，于是出门看个究竟，这一看着实让蔡协民大吃一惊，耶，这不是何长工吗？何长工也同时认出了蔡协民，于是大声喊：“老蔡，我是何坤啊！”（何长工原名何坤，“马日事变”后在武汉经蔡协民提议由毛泽东为他改名长工）。

    “唉呀，老何怎么是你啊，快、快、快，松绑、松绑！”蔡协民赶紧迎上去呵斥着士兵让他们赶快为何长工松绑。

    何长工揉了揉酸麻的双臂后，就对蔡协民开始说明自己的来意，蔡协民立即派人找来了朱德、陈毅、王尔琢，并一一介绍，何长工再一次向朱德等说明了他此行的任务和经历。由于朱德对何长工不甚了解，谈话时显得十分谨慎，蔡协民见状，便详细地向朱德介绍了大革命时期何长工在华容的工作情况，朱德看他是蔡协民以前的战友，这才放下心来，并歉意地对何长工说：“何同志啊！请你原谅哦！我们寄人篱下，不得不防呀……你看，我们跑来跑去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润芝同志就很有头脑，我们应该好好地向他学习，也要建立根据地才对呀……我们已经派毛泽覃同志去找他兄弟取经去了，如不出意外，估计该到了。”

    当晚，蔡协民邀何长工同住，两人抵足畅谈至深夜，彼此交换了分别后的情况，同时，蔡协民也详细地打听了毛泽东的工作近况，并告诉何长工，自己有说服朱德将部队带向井冈山去的想法，听到这里，何长工喜不自禁，因为蔡协民的这个想法正好与毛泽东授命何长工来寻找南昌起义余部的真正目的不谋而合。

    何长工在犁头埠小住两日后，便拜别朱德回井冈山复命。同上次送别毛泽覃一样，蔡协民送何长工于十里开外，除互道珍重外，更多的是请何长工代为问候毛泽东，并提请毛泽东对他的战略设想作进一步的策划与配合。

    力排众议、终于促成朱毛会师；井岗山下见证历史性时刻

    1928年1月初，蒋介石偶然获悉南昌起义军余部就隐蔽在范石生第十六军里，于是大发雷霆，马上电令广东军阀李济深拿办，李济深即要求范石生将朱德部队就地解决，范石生不忘旧情，于1月3日晚秘密通知了朱德，朱德得到消息后借夜间演习为名连夜率起义军脱离了范部，并在地方党组织派来的向导龚楚的带领下，经广东仁化，再改道西进直奔湘南。

    湘南是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群众基础也好，起义军到达这里后于1月12日发动了著名的宜章年关暴动。1月13日，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蔡协民任师政治部主任。从而拉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蔡协民作为这次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与朱德、陈毅、王尔琢一道被人们尊称为“四大金刚”而威震遐迩。

    轰轰烈烈的湘南暴动再次震惊国民党朝野，在蒋介石的策动下，湘粤两省的军阀经过精心的准备，以将近9个师的兵力，计划在3月底向湘南的工农革命军和工农地方武装实行南北夹击式的“会剿”。从年关暴动开始，到痛歼来犯的国民党军阀许克祥部取得坪石大捷，再到攻占郴州，湘南暴动历时三个月，极大地鼓舞湘南民众的革命斗志。而湘粤两省的反动势力是绝不会对这迅速燃起的革命烈火隔岸观之的，他们必然会以疯狂的姿态对其加以扑灭，于是大军压境。

    敌我兵力悬殊，形势万分危急，坚守湘南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部队如何动作，出路在哪里？本来，部队在挺进湘南之前，通过蔡协民的努力，这个问题在领导层内基本上就有了初步的意见，那就是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徐图大举，尤其是前不久，被派遣上井冈山的毛泽覃找到了毛泽东，并受其兄之托，带来了一个特务连返回湘南增援，此举曾使朱德大为感动。后来，由于发动了湘南暴动，情况又产生了一些变化，因此，移师井岗的计划也就搁置一旁了。可目前敌军云集，合击湘南，企图消灭这支南昌起义后幸存下来的革命力量，值此危机存亡之秋，具体面对部队该如何进行战略转移这个问题时，由于内部意见难以统一，致使朱德举棋难定，于是急招分兵把守的陈毅、王尔琢、蔡协民商量对策，并于3月28日在郴州城南一家祠堂里，召开了一次由工农革命军、地方党组织和湘南农军的领导人一起参加的联席会议。据有关资料记载，到会的有朱德、陈毅、王尔琢、蔡协民、胡少海、邓允庭、毛科文、曾志、杨福寿、席克斯、胡世佥、何舍鹅等十二人。

    会上，朱德首先发言，郴州特委秘书长曾志临时担任记录员。

    朱德说：目前的形势，我不说想必大家也很清楚，之所以召集大家坐到一起来开这个会议，我是想请大家来对我们这支革命队伍在此大军压境之际，该如何进行战略转移这一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朱德话音刚落，湖南省委特派员席克斯立刻站了起来说：“亏你们都还是共产党员，敌人来了，不去迎击，而是选择逃跑，还美其名曰‘战略转移’，我不同意你们的逃跑计划，这样我无法向省委汇报，据说协民同志曾多次向朱德同志建议要将部队带上井冈山去，哼！去占上为王，这还算革命吗？要去你们去，我哪里都不去，我就留在湘南，守土有责嘛！”

    “对，席特派员讲得对，我们哪里都不去。既然井冈山可以建立根据地，那么我们也可以在湘南建立一个根据地嘛”，湘南特委委员何舍鹅也站起来附议席克斯。

    这么一来，更让朱德左右为难了，因为当时党内有规定，所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每到一地都必须接受所在省份省委的领导，而席克斯、何舍鹅俩都是湖南省委下派到湘南的特派员。

    这时又有人发言道：“据我们所知，毛泽东之所以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那是因为，井冈山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山高林深，居险可守。既然是这样，我们与其去井冈山投靠毛泽东而寄人篱下，还不如去湘西开辟自己的根据地，据说湘西那边的条件与井冈山差不多，甚至更好，王尔琢同志就是湘西人，具体情况应该比我们更清楚，万一湘西不行，我们再前进一步便到了川贵，那里国险民穷，国民党的统治也较簿弱，再说，朱德、陈毅同志都是四川人，我们去那里开辟根据地不是更有实际意义吗？”

    听到这里，宜章苏维埃主席，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毛科文立即插话：“这话不对，第一，如果去井冈山，那是几支革命队伍的会师，不是谁去投靠谁，也不是去寄人篱下。第二，如果去湘西，众所周知，湘西匪患如毛，一支外籍军队，我们在那里很难生存下去。第三，去四川更不现实，路途遥远，千里行军，旷日持久，难保不与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交锋，届时胜负难料，望大家三思而后行。”

    这么一来，会议出现了僵局，当此紧要关头，不久前为充实湘南农军的领导实力而出任农七师党代表的蔡协民因深感忧虑而变得似乎有些激动，他站了起来，态度鲜明地驳斥了一些人不切实际的言词，再次力举会师井冈山。他说：“刚才，科文同志的发言，我有强烈的同感，下面我还想补充一些我个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