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和周恩来等。（李世培供照）

李一氓和陈毅等。（李世培供照）

李一氓和黄克诚等。（李世培供照）

李一氓和张爱萍。（李世培供照）

李一氓和刘震等。（李世培供照）

李一氓和金明。（李世培供照）

李一氓在淮河。（李世培供照）

李一氓在江苏淮阴。（李世培供照）

李一氓在南斯拉夫。（李世培供照）

李一氓的两个儿子。哥哥李世滨（右）与弟弟李世培。1956年，他们在苏联莫斯科的合影。当时，李世滨在外交部工作，李世培在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学习。（李世培供照）

2018年4月26日晚，李一氓同志次子李世培接受中红网专访。（中红网布铁威摄）

    中红网北京2018年4月28日电（江山、阎庆华、布铁威）

    中红网编者按：“老共产党人”、党内少有的大知识分子李一氓（1903-1990），先后经历了南昌起义、特科岁月、万里长征、皖南事变、文化大革命等，其革命生涯波壮波澜，颇为传奇。今年是他诞辰115周年。他的二儿子李世培，长期在航天部门工作，虽年届九旬，却思维敏捷，谈吐自如。笔者最近特地走访了李世培，请他介绍了父亲的部分故事，以飨读者，下面就是他的谈话内容。（编者按结束）

    李富春口头传达，让我父亲担任新四军的“秘书长”

    1937年10月，李富春同志找我父亲谈话，介绍了中央决定要将南方游击队组建新四军的事情，并让我父亲担任新四军的秘书长。据《李一氓回忆录》的第七章《抗日战争——皖南》中有这样一段叙述：“……直到他们走后，李富春才把我找去说，江南游击队准备编为新四军，由叶挺当军长，项英当政治委员性质的副军长。……还有我，去当秘书长。……李富春还提了一个问题，因为项英、叶挺我都熟悉，要我作为他们之间的缓冲人。当时听了也没有什么大的反应，但后来真正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了。”
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信息：

    1.中央已预见到叶、项之间会有矛盾，因此要父亲作为缓冲人；
    2.缓冲人只是打杂的秘书长，这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职务，不属于军队的正式编制；
    3.父亲作缓冲人只是李富春的口头指示，而没有文字的正式记载，显得非常草率；
    4.叶、项与父亲是上下级关系，下级如何能作上级的缓冲人？

    带着这些疑问，我父亲也在《回忆录》第五十五段的第225页一开始就说：“……我作为缓冲人，明显地失败了。……”

    经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至于说到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父亲在《回忆录》中有专门的章节加以叙述。父亲第一段婚姻的妻子、母亲毛一民及我们，是1941年初在从四川彭州到延安路上的某地看到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皖南事变”。所以，1941年4月我们到达延安后，立即去找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熟悉的领导同志李富春、陈云、康生等打听情况，知道父亲已经脱险，但仍在新四军地区作地方政府工作。

    现在我感兴趣的是父亲在《人物》杂志1990年第五期发表的《血染着我们的姓名——皖南事变的前前后后》这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悲壮的。

    父亲在第三版《回忆录》220页的第二段一开始就写到“皖南事变是有结论又没有结论的问题，……”

    在230页的最后写到：“……现时只好让中国共产党党史学家去议论了。至于我个人，很难有什么意见。”

    “十年中 云岭怨 皖南山色自苍苍”。这是父亲书法条幅中的一句话，说明他在新四军四年工作经历不只是遗憾，甚至还含有一丝丝的怨意与悲凉。

    我父亲历经艰辛来到香港，曾向中央有一个系统的关于《皖南事变》的报告，一共有六篇，所以有人叫“六篇报告”，内容见我父亲的《回忆录》。这“六篇报告”已成为党史工作者及后来人研究“皖南事变”真相的宝贵的、真实的、可靠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