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编者按：近日，《学习时报》连续刊出采访实录《习近平在正定》，生动反映了青年习近平在担任正定县委书记时期的辉煌实践。《学习时报》的采访实录中提到了卢鹰、周伟思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报告文学《而立之年》。据我们了解，这是第一篇采写习近平同志从政生涯的报告文学。现将我们在资料库中找到的这篇报告文学，配上习近平同志的若干老照片，于本网重新发表，以飨读者。（编者按结束）

    本文主人公习近平是位年方三十的县委书记。如果说他为全县四十六万人民已经有所奉献的话，其中自然有他周围许多人的心血。篇幅所限，不能——诉诸笔端。下笔伊始，便觉得难。然而久思之后，我有了主意：既是写他，索性写他。想来，此举不难得到人们的宽解。
    ——本文作者
    一九八一年。北京。国家机关办公大楼。宁静的仲秋之夜。
    办公室灯光柔和，一位穿军装的年轻人正悄无声息地忙碌着。
    墨绿色的地毯。厚重的窗帘。宽大的办公桌。他伸手打开文件夹，三部电话里的一部响了。
    “呵，莎士比亚的，可惜，明晚有工作，我不去了……”
    他放下话筒，瞥了一眼台历，明天，纷繁的活动已密密麻麻地排满了。
    空调机轻微的运转声使室内显得更加静谧，他伏案疾书。
    夜深了，他走到窗前，望着幽远的夜空，目光明澈起来。请求到基层工作的报告被批准了，那个蓄积已久的心愿就要实现了！他脸上浮起欣悦的微笑。
 

    一九八二年隆冬。河北正定县委大院。暮色渐浓。
    他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走进来。尖利的风卷起沙土，一阵阵向他表示亲热。
    敲开食堂的取饭窗，炊事员露出头来：“啊，是你，什么菜也没了。”
    “还是兑碗酱油汤吧。”
    就着酱油汤吞下一个馒头，他回到办公室。刚点燃一支烟坐下，有人推门而入。
    “刚回来？吃饭了吗？明天，上级领导要来，让你汇报以下几方面的情况……”
    接过电话记录，打住一个即将形成的呵欠，他翻开工作笔记……
    他终于躺下时，床头小电子钟的时针已指向凌晨三点。
    从北京到正定的这一举动，如何理解？众说纷纭。以致我在采访前，眼前云雾飘缈。
    而当他将那颗坦荡的心向我敞开以后，我蓦然起想两句诗来：
    “马思边草拳毛动，
    雕望青云睡眼开。”
 

    我们搞经济、搞农业现代化，需要多一些战略眼光
 
    这两年，正定县城开始光鲜起来。
    摆烟酒摊的年轻“老板”，脸庞黧黑，却气派非凡地穿上了一身三套头的浅色西装。蚯蚓养殖联合体的“头头”，指着一位显然昨天还是庄嫁汉的中年人，大度地向新华社记者介绍：“这是我们地龙开发总公司的副总经理。”而一九八三年除夕之夜，农民们用开满茧花的手，溢满喜悦的心去点燃鞭炮、焰火，多得、响得、美得让人心醉。
    粮食产量很高的正定曾是一个很穷的县份。
    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作家贾大山向我谈过一件伤心的往事：他有个当社员的表姐，来串亲戚，见墙上新挂了一张年画，欢喜不已。临别，她凄凄地说，“来年，挂旧了，给我。”到年尾，她真的来了。
    跑十几里路来取那张年画，又爱巴物儿似的捧回去，她也说得实在：“唉，没钱啊！
    发生在正定县的喜人变化，起始于党的三中全会，起始于如何振兴正定的战略思想的转变。
    一九八三年春节前夕。正定县招待所。
    冬夜风寒，陋室语热。参予运筹这一转变的习近平侃侃而谈，向来搞农村调查的大数学家华罗庚的秘书小周和我介绍他们的“战略帐”：
    “我们正定是北方第一个粮过千斤县。农民会种地，自然条件也好。但粮食单产若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就要靠遗传工程，生物技术等等。而这些还只是待实现的梦。即使这些梦明天实现，每亩地也只能增加有限收入。可这离中央提出的翻两番，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相差甚远。”他机敏地笑了一笑，扳起手指头：“我县五十三万亩耕地，上十万劳力绰绰有余。明码大帐，还闲置十万劳力。因此，翻两番，眼睛不能只盯在粮食上。要在商品生产上作文章。县委提出了‘两个颠倒’：第一，要使原来农业占百分之七十，工副业占百分之三十的生产总产值的比例来个颠倒；第二，要使原来农业占百分之七十，工副业占百分之三十的从业人数比例来个颠倒。使工副业成为我县经济主体。这就是我们的战略帐！”
    此后，在正定城乡，我听许多人说过这笔“战略帐”：有颇具知识分子风度的县政研室主任，不失农民本色的县农经委副主任，年轻的乡党委书记，还有目光精明的副业队长……及至于人们告诉我，正定县的普通社员也言必称战略，理直气壮地跻身于大小“战略家”们的行列时，新华社的一位同行在采访以后，也兴致勃勃地提出“正定县层层讲战略，展开经济起飞之翅”的报道思想时，我才真正体味到县委书记那个冬夜谈话的魅力，尽管那一笔“战略帐”当时听来多少有些枯燥。尔后，我又豁然感到：将全县上上下下引入这场战略大讨论的本身，就是一个大战略！
    具有战略意义的行动开始实施——
    正定县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顾问团业已组成。大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中国食品协会会长杜子端、著名教育家潘承孝等五十七名省内外专家、学者欣然应聘。他们为正定讲学、提供信息、提建议、解难析疑、举办论证……开始对这个陌生的县份“顾而问之”。除县委、县政府的大红聘书之外，县委书记还向诸顾问亲书一信，云：“……我们处于基层，人才短缺、科技落后，视野狭窄，孤陋寡闻，起步之难您是可以想见的。况且我本人才疏学浅，涉政未深，经验不足，能力有限，也时时感到力不从心。经过慎重考虑，我想求助于您。……”
    正定县农村研究所也破天荒地问世了。它对正定来说不仅是第一个，就全中国农村而言也可谓创举。它作为袖珍模型，将未来农村发展的蓝图提前展现到人们面前。它将涉及到农村工农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课题。顾问于光远提出设想，县委书记心有灵犀。提交县委常委会讨论后，意见全趋一致：研究所办在村庄。直属县委领导，虽然不盖办公房，但一切新思想、新办法、新技术，都可在村里研究实验。
    正定县委，县政府大院门口，除了照例要挂的几块长木牌外，还有一块长木牌颇引人注目——“正定县人才技术开发公司”。历史已经走到了这样美妙的关口：党委和人民政府本身，就是广招人才，云集贤良的“黄金台”！县委制定了广招人才的九条政策，通过报纸、广播、书信发向全国。于是，两年之内，四方响应，八面来风，近三百名“抱玉之才”在正定——赵子龙的故乡常山集结会师，一场声势空前的商品生产之仗已拉开序幕……
    这在正定又是“第一次”吧？
    第一、第一、第一、许多大大小小的“第一”正在这里孕育、破土、生长。不用溢美，“第一”，正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在此，我还想说说另一个“第一”。这是习近平就任县委书记后，在下乡时“第一次”发火。
    那是个仲春的上午，有着叫人充满好心情的明丽阳光，他与县里两个同志下乡检查办教育的情况，先去看了北贾村大队的学校。一进校门，他不禁锁紧了双眉。这哪里像个学校？所谓操场，是一条车响马嘶、南北贯通的通衢大道，而几十间教室的窗户，没有一间的玻璃是完整的。窗上，破旧的塑料布在春风里抖索，“育红班”的“祖国花朵”们乱糟糟地挤满一屋，有的竟坐在土地上……
    县委书记难过地问：“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农村就是这个样子，不要着急，慢慢来！”有人自在地答了话。
    县委书记勃然大怒：“像你这个样子，你根本教不好学。”
    校长匆匆赶来。
    县委书记火头正旺：“我说，这么个破败学校，你怎么能安之若素，不说不道呢？
    村民委员会的一位委员闻风而至。
    县委书记的脸色愈加严峻：“看了你们这个学校，我痛心。你想想，二十一世纪将成为北贾村甚至成为中国栋梁的一代，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学习的？课桌，水泥板的，比凳子还低，你去趴半天，试试看！日后，你这里不出人才，倒要出一批驼背，近视眼！怎么能这样浑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这位委员张惶地解释，村里一年有十万元收入，他们似乎极早就有修理学校的美好愿望，只是，唉，只是——到时候……
    “到时候？！”县委书记说：“什么时候？你说不清。我给你规定，今天星期六，你们今晚就开会讨论我的意见，下星期三去县教育局报计划，至少要先有院墙、灯泡、玻璃，有木头的桌椅板凳，届时办不到，请你们找我来汇报。这件事要告诉乡党委，乡党委要过问，否则‘连坐’！”
    离去时，县委书记余怒未息，丢下的最后一句沉重感叹是：“你们呀，对不起你们的子弟！”
    当晚，北贾村党支部开了会。
    不久，北贾村学校开始发生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不曾有过的动人变化。
    那天，同行的某些干部暗暗吃惊，这似乎有点不像他们的县委书记。在他们眼里：小习是一个谦和、平易、初识就能与之成为朋友的人。
    而熟悉他的人却说，像！这正是他们的县委书记。他给各个大学正定籍的同学写信，希望殷殷：“……国家需要你们，正定的各项建设事业同样需要你们，家乡四十六万人民热忱期待着你们，殷切地希翼你们为正定的繁荣出力献策……”他在参加省地市县委书记政治、经济知识统考后，回到正定，也亲自命题，要考县直机关干部们的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把全体县干部推入了大学习的浪潮；他知道县机关两名电大学员几门科目年终考试分数高于北京的学员们时，开心地连说：“应当设酒庆贺！”在他的提议下，为党政机关干部开办了初高中文化补习班，年龄殊异的“学生们”迈进了阔别多年的教室……
    了解了这一切，难道还须解释他“第一次”大动肝火的原因吗？
    县政研室的同志对此作了理论上的说明：教育、人才、干部队伍素质的改变，具有强烈现代化意识的后备干部的培养，县委书记所以对此紧抓不放，因为这是正定县经济起飞之基，“人才战略，是一切战略的战略”。
    正定县骤然涌现了如许众多的战略性变化，县委书记对自已在此中作用的评价倒有点“见真佛只谈家常”的味道；“我常常务点虚，讲新产业革命，讲第三次浪潮，讲八十年代的领导，我只是想起一点酵母的作用。”
    他的愿望实现了吗？对此，我只想说一点“趣闻”。
    不止一次，习近平给他的同事——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县机关的工作人员，乡党委书记、村干部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群“根红苗正”的参观者到近两年商品生产取得长足发展的广东省南海县观摩、考察。看到农民穿了西装，结了领带，甚至穿了牛仔裤、花衬衫；贸易市场上的大小“财东”比高级干部还阔；茶座里飘着他们听不懂的音乐；一到晚间，霓虹灯光怪陆离。他们眼花了，头晕了，不禁抱头痛哭；“我们辛辛苦苦搞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没想到资本主义这样快就复辟了。”每当习近平描述至此，不同的听众立即爆发出一阵会心的大笑。笑得和他们的县委书记一样爽朗，一样开心......
 

    一步实际行动胜于一打纲领
 
    深霄。
    “这几件事，能做到吗？”县委书记慢慢向一位干部发问，书记刚从省里开会回来。
    匆匆赶来的这位干部看清了材料上县委书记用红笔划出来的那几行字，不禁轻舒了一口气，那是一九八四年的工作大纲里有关在县城建立体育馆、游泳池等条款。他原以为这样晚找他来，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
    他说：“大家议了议，先写上了。”
    “考虑过可行性吗！”
    点头。
   “把握呢？”
    他踌躇了。
    “没把握的事，不要先说！”
    “大纲已发下去讨论了。”
    “全部收回、改过、重发！”毫无余地。
    于是，载有正定县一九八四年工作大纲的县委正式文件里，这些条款消失了。
    人们开始评价自已的县委书记；
    “不弄花架子！”
    “说话、办事叫人信服。”
    随着城里开元寺须弥塔尖晨晖夕照的变幻，县委书记说实话、做实事的坦荡性格也日益显露出诱人的光彩。
    这是一九八四年三月末，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四机关领导人的办公桌上，分别放着一封内容相同的书信，署名习近平——
    “各位同事：
    大家上任半年多了，人们还习惯称我们‘新班子’。我体味，其中不无期盼之意。上上下下都希望我们有一个新作风。初任伊始，县委作出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提出反对官僚作风，注重调查研究，以每年三分之一时间深入基层而自律。由于实行不力，尚未形成风气。现今全年工作已基本部署就绪，大量工作转向落实。我们要脱身冗务，着眼于基层，着力于实际。大家分包各线，联系乡镇，要多下去走一走，看一看，实实在在地调查研究一番，多一些真情实况，长一些真知灼见，更有效地指导工作，解决问题……”
    此信出而有因。
    写此信的五天前，三月二十三日，县委书记和办公室两位同志到朱河乡现场办公，一见面，二十八岁的乡党委书记陈双锁便诉起苦来——
    会太多了。二月份，乡干部上县里开会十七次，再加上乡里的会，似乎积极工作的象征就是干部们聚在一起没日夜地发言、讨论、研究。此外，要求上报的报表、总结、汇报和县里各部门下发的文件、简报、通知，就像春天里的柳絮一样烦人。更有甚者，迎来送往，接待任务太多了。每一拨来人都强调自已是最重要的使者，将提出的问题是第一等重要的问题。非乡党委书记和乡长出面，别人简直缺乏接待和作答的资格。
    这位全县最年轻的乡党委书记一面发泄着心中愤懑，一面用不无警觉的目光猜度着对面这位全省最年轻的县委书记的心思：会重视吗？能解决吗？是“少林拳”，还是“太极拳”？
    县委书记看着双锁在各类压力汇聚的大潮浸泡下多少有点狼狈的颜色，马上打了“少林拳”，出手极快：
    “这件事，要在县常委会上呼吁，要搞无会议日，每周起码两天，全县严格执行，除县委、县政府、公安局三家可以出简报外，其余统统砍掉。违反者，一次警告，二次没收打字机。县机关干部下乡，找对口人员联系，不能大事、小事全缠住书记、乡长。”
    县委书记说完这番话，乡党委书记消瘦了的面庞，容光开始焕发起来。
    很快，县委文件形成了，发出了。同时附上了县委书记给四机关领导的那封信。
    事情远没有到此结束。
    “了解一下，第一个无会议日的执行情况。”县委办公室得到县委书记的指令。信息反馈回来，人们对开会这一历史固癖感情甚深，有五个县直单位居然在第一个无会议日照常开会。“不开，别扭。”
    县委书记说：“不行，就是要别扭别扭，会议室外要做的事太多了！”
    这五个坚持开会的单位受到了县委的通报批评。
    后来的无会日，人们由别扭渐渐转向轻松，“眼睛要永远盯在实效上！”大家已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县委书记的这一观点。
    二十里铺的乡干部对县委书记注重调查，讲究实效的本领作过一次“实战”观摩。
    那是一九八三年的初夏，正定县二十里铺乡联合公司的代表专赴北京，与香港某有限发展公司的驻京代表商谈由对方提供技术、设备，在二十里铺乡开办尼龙拉练厂的各项细节。第一次同外商打交道，代表们总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他们首先想到了县委书记，马上去找他求援。
    他沉吟片刻后，说：“关键先不在谈判桌上。首先要搞清这家公司的背景、实力、信誉如何。还有，尼龙拉练在国内外的产销情况。摸清底数，才能打主动仗。”
    他在北京奔波三日后，领着两位精于外贸的朋友步入饭店，同正定代表一起，坐在了外商对面。
    代表们在沙发上，正襟危坐，全无一点忐忑。习近平已了解到，此公司在港本小力单，支付能力也存在问题。
    谈判开始不久，对方便发现情况不妙。一个个无法回避的实质性问题像郎平的扣球一样，难于招架。敷衍、搪塞、让步均未奏效。尤其是那个厚嘴唇圆脸盘的年轻人，那双眼睛哟，仿佛把你内心的一切都已洞察尽净！
    会谈结果：终止合作。
    当我照例在晚上十点走进县委办公楼，走进书记的办公室开始当天的主要采访时，他正神色兴奋地看一封来信。——每天报阅，回复写给他本人的大量来信是他调查研究的又一方式。
    “这是一个村里小青年的来信。”他抬起头，微笑着：“骂了我们，好尖锐的，说县委抓商品生产雷声大，雨点小。并从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已的理解。”他高兴地站起来，把信递给我。
    我很快过目一遍，问：“怎么答复？”
    “派人去考察一下，如这个青年果真不错，我们就请他出来当干部，抓大队的商品生产……”
    他被叫去接电话了。我站在窗口。此时此刻，数百米外的隆兴寺里，那位千手大佛在接受了足够的瞻仰后，或许已进入瞑瞑之境，做起明日拜谒者更多的梦来。而这个房间的主人——年轻的共产党员，在接受了一个庶民的尖刻批评之后，竟为发现了一个有头脑的青年而欢欣不已！
 

    你若要喜爱自已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
 
    县委书记的文学素养是丰厚的，但他熟知并欣赏的作为本章标题的这类话，对他说来不是什么格言，而是生活本身。
    还是从一次大佛寺之行说起吧——
    正定古城，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之称。隆兴寺，是其中最为著名的历史建筑，也是正定古城的骄傲和象征。
    一行研究社会科学的专家到正定，拨冗偷闲，去转转大佛寺。县委书记等人作陪，一路谈笑风生。县委书记谈正定史，从新石器时代中期，春秋、汉高祖、南北朝，清雍正元年至今的变迁，谈正定史上名人典籍，常山赵子龙、南越王赵佗、写《柳毅传书》的尚仲贤、《墙头马上》的白朴。金代名医李杲，他曾留下至今仍是中医经典的《内外伤辨感论》、《脾胃论》、《兰室秘藏》；谈大佛寺，更是如数家珍：二十二米高的铜铸大悲菩萨，上承南北朝余风，下开初唐书法先河的随碑龙藏寺碑，布局形制奇特，立体富于变化的摩尼殿，深得鲁讯喜爱的我国雕塑艺术瑰宝的寺中五彩观音，等等等等。素有“老正定”之称的师副县长且喜且惊，喜者，他的年轻书记在正定史方面的渊博竟毫不逊色于自己，惊者，这位清华大学化工系的学生猎获专业之外知识的速度太快了，咄咄逼人哩……
    如今，县委办公大楼的灯光深霄不灭。而最后一个熄灭的，常常是县委书记的办公室。年轻的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不无感慨；“跟他工作，节奏快，我们总觉得累，总觉得跟不上趟。”
    “超负荷运转！”
    “超负荷运转！”
    县委书记对县干部们这样大声疾呼，对乡干部们这样大声疾呼，对自己也这样大声疾呼。
    早晨，准七点半，县委书记还没有来得及咽下最后一口早餐，“嘭嘭”，敲门声，呵，是一位虽然离休却仍然热心的老同志，来谈他们看不到文件的苦恼；接着是常委会研究制定总体战略规划的具体措施，确定正定县依托城市，发展经济，走半城效型发展道路的方向；十点，与大学挂钩办厂的大队十万火急送来了双方合同，请清华大学毕业的县委书记“拿个主意”。
    下午，下乡现场办公。晚八点回到办公室，一位哭哭哭啼啼的老太太不知怎么摸索进来，一把抓住县委书记的手，要倾冤吐愤，说说“叫人活不下去”的事件。然后是副县长、然后是县委办公室主任，然后是政研室主任。往往在十一点以后，这里才开始“退潮”接着涌上来的是桌面上的文件、材料和书报。
    上任以来，光是运用晚十一点以后的时间，他吞下了大量的书：《大趋势》、《决策学》，要读，资产阶级眼里的趋势和决策方法应该研究，《英法文官制度》，可能对建立机关岗位责任制有所借鉴，《浮生六记》，文笔妙绝……。担子太沉了，真觉得没什么书不该读。呵，还有，还有《资治通鉴》、《棉花与小麦》、《林肯传》、《现代科学管理》、《周易》、《计算机程序设计》、《论语》……对了，还有县志，厚得像一块城砖的线装本，也是用这个时间啃完的。于此师副县长的惊讶可得到解释了。
    办公室的里屋，算是他的寝室。千补百缀的垫褥，一只旧得起毛的皮箱。桌上，发硬的剩馒头伴着变色的剩咸菜。来此近三年，他孑然一身。忙啊、忙啊、忙啊，十二平方米的房间渐渐弥散起难耐的气味，哎呀，一盆衣服，泡臭了。
    “太苦你了。”姐姐写信来说。
    “太苦你了！”县里老同志心疼他。
    “不，这样生活，是我自己寻求的。”县委书记的目光变得深沉了。向前仄过身子，用他从容的节奏说起来：
    “十年内乱，我一家受了冲击。那时，我十五岁。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被专案组隔离审查，从早到晚，审、熬、罚站、坐‘喷气式’，一次，过节，弟弟给我送了一盆饺子，我很想吃，但被专案组的人夺过去，说：‘知道过去什么人吃饺子吗？你哪里是想吃饺子，是想重温你们那个失去的天堂生活，梦想！’不久，我被送进了监狱，进去时，八月，只穿了一身单衣裤，到十二月，很冷了，还是这一身。晚上睡在冰冷的地上，枕着冰冷的砖头，身上长满了虱子。我病倒了，甚至想到了死……
    “‘文革’后，许多人想寻求安宁的职业，而我的经历告诉我，只有千百万人甘愿献身于党的事业，才能避免‘文革’的悲剧，换取全体人民长久的真正的安宁。这是我选择这样生活的原因之一。
    “也是十五岁，我到陕北农村插队。陕北农民的生活给了我极大震撼。我去的地方是延安地区的延川县，从铜川乘汽车出发，越走，越荒凉。一脚下去，腾起一阵土，这里的人仿佛全在土里。山沟里，稀稀落落排列着一排土窑洞，那就是村子了。一到夜晚，一片漆黑。萤火似的几盏油灯明明灭灭。最初的印象是，这里，离现代物质文明太远了。
    “生活，更难于想象，这里流传一句民谚：‘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一到三四月，村里的婆姨带着“细儿”（孩子）陆续出去讨饭了。原来人烟稀少的村子，就更落寞了。劳动，是超强度的，半天下来，鞋里能倒得出汗水，报酬却少得叫人吃惊，有的队，一角二分钱一分工值。苦一天，买不了一包烟。有个社员吃了一块我们带去有点发霉的面包，到处去告诉人，不相信世界上有这样好吃的东西。耳闻目睹这一切，我的心颤抖了：陕北农民，用鲜血和生命养育和捍卫过革命的陕北农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给人们带来了怎样的灾难啊！
    “我的父辈是农民出身，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也是陕北农村的父老，在我最危难的关头拯救了我，养育了我，在他们的怀抱里，我入了团、入了党，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我永远忘不了我离开他们去上大学的那天早晨，全村人都没上工，围在我院子里外，当送我启程的拖拉机发动机隆隆响起时，人们哭了，我也哭了。
    “说真的，我渴望尽自己的微薄力量，亲手为他们做一点实在事情，但在远离他们的地方作愿意为他们献身的清谈，我心里觉得空，不踏实，我感到了一种呼唤。在生我养我哺育我的人民身边，和他们一起为理想、事业奋斗，那就是我在生活中的位置。于是，我来了，在人民中间来寻找我的价值。”
    是的，当年那个只挣六分工分的十五岁少年回来了，当年的农机手、植保员、赤脚医生、夜校教员、支部书记回来了。他如鱼得水。对他说来，他现在的生活岗位，才是愿意驰骋的马的草原，渴望腾飞的鹰的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