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蔡协民刚刚来到闽西工作时，他也许没有料到，前面的路遍布荆棘。

    其实，看一看和他同时被派到闽西工作那批人的命运，就知道他的遭遇并非偶然。谭震林、江华、曾志……这些人日后大都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遭到打击。只不过他们挺过了难关，迎来了最后的胜利，而蔡协民，却在个人和苏区命运最艰难的时刻，倒在了枪弹之下。他的名字，也就慢慢被时间的长河湮没了。

    【招致疑忌】

    1931年4月，福建党内老资格领导人罗明给中共中央组织部报送福建干部履历，关于蔡协民的情况是：“中等学生。1925年在湖南入党。在湖南做过农运，后随四军来福建。”蔡协民来闽之前，曾任红四军第3纵队党代表，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之一。

    1929年6月，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前委书记，7月到闽西特委驻地上杭蛟洋，陪同他的就是谭震林、江华、贺子珍和蔡协民、曾志夫妇。蔡协民随之担任中共闽西特委常委、组织科长，邓子恢为特委书记，蔡在特委中的作用仅次于邓。这段时期的生活，后来曾志回忆：“我们驻地不远处有一条小溪，溪上有座小桥。晚饭后，我们经常陪同毛委员夫妇去那里散步，欣赏暮色中的田园风光和落日的霞辉……有时我们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去捞鱼，毛委员总是兴致勃勃地在一旁看着。毛委员很爱吃鱼，而且特别爱吃鱼头，因此，我们大家也很高兴去干这桩事。总觉得自己捞回来的鱼会特别好吃。”(曾志《百战归来认此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1930年5月，蔡协民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后任军委书记。罗明对他的评价是：“对农运有经验……懂军事，能写。”

    蔡协民真正独当一面，表现出忠诚特质是1931年3月。当时，福建省委被破获，几个骨干被捕，处于瘫痪状态。蔡协民、曾志夫妇临危受命，组成临时省委，蔡协民为书记，实际是由蔡、曾夫妇负起福建省委的重任。仓猝建立的临时省委毫无基础，原省委机关“几乎连马桶都被解往司令部了”，临时省委经费无着，既要“保护未破坏机关的安稳，又要设法保护外来同志的安全”，还要指导全省工作，事物繁冗，“每天两脚忙起灰来都解决不了”。(《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信，1931年4月5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7册)

    不仅如此，省委所在的厦门地方不大，曾志又经常代表组织出面活动，很容易被人认出。一次不巧碰上原省委驻地房东家儿媳，向她讨要省委机关被破获后损失的房钱。曾志回忆，被缠住几小时后，幸遇一大户人家出殡，热热闹闹，“趁着那房东儿媳正探头探脑看得出神之际，我一转身，撒腿往街边的一个小胡同跑去”，算是逃过一劫。蔡协民后来报告：曾志“被他们扣留了五点钟，幸设计逃脱，未遭大害”。短短几句话，后面却埋藏着生死一线的动魄惊心。

    虽然生命安全时时受到威胁，虽然“现在蔡、曾还未找到住的地方”，而不得不到处奔波；但是，蔡协民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仍坚决表示：“假若我们离开厦门，一点下层基础，必然更难保存。所以我与曾在中央未批准省委搬位置和厦市组织没有相当健全以前，决不离开厦门。”正是在这封报告中，蔡协民写下了后来给他惹下无穷祸患的一段文字。当时，闽西苏区正开展大规模肃反，一大批苏区干部被当作社会民主党遭到清肃并被消灭肉体。1931年7月闽粤赣省委报告：“六月份总共枪决了842个社党……半年来所扣留的社党不下四千人(整个闽西)，枪决的也不下二千人了。”蔡协民对此忧心忡忡，本着对组织负责的态度，他认真地提出建议，要求肃反时“主要还要在群众中肃清反革命派的影响，宣布反动政纲的破产。对反动分子务须慎重处置，不可使被反革命造谣中伤的同志无辜就戮”。(《蔡协民关于福建工作情况报告，1931年4月13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7册)

    蔡协民这番话在肃反的狂热气氛中马上被视为立场动摇的证据。报告送出不久，中共香港交通站已有报告说蔡协民负责领导的中共福州市委尽是社会民主党分子。1931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在福州成立福建省委办公会，蔡协民到福州和王海萍、邓子恢一起组成办公会。7月，由于福建省委暂难成立，决定组建福州和厦门两个中心市委，负责指导全省工作。蔡协民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兼军委书记，邓子恢为五委员之一。

    新市委成立后，中央派出的巡视员即赶来检查。曾志在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个巡视员，她的观感是：“我见他几天不出门，一人躲在楼上写东西，写了又揉，揉了又写。事后我才知道他是给中央写报告，大大告了蔡协民一状。”不过，从巡视员的报告看，他虽对蔡协民等不无批评，但在最关键的社民党问题上，他未落井下石，而且肯定：“他们几人的工作情绪还是很好。”或许正由于此，蔡协民等人才逃脱了马上被清洗的命运，但在被视为立场倾斜、观点可疑后，仍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嫌疑人物。这时，闽粤赣省委又将厦门派往闽西的三名干部以社会民主党罪名逮捕，在“打了顿，供一点”的状况下，供出曾在厦门工作的一大批干部，蔡协民也在其中。9月，当福州市委派人到上海中央汇报工作时，上海中央专门派人询问“福州的社会民主党活动情形怎样”，显然，蔡协民和福州市委已成为重要怀疑对象。从此，他的一切行动都要在有色眼镜下检验了。

    【小山城之败】

    1932年1月，蔡协民由于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被撤销福州市委书记职务。归结其错误，是在“九一八”后领导群众运动时提出“要求省政府驱逐日舰”、“拥护马占山”等口号。其实，在当时民族危机的背景下，这样的口号符合民族利益，也恰恰是最能争取群众的，但在当时的中共中央看来，这显然是用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更要命的是，他们还提出蔡协民“认为闽西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暴动不是阶级分化”(《仲云巡视福州给中央信，1932年1月25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7册)这样一条错误，在肃反问题上如此不“坚决”，撤销职务已算客气了。蔡协民离开福州后，调到厦门任巡视员，参加下层工作，“在工作中帮助他克服不正确的观点”。

    到厦门不久，蔡协民、曾志夫妇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不可思议的尴尬中。厦门市委经费缺乏，听说曾志生了孩子，把孩子用一百大洋换给了别人。在组织面前，蔡、曾夫妇哪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曾志记下了孩子送走前的情景：“我和蔡协民抱着孩子，特意去中山公园玩了一次。我将小铁牛放在草地上，发呆地看着他，使劲地记住他的模样。然后又一起去照相馆照了张全家福。我抱着铁牛坐着，蔡协民立于一旁。照完相后，我给小铁牛喂完最后一次奶，才依依不舍地把孩子交给同志抱走了。送走孩子后，蔡协民便奉命到惠安、泉州等地巡视工作去了。”(曾志《百战归来认此身》)

    虽然降了职，虽然遭遇骨肉分离，蔡协民的工作热情并没有减退。3月，他在惠北深入农村，领导当地民众反抗鸦片捐，数千群众与地方军阀部队血战数日，大大扩大了中共的影响。惠北中共基础薄弱，蔡协民和同事们十分艰苦，正如他们的反对者所描述的：“枪都没有一枝，仅一张嘴巴比人会说，身上穿二件薄薄的衣服，龌龊得要命，鞋子也没有穿，胡子头发一样长。”

    1932年4月，毛泽东率中央主力红军攻占漳州。作为毛泽东的老部下，蔡协民来到漳州，和毛泽东、罗明等同住于原浔源中学校长楼里，他们讨论了在这一地区继续坚持斗争的策略方针。根据既定方针，中央主力红军很快就要离开漳州，地方部队将担负起保卫漳州小山城根据地的重任。此时，原漳州县委书记李金发牺牲，厦门市委书记王海萍原准备自己留在漳州指导一段时间工作。5月初，他在漳州给厦门市委写信谈道：“蔡、曾两同志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蔡比较转变)，因此决定我留此工作一个月或至两个月，蔡准备随红军出发泉属，领导泉属的斗争。”(《哇利同志(即王海萍——引者注)给厦门市委信》，《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9册)

    王海萍的信说明一直到5月初，蔡协民的去向尚未决定。5月中旬，厦门中心市委决定成立中共漳州中心县委，由蔡协民暂任县委书记一职，曾志为组织部长兼军委秘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厦门市委说蔡协民“工作能力本不差”，“不过观念上比较成问题”。显然，对他的使用是有保留的。所谓观念问题，在厦门市委不久后的报告中有进一步解释，即指责蔡协民在惠北领导的抗捐斗争是“富农路线与机会主义”。这和当时中央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指责如出一辙。

    不管上级领导如何横加指责，在红军退出后的紧要关头，蔡协民仍负起了领导保卫小山城根据地的重任。当时，漳州地区中共武装力量是新组成的闽南红军独立第3团，集中在以小山城为中心的纵横一百多里地区。这支部队最早是陶铸用绑架地主孩子得来的3000元赎金，买了30多支枪建立起来的。后来，在主力红军帮助下，滚雪球般发展，蔡、曾到达时，扩大到800人左右，中共厦门市委对其要求是在“小山城建立政权，巩固起来向外扩大”。(《陶铸关于漳州工作及红军在漳活动情况的报告，1932年5月22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2册)事后看来，这一任务事实上不可能完成。

    5月28日，中央主力红军离开漳州。6月1日，福建地方军阀张贞出动两个团的部队在民团配合下进攻小山城地区。由于对方的兵力十倍于红3团，红3团处境十分艰难，几次战斗均告失利，政委王占春牺牲。政治上的沉重包袱使蔡协民这个个性极强的汉子没能坚持游击战的方针，几次否决了包括曾志等提出的将部队拉出去，以免被动挨打的建议，坚持留在游击根据地作战。6月下旬，红3团在车本一战中遭到重创，团长冯翼飞战死，全团仅剩一百余人。小山城保卫战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