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川军抗战的电视剧及其它文艺作品中，都常常看到这样的情节：儿子参加抗战，在出征时，父亲赠给儿子的竟是一面“死”字旗，儿子背负着这面“死”字旗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死”字旗在战火硝烟中漫卷飘扬。

    这个“死”字旗的故事并不是虚构和夸张出来的，它是当年发生在四川边远山区——北川县曲山场（当年属安县管辖）的真实事件。“死”字旗的主人公，就是我的爷爷王者成和我的大伯父王建堂父子。

    王者成（1887—1957），四川绵竹人。上世纪初举家搬到四川安县曲山场（现属北川县），以经营小商业为生，其为人正直，见不惯恶势力，是川西北著名四大玩友（川剧坐唱）之一，常演文天祥、伍子胥、精忠报国等传统剧目，被人敬为“清客”，人们尊称“者大爷”。

    王建堂（1912—1992），字家林，四川省北川县曲山场（当年属安县管辖）人。抗战时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川军）第四十四军中，先后担任排长、副官、连长、司令部参谋、副营长等职，并多次担任敢死队长，（注：由于王建堂带领了一百多人的“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从军，所以他从参军之日起便是见习排长）因背负父亲所赐“死”字旗英勇抗日而名震天下。

    一、投笔从绒，请缨杀敌

    王建堂七岁读私塾，十五岁时由于家庭经济不支，便随在内江经商的舅父到内江中学插班就学。初中尚未毕业，舅父商号倒闭，又到中坝（现江油）“省立第二中学高三班插班读书”。次年（一九三一年），当时军阀割据，在彰明县（今属江油）创办了“江彰文学院”，王建堂又考入该校就学，一九三三年该校停办。王建堂缀学后，以小学老师、民众教育馆等职业谋生。后娶妻成家，生有一女长至2岁。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国破家亡，生灵涂炭，“华北之大，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全国各族人民的救国热情空前高涨，这滚滚抗日洪流也波及到偏远闭塞的川西北山区。时驻安县曲山场（现属北川县）的王建堂，血气方刚，常与一帮青年在一起谈读论文，抨击时政。面对日寇铁蹄践踏下的祖国破碎河山，热血青年们义愤填膺，“位卑未敢忘忧国”。于是以王建堂为首，相互邀约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在一起商量，决心从军报国。几经串连发动和广泛宣传，竟有一百七十多人参加，成员主要有青年学生、社会青年、小商小贩和农村小伙子。经过筹备，大家一致推举王建堂为首，并把这支抗日队伍取名为“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并呈请安县政府，申请出征抗日。当时安县县长成云章很快批准了王建堂等人的请缨恳求，并把“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安置在“大安游艺场”（今安昌公园）内，同时以县政府名义与上级联系办理有关事项。

    二、父亲赐儿“死字旗”

    是年（1937）初冬，安县社会各界在县城公园口的“大安游艺场”召开欢送出征大会，欢送王建堂及“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欢送会盛况空前。就在欢送会快结束队伍即将出发之际，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寄来一个包裹，请县政府转交王建堂，县长成云章在台上将包裹打开一看，当时便令所有参会人员大吃一惊，不禁为包裹里的内容感动得热泪盈眶、热血沸腾，台上台下顿时哭声一片。

    原来王者成的包裹里是一块大大的粗土白布做成的旗帜，旗帜的正中写着一个斗大的“死”字，古朴凝重，力似千均，十分醒目。旗的右边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旗的左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份。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那感人的场面异常悲壮凄凉，人们咬紧牙关，将紧握的双拳高举过肩，用脚狠狠跺着大地，已无法再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激奋之情。初冬的天空下着毛毛细雨，淋在人们的头上，与激动的泪水交织在一起，已分不清多少是泪，多少是雨，但却能从所有人的目光之中似乎听到发出最后的吼声。人们夹道相拥，久久地翘首目送着“青年请缨杀敌队”，在那面漫卷寒风的“死”字旗下渐渐地消失在崎岖曲折的出征小路上。正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王建堂率领“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步行到了成都，在四川军管区报到，军管区派参谋长赵斌竭尽抚慰事宜，还赠送请缨杀敌队一面上书有“民族之光”的大旗以志褒扬。后再步行至重庆，经三个月训练后编入二十九集团军野战补充二团，于1938年初春东出四川，奔赴抗日前线。

    三、金匾褒奖

    王者成为儿子送“死”字旗的消息顿时成了特大新闻，不胫而走，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当时的成都《新新新闻》以“模范父亲”为标题，内容除刊登“死”字旗上的原文外，并叙述了“义民王者成送子出征”之事，此事在朝野和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形成了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的抗日热潮。

    一九三九年春节刚过，四川军管区专门派员，会同安县政府，并组织曲山场机关法团、学校及乡民，敲锣打鼓、热烈隆重地把一面木匾送到王家。此匾正面用生漆漆得油光透亮，匾上镌刻着金光灿灿的文字，匾的正中是“父义子忠”四个大字，上款是“义民王者成送子出征光荣”，下款是“四川军管区司令部赠”。在简短的迎匾仪式后，将匾悬挂在王家大门口，真是光宗耀祖。据现健在的当年目击者老街坊张顺选说：“当时送匾的盛况比过春节还热闹！”，王氏父子深明大义，精忠报国的壮举被人们交口称赞，传为佳话。

    四、鏖战沙场

    王建堂背负着“死”字旗转战在抗日沙场上，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鄂西会战、大洪山保卫战、常德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七年中一直处在火线上，参加大小战斗数十次，负伤四次，多次立功授奖（其中二次被最高长官部授予甲级勋章），实现了“伤时拭血”的誓言。

    （一）带缺的银元

    王建堂在当连副（相当于副连长）时，分管全连一百多号人的后勤军需。一次连里发完饷，有一枚银元因有缺损而未发出，看似这枚银元无用，又不舍得丢弃，于是王建堂便将它放在上衣口袋里，闲暇时拿在手里玩弄消遣。

    这天战斗又打响了，王建堂及所在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向日军阵地冲去。战友们不断地成个成片中弹倒下，活着的已杀红了眼，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只顾一个劲地往前冲。突然，王建堂猛地一下感到小腹右侧先是一震，接着一阵巨痛，他立即下意识地反应是自己肯定中弹了，但他憋着还未倒下的一口气，继续向前冲去……

    战斗结束后，他觉得刚才负伤的部位没有当初那样剧痛了。低头一看，上衣右下口袋有一个弹孔，右手伸进口袋一摸，棉衣及内衣全被打穿，一块硬邦邦的东西深陷在肉里，周围有些粘糊，且有些疼痛。急忙找来卫生员，解开衣服一看，一枚银元已被子弹打凹变形，陷在右腹表面的肉里。

    若不是那枚带缺的银元挡住了子弹的冲击力，王建堂不是死便是重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