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18年3月5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人民军队首席缔造者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特作文纪念之。

    周恩来的丰功伟绩与日月同辉，人品道德令山河逊色，是全世界尊敬的历史伟人（见周恩来联络员、前教育部长刘西尧回忆录《攀峰与穿雾》），他逝世时，联合国为其下半旗致哀，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这样一位近乎完人的英雄俊杰，统一战线大师，有人却说他只是“和事佬”，擅长“和稀泥”、“搞调和”、“折衷主义”，甚至“外和内争”。

    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周恩来的“和”呢？

    一、“和”是周恩来的个性修养  

    “和”的第一个解释是“平和，和缓”，如“和颜悦色”，是指人的个性修养。在众多影视和传记作品中，周恩来总是一副温文尔雅、和颜悦色的形象，似乎这是周恩来与生俱来的品性。我们不能排除个人性格的遗传基因，但温文尔雅、和颜悦色的形象，更多是后天环境包括家庭教育熏陶和个人自我修养所致。周恩来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幼年丧母，由叔母养大。大家庭，人员多，关系复杂，要理顺各种关系殊为不易，疾言厉色难以处理好各种复杂人际关系，这种环境潜移默化了周恩来与人和谐相处，求同存异的过人品质，在长期复杂的革命生涯，仍保持这一个性本色，即便批评犯了错误的同志，也是温文尔雅，和风细雨。说明他有过人的自制力和个人修养，这也恐怕是直率粗鲁的战将们（包括许世友）敬畏毛泽东而亲近周恩来的重要原因。

    二、“和”是周恩来的工作艺术

    “和”有“调和”的意思，是一种以曲求直尤其相对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的折中妥协艺术。周恩来无疑是这一艺术大师。如党中央、毛主席撤离延安，胡宗南的数万大军穷追不舍。当时仅半个警卫团保卫党中央，情势万分危机，昆仑纵队（即半个警卫团）司令员任弼时主张东渡黄河到山西，而毛泽东坚持留在陕北，最危险地方也最安全，主张迎着追兵向西走，与任弼时争执不下，盛怒之下撤消了任弼时的昆仑纵队司令。军情如火，形势已不容拖延，周恩来机敏“调和”，建议先向北再向西，终于照顾了双方面子，摆脱了追兵。皖南事变，周恩来极为悲愤，向反动派提出了最强烈抗议，但为了抗战大局，在争取到群众理解和国民党部分人士及英美同情后，又根据中央精神，提出善后和解方案，最大限度保持了统战大局。其中有个细节较能反映周恩来的工作艺术，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奉主子旨意威胁共产党要对时局负责，被周恩来义正词严驳回，联系一度中端，后来张冲又数次打电话来主动求见，在拒绝两次（让工作人员推说不在家），给反动派还以颜色后，第三次周恩来才让秘书接了电话，恢复了联系，达成了和解，最大限度维护了党的利益。实践证明这是求同存异维护大局的有效工作艺术，而非“和稀泥”。

    三、“和”是周恩来的人生境界

    “和”还有“和谐、和睦”，如和衷共济，这是一种尊重对方、与人为善的人生境界。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被扣，杨虎城担心自己成为牺牲品，派南汉宸找周恩来转达这一担忧，周恩来当即表示“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决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在红军前敌指挥部会议上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意见一致，红军可暂保留自己的意见支持他们主张。和他们一起打，在打的过程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充分体现了与朋友同甘苦共进退的决心和诚意。（见龙飞虎《回忆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抗战全面爆发前，周恩来在南京与蒋介石会谈，临别特地提到了在莫斯科学习的蒋经国，说他的儿子是爱国的，是希望他的父亲领导全国抗日斗争的，提出愿意帮助让蒋经国返回国内。如此善意令蒋氏夫妇不由得不感动。（见龙飞虎《回忆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和谐的另一重要体现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有一次，周恩来搭乘马歇尔专机飞行时，因劳累过度，在飞机上躺了一下，不小心把写有熊向晖（周恩来抗战初期安在胡宗南身边的情报人员）家庭地址附加一个“熊”字的小本掉在马歇尔机舱里。与熊向晖秘密会晤时说，这可能影响你的安全，造成严重事故，组织准备安排你转移，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做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其真挚坦诚态度和严于自我批评的品德深深震撼了熊向晖。（见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

    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检讨国务院四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调出）、三多（计划变动多、基建项目多、权力下放多）给许多同志造成很大压力，伤害了 许多同志，向大家道歉。周恩来发自肺腑的自我批评，极大地感动了到会同志。（见吴冷西《周恩来与四年调整时期》）

    和谐更重要的内涵是宽容。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意指真正的君子，能宽容不同乃至反对意见，小人则是阳奉阴违，面和心恶，甚至直接打击摧残。红军时期，王明路线对党内持不同意见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伤害了很多同志，损害了革命利益。而周恩来却能尽其所能，保护这些同志包括泽东，如红军前委与军委为领导权的争论，王明排挤毛泽东出领导岗位，周恩来尽量平衡各方，尤其照顾失势一方，《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常委会上坚持“泽东的兴趣在军事”，力主恢复毛泽东的军职。指挥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沿用毛泽东战略而取得战役大捷。长征前不顾李德反对，坚持让毛泽东随主力红军出发，否则怎有遵义会议扭转红军命运？即便对革命阵营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也尽量做到和谐相处、仁至义尽，如张国焘借祭祀黄帝陵脱离组织，私自跑到武汉，周恩来在严肃指出其错误性质基础上，仍苦口婆心，规劝其迷途知返，虽最终未能如愿，但也令张国焘无话可说并感恩不尽。对党内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周恩来仍然和谐相处，而不落井下石。认为“路线斗争是党内的是非问题，而不是敌我问题，是党内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因此，既不能把路线斗争的内容扩大化，也不能把路线斗争的性质扩大化。”（见石仲泉《周恩来与长江局》）

    和谐实质是一种民主作风。钱学森感受最深的是周总理肯花时间听意见，每次开会来的人很多，不同意见的人也请来，反复问：“有什么意见没有？”听了我们的意见，他最后决定怎么办。一次会中，总理问大家一个问题有什么意见，秘书小声说：“这件事你曾经批过”，总理大声税：“那有什么关系，我批了的事大家觉得不对可以改嘛！”（见钱学森《总理让我搞导弹》）

    四、“和”是周恩来的战略文化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关于融合、和平、和睦、和谐的思想和观念，强调多元的和谐、异质的融合与对立的消解，“和”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战略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的许多内容与用兵作战、武装征伐等有着密切关系，但其渗透着的“和”的思想与观念却是浓重丰厚并显而易见的。表现为文字创造上的“止戈为武”，道德观念上的“以和为贵”，政治外交上的“兼爱非攻”，军事斗争上的“以战止战”，等等，足以说明中华民族是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可以说，“和”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之灵魂。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周恩来，自然也浸润“和”的战略文化精髓，最典型的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

    国共两党自1927年分家，为主义而争战，十年内战斗得你死我活，红军长征胜利刚刚到达陕北，立足未稳，元气未复，蒋介石不顾日寇步步进逼，蚕食中国，调动大军尤其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对红军进行围剿，红军虽然取得了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几次战斗胜利，但总的形势仍不容乐观。为北上抗日寻求发展东征山西，周恩来奉命则在陕北与张、杨搞统战，与东北军达成谅解后，主动秘密会晤张学良，意欲三位一体，共同反蒋抗日，在聆听了张学良的联合联蒋抗日建议后，有所触动，给正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打电报，建议将“反蒋抗日”改成“逼蒋抗日”，使党的政治路线走上正确轨道。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强令围剿红军，引起张、杨反感，力劝无效，毅然发动西安事变，活捉了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怂恿国民党亲日派借机组织讨逆军，进攻西安，大战一触即发，中华民族再一次处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此时此刻，是联(逼)蒋抗日，还是杀蒋抗日，是当时摆在党的领袖面前的首要问题。

    张国焘从狭隘的敌对情绪出发，认为对蒋应杀无赦，并组织以西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众联合政府，周恩来坚持联(逼)蒋抗日，针对张国焘的“战端一开，我们该跟谁联合？”的质问，明确表示“当然应该跟坚持团结共同抗日的一切党派团体联合”。经政治局讨论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周恩来奉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赴西安与蒋谈判，经过艰苦努力，反复谈判，终于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战的大好局面。

    这里，“和为贵”的战略文化贯串周恩来思想始终，是其行动的指南，即便蒋介石回到南京，翻脸无情，扣押张学良，再次命军队进攻西安，并分化瓦解拆散了三位一体，周恩来仍然坚持“和为贵”的战略思想，以民族抗战大局为重，冒着生命危险，与各界反复协商，化解了矛盾，保留并巩固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成果。

    为巩固国共两党的合作，周恩来还对国民党其他派系上层人士开展统战联络工作，对他们当时的政治倾向以及后来的发展变化都有一定影响。在武汉同冯玉祥交往，坚定了其左派立场，使其逐渐成为共产党的可靠朋友；与陈诚、李宗仁、白崇禧的交往，表示了对国民党主战派的支持和推动；对津浦线作战方针的建议，促成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对黄埔系、元老系、川军将领、滇军将领等，都做了不少工作。

    周恩来不仅对国民党发动和平攻势，也尽力团结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周恩来经常同他们的头面人物共商国是，开诚交谈，使他们逐渐拥护中共的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了更加广泛的代表性，也为促进他们中的许多人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打下了基础。（见（石仲泉《周恩来与长江局》）

    为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统战工作，周恩来派许涤新从事该工作，并打消其思想顾虑：“党的统一战线难道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外边？连国民党蒋介石我们还同他们搞统战，何况民族资产阶级？”（见许涤新《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

    周恩来还充分发挥其外语优势，广交外国朋友，扩大统一战线基础。美国罗斯福派到中国的特别助理居里，在重庆通过周恩来更深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皖南事变的最终解决，阻止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都与之紧密难分。

    周恩来贯彻以“和为贵”的战略文化，身体力行从事统战工作，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亚于开辟了第二战场，成果丝毫不逊于第一战场。

    建国后，广泛团结亚非拉国家，协助毛泽东以小球推动大球，秘密会晤基辛格，精心促成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外交坚冰无不是这一战略文化的生动体现。

    和而不同，统战就是“和”的具体体现。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共性中容个性。

    周恩来统战工作卓有成效，蒋介石（包括阎锡山）也不得不欣赏，1937年杭州会晤，他屈尊迎接周恩来，并慨叹：国民党为何没有周恩来这样的人才？以至后来有人评价：国共两党，谁得到周恩来，谁得天下。周恩来统战工作的影响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