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在京举行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座谈会。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德山的学生张冬冬代读了杨德山教授题为《试论刘少奇晚年对党员队伍建设思想的新探索》的发言。（中红网张伊摄）

试论刘少奇晚年对党员队伍建设思想的新探索

杨德山
（2018年11月17日）

    1958年6月底，刘少奇在《北京日报》编辑部发表“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言论，很快在党内和社会上形成重大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言论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断章取义处理成“驯服工具论”，变成刘少奇的“罪名”之一。十一届五中全会为他平反后，学术界、理论界开始关注“驯服工具论”。从1980年代初的完全肯定，到1990年代认为其本身带有偏颇和绝对化倾向，再到新世纪从“党员主体论”出发作出批评，根据近四十年来学界研究、阐释的内容，笔者认为“驯服工具论”的研究并未认真展开，不少人只是望文生义，离开时空因素，不无武断地提出质疑、批评。而系统梳理它产生的背景、完整的内容及历史影响，客观总结其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运用发挥和理论贡献，考察分析其对党建工作的实践价值，既有助于还原“驯服工具论”的历史真相，也有益于人们加深对中共党建理论的理解，更好建设新时代的“伟大工程”。

    一、历史真相：“驯服工具论”的产生、影响、批判

    “驯服工具论”产生于1958年夏季《北京日报》关于共产党员个人志愿的讨论。其时，全党的整风运动转入第三阶段即个人学习和思想改造阶段，北京市一些单位组织党员制定个人“红专”计划，但围绕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党内意见不一。对此，为“通过讨论提高觉悟，正确制定个人红专规划，向红透专深跃进” ，《北京日报》在“共产党员”专栏开展了关于“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

    讨论先后围绕“共产党员应该不应该有个人志愿”“共产党员有个人志愿是不是就是个人主义和应该有什么样的个人志愿”“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同志应该怎样看待”“在本职工作之外还可不可以有其它的志愿”“当个人志愿和党的要求发生了矛盾时应该怎样对待”这五个由浅入深的话题展开，澄清了党员中存在的各种简单化的错误思想，引出党员应当树立符合党的利益和工作需要的个人志愿的正确认识。《北京日报》编辑部为了保证总结的质量，邀请刘少奇于6月30日前来参加座谈，帮助提高认识。针对讨论中出现的“党让作什么就作什么没出息，对于作党的驯服的工具想不通”的说法，刘少奇提出“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的主张：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阐述“工具论”基本观点——“党是不是工具，是工具，我们也是工具，工具论。党是人民的工具，是无产阶级的工具”；从人的自主性、创造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出发说明做“驯服工具”的合理性——“人更是活工具，不仅身体活动，脑子也活动……作一个驯服的工具，又有理想……这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有一致性的”；从阶级立场、阶级觉悟和认识立场出发阐明反对做“驯服工具”观点的实质——“有些人把党当成汽车，他是开汽车的，想爬到党的身上驾驭党”。

    谈话之后，经过一个月的准备，《北京日报》在头版头条（并转第二版）发表社论《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关于“共产党员应该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总结》。这篇总结根据刘少奇的谈话内容整理而成，发表前经过他的审阅和批准。文章的最后写道：“共产党员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呢？任何忠诚的共产党员，都应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做一个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的工具，为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这就是我们的结论。”为体现战斗性和斗争性，第三版的“共产党员”专栏在通栏标题“永远做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下安排了一组文章予以响应，突出党员应当“无条件服从党的需要”以及“奋发有为”和“驯服工具”的统一性。

    《北京日报》以《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为书名，将讨论文章结集出版，第一版印发的350万册，短时间内在国内便销售一空，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此后到“文革”爆发前，各地、各行业、各人群均有学习相应文章。在党内，中央和地方党的机关报纷纷刊载文章，表达党员对“驯服工具”的认识。其中有以“社论”形式表明所在地方党委的认识，有以党员个人身份谈心得体会的，也有党员集体讨论会讨论结论的。在党外，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表示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政法机关提出做“无产阶级专政的驯服工具”，军队表态“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要求青年坚决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新闻媒体领域也有相应表态或要求。在学习践行“驯服工具”的活动中，还涌现出雷锋和王杰这两位典型：雷锋把“驯服工具”具体化为著名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王杰则进一步明确了“保养和清洗”“螺丝钉”的精神材料是毛泽东思想。

    在“文化大革命”中，改组后的《北京日报》率先通过社论发起批判，认为“驯服工具论”歪曲党的领导和党员的关系、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污蔑了人民群众，对抗毛主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散布市侩哲学，鼓吹愚民政策。其后公开的批判文章，或以影射史学攻击它继承武训的奴才哲学，指责刘少奇用“半工半读学校”培养只掌握生产技术的被统治的驯服工具；或联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认为“驯服工具论”是一以贯之的奴隶主义、盲从主义；或从党内组织生活出发，声称刘少奇站在反动立场，宣扬奴隶主义，要求党员成为其个人的“驯服工具”。

    总体上看，对包含“驯服工具论”在内的所谓“黑六论”的批判，实质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目的在于为整体批判刘少奇营造氛围，因此其时间主要集中在1967年4月到1969年6月。批判的方式基本上是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比如刘少奇在讲“工具”论时，并没有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讲党员个体服从党组织安排时，并没有否定个体志愿的合理性；讲王震、李先念、姚依林跟随党实现个人价值，主要是对与他们年龄相仿甚至有同学之谊的少数人蜕变成右派分子有感而发，而非庸俗的人生观和市侩哲学。批判的力量则更为苍白：其一是无法对强调服从组织和上级的“驯服工具论”进行批判的同时，解释清林彪所说“对毛主席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其二是难以在既反对“奴隶主义”又反对“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无政府主义之间取得平衡，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种体制下，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状态，正是批评者所批评的那种情状——顶端的高度个人集权与基层社会无政府主义盛行并生不悖。刘少奇被平反后，学术界和理论界随即为“驯服工具论”正名并开始进一步认识。

    二、理论价值：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工具论的发挥和运用

    作为“驯服工具”论的引发、宣扬者，“文革”初期的揭发、批判者的《北京日报》社，在刘少奇平反以后，很快就以编辑部的名义撰文，不但正本清源地回溯当初状况，纠正“文革”中颠倒了的是非，而且在历经风雨后重新审视“驯服工具论”的价值。文章认为，刘少奇当时提出“驯服工具”，主要目的是：一方面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具有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和高度的党性自觉，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服务；当个人志愿同党的需要发生矛盾时，要有组织纪律观念，自觉地服从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强调“驯服工具”要“奋发有为”，即敢想敢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要精通业务，“越是好的工具，越需要能动脑筋、能钻研问题、能大胆创造”；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和才能与做好驯服的工具，不但不矛盾，而且相得益彰。文章也指出，“驯服工具”的说法不是很科学，容易被人误解为盲目服从。

    与此同时，一批学者和理论工作者重新阐发“驯服工具论”的理论价值。研究者们认为，刘少奇讲“驯服工具”，目的是“以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和信念去说服那些年轻人，要他们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是在强调“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党性原则”，不是“腐蚀工人阶级和党员群众”的“奴隶主义”。这种观点与鲁迅倡导的“孺子牛”精神、雷锋践行的“螺丝钉”精神，以及列宁强调的党的“铁的纪律”思想完全一致。党员是中国共产党的而不是别的什么党或个人的“驯服工具”，在处理个人和组织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时，自觉遵守“四个服从”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平反刘少奇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每个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都必须按照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个人问题，自觉地服从党组织对自己工作的分配、调动和安排”，个人如果认为不适当可以提出意见，“但经过党组织考虑作出最后决定时，必须服从”。这与“驯服工具”的精神基本一致，也是人们在1980年代初普遍对“驯服工具论”采取完全肯定态度的重要原因。

    从历史纵深来看，“驯服工具论”与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建设的相关理论相一致，也是刘少奇党员队伍建设思想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具体体现。从列宁批判马尔托夫反对把党组织看作工厂、把党员视为“小轮子和小螺丝钉”的言论，到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直言“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工具论”，再到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把党定位为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可以说刘少奇的“驯服工具”无疑是对无产阶级政党“工具论”精神的自然延续。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顺利开展，为社会主义事业创造了良好的物质经济和思想政治条件，以“公”或“集体”为本位的共产主义道德也就有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在此情况下，“个人”或“私”的存在意义，只有在对“集体”或“公”的价值追求中才能实现，而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个人”或“私”不复存在，社会成员“普通工作都可做，又有高度文化，专业不止学一门”，没有了“个人志愿”的问题。按这个逻辑，刘少奇讲“驯服工具”，正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际，针对党员与党组织、个人志愿与党的事业之间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灵活运用“工具论”观点，号召党员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三、实践价值：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

    “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从提出到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起源于个人志愿的讨论，突出在“奋发有为”和“驯服工具”的统一，落脚于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真正“做”到。因此，“驯服工具论”不仅是理论问题，当然还具有实践层面的价值。无论是建设时期的学习实践，还是新时期以后的研究评价，都发生过偏差，而总结“驯服工具论”的实践价值，首先就要注意纠正错误认识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