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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庆堂:取义成“赢”覃异之(组图)
2018-10-22 12:00:35
作者:廖庆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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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如剑,眸如星辰,鼻若悬胆,立体的五官,超高的颜值,标致的身材,人不打象打,让覃异之无愧于“帅气将军”的雅号。

    覃异之,原名侨亲、异存、异知等。1907年7月7日出生于刁江河畔的九渡街。是时,九渡街属于广西安定土司管辖,民国时期划属宜山县(今宜州区),现隶属于都安瑶族自治县九渡乡。其祖籍系宾阳县。

    三年河东,三年河西的九渡街,并没有给覃异之留下太多温馨的记忆,倒是辛酸的童年给他刻骨铭心。在这里,他六岁丧父,七岁丧母,由祖母含辛茹苦抚养长大。门前那条桀骜不羁的刁江,既是他童年的乐园,也是他淬火成钢的摇篮。

    特殊家世铸就兼优品性

    覃异之的父亲覃远芳,知书达理,襟怀坦白,为人正派。母亲黄氏,广东梅县人。本是幸福之家,可天有不测风云,覃异之五岁的时候其父亲因病去世,不足六岁时母亲又因故撒手人寰。之后,懵懵懂懂的覃异之由祖母梁太夫人抚养长大。

    所幸的是其祖母精明强干,慈心孝举,既勤劳,又会经商,也笃信大乘佛教。她对世事看得很透彻,想得开,放得下,思想超脱。她抱着“普渡众生”的意愿,遇到街坊有纠纷,总是主动去调解。每次调解,都带小孙子在身旁,这对童年的覃异之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小小的覃异之早早就认识到:一个人不但要自己好,而且要帮助别人,自己能为人家做到的事一定要尽力去做,不要去争名争利,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生发卢沟桥事变,时任国军52军25师149团团长的覃异之,奉命增援华北抗战,途中他作《七七卢沟桥事变适逢三十初度》一诗:

    弹指光阴三十年,乾坤有我恰今天。
    饱经忧患虚荣淡,历尽艰辛志气坚。
    百战但求雪国耻,一生原不为名传。
    卢沟烽火催人急,鼙鼓声中快着鞭。

    诗中不难看出受其祖母“不争名利”佛学思想影响的影子。

    梁太夫人不主张留遗产给后代,而主张让后代独立自强。她说:“有儿强似我,留钱做什么?有儿不如我,留钱做什么?”她不惜金钱购买《三国演义》、《精忠传》、《水浒传》、《列国志》等书籍给覃异之阅读。在不知不觉中,他对诸葛亮产生了崇拜心情,觉得人要勤思考才能足智多谋。同时也产生了对岳飞的敬仰,觉得人只有为国效力,“精忠报国”,才能受人尊敬。这无疑对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起着重大作用。为此,他对祖母一生不能忘怀。祖母去世时,他千里迢迢回乡拜灵,写了《一拜灵堂涕泪泫》的诗,诗中写道:

    风尘扑扑拜灵前,抱恨终天涕泪泫。
    遗教谆谆犹在耳,读书爱国效前贤。

    1924年夏,17岁的覃异之完成中学学业。此时,他已经饱读诗书,通晓了前贤留下的宝贵智慧,开阔了展望的视野,得到了精神上的正能量,为日后的征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义无反顾投笔从戎

    覃子升是覃异之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既是覃异之的堂伯父,又是覃异之读中学时的老师、校长,更是直接引领覃异之走出校门到广州投奔革命的带路人。

    1924年夏天,覃子升带着17岁的覃异之离开家乡,投奔革命。他们先到南宁,然后乘船经梧州到香港。在香港停留了两天,覃子升到处打听讨袁护国军刘震寰部队的驻地。

    刘震寰(1890—1972),又名瑞廷,字显臣,1890年生,广西柳江县人。中国同盟会会员,是柳州辛亥革命的重要成员;他响应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起兵讨伐袁世凯。 1922年12月,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委任刘震寰为中央直辖西路讨贼军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在藤县就任司令新职,并将部队扩大为3个师,进兵广州,于次年1月16日占领广州,将陈炯明驱逐出广州,又击败沈鸿英军,孙中山因此得以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随后,孙中山撤消西路讨贼军,改为桂军,任命刘震寰为建国军桂军第三军军长。

孙中山国民政府西部讨贼军桂军总司令 刘震寰

    当时,广西很多青年人认为追随刘震寰就是拥护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覃子升和覃异之两叔侄亦是如此。当他们得知被孙中山任命为建国桂军总司令的刘震寰部队驻在深圳石龙一带,便决定投奔刘部第三师第五旅第九团的本家覃友松(都安人)部。覃异之从报上得知有一所学校名叫黄埔军校,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对伯父说:“我要报考黄埔军校。”覃子升表示支持。谁知黄埔军校已经开学。望着失望不已的覃异之,覃友松团长说:“黄埔军校已经开学,再无法报考,但刘总司令正在筹办建国桂军军官学校轮训军官。我可以军官名义保送你。我们都是孙大帅部下,哪个学校都一样。”覃子升赞同覃异之先到桂军军官学校受训。不久,覃异之便到位于虎门的桂军军校报到。而覃子升则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桂军军官学校实际负责人是吴安伯。时任桂军第二军军长兼虎门要塞司令的伍毓瑞 (1885—1972,号肖岩,南昌人)任副校长;孙中山派廖仲凯兼任桂军学校党代表;上校大队长是张治中,第二中队长陈奇涵(共产党员)。覃异之被编入第二中队。桂军学校一切仿效黄埔军校,以黄埔学生为核心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在黄埔军校成立,桂军学校也派代表参加,覃异之成为该校代表,并任联合联络员。覃异之经常到廖仲凯处汇报学生思想动态。党代表廖仲凯经常指示他们要努力学习政治理论,要广泛团结同学。此外,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在桂军学校选拔八名学生去苏联留学,覃异之荣幸被选。这时他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谁料,风云突变,此时滇桂军杨希闵、刘云寰叛乱,覃异之被列在抓捕名单内。在特急的情况之下,覃异之去谒见廖仲凯党代表请示今后行动,廖代表说:“你们的大队长张治中及几个中队长都已先后过来到黄埔军校,桂军学校一期学生都编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覃异之报告说:“我想学炮兵。”廖代表说:“有愿学炮科或其他兵种的可以到学校办公厅报名,我立刻通知胡教育长(胡谦)。”1925年6月,杨希闵、刘云寰的叛乱被消灭,桂军学校监督吴安伯到黄埔任军校高级班副主任,陈奇涵任第三中队长,覃异之如愿以偿进入黄埔军校二期炮科学习。

    1925年10月,广东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黄埔军校组织东征宣传队,以黄埔第一期学生傅维玉(中共党员)为队长,抽调会说广东话或客家话的党团员组成。覃异之从小跟母亲学会讲客家话,于是百里挑一选中。宣传队随军东征,开往石龙、东莞、惠州一带,发动学生和农民起来帮助革命军打倒陈炯明。当时敌、我占区犬牙交错,随军搞宣传有一定危险,远离革命队伍的村子一般都不敢去。当时覃异之工作积极,胆子也大,别人不敢去的村子他要求去。有一次宣传队在东莞县所属的陈村开会,该村刚从陈炯明占领下解放出来,需要清除陈炯明对群众的影响。大会由覃异之主持。当大会正进行时,敌人突然在远处放枪数响,胆小的人听见枪声自然以保命为主,不愿再坚持开会,覃异之却很镇定,继续稳定群众情绪,坚持将会开完。队长傅维玉闻知,特别加以表扬。

    为此,东征结束后,由傅维玉、陈奇涵、黄锦辉三人介绍覃异之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据悉,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从1924年8月开始分批入校,学生总共450人。至1925年9月宣布毕业,本期加入中共党员共51人。

    第二次东征回校后,覃异之被分配到黄埔军校三期任入伍生第四队副区队长、区队长。每星期日上午,他都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党课,党课由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讲当时的革命形势,恽代英主讲帝国主义侵华史,萧楚女主讲阶级斗争问题,任卓宣主讲辩证唯物论,毛泽东、邓中夏、张国焘、陈延年等都作过专题报告。这时,覃异之入党介绍人之一的黄锦辉担任周恩来的秘书,覃异之为找其同乡和入党介绍人黄锦辉,多次到过周恩来同志家里,从此他们开始认识。周恩来是覃异之的老师,覃异之对周恩来当然特别尊敬,但周恩来对覃异之非常客气,给覃异之的进步影响很大。

    这期间,覃异之曾向党组织汇报打算到叶挺独立团工作。当时的书记阳翰笙对他说:“你是黄埔未暴露身份的党员,还是留在学校工作吧!”

    第三期学生毕业后,第四期入伍生第三团成立,张治中任团长,覃异之任该团的一名排长。不久,调第二团第三连任连长。为支援省港大罢工,第二团移居石龙,派第一营驻深圳。当时深圳、宝安一带土匪猖獗,学校决定第二团另成立一个特务连,招普通士兵,专负剿匪之责。因覃异之懂本地话,便于地方联络,特调覃异之为特务连连长。

    当时深圳一带最著名的土匪为铍手钟。铍手钟有一手好枪法,传说能百发百中。他们神出鬼没,四出劫掠,给当地人民带来很大危害。为消灭该股土匪,覃异之先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知道他们经常登陆和逃跑的路线。当铍匪登陆后,覃异之指挥分兵二路,一路进行围攻,一路由覃异之自己带领埋伏在他们经常逃跑的路上。结果,不出所料,他们被袭击后,企图从该路逃跑,覃异之命令几个埋伏的神枪手集中火力打铍手钟,铍手钟无法对付,结果被打死。该股土匪全部瓦解,神枪匪歼灭后,群众无不称快。荣楼酒馆四处议论纷纷。都说:“覃连长真有办法,真是天兵对神枪,马到成功。”人们越传越奇。

    覃异之特务连调回学校后,归军事教导总队,编为独立中队,主要担任高级班的警卫工作,覃异之与高级班副主任吴安伯接触较多。吴安伯是从桂军学校过来的,对覃异之印象一直很好。一次覃异之正集合自己的连队训话,讲得头头是道,却不料有二人正在楼上静听。其中一人就是吴安伯,另一人即是教授部副主任敖正邦。敖副主任说:“他是我的学生。”不久,吴安伯介绍敖正邦的二女儿敖天犀跟覃异之见面,敖天犀长得秀丽端庄,唐诗背诵如流,两人一谈即合。

    1927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国共关系急转直下,但沉浸于初恋中的覃异之还一无所知。1927年4月15日4点钟,本总队第十一中队长陈选普对覃异之说:“事变发生了,他们要抓共产党员,你要早作准备。”覃异之得到这个消息很惊讶,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他就借了陈选普的值班袖标,说出去办点事。他通知了连指导员、共产党员赵克念之后,又匆匆骑上自行车独自跑向高第街,将阳翰笙夫妇及苏怡、尹柏林等送往观音山脚的越秀街,藏在自己的同乡杨庆余家中的一间小阁楼里,使得随后而来的高第街大搜查一无所获。局势稍稳,覃异之便在党组织协助下分批将这些人送上轮船,安全抵达上海。

    新中国成立之后,覃异之从香港起义回来碰到阳翰笙,他对覃异之说:“你救了我的命啊,要不咱们就见不到了!”             

    覃异之为什么后来脱离了共产党呢?据说是因为当时他在老家养病,和他内兄住在一起。一次他内兄看了他的日记,回去后就对他母亲说覃异之写的日志里有很多是和共产党有关系的,这是要杀头的。他岳母娘和岳父老听后大吃一惊。他们商量说这样不行,就搬家到了武汉。但是当时还是有共产党的人来找我覃异之联系,那人是个大夫,也是地下党员。他一来找,家里人就都说覃异之不在。时间长了,覃异之和妻子的孩子越生越多,在国民党那边的官也越当越大,慢慢和共产党没了联系,就算是自动脱离了党关系。1928年春,便将原名异知改为异之。

    抗战一战成名多次战伤

    1933年3月11日拂晓,侵华日军荒木大将调动飞机十余架,大炮百余门和坦克数十辆,向我军对古北口长城阵地龙儿山谷及将军楼驻地狂轰滥炸,阵地一片火海。在战斗中,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7军25师149团团长王润波阵亡,覃异之接任团长,继续对敌作战,援军在南天门占领第二线阵地,阻止日军疯狂进攻。震惊中外的古北口战役,战斗极为惨烈,149团仅存5人(其中4人重伤,1人轻伤),覃异之受重伤;二十五师伤亡共4000余人,日寇也横尸遍野。在西北岭及下会之线与敌作战,尤为激烈。覃异之指挥作战,表现出色。此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召见覃异之,并与他合照。后来,蒋介石知道覃异之家还有96岁的老祖母时,他一次奖给覃异之一千银元,还特别颁其祖母寿匾,蒋亲笔题写“国之人瑞”四字。

    1937年8月下旬,蒋介石命令25师由陕西开往保定。这时覃异之仍为25师149团团长,奉命负责满城县防务。不久,日寇三个师团分三路向保定扑来。9月20日覃异之的149团与敌前锋部队接触,由于支援部队尚未到达,149团据守了两个团的阵地。当天敌机炸满城县城,战斗异常激烈。149团左翼有一个420高地,十分重要。经过几次冲锋与反冲锋,420高地未能守住。覃异之得知420高地失守,马上带领三营的两连预备队向前冲锋,志在夺回高地。敌人居高临下进行射击,同时又有飞机助战,部队实在抵不住,被打散了。覃异之的胸部也被打伤,昏迷数分钟,醒来时,他决心与阵地共存亡,强挣起来拔出手枪,准备再往上冲,但副官和卫士覃海抱住了他,不让他冒险,并将覃异之从山上背到山下担架,医生给打了强心针。此后,一个月不能说话。   

    1938年3月中旬,日军开始猛攻山东省南部的台儿庄。时任第52军25师少将参谋长的覃异之,协助张耀明师长指挥部队于城外向日集团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侧背攻击;4月1日国军联合向敌猛攻,敌第5师团坂本支队4千余人由临忻南下增援濑谷支队,覃异之率师堵截,对敌坂本支队形成包围。敌乘夜向杨楼、底阁方向逃窜,骑兵支队被第25师包围于兰陵镇西北之村庄全部歼灭。至4月7日夜,除小部突围逃跑外,大部被歼。此役,中国军队摧毁了日军第5、第10两个师团之精锐部队,歼灭日军1万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和装备,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

    在台儿庄会战期间,覃异之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建议“以大击小,以小制大”的作战方针,即以小部队牵制敌之大部队,以大部队攻击敌之小部队。得到李宗仁的夸奖。

    战后,覃异之升任第七十三旅旅长。同年 7月率部参加武汉会战。不久任第52军第195师中将师长。

    1939年9月上旬,覃异之奉命率195师在长沙抗击日军,史称第一次长沙会战,又称湘北大战。

    当时,侵华日军为达到对国民政府诱降和军事打击,由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集中10万兵力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了进攻,重点指向覃异之的第195师,企图在最短期间内将中国第九战区主力歼灭。

    9月19日,敌人又增加兵力向覃异之所属的第15集团军第52军新墙河阵地发动全面攻势。在激战中,我守军虽以坚固的工事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但左翼第2师阵地荣家湾被敌人突破。在这紧迫关头,覃异之决心把他的195师主力向进攻之敌反击,以增援第2师战斗。随时,他将全师主力迅速集中到金井附近,占领阵地,并将566旅摆在第一线,以565旅作为侧击的准备,追击进犯之敌。敌人发现在此突然受阻,以为遇上我军主力,便停止前进,调过头来专门对付第195师。覃异之便指挥部队从敌人的侧背对正向铁路进犯的敌人还击,以力量压倒敌人。当时战斗非常激烈,一直持续到中午,第195师的队伍还在打。这时,52军副军长张耀明来电话告知,敌人已在营田登陆,令覃异之即刻率第195师主动由汨罗河上游紧靠幕阜山的浯口渡过汨罗河,转移到福临铺占领阵地,阻击敌人,掩护第52军向汨罗河南岸转移。

    覃异之得到命令后,即刻命令副师长、师参谋长率领各团副团长,各营副营长等立刻动身,先到福临铺侦察地形,布置防御阵地。

    9月20日凌晨,日军又集中炮火轰击第195师阵地,覃异之率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就在覃异之第195师在新墙河一线阵地正要转移之时,其部565旅的一个营在比加山战斗仍在继续,且打得异常艰苦。在敌军步兵、炮兵战车及飞机协同进攻下,至9月22日黄昏,守备比加山的史恩华营已伤亡过半,敌我双方已杀红了眼。覃异之打电话给史恩华,希望史恩华能和主力一道行动。覃异之命令史恩华说:“如无法支持,不得已时可向东靠,撤过新墙河。”但史恩华回答:“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我已被团团围困,看来不好撤了,决心与敌人拼到底。师长,来生再见!”史恩华率部在飞机、大炮轮番轰炸之下,又激战五昼夜,全营阵亡,史恩华亦战死殉国。

    9月23日,敌军突破新墙河防线,我湘北守军已全部撤退。敌便分三路从汨罗向长沙进犯。

    是日,覃异之在福星庙奉军部转来集团军总部的命令,要第195师在福临铺至上杉市之间,迟滞敌人三天,争取时间,以掩护我集团军主力在长沙近郊布置决战阵地,准备与敌决战。并要第195师完成任务后转移到上杉市,利用幕阜山从侧背配合,歼灭进犯之敌。

    覃异之按照第15集团军总部之命令,亲自带领两名旅长视察地形,决定以566旅和一个补充团为第一线,坚守福临铺,待两日后,向上杉市转移;以565旅为第二线,守上杉市,覃异之自己坐镇福星庙师指挥所指挥。

    9月27日下午,敌人在炮火掩护下,以小部队对福临铺阵地实行火力侦察。

    第2天中午敌人即进到福临铺,开始大举对第195师566旅展开攻势,该旅坚守阵地,敌我双方发生激战,战斗异常惨烈。在彼此来回冲杀的过程中,和敌人形成犬牙交错的对峙态势。当天晚上,覃异之以预备队向敌人反攻,恢复了原来的阵地。

    第3天晚上,566旅奉令开始向上杉市转移。覃异之在路上,布置便衣队掩护主力部队按原计划向上杉市转移。到了天亮,敌人在飞机的掩护下,以骑兵向上杉市搜索前进。沿途敌骑兵与我正在掩护部队撤退的便衣队突然遭遇,便衣队猝不及防,几乎全军覆没,阵亡三百多人,大队长金雄亦阵亡。

    中午敌人已进到上杉市阵地前。我565旅在上杉市构筑好工事,严阵以待,于是双方展开了激战,迫使日军无法前进。

    第5天上午,敌人主力并没有追击,仅仅派骑兵在飞机的掩护下向上杉市搜索,绕了一天后,便于当天晚上撤回到福临铺。第6天白天,覃异之发现敌陆军在飞机、骑兵的掩护下,开始撤退了。

    面对北逃之敌,覃异之当机立断,下达追击命令,即于当天晚上迅速将队伍带到福临铺,组成两个纵队,一路沿铁路,一路沿金井大道,同时向新墙河追击前进。敌人是白天在飞机、骑兵的掩护下撤退,覃异之便在夜间追击,一直追敌退于新墙河北岸。途中,覃异之在马背上构思《第一次长沙大捷追击日寇夜行军偶成》一诗:

    马首悬新月,三军气若虹。
    夜寒茶当酒,星斗落杯中。

    10月6日,195师收复了新墙河原52军所有阵地。在此次会战中,195师史思华营长坚守新墙河比家山阵地,以身殉职。全师在新墙河撤退最晚;在阻击战中,战果辉煌;在收复失地中,又是追击敌人的先头部队。因而获得褒奖。在福临铺修建烈士墓,由覃异之书写对联和碑文:

    “比家山千秋不松,福临铺一战成功”

    “长沙地控南北,兵家必争之地,倭寇图之已久。营长史思华奋战比家山,与全营壮烈牺牲,195师阻击福临铺,敌北退,长沙无恙。烈士之功不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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