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仲廉(原名吴善礼),1911年12月出生在大别山金寨南溪茶湾村。父母都是贫苦农民,吴仲廉很小就跟随父亲务农,没有读过一天书。1929年5月,金寨境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立夏节起义,吴仲廉积极加入农民赤卫队。11月,六霍起义进入高潮,吴仲廉被编入红军游击队。1930年5月,红1军独立旅组建时,吴仲廉成为第5团6分队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1931年初,吴仲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苏区,经历了四次反围剿的艰难战斗,他从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红军基层指战员。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吴仲廉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线西征川陕。
吴仲廉(1956)
在川陕苏区,吴仲廉因作战勇敢顽强而进入红四方面军军直机关工作,先后担任红四方面军保卫局特务连连长、红四方面军军直机关总支书记,在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因为政治上的积极进步,担任过川陕工农兵苏维埃红军代表,川陕省委候补委员,在川陕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代表红军基层干部发言。在积极扩红时期,出任南郑县委代理书记等职。在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艰难战斗中,两度负伤。吴仲廉是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壮大的积极参与者与建设者。
1934年11月中旬,为积极应对四川军阀可能再度发起的“川陕联合会剿”行动,红四方面军总部制定了向陕甘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作为落实该部署的一部分,吴仲廉受命为陕西汉中南郑县委代理书记,带着30余人的特遣分队,先期前往国民党西北军防区的陕西南郑县开展发动群众工作,为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发起陕南战役计划做前期的准备工作。
1934年12月底红四方面军以三十军的主力一部(八十八师3个团及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九军的二十五师及另外两个团,四军的十师,共约12个团的兵力向陕南推进。
红四方面军北上发起陕南战役,党中央并不知情。发起陕南战役后,先后占领了陕西宁强、沔县两城和阳平关重镇,歼俘敌数千人后,围攻了褒城,直抵南郑城郊。
1935年2月中旬在党中央的强烈要求下,红四方面军提前结束陕南战役,回师南下川北。由于党中央不同意红四方面军向陕甘发展的计划,红四方面军主力放弃了进攻南郑县城撤回川北,进而转向川西方向。
为了配合、迎接党中央、红一方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展开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大军南下迎接党中央。而吴仲廉等30余人的特遣分队身陷白区,孤军作战。4月下旬,吴仲廉率领的特遣队被国民党军团团包围在崇山峻岭之中,弹尽粮绝。
由于队伍中出现叛徒,吴仲廉等被当地民团俘获并关押了半年有余。在敌人关押过程中,吴仲廉与鄂豫皖老区红军战士等7人,顽强拒绝敌人诱惑拒不投敌,好在叛徒对吴仲廉的真实身份并不清楚,他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南郑代理县委书记的身份。1936年春节期间,民团疏于看守,吴仲廉等人越狱成功后,在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寻找红军队伍一月未果,然后,大家商议决定回大别山老家寻找那里的红28军。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艰难跋涉,1936年春,吴仲廉回到金寨南溪茶湾家中。此时,家乡一片白色恐怖,红28军在艰难地支撑危局,行军飘忽不定;他偶尔与红军便衣队接触,对方都非常慎重,吴仲廉归队的愿望再度落空。
直到1938年2月,吴仲廉听说新四军四支队在金家寨、麻埠一代区域活动,他无比兴奋,这就是当年的红军队伍啊,可以归队啦!他报名参加新四军四支队,再次投入到革命队伍的怀抱。
1940年吴仲廉要求再次申请入党时,向组织上如实汇报了中间脱离组织的原因和经过,取得了党组织的谅解和信任。而后,他追随新四军四支队从家乡金寨出发向东转战皖北,继而苏北、山东等抗日战场。
抗战胜利后,吴仲廉所部先后被编入山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序列。他随部队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以及解放大上海的战斗。
上海解放后,成立了上海市军管会,吴仲廉担任起上海市军管会保卫大队大队长职务。在上海刚刚解放复杂的环境中,承担着保卫军管会首长安全的重任。1949年10月1日,在上海外滩军管会大楼顶上,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吴仲廉站立在陈毅首长的身后,亲眼目睹了陈毅首长按动电钮升起上海市第一面国旗的整个过程,并亲耳聆听到陈毅首长风趣的川音:“老子今天要开开洋荤啰!”。
上海初解放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干部,吴仲廉受命前往苏北带领一批学生军到苏州、上海参加革命工作。
1950年初,他本人也接受组织安排到南京参加华东军政高级干部培训班第一期的学习。
学习结束后,吴仲廉被派往安徽皖南军分区任作战科长,参与了解放初期皖南剿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剿匪的斗争。
1950年底,吴仲廉调往安徽芜湖陆军医院任副院长。1951年6月,在安徽合肥筹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安徽第四康复医院,接收了大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受伤的战士在此做康复治疗。吴仲廉全身心投入康复医院的建设与运行中,在伤病员源源不断地输入康复医院最紧张的时期,吴仲廉有时一天只能睡觉两、三个小时。
1956年吴仲廉从第四康复医院转业到地方工作。
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由于他在川陕时曾被当地民团俘获过,加之回到家乡有近两年时间脱离了党组织,因而被错误地划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降职(副厅级降为科级)、行政8级降为12级的错误处理。1958年吴仲廉被调往安徽省委宣教钢厂担任行政科长。
1959年马鞍山市成立,安徽省委工交部部长黄驭同志就任马鞍山市委书记,点名吴仲廉等一批干部到马鞍山市工作。
1962年组织上摘除了吴仲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时,由于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原因,在组织结论中,依然留下了“曾经脱党、脱离革命工作”的尾巴。在文革期间,吴仲廉为此被反复批斗、检讨,身心遭受了严重摧残。
造反派一度怀疑他是“假红军”,派专人到北京调查了解,直到有人拿着照片直接找到李先念首长核实,李先念首长对着照片仔细辨认后,亲笔写下了“吴仲廉同志曾经是红四方面军一名保卫干部”的证明材料,方才罢休。
尽管受到了种种不公正待遇,吴仲廉依然坚定革命信念,相信组织相信党,兢兢业业、忍辱负重为党工作。在马鞍山他先后担任市建设公司付总经理,城市建设局副局长。为了马鞍山市的建设发展,他跟着黄驭书记一道跑遍马鞍山的山山水水;做出马鞍山市的第一部城市规划,奠定了马鞍山市如今成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级园林城市”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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