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大会决议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也宣告成立，曾山同志为政府主席。刘士奇主持特委积极支持毛泽东为书记的共同前委的统一领导。在当时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刘士奇主张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为人民群众利益出发，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等人制定了更为完备的《赣西南苏维埃土地法》。“决定没收一切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补少”,得到了苏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苏区面积迅速扩大，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指出：“群众对党的信仰特别好，主要原因：是农民在斗争中得到了土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政治上得着解放，喊一声‘打吉安’农民把手里的农具丢掉，拿起武器就跑，无论男女老幼都兴高采烈的参加”。“土地革命后，农民“不还租、不还债、不完粮、不纳捐税，工人增加了工资，农民分得了土地，好像解下了一种枷锁，个个喜形于色”。事实证明了‘枪杆子里出政权’，土地法为土地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展红军和赤卫队，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刘士奇5月赴上海中共中央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曾书面向党中央汇报赣西南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刘士奇是毛泽东很倚重、看好的赣西南地方党领导和军队领导人。毛泽东曾说过：“刘士奇是我的好战友、好兄弟，他是个聪明才智、胆识过人的革命同志，他在赣西南、井冈山对我的支持很大，是中国革命有功之臣”。1930年7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在赣西南陂头村正式宣布成立，曾炳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他积极领导开展土地革命，发展红军和赤卫队，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使其进入鼎盛时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每年历史上的今天显示）。根据党中央1930年7月21日通知，宣告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委员35人，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何长工、陈毅、曾山、李文林、刘士奇、邓子恢、张鼎丞、王怀、伍中豪、潘心源、方志敏、邵式平、萧韶、袁德生、萧道德、段起凤、邱达三、刘光万、涂振农、吴致民、曹易亭、杨岳彬、曾炳春、金万邦等人，毛泽东任主席。这个工农革命委员会即是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组成，成为“红色区域的军事政治指导机关”，“最高级政权组织”。

1930年8月14日（上海申报：南昌通信）

    1930年8月14日报（上海申报：南昌通信）：国民党连日搜查“共党”，毛泽东、朱德、林彪、谭震林、刘士奇、邓子恢、方志敏等。1930年10月7日，《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给中央的报告》作了如实的描述：在东固苏区，“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作很长的演讲，国民党与共产党，刮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白军，每个人都能分别能解释”。他还赞赏说：这里已经做到了“没有一个窃盗乞丐”，“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园无荒土，野无游民”。赣西南苏区“斗争局面一稳定，在许多地方先后开办列宁学校训练班，以及特委苏府办的红军学校、看护学校、干部学校，发行各种革命的教本《工农兵读本》《劳动读本》等。刘士奇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委员,成为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0年10月下旬刘士奇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被留在中央机关学习和工作。

    1931年6月,刘士奇奉中共中央指派,由上海到鄂豫皖苏区,7月，任红四军(由原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并组成)政治部主任。他积极协助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率部南征连克英山、广济等五城，扩大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1931年11月7日，随着鄂豫皖苏区红军的进一步的壮大，鄂豫皖苏区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七里坪西门外河滩上召开成立大会，红军主力部队三万多人，成为中国三大主力红军之一。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总政治部主任。刘士奇他向鄂豫皖红军直接传播了“朱毛红军”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经验，参与领导健全发展了红四方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指挥部驻地就在长胜街，这支革命武装以燎原之势，以七里坪为大本营，转战鄂豫皖，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

    1931年11月10日蒋介石集结于鄂豫皖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增加到15个师。其中豫东南地区4个师，鄂东地区7个师，皖西地区4个师，约六万余人。红四方面军发起黄安战役，徐向前、陈昌浩、刘士奇确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第一步扫清黄安城外围据点，切断守军与外地联系；第二步加紧围困黄安，并打击可能增援之敌；第三步攻歼黄安城守军，红军围困黄安县城历时43天，在“列宁号”飞机配合下发起总攻，攻占黄安城，歼敌15000多人，缴枪7000多支，活捉敌师长赵冠英，取得红四方面军组建后的第一个大胜利。

    1932年1月19日发起商潢战役，历时10多天，歼敌5000余人1932年3月21日，徐向前、刘士奇率部包围了六安苏家埠等敌据点，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历时48天，歼敌30000余人，生擒总指挥厉式鼎，解放了淠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3月底刘士奇调任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兼第七十三师政治委员，与同军长旷继勋指挥全师协同四方面军主力进行苏家埠战役，苏家埠战役历时48天，共歼国民党军3万余人，内俘总指挥1人、旅长5人、团长12人及营以下1.8万余人，缴获长短枪1.5万余支、机枪250挺、各种炮44门、电台5部，击落飞机1架，占领了淠河以东广大地区。这是鄂豫皖苏区红军的空前大捷，也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成功的战例之一,取得重大胜利。1932年4月1日，红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政治委员刘士奇率军出六安，经马头、隐贤、迎河，7日抵正阳关，缴获国民党军队的大批物资，打土豪分田地，受到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到正阳，扩大了红军的影响，鼓舞了人们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斗志。

    1932年5月，中共中央接到国民党十一军即将到正阳驻防的情报，便决定派红二十五军抢先占领正阳，红二十五军在政治委员刘士奇率领下，在寿县正阳镇今镇政府后楼为军部临时驻地，原为基督教的教堂，寿县人俗称为福音堂。于旧历四月初七夜到达正阳，军部设在正阳福音堂。进驻三天，没收了地主、资本家的油盐、布匹、西药，宣传了革命思想，组织农协攻打了附近地主庄园，没收粮食，数百名群众踊跃参军，开往苏区。5月12日占领淮河重镇正阳关开仓放粮，群众编唱的歌。《六安歌谣集成》《红二十五军到正阳》

    四月里来麦子黄，二十五军到正阳。
    打一仗来胜一仗，打得白狗叫亲娘。
    红军好，红军好，来到农村打土豪。
    开仓放粮救饥民，恩情似海难忘掉。

    六安歌谣,反映了红二十五军在政治委员刘士奇的率领下，沿淠河北上，解放沿河集镇功绩。

    1932年7月，蒋介石以30余万人的兵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蒋介石集中三十万兵力，以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战术对鄂豫皖苏区进行残酷“围剿”，由于敌人的强大和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错误，红军未能打破“围剿”。1932年9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进入十分艰苦的阶段，加之张国焘盲目轻敌，没有进行反“围剿”的准备，我主力红军经过几次恶战，未能改变被动局面。 10月初，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主力由英山向黄麻地区转移。担负掩护任务的红九军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在师长徐海东率领下，与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率领的地方武装、刘士奇率领的东路游击司令部会合。10月2日，部队转移到土门潭东八里的金家铺，根据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临行前的指示，在英山土门潭决定组建以刘士奇为司令的东路游击司令部和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按照四方面军总部临行前的指示和鄂皖工委会议决定，在英山金家铺成立东路军，司令刘士奇，副司令徐海东，下辖1个师4个团，徐海东兼师长。以七十九团为第一团，总保卫局一个连改为一团九连，团长张四季，政委杜本莲；英山独立十三团为第二团，团长熊海清，政委曾绍瑞；六安、霍山两个独立营及六安、英山、霍山三个保卫连合编为第三团，团长程启波，政委江求顺。原刘士奇游击司令部两个营为第五团，直属司令部，团长陈光辉，政委洪善维。

    东路军成立后，带着红军伤病员和“跑反”的群众2万余人自英山金家铺出发，一路向东转战。队伍经英山杨柳湾，太湖东河、冶溪河、弥陀寺，蕲春张家塝，宿松陈汉沟、隘口、肉铺、烟冲、打杵槎、花凉亭街头、严恭山等地，摆脱了敌军的“追剿”，于10月8日到达宿松趾凤河，驻扎在团林冲、山泽冲、南冲畈、白崖寨一带。东路游击司令部驻白崖寨关帝庙。

    连续的行军打仗，部队已疲惫不堪，急需休整，补充给养。但敌情不容我军有更多的休息时间。1932年10月9日，国民党陈调元部四十六师两个团前来堵击，皖西地区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形势十分险恶。 时任红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亲自指挥了趾凤河战斗，此战歼敌一个团，缴获机枪8挺、步枪500余支，取得了红二十七军组建后的首次大捷，使敌人在一个星期里不敢轻举妄动，为红二十七军转战贏得了时间。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被我军击溃，打垮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保存了自己，减轻了根据地的压力,配合了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其他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为根据地以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0月10日上午，鄂皖工委在白崖寨关帝庙开行动委员会(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刘士奇同志报告行动委员会的任务,并提议大家都要有行政职务,才好领导部队,大家一致同意，鄂皖工委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为了便于工委对部队的领导和扩大我军声势，认为目前工委的任务是继续率军进行东线转移，再伺机打回苏区，决定把东路军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政委郭述申，副军长吴保才，下辖两个师。原东路军一个师改为七十九师，师长徐海东，政委王建南，下辖一团和三团；调出第二团，与原司令部直属第五团另建八十一师，军部兼师部（团以下不变），全军共五千多人。至此，在宿松趾凤河“红二十七军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了！”

    红二十七军活动于皖南一带，全军在军长刘士奇，政委郭述申的率领下，转战皖西鄂东山区，先后歼敌5000余人。整编中的红二十七军战士拖着疲惫的身躯，顾不上化脓的伤口，扛起枪，迅速投入战斗，立即占据团林冲北边白崖寨至南冲畈一线山头，用迫击炮、机枪掩护群众和红军伤病员转移。随后，侦察敌情，得知敌仅一连人，住在山上一座旧庙里，率部200余人趁黑夜悄悄攀上严恭山。我军摸掉岗哨，冲进庙门时敌军刚从睡梦中惊醒，轻而易举地俘敌160余人，缴长枪128支，手枪4枝，军号1把。10月12日，鄂皖工委和军部决定撤出战斗，我英勇的红二十七军带着，胜利的喜悦，向太湖弥陀寺方向转移。红二十七军是在斗争形势十分危急的关头成立的，它把皖西分散的武装统一起来，继续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对于团结和鼓舞群众继续坚持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斗争，对于箝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起了重要作用。刘士奇说：“红二十七军是一支经得起考验的、打不散、拖不垮的部队。红军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锋芒，无论战争环境怎么险恶，我们都应当保存好这支队伍”。《红二十五军战史资料》记载：红二十七军政委郭述申对刘士奇的评价是: “刘士奇是著名红军将领，他既能做政治工作，又能指挥打仗，是我党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他在领导红二十七军的转战中，是有功劳有贡献的”。 1932年11月29日该军合编入红二十五军，由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省、道委负责人刘士奇、郭述申、沈泽民、吴焕先、王平章、徐宝珊、郑位三等同志，共同召开会议决定恢复省委、道委，组建皖西红二十八军。当时由于张国焘肃反扩大化，酿成的逾两千红军将士的人命血债，留守在省道委负责人刘士奇于1933年初在鄂东北遇难，终年31岁。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亲自为刘士奇平反，1945年6月中共七大追认刘士奇为革命烈士，并在建国后颁发了烈士证。

    中央党史文献中记载张国焘回忆录中所述：

    张国焘的这最后一次与王明之间的延安对话，使他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多舛，由于自己肃反扩大化，酿成的逾两千红军将士的人命血债，加上同毛泽东的内斗，部下(沈泽民、徐海东)误将毛的连襟刘士奇(贺子珍的妹夫)杀害，因果相报，知道毛也不会放过他，大祸即将临头，内心充满了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只有最后下决心出逃，走为上计。他在《我的回忆》里说道：“我曾枝枝节节的有过许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证我无力挽狂澜于既倒。难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样，听由斯大林杀害吗?因此我脱离中共，离开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应当采取的正义行为。”  

    九十年代在湖北省英山县金铺镇东平原建有“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七军组成烈士纪念碑”（由原政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郭述申亲笔题词），

为红二十七军立纪念碑感记：左起：第二郭述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