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奇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红军高级将领，中华著名烈士，是中国革命早期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之一。刘士奇革命事迹已经载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五十七卷》《中华著名烈士——第十二卷》《中国工农红军志》《中国共产党岳阳史志》,湖南烈士公园纪念塔等。      

    刘士奇（1902——1933年）湖南省岳阳县黄沙街镇九元村郎中屋（原名黄秀人民公社九元大队）。父亲：刘实蕃、是一位乡村著名中医郎中（医生），因医术精湛，治病救人，颇有名气，久而久之，十里八乡的老百性就将刘家大屋唤作了“郎中屋”，故本屋名：至今称呼“郎中屋”而得名。母亲：赵氏、生育三子一女，刘士奇排行第二，出生于一九零二年六月初五日，乳名：刘齐财、学名刘士奇、又名刘士骥、化名李振邦。刘士奇五岁时，父亲就教他识字，六岁在本地入馆读私垫。对《幼学》、《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唐诗》中医药等，他能过目不忘，背诵如流，深受先生的器重。刘士奇少年时代聪明好学也很调皮，在老师讲课时还经常在课堂和老师顶嘴，他敢于提问并且和老师在课堂上进行争辩。上课时做他的小动作，交头接耳，甚至爬到课桌上洋洋得意，说老师讲课没讲好，甚至跑出教室外玩，但老师提问他又能正确回答，所以老师们拿他没办法！老师总察觉到齐财这孩子与众不同，确不是一般的孩子，是一个敢撞敢干、能说会道的学生。刘齐财（乳名）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渐渐长大，小齐财聪颖、活泼，少小古灵精怪，闲暇时间，其父常把中医书籍《本草纲目》等拿出来仔细研读。别的小伙伴三五成群地在古屋天井旁的巷道里捉迷藏玩游戏，小齐财却寻到父亲的诊所，非要缠着父亲玩耍不可。父亲有时没法，只好抱起小齐财，敷衍他。 哪知小齐财看见厚厚的医书后，两眼放光，兴奋异常，稚嫩的小手欢喜地摩挲着医书。父亲心想，此儿莫非有些天分？于是抓起儿子的小手，就拿着医书教他识字。一来二去，齐财也能认一些字了，一些中医脉诀、诊法、药性、中药方剂等，也能像模像样地背下来。“不成良相，便成良医。”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时代的狂风暴雨、历史的巨手把刘士奇推向革命的风口浪尖。小小的齐财或许会默诵《内经》，潜心岐黄。那么，从这个小山村走出的，或许是另一个中医圣手，而不是救民于水火、不幸冤死的红军军长刘士奇了。刘齐财六岁那年，父亲将他送进了附近的私塾读书，算是正式启蒙，天资聪颖的他深受先生器重。七岁那年，齐财的头上长了黄癣，头发大部分脱光，父亲给他开了几副药也没有治好，小朋友们嘲笑他是“小癞子”，一上学就围着他唱儿歌侮辱他。小齐财又气又急，当着先生的面，将书本一丢，闹着要回家，被不明就里的老先生打了一顿。气归气，回家诉苦也没用，小齐财还得去上学。只要爸爸妈妈高兴，这书还得好好念。小齐财的领悟力特强，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有时候老师摇头晃脑地在上面讲解，小齐财趁机开溜，溜到外面看水牛打架，看蚂蚁上树，看狗儿撒尿，大自然总是充满乐趣，在小孩眼里，外面的世界总是那么精彩。 又一次，小齐财玩累了，偷偷溜回来。这一回可没有那么幸运，“齐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后面怎么说呀？”先生故意拿当天上午学习的功课为难他，小齐财松了口气，定了定神，一口气背了上千字，老师教的和没教的一股脑儿全背了出来。“好好，停下来！”先生春风满面，当时私垫的教书先生潘琼楼心想，“我要帮他再取个名字”，他现在的乳名叫刘齐财（齐字派），亲切地摸了摸齐财的脑门：“齐财呀，老师给你取个学名叫‘士奇’，好不好？……嗯，孺子可教，堪称奇才也！”这孩子“他有学士奇才”，就取名为“士奇” 寓“学士奇才”之意，刘士奇这个名字就从此而产生了。

    1915年进入岳阳洞天观学校就读，在校学习成绩斐然，1919年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商科前身）。刘士奇的个性与才干在这里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当时的湖南，时局动荡，反动军阀压制人们的思想，但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者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思想进步的刘士奇和毛泽东结识为校友。也经常和同学们在一起聚会，告诫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明确读书目的。他慷慨激昂，大声疾呼：“青春是可爱的。谁不珍惜美丽的青春？可是，年华如流水，青春岂常在！我们如果不趁年轻，把美好的的青春奉献给中华民族，再美好的年华也等于白白淌走的流水。君不见，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是需要许多青春去一起燃烧的时代啊！”同学们很受启发，不知不觉，都把他当成了领头人。在校结识了毛泽东、郭亮等进步同学的影响和带领下从而走上了革命道路。

    1919年5月28日，毛泽东、彭璜等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6月，召开全体职员大会，选举彭璜为会长。1922年10月，长沙各学校代表重组湖南学生联合会，选举徐庆誉为会长，刘士奇任湖南学联总务部主任。

    1923年6月，刘士奇被选任湖南外交后援会主任，他以外交后援会主任身份，积极反日，抵制日货，带领商学院学生们进行反日运动，与日方进行外交事务交涉，省政府得知日方威胁而杀害和伤及无故学生，宣布戒严，解散外交后援会，并被捕外交后援会负责人刘士奇和七名学生等。

    商学院校长任凯南深夜闻讯，一跃而起，去见当时省长赵恒惕。他对赵说：“家长把学生交给我，我有责任保护学生的安全，我要把学生领回，交给他的家长，”赵只好下令释放，校长任凯南为学生保释回家。

    刘士奇奉命成婚，但对于旧中国广大农村来说，婚姻则更多的是一种经济行为，它能由此获得劳动力，繁衍子孙，使私有财产有人继承，家父为继承刘府相火，可是迫于父命，与本地罗菊英完了婚。

    安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策源地，又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主要爆发地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安源路（株萍铁路）矿（萍乡煤矿）即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开展革命工作的重要地区之一。党的许多著名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和重要干部曾在安源从事革命活动：毛泽东、李立三、刘士奇、蒋先云、毛泽民、林育英、陈潭秋、李求实、贺昌、黄五一、黄静源、李树彝、蔡以忱、肖劲光等。曾在安源党、团、工会组织中任职；高君宇、李维汉、蔡和森、恽代英、林育南、夏明翰、向钧、滕代远等。曾到安源巡视指导工作；黄公略、彭德怀等曾经率领红军部队到安源开展革命活动。

    1922年12月，建立团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刘士奇被选为共青团安源地委委员。1923年8月刘士奇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株洲办事处工人补习学校聘请任教，给工人进行政治教育、传播马列主义。同年，毛泽东指派刘士奇、黄静源来株洲开展工作，经过他两人物色培养，发展了袁文俊、谭明德、王福生、张桂秋、易茂林、汪泉益等人入党。同年12月23日，刘士奇建立了株洲第一个中共党组织---中共株洲转运局支部，也称安源路矿第七党支部，隶属中共安源地方执委领导。1925年九月遭国民党惨案后，团地执委主要负责人和一批团干部遭逮捕并被驱出安源，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安源团并没有屈服。中共湘区执委派刘士奇、团地委委员黄五一在萍乡、醴陵等地与被开除和失散的矿山团员联系，招呼他们勿离开安源，鼓励大家在安源坚持革命斗争，于11月在醴陵恢复团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4年7月，刘士奇在郭亮、夏明翰介绍下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受中共湘区委员会派遣,到株洲开展建党工作。9月,建立湘潭东一区八叠乡党支部和乡秘密农会。1925年春,任共青团株洲特支书记。1925年11月，湖南省农民协会驻岳州特派员刘士奇，与曾任岳州第三联合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县学生联合会主席曹瑛,曾多次找他谈话，让他阅读《共产主义》、《唯物史观》、《共产党宣言》等，经过一段培养和考察，由刘士奇、杨其身介绍，曹瑛在岳州关帝庙入党。

    1926年3月，刘士奇被选为驱赵恒惕反帝委员会湘潭分会会长,在湘潭掀起一场驱赵的群众运动，湖南“驱赵迎唐”取得胜利，赵恒惕被赶出湖南，唐生智接任湖南省长，国民党由秘密状态开始转为半公开活动。1926年7月10日湘潭境内各地以往秘密的工农组织也都公开挂牌活动，县议会会址为国民党县党部驻地。国民党县党部以向寅亮、郭皋、林梅生、刘士奇、郭天健、李任难等为委员。不久,刘士奇任中共湘潭地方执行委员会第一届执行委员。

    1926年8月国共合作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刘士奇到岳阳领导农民运动，创建和发展中共党组织。9月，正式建立了中共岳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代号“岳迪伟”），刘士奇任书记，地委办公地点设铁炉街童南邦公馆（现3517工人俱乐部后）。

    2012年12月岳阳地委办公地、刘士奇故居，都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载入中国共产党历史史册，列入《湖南省革命遗址》。当时岳阳执委管辖岳阳、临湘两县。刘士奇他团结北伐军驻岳警备司令部团长周希武、国民党员任尹平,将国民党岳阳党部改组为县党部,被选为常委。又相继建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岳阳地委、岳阳县农协、总工会、女界联合会等群众团体,使岳阳、临湘、华容地区的工农运动迅猛开展起来，秘密组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夏秘密介绍彭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彭遨1903年4月15日出生于湖南省岳阳县步仙乡五关村），从此彭遨成为自觉为工农利益斗争的战士，在农民运动兴起时，彭遨担任岳阳县南四区农民协会秘书。在中共岳阳地委领导下，岳阳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会址设翰林街学坡岭。至1927年3月,岳阳农民协会发展到20个,乡农协87个,农协会员达10多万人，建立了39个党支部，党员已发展到800余人。刘士奇为岳阳革命开创了一条走向胜利的道路，是中共岳阳党组织创始人。4月，岳阳地委又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刘士奇任所长，所址设双井巷南天主教堂内（今3517工厂大门外）。

    2012年12月，岳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载入中国共产党历史史册，列入《湖南省革命遗址》。农民运动学习内容有：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海陆丰农民运动经验》《惩治土豪劣绅条例》等。 1927年5月26日，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反动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长沙沉浸在血雨醒风之中。6月初，长沙各界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市县党部民众团体请愿代表团”，赴武汉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严惩许克祥。作为代表团成员的刘士奇再次见到董必武同志，董老听完汇报后指出：“唯有坚持农民武装暴动，把革命的注意力转向农村，才是取得胜利的保证。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下令各县工农武装于31日会攻长沙，以反击何键、许克祥等反动军官。命令下达后，由刘士奇率领岳阳县农民自卫军100余人，由何坤率领华容县农民自卫军1000余人，乘船到沅江草尾。后因接到中共湖南省委“停止进攻”的命令而返回原地。武汉国民党政府派陈公博、谭平山到长沙，试图调解许克祥同国民党中央的关系。反动分子许克祥却密电岳阳驻军团长周希武阻截并处决陈、谭等人。车到岳阳后，中共岳阳地方执委书记刘士奇，县长何峙文以及周希武等在车站与陈、谭会面，汇报了长沙的情况，劝他们不要去长沙。陈、谭等人随即返回武汉。当“马日事变”发生后，刘士奇派岳阳县农会委员谭晓曙到长沙探听“马日事变”后的情况，谭见省工会、农会均遭破坏，随即返岳。中共岳阳地方执委急忙召集驻军团长周希武，县长何峙文和县委党部成员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处置应变问题。会后，周希武接到省政府的密电，指示捕杀共产党员，但周同情革命者，未予理睬。周部的团政治处主任张天翼是共产党员，他得悉密电内容，立即通知刘士奇停止活动迅速转移。经刘士奇、孙稼、龙启根、陈步凡等人商议，又通知临湘的农民特派员和各区特派员召开紧急会议，安排迅速转移。陈步凡和孙稼还将党的机密文件和党员名册转往湖滨双十学校。

1927年6月19日（上海申报）

    1927年6月19日（上海申报）国民党通缉令：岳阳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刘士奇“暴徒”，责令刘士奇率领农民自卫军集合数千人梭标、炸弹、枪械等武器，省当局令王师长进行捉拿刘士奇。地下党组织得知消息后立急通知刘士奇秘密转移，刘士奇率领农民自卫军转移到新墙一带，但士兵以索饷名义进行哗变，国民党四处活动打探刘士奇的消息。刘士奇察觉本人身份已暴露，地下党组织决定将他必须转移。刘士奇在一天晚上秘密的潜回了岳阳城，躲入一家餐馆，这里是共产党秘密联络一处驻点。刘士奇将自己装扮成伙计，白天帮工，晚上进行秘密联络工作，几天后的一个早晨，一批国民党特务挨家挨户搜查，很快就进入了这家餐馆，这时刘士奇正弯腰擦洗桌椅板凳，和特务撞了一个正面。特务们大声叫嚷：“看见刘士奇没有？”刘士奇临危不乱，故作茫然地摇摇头。餐馆老板见情况不对，连忙上前打招呼，一边忙着装烟，一边点火。顺手在刘士奇肩上拍了一下，“懒货，老总们来了茶都没有喝，还不快去挑水！”刘士奇趁机走进厨房，将脸上涂上锅灰，戴着斗笠，挑上水桶，从后门里绕了出来，神态自若地往洞庭湖边南岳码头走去，搭上了去汉口的轮船，刘士奇秘密出走武汉。

    1927年6月，刘士奇由武汉转江西南昌，参加江西省委支援南昌起义后援工作。

    1927年 “八一”暴动后，刘士奇助毛泽东决策引兵井冈山。9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在萍乡、莲花一带被国民党围困。江西省委刘士奇和省委书记汪泽楷，密信解困毛泽东带领的5000多人的秋收起义部队的去向和存亡。部队在铜鼓驻扎等待命令，这时江西省委派交通员来联络让部队派出一名代表前往南昌城，去向省委汇报部队现状和接受省委对团队的下一步行动的新的命令。团党委决定：宋任穷是浏阳工农义勇大队第二中队党代表，由他接受了这一艰巨而又危险并关系到起义部队去向的生死攸关的重任。在白色恐怖笼罩下9月的南昌城里，关卡的口号就是：“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宋任穷住在南昌城内党的地下联络点中等待，主要由交通员先去和省委机关接头，可几天过后省委交通员说，已暗暗寻找了所有他知道的秘密接头地点，都没有见到省委机关的人，但宋任穷坚决不肯就这样没有完成任务就返回部队，要求自己在南昌城内外再一次亲自寻找省委机关。最后交通员无奈带宋任穷到一个很大的平民棚户区，几经周折潜入南昌绳金塔附近遍地木板房（一或两层）的贫民小摊小贩江湖内外人员杂处大棚户区，就在这几乎毫无可能的希望中，可能是宋任穷急于找到省委心情激发出来的敏感，奇迹突然出现了。宋任穷看见远远的人群中一个人走来，帽子压得低低的，宋任穷不愿放过这一纵及逝机会，暗中忙跟了上去，就在照面的一瞬之间宋任穷猛然发现这是个以前曾经见过的面孔。这个人以前曾经到浏阳农会做过开展农民运动的报告。当时宋任穷作为浏阳怅冲区农民协会委员长曾听过他作的报告。宋任穷认识他的面孔，就在这眼光一看后的一瞬间，认为机不可失，在迎面一交而过的瞬间直接用湖南话低低的直说：“我是浏阳来的，有要事见省委领导”，此人就是当时已到江西工作的江西省委委员刘士奇湖南人，跟在后面几经辗转，只见刘士奇在棚户中拐来拐去后，走上了一座木屋的楼梯，走上二楼的竹楼是个茶楼，宋任穷一会也跟进上了茶楼。但这时已见不到了刘士奇，而是布帘后走出一个人来，给宋任穷到了一碗茶后问道，老表从哪里来呀，宋任穷知道一定是党的机关的人了，于是直说：浏阳人，从铜鼓赶过来要想省委汇报部队情况的，望赶快联系省委领导。那人又问，你为什么会跟刚才那人到这里来呀？宋任穷说：我见过刚才进来的那个人，他曾给我们农会作过报告，他不认得我，但我认出了他，情况紧急所以就跟到这里来了。那人听后便问你现住在哪里，宋任穷告诉了他现在联络点的住址，他就说：“你回去等通知吧”！就转身进了布帘。当晚宋任穷就从交通员哪里接到了通知，第二天去向江西省委汇报：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和省委委员刘士奇听了宋任穷有关浏阳来参加南昌起义部队的情况和现状的汇报。汪泽楷说：“在敌人开始疯狂的全城搜捕屠杀共产党后，为尽量减少起义后的损失，江西省委一直留在南昌四处潜伏，坚持完成起义后的收尾工作，省委将于明天就要撤出南昌城，你来得正好，现在毛委员已到达了起义部队，请告诉毛委员，部队往莲花一带行动，在宁冈一带山区有我们党的武装，有百多人和几十条枪”。刘士奇将一封密信交给宋任穷说：“你必须赶快带着省委的口信和密信离开南昌后，务必将密信亲手交给掌握秋收起义部队的毛委员，要他们到赣西的宁冈去，那里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可以安顿下来。其他的事，密信上都写了，此信十分重要关系到这支起义部队取向和命运”。宋任穷第二天一大早就按省委规定的时间，和一位联络员一路潜行出了南昌城。宋任穷在困难重重安全的把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接信后高兴的说：“这下好了，江西省委写来指示，闻毛部向湘南移动，可改变去向，开到赣西的宁冈去（井冈山），那里有我们党的组织和武装，足以安顿”。

    1927年9月10日，刘士奇先后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兼工人运动委员会主任，省委特派员, 鄱阳县委书记，赣北特委书记，同年12月兼任中共九江市委书记。

    1927年9月中旬，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刘士奇，在风雨山召开的鄱阳县委会议，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明确了实行土地革命的战略决策，并与鄱阳县委商定，弋阳成立党的区委，直接领导本县的秋收暴动。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方志敏妻子缪敏被分到赣北特委秘密机关工作，缪敏被党组织派往设在鄱阳县城隍庙街2号的赣北特委秘密机关工作，她用李祥贞的名字扮作佣人，认房东柳兰娇为干娘，以此掩护开展工作。11月间，一天深夜，正当特委召开重要会议时，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包围了特委机关，当时缪敏担任警戒，她迅速销毁秘密文件，插上香火，发出暗号，使前来开会的省委特派员刘士奇、军事部长胡烈等同志脱险，特委书记林修杰、组织部长周菽菡等人不幸被捕，第三天就被敌人杀害。缪敏被敌人以“事实嫌疑”的罪名关押。她在狱中经受了敌人各种审讯，却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敌人更不知她就是方志敏的妻子，在鄱阳被囚禁40多天后，被党营救获得释放。1927年9月下旬，省委又派出刘士奇、曾延生、宛希俨、曾去非、汪群等五人分赴万安、九江、波阳、临川、赣州等地组织暴动。赣南、赣西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刘士奇、赖经邦、李文林、曾炳春、李白芳、金万邦、丛允中、谢汉昌、段起凤。

    1927年江西修水“六七”惨案后，革命处于低潮，胡思先离开了修水县城，来到了家乡塘城坳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冬，省委派刘士奇任赣北特委书记，来修水工作，在塘城坳成立赣北特委机关，胡思先担任组织部长。1927年10月10日，中共江西省委交通机关被破坏，7人被捕后牺牲，南昌形势异常严峻，省委机关由南昌暂迁九江。10月20日，省委为加强对全省革命斗争的领导，将全省划为赣北、赣南、赣东、赣西四特区，组成四个特别委员会。赣北特委机关设在九江市区凤凰坡一号。中共江西省委常委、鄱阳县委书记刘士奇调任赣北特委书记兼九江市委书记。刘士奇上任以后，把恢复、整顿党组织和发展党的组织作为特委、市委当时的主要工作来抓，创办《特委通讯》和《政治通讯》。

    1928年3月上旬，赣北特委书记刘士奇、与丁健亚、袁亚梅、胡思先共同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杨祠暴动，彻底打垮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挽救了党组织的损失。 1928年12月9日，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旧址)在王燧村共产党员王文凤家中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委，张世熙、王凤飞、冯任、胡子寿、沈建华、贺俊、刘士奇、曹策、方志敏、蔡申熙、邵式平等。1929年5月，冯任主持召开赣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特委，刘士奇、萧立、黄宜和曾山等人先后进入特委的权力核心，这意味着他对赣西地方组织的重新洗牌。刘士奇选任中共赣西特委常务委员、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中共赣西特委书记等职。7月，刘士奇同省委军委书记蔡申熙派赵醒吾潜入吉安靖卫大队长罗炳辉部，策动起义，经多方努力，罗同意倒戈反蒋，刘士奇、蔡申熙代表党组织，接受罗炳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成功后，组成江西省红军独立第5团。刘士奇组织并参与领导赣西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积极发动群众，配合“朱毛红军”创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

    1929年与毛泽东成为了亲戚，毛泽东1928年5月期间与贺子珍结婚，次年4月，刘士奇与贺子珍胞妹贺怡结婚，刘士奇自然成了毛泽东妹夫与革命同志和连襟关系。

    刘士奇领导，“九打吉安”。吉安：是赣西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连接江西南北的交通枢纽。吉安城四周，西有真君山、天华山，南有神岗山和禾水，北有骡子山，东临开阔的赣江，与青原山相望，是个山水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地方，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吉安城则是国民党反动派屏障南昌、控制吉安周围各县以至整个赣西南的军事要塞,是赣西南地区赤白斗争的焦点。    

    1929年10月至1930年10月，赣西地区党组织发动数十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红军发动了一场长达一年之久的“武装暴动”。先后进行了九次激烈的战斗，史称“九打吉安”。1929年8月，中共赣西特委建立吉安、吉水、泰和、万安4个县委，新余、峡江、安福、袁州4个特支，共有党员3000余人；领导和发动了吉安县的东固、延福暴动及永新、泰和、永丰、吉水、安福等县的武装暴动，从根本上动摇了赣西的封建统治；创建和扩大了工农武装。1929年11月8日，特委遭到了严重破坏，前任特委书记王百元出逃，由秘书长刘士奇接任赣西特委书记。1930年1月已有四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其地方武装已先后组建红六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二军。主力红军第四、第五军也来到赣西地区，吉安周边革命根据地对吉安城已呈包围势，革命力量明显超过在赣西的反革命力量。1929年10月22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和蔡申熙（省军委书记）秘密来到吉安，向中共赣西特委负责人刘士奇传达了中共中央第49号通告——“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精神，要求全国各地特别是苏维埃区域，应根据本地实际提出“中心斗争口号”。25日，赣西特委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以“攻取吉安”作为“中心斗争口号”。并组织了总行动委员会和南路、北路行动委员会，同时成立了赣西红军总司令部。至此，赣西地区数十万群众配合红军进行的长达一年之久的“攻打吉安”的武装斗争拉开了序幕。1929年10月底，九打吉安的经过第一次攻吉，赣西特委制定了攻打吉安的行动计划：以红二、三、四团为主力，以城区工人的力量和吉安、吉水、永新三县国民党靖卫队作内应。刘士奇他同省委军委书记蔡申熙派赵醒吾潜入吉安靖卫大队长罗炳辉部,策动起义,经多方努力,罗同意倒戈反蒋,刘士奇、蔡申熙代表党组织,接受罗炳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成功后,组成江西省红军独立第五团，刘士奇秘密争取罗炳辉入党，并利用罗的关系在邻县警靖卫团做策反工作，里应外合攻取吉安城。“攻吉”紧锣密鼓地进行：吉安、吉水、安（福）分（宜）边和泰和等地5万农民组成九路农民赤卫军随队参加攻吉战斗；红二、四团在藤田会合，准备攻打永丰；红三团和游击二大队与红五军四纵队联合行动准备攻打安福枫田。不料，1929年11月8日，吉安城内发生了党、团特委遭重大破坏事件，团特委书记曾道懿叛变投敌，致使省委特派员赵醒吾、特委常委黄宜、申中及200多名党、团员和革命群众惨遭被捕或牺牲，“攻吉”计划暴露。赣西特委从吉安城“隆昌木行”转移到吉安县陂头，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采取应变措施，密令吉安、吉水、永新靖卫队提前起义。于11月14日，罗炳辉率180余人，在吉安县值夏驻地举行起义，次日，起义队伍开进富田新圩，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及蔡开喜、曾炳春、江汉波、曾山等同志热烈欢迎起义部队。当晚召开大会，宣布成立红军独立第五团，罗炳辉任团长，金万邦任政治部主任。但是，吉水、永新的靖卫队因敌人先下手，吉水、永新靖卫队全部被敌缴械，起义失败。11月17日，红二、四团返抵富田后，赣西特委又决定乘吉安城内成光耀孤军待援之机，以红二、四团为主力，以红三团和游击一、二大队，农民赤卫军三、四、五纵队作配合，准备在11月22日强攻吉安城。11月19日各部已准备就绪，探报金汉鼎部某营押送17艘满载弹药军需品的船只去赣州，特委当即决定，停止攻城，先截取敌船，然后再打吉安。红二、四团奉命远袭万安城，截船未成，回师泰和固陂。此时，鲁涤平援吉部队陆续到达。吉安城敌军增加了朱耀华旅的一O七团和江西保安第三团。面对敌情的变化，特委书记刘士奇重新召集赣西特委研究了攻打吉安的策略，动员吉安四周50里内的群众力量配合少量红军包围吉安，发动各红色区域的群众围攻各县城，集中力量肃清吉安外围之敌。红二、三、四、五团在群众武装配合下分兵南北两路作战，歼敌400余人，缴枪380余支。12月下旬，红五军一、三纵队返回湘赣边与四纵队会合。1930年1月18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刘士奇主持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中共赣西、湘赣边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于田召开联席会议，他作为红六军的代表与会，将赣西、湘赣边两特委合并为赣西特委，决定将江西红军独立第二、三、四、五团与赣西南工家游击第二大队，湘赣边和永新、莲花、宁冈等县赤卫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红六军在吉安县东固正式成立，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陈毅任党代表，曾昭汉任参谋长，毛泽覃任政治部主任，全军下辖两个旅、一个纵队，共2000余人。会后，红五、红六军分别在赣江东、西两侧向吉安逼进，形成了对吉安城“整个包围之势”。第一次攻吉，历时三月之久，部分解决了吉安外围的反动武装，先后攻进了兴国、万安两个县城，红色区域扩大了三、四百公里，建立了吉安、吉水、泰和、兴国等13个县和50多个区的苏维埃政府。1930年2月间，赣西特委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曾山担任主席。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也密切关注赣西数十万群众和地方武装攻打吉安的“总暴动”。1930年1月5日，红四军从福建古田出发，从闽西挥师回赣。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成为领导赣西等地的最高机构。1930年2月，毛泽东挥毫诗赞：生动地描述赣西南数十万群众配合红军攻打吉安的伟大壮举：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处？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第二次攻吉，1930年2月6日—9日，红4军前委扩大为4、5、6军及赣西南、闽南、东江、湘赣边界总前敌委员会，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和赣西、赣南、湘赣边特委在吉安陂头召开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毛泽东、刘士奇、曾山等3人组成联席会议主席团，主持和领导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决定了有关政治、土地、武装、苏维埃和党的组织等问题，把“攻取吉安”作为实现“争取江西”计划的第一步，是目前行动的总目标。为便于统一指挥，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红四、五、六军“总前委”，他和毛泽东、曾山、朱德、潘心源五人组成常委，书记毛泽东，（毛泽东、刘士奇、曾山、朱德、潘心源为常委，黄公略、彭德怀为候补常委）。同时，赣西、赣南、湘赣边三个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直接归总前委领导，下辖南路、北路、西路三个行委。会议决定集中红军第四、五、六军，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第一步先打吉安，会议重点部署了分田分地工作。刘士奇、曾山为临时负责人。2月14日，刘士奇发布联席会议主席团《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第一号通告。部署第二次攻打吉安的作战计划：红四军和红六军二纵队在赣江东面展开，会同中鹄群众攻打吉水，消灭水东之敌，并以一部会同永丰赤卫队和宁南游击队在永丰、广昌一带牵制金汉鼎；红五军及西区群众武装，以永阳为中心，向吉安附近逼进，并控制泰和之敌。红六军一纵队会同北路群众进扰三曲滩、峡江之敌，截断赣江交通。这个作战部署仍是先打吉安外围之敌，“目的在于使吉安城内生活更加困难，物资缺乏，人心更加恐慌，白色统治更形孤立”，然后相机夺取吉安城。主力红军汇集吉安，不仅成光耀和鲁涤平惊恐万状，蒋介石也十分震惊。为解吉安之危，蒋介石被迫从军阀战争前线抽调唐云山独立第十五旅和邓英独立第十六旅紧急援赣。鲁涤平得到援兵后，即调整兵力部署，策划“进剿”赣西的计划。由于敌情变化，红四、六军不打吉水，折回富田，红五军退出永阳，移驻永新，诱敌部分深入赤色区域，以全力击破。与此同时，中共赣西南特委和赣西苏维埃政府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扰敌、袭敌斗争，陷敌于困惑迷惘之中，敌军指挥不统一，官兵无斗志，大部敌军在红白交界处缓慢推进，只有唐云山旅孤军深入，向东固进犯。1930年2月，陂头云兴山寺指挥所，由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在值夏一带全歼唐云山旅取得重大胜利后，毛泽东、朱德、刘士奇等人参加了在万寿宫举行的军民庆功大会。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战斗胜利，踊跃拿出自家的米烧来庆祝，毛泽东高兴地端起酒碗，先抿了两口，连声说好酒好酒，曾山介绍说：“这米烧放了一点枸杞、山楂等中药浸泡，颜色带红。吉安人民逢有喜事，都要开怀畅饮。今天有这这么好的大喜事，请党代表和军长多喝两碗”。刘士奇对毛泽东说“党代表，今天是我们红军大获全胜，为陂头这好酒取个名字吧！”毛泽东一听，看了看红军们高兴，兴致来了：“现在还是正月，我们在陂头来了个开门红，就叫红军红酒好了”。当时，老百姓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又怕国民党的追查，将“红军红酒”改名为“红君红酒”，一直流传至今。

    2月23日，集结在富田40里的水南。于是，毛泽东、朱德、刘士奇亲自指挥红军和曾山率领当地赤卫队于次日凌晨直取水南。首战告捷，歼敌两营。第二天乘胜追击，在施家边、值夏、大湾一带山地又歼敌余部三分之二。前后两战，共缴获步枪1300多支，机枪24挺，迫击炮12门，俘敌官兵900多人。唐旅几遭全歼，诸敌闻风丧胆，纷纷龟缩后撤。3月11日，红五军攻克安福县城，将国民党安福县县长等反动头目一网打尽，缴枪300多支，歼敌600多人。至此，鲁涤平的“进剿”计划完全破产。之后，红四军折往赣南、闽西，红五军开往湘鄂赣边，红六军也往赣南游击。这次主力红军汇合赣西进行第二次攻打吉安，虽然由于敌情变化，未达到预期目的，但是歼灭了敌军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军七个旅的“进剿”，这是红军在赣西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赣西南党内外干部群众继续攻打吉安的斗争勇气。

    第三、四、五次攻吉。主力红军撤离赣西后，敌人疯狂反扑，鲁涤平派遣张辉瓒，坐镇吉安，以重兵进攻北路，同时骚扰南路。面对敌人的反扑，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采取了积极进攻的策略，广泛发动群众，集中地方武装攻打吉安。在5月份连续发动了三次攻吉行动：“五一”前夕，第三次攻打吉安，打败了吉水的封建迷信、反动武装“红黄学会”，恢复了水东、儒林的工作；5月9日第四次攻打吉安，赣西南特委调集10万余群众包围吉安七天；5月下旬，中路单独发动第五次攻打吉安，牵制进攻我北路之敌。第三、四、五次攻吉不仅打退了敌人的反扑，而且，扩大了红色区域，离吉安城五六里的地方都分了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了以曾炳春为总指挥的赣西南赤卫军总指挥部，为红二十军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第六、七次攻吉。1930年6月。吉安由邓英部接防成光耀旅。6月16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具体部署第六次攻打吉安战斗。刘士奇任总指挥，陈奇涵任参谋长，坐镇吉安城西固江镇指挥攻吉。6月28日上午，10万群众配合赣西红军第十一、廿、四纵队和红军学校学员，把吉安城彻底包围。利用迷魂战术，河东、水南、白沙、螺子山、西沙埠、天华山、真君山，到处红旗飘飘，号声振振。吉安城内敌军见情惊恐万分，军心焕散。刘士奇亲临火线，把总指挥部迁到真君山下，发布总攻令，左、中、右三路武装向吉安城发起猛攻。左路指挥部设在桐树坪，左路队伍攻占天华山之后，冲进城西赵公塘，歼敌百余人；中路队伍强渡赣江，打到神岗山下；右路指挥部设在神岗山。右路队伍先后占领了真君山、螺子山。因后援不足，遭敌人反击，赣西特委为保存实力，决定撤出战斗。

    在撤退途中，适遇黄公略、柯武东率红六军第一、三纵队从湘东返赣。中共赣西南特委决定调回各路攻吉队伍配合红六军第七次攻打吉安。当时，敌邓英部接防后，在吉安城周围构筑工事。在天华山、神岗山、真君山、螺子山设置了七道通电铁丝网，挖了一条2丈多宽、1丈多深的壕沟，筑了七、八个碉堡，并从樟树调来两团人马固守吉安城。7月1日拂晓，黄公略、曾山发出总攻令，红六军万余人及各路地方武装和群众向吉攻击。围攻吉安5天。敌军凭险据守，我军没有攻坚武器，勇猛冲锋均不奏效。7月5日，部队撤围转移，进行休整，红六军改称红三军，划归红一军团建制，赣西地方武装第四、十一、二十、三十纵队改编为红军第二十军。曾炳春任军长，刘士奇任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

    长达一年之久的“九打吉安”的大规模武装斗争，是赣西南党和苏维埃政府以及广大群众在毛泽东“争取江西”战略思想指导下的伟大壮举。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九打吉安”的重要意义：“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

    中央苏区对刘士奇主政特委时期的对比研究：

    2015年第6期 > 苏区地方干部、红色武装与组织形态*本文是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育部社科项目“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形态研究，本文通过对土地革命时期江西吉安的两个根据地的组织形态的细致对比，提出了对“地方干部”和“外地干部”这对重要范畴在中共早期党史研究中的内涵的重新认识。责任编辑：皮莉莉  

    1929年5月刘士奇任赣西特委秘书长，1929年10月冯任调任省委巡视员，接任赣西特委书记的是王百元，但实权却掌握在秘书长刘士奇手中。11月8日，特委遭到了严重破坏，王百元出逃，刘士奇接任赣西特委书记一直到1930年2月。刘士奇与特委前两任强势主政者不同的是：刘士奇并非江西本地人，而是一个外省干部，那么，他何以能够在赣西立足脚跟呢？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因素是刘士奇较早来到江西，并历任要职，对江西情况相对较熟。刘士奇是湖南岳阳人，1927年6月马日事变后被中央派来江西，参加了南昌起义的后援工作，后来留在江西省委工作，先后任省委工委主任，省委秘书长、省委特派员，赣北特委书记、九江市委书等。1929年5月任赣西特委秘书长，刘士奇曾担任省委秘书长的要职，在省委高层工作多年的历练，同时也受冯任领导特委风格的熏染，刘士奇接手特委后也保持了这种高调的作风。

    一个因素是刘士奇作为湘籍干部在江西有特殊地位。大革命时期，广东、湖北和湖南是中共活动的中心，也培养了大批干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部署秋收暴动时把湘鄂粤赣四省作为暴动的重点区域。而这四个省中，只有江西在大革命前原非革命的中心地区，中共党团组织发展相对迟缓，干部严重缺乏。因此，从与江西紧邻的湖北和湖南派出干部来参与江西的工作，就成为中共中央自然的选择。湖南籍干部在江西的影响日益凸现。除了湖南本身就是出产中共早期干部的重要基地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活动在江西境内的主力红军——红四军和红五军有大量官兵来自湖南。刘士奇本身是对江西及赣西情况熟悉的湖南籍干部，而1929年4月他与贺怡结婚，从而与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成为连襟，这更在无形中强化了他在特委中的地位。

    刘士奇在任期间主要推动了四件事：一是按照没收一切土地的原则彻底分田、二是扩大和统一红军、三是统一和扩大苏维埃组织、四是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这其中最重要的，引发矛盾最深的是分地工作和武装整编工作，刘士奇着眼于特委与地方武装的关系。因此、刘士奇先与中央巡视员彭清泉联手整编红六军，又在二七会议上整肃延福“四大党官”时，延福得不到任何主力红军部队的支持和同情，只能束手就擒。特委虽然名义上是赣西地区党组织与赤色地方武装的最高组织，但由于这些武装是各地自己发展起来的，而且还能通过打土豪获得经济上的自足，因此，特委往往对这些分散的、既有枪又有钱的地方武装难以实现强有力的领导。特委倒是因为经济困境而有求于这些地方武装。特委要贯彻其领导意图，就得通过对地方武装的合编来获得对这些武装的直接指挥权。当然，这种大规模的合编需要具备各种条件才可能展开。冯任主持特委工作时，这些条件皆不具备，尽管他个人非常强势，却也无可奈何。刘士奇接手特委工作后，也想尽力推进地方武装的合编。而他在任时遇到了一个良机，192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第49号通告，提出要将“武装拥护苏联”和“反军阀混战”作为当前的两大任务，要求苏区加紧建立并扩大红军、加紧武装农民、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10月22日，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和省委军事巡视员蔡申熙来吉安，带来了中共中央第49号通告，这正中刘士奇的下怀。10月25日，特委开会作出了“攻取吉安”的决定。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以及红五军军长彭德怀会了面。彭清泉巡视的重点是要贯彻中央第49号通告，而在苏区扩大红军武装是该通告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由于他与彭德怀既有的个人关系，他鼓动红五军积极扩展，将整个吉安地方武装都纳入红五军的指挥中。彭德怀鉴于红军尤其是红五军力量还较弱，也倾向于将地方武装集中到正规红军。而刘士奇本来一直就在努力将赣西的地方武装统一编制并集中指挥。彭清泉、彭德怀两人与刘士奇的想法尽管并不完全一致，但在红五军的帮助下将赣西地方武装整编成一支正规部队的想法上达成了共识。1930年1月18日，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和红五军对合编赣西地方武装的介入和支持，使刘士奇终于得以成功地将赣西地方武装整编为红六军，并担任了军政委。刘士奇的力促及彭德怀的支持下，红五军军委、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在江西遂川县雩田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雩田会议”），决定将赣西地方红军及游击队整编成红六军。成立了赣西红军总司令部，刘士奇任政委，蔡申熙任总指挥。围绕“攻取吉安”这个新的战略目标，地方武装的统一编制、扩大范围、集中指挥的问题就势必要提出来。

    1930年2月毛泽东率军到达永丰县藤田后，接到刘士奇的信，决定在陂头召开“二七“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决策是将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合并成赣西南特委，并实现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三军的统一指挥。当然，这个统一不是统一到红五军军委那里，而是统一到红四军前委这里。在二七会议上刘士奇担任了赣西南特委书记一职，使特委的权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1930年2月6日至9日，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六军军委及赣西特委在吉安县陂头村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毛泽东、刘士奇、曾山等3人组成联席会议主席团，主持和领导了这次会议。与会代表联系当地斗争实际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并解决了对赣西南党和革命根据地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系列问题。因此，“二七”会议成为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不仅对赣西南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的全面开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为党领导的整个土地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刘士奇代表红六军军委和赣西特委参加陂头 “二七”会议，拥护毛泽东关于深入土地革命、扩大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意见。

    1930年2月7日，同时宣告成立了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和政权建设工作。常务委员毛泽东、曾山、刘士奇、朱德、潘心源，候补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书记毛泽东。委员17人：毛泽东、刘士奇、朱德、曾山、李文林、邓子恢、黄公略、彭德怀、王怀、林彪、彭清泉（潘心源）、伍中豪、谭震林、陈毅、段月泉（段起凤）、方志敏、邵式平。中共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共同前委成立，被选为常务委员。成立了一个新的前委，统一领导红四、红五、红六军。根据“二七”会议精神将赣西、赣南和湘赣边三个特委合并，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委，于 1930年3月21—30日在江西富田陂下村敦仁堂召开赣西南第一次党代会，正式组成赣西南特委，大会选举成立了中共赣西南特委，共选举了刘士奇、肖道德、李文林、王怀、丛允中五人为特委常委，刘士奇任特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