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长征出发就在家门口，长汀军民难舍难分
    1934年6月国民党分兵六路同时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由博古、李德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奉命抗击国民党东路军第二路军６个师由朋口、连城向长汀推进之敌。在林彪、聂荣臻的统一指挥下，采取运动防御，诱敌深入方针，在长汀南部的温坊战斗中，虽然打了一个胜仗，歼敌2000，俘虏2400余人，缴获各种枪炮1800余末（门），子弹40多万发，但局部的胜利，改变不了红军整体上的被动局面。9月28日红九军接军委电令，将防务交给红二十四师，全军撤至长汀南部钟屋村休整。涂通今受军团卫生部指派，去长汀四都后方医院动员伤病员归队。第二天，把能归队的30多人编成三个班，回到钟屋村。9月30日下午3时，九军团接到命令，全军团继续西移，经古城往瑞金，8日到达瑞金武阳，10日再往会昌珠蓝埠方向转移，10月16日由会昌向南进发。涂老说，其实，九军团的长征就从这里开始了。部队从长汀出发时，罗炳辉军团长对大家说：“敌人的炮火打到瑞金的大门口了，我们一年的苦战失利了。今晚我们就要离开长汀，做好出发的准备。”群众听说红军要走，川流不息来到驻地。区、乡苏维埃干部挑来一担担布鞋、草鞋，有许多鞋上还沾有泥巴，显然是刚从脚上脱下来的，他们说：“来不及做了，把这些穿过的也带上吧，行军打仗少不了它哟。”还有的妇女拿着碎布和针线，看见那个战士的衣服破了就说：“同志哥，脱下来缝几针吧！”真的是难舍难分。长汀县一个苏维埃干部只好站在凳子上大声喊：“乡亲们，红军有任务，不要耽误他们的时间了。红军走了，党没有走，红军还会回来的。”

    三、长征途中，医生也是战士，只是多一份工作
    长征途中，涂通今是红九军团兵站医院的一名主治医生。由于敌人围追堵截，各部队经常都要战斗，有战斗必有伤亡，从战斗中抢救下来的伤员，没有地方后退，不论轻伤、重伤，都得就地处理，并随队行动。涂老说：作为红军医生，实际上同样是一个战士、一个指战员，加一份工作，要治疗别的伤病员，打仗的时候我们同样在前线，卫生队离伤病员多远呢，就是隔一个山，这个山头是敌人的话，打仗冲锋的就是战士，我们就在山脚下，打仗负伤了能走的就走回来，走不回来的，我们就要去前面把他抢救回来，从前面接过来治疗抢救，抢救以后再往后运，能走的就尽量跟着走，跟着轻伤连一块走，轻伤连多半是跟着卫生队一块走，中等的伤就抬着，实在危险的就寄在老百姓家里，寄在穷人家里，给他几块光洋，另外药品器材留够，当然，只能给我们有的，我们没有的也给不了，比如止痛药我们就不能多给。毛主席说长征是播种机，就包括伤病员在内，留下来的伤病员，有的成了游击队的领导，把各个地方的游击队搞起来了。
    长征是超强度的长途行军，而涂通今所在红九军团又走在整个部队的侧翼和后卫，行军就更多于其他部队。作为医护人员，不仅要进行军前的卫生教育和卫生宣传，抓好行军中的饮食卫生工作，还要做好掉队人员的收容，以及宿营地居民卫生情况的调查。每到一个地方，先调查了解有什么流行病，然后向同志们提出预防办法。俗话说：“治病不如防病，”积极预防，减少病号，既保证部队战斗力，又能节省非常紧张的药品。所以长征途中，也规定了许多注意事项，如，“行军不准喝生水，出汗不准脱衣服，路上不要什么都乱吃。一个吃，一个喝，要讲卫生，所以长征中卫生人员，要到前面去打前站，前面的管宿营，长征要休息，如果条件许可，行军60里的话，30里路要设一个休息站，动员老百姓烧开水，要调查水干不干净，敌人会不会放毒，这些都要注意。另外长征途中常常发生脚痛，脚痛的时候到了宿营地，一定要用温水泡脚，如果你不泡脚，以后脚就肿起来了，他就走不动了，这个脚是非常要紧的。
    长征中最困难的是前站和后卫，一般兵站医院都是在最后的，看看有没有掉队的，掉队的里面有没有伤病员，能治的赶紧治，收容队里有医生、有护士、有担架队，伤病员实在走不动我们就给他背点东西，帮忙背背行李，再走不动就用担架抬，担架太少了就动员老百姓，老百姓没有就自己抬，自己抬自己背，是常有的事。九军团到达贵州湄泽时，军团卫生部召开会议，总结长征以来行军作战中卫生工作，按部队发病率少和不丢伤病员这两条标准评选模范卫生单位，涂通今受到兵团卫生部表彰，并升任为军团司令卫生所所长。
    涂通今告诉我们：长征途中，最困难的是做手术，环境恶劣，缺少药品，千方百计想了很多办法，用盐水代替碳酸水洗伤口；动员干部交出棉被、床单，蒸煮消毒后当药棉和绷带用；把羊毛绒搓成毛球当上药的捻子……用芒硝治痢疾、用苍术、荆介治伤风感冒、用柴胡治疟疾、用猪油熬硫磺软膏、用“拔火罐”治腰酸腿痛……很多手术本来是可以做的，但是没有办法做，只能做一些小的急症手术，如止血、缝合、取出子弹和碎骨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