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同志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的卓越贡献，已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和肯定。但是，很多人的认识仅局限于建国前，当时王稼祥是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遵义会议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领导指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政治部代主任、中央华中兼华北工作委员会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他在遵义会议上力主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投了关键的一票”；在1943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周年和抗日战争六周年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中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领导人书面和口头的指示，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等。对建国后，王稼祥同志的历史功绩，依然知之者甚少，有时甚至以讹传讹。在建国60周年之际，让我们重温历史，我们就会感到“稼祥同志后半生的成就，并不比前半生逊色，并且为前半生增添了新的光彩”。

    （一）
    建国后的王稼祥是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八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首任中国驻苏大使、负责组建中联部并出任中联部部长，曾任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由于战争年代的伤痛，折磨着王稼祥同志，稼祥同志以坚韧的革命意志，忘我地为党工作，在重大问题上从不随波逐流，显示出一个杰出马克思主义者崇高品质。
    在担任驻苏大使阶段，1951年斯大林会见王稼祥同志时曾提出以中国为主，建立亚洲社会主义联盟的设想，王稼祥在斯大林面前明确表示“我们不能这样做”，鲜明而果断地表明意见。这种坚持真理，敢于提出独立见解的态度，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1957年反右斗争时，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稼祥在书记处会议上明确提出要防止反右扩大化，并在中联部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部，及时纠正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把反右运动率先停了下来，这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是需要大无畏的革命胆识的。
    （二）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一批工农业生产高指标，宣布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即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此后，在全国很快形成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运动中，以高指标，乱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传播开来。着重调查研究，善于思考的王稼祥同志，面对这种灼热的政治空气，在繁重的接待外宾空余，阅读有关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内部材料和各种文章，听取有关同志到农村参观回来的汇报，亲自外出考察，同年8月上旬到北京通县宋家庄人民公社，听取了公社负责人的汇报，实地考察了田间作物，看了作为公社福利设施的大食堂、托儿所、养老院等，发现这些并不是建立在生产发达基础上，到处都残留着落后生产导致贫穷的烙印。11月又利用去武昌参加八届六中全会的机会，参观、考察了一些工厂和人民公社，在武昌近郊的一个人民公社的麦地里，发现一块地，筑上了几十个圆锥形土堆子，上面萌出麦苗。王稼祥问引导参观的公社陪同人员，为什么要在这样土堆上种麦子，陪同人员回答说：“所有园锥形面积合起来比一块平地面积要大的多，这样就能多种麦子。”王稼祥被这种不讲科学，违反自然规律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荒唐狂热感到不安，结合在《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中提到的苏联在实现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曾经试办过农业公社，以后许多地方不是去建立作为集体农庄建设的主要形式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径直成立农业公社，不仅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且把每个社员的生活资料也公有化了，结果犯了“左”倾错误的教训。王稼祥同志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深感忧虑，带着这样的心情，王稼祥参加了1958年11月28日在武昌举行的八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总结58年国民经济发展主要经验，提出59年经济发展的方针。在会议开始的几天，他想听听其他代表们的发言，但两三天过去了，会议上众口一词，他没有听到任何不同声音，王稼祥心情十分沉重和矛盾，隐约感到“左”倾思想正在冒头，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不能隐瞒自己的观点，经过深思熟虑，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了会议秘书处负责同志，指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的一些提法，值得斟酌；对59年经济发展计划指标和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表示忧虑；对于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提法有异议，认为许多地方刚刚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非常草率，也是不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并请该负责同志向毛泽东同志转达他的意见。毛泽东同志听了王稼祥的意见后说，这么多中央委员中没有一人提出异议，唯独王稼祥提出不同意见，那好！可以组织几个人开个小会，让他详细谈谈看法。并要邓小平同志向王稼祥传达。小平同志向稼祥同志传达毛主席意见后，稼祥同志说：“作为党员，一个中央委员，我的意见已向中央谈了，中央认为对的，可以考虑，中央认为不对，可以随时对我批评，至于开小会，那就不必要了。”武昌会议以后，毛泽东等党内领导同志在社会实践中，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了经济指标定的过高，人民公社运动出现了一些“左”倾错误倾向，于是在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由毛泽东同志主持，在郑州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从解决人民公社内部所有制问题入手，进一步纠正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会议通过了《郑州会议记录》、《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在这些文件下放前，毛泽东同志对邓小平同志说，送一份给王稼祥同志看看，看他对此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同志在实践中对王稼祥在武昌会议上反对“左”倾的意见表示了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