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早春二月，皖南山区，虽然尚春寒料峭，但已是吹面不寒杨柳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从重庆出发，绕道桂林，跋山涉水，亲临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皖南泾县云岭。他此行肩负党中央重托，要妥善地解决新四军一些重大问题。

　　陈氏祠堂不寻常的一天

　　1938年4、5月间，新四军挺进敌后，在大江南北点燃了抗日烽火。在当时苏皖边区，存在着两种迥异的战略思路：一种意见是西进豫皖伏牛山、大别山区，开展大兵团作战；以项英为代表的另一种主张则是南下发展黄山、天目山、仙霞山地区。项英消极对待中央指令，一直将军部孤悬皖南。同时，他对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明显认识不足。周恩来的皖南之行，就是要改变这种不利局面，统一思想。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抵达军部所在地罗里村。他不顾旅途劳顿，立即着手展开工作。他找新四军负责人谈心，召开军部各部门的座谈会，详细了解部队的生活、学习和军训等情况，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
　　3月的一天，当军部工作人员得知周恩来要作报告的消息后，奔走相告，情绪激昂。
　　16日这一天，陈氏祠堂（军部大礼堂）里面早早地坐满了人，在座的都是新四军排级以上的指挥员。大家喜笑颜开，热切期待周恩来的到来。不一会，周恩来在叶挺、项英、陈毅等人的陪同下，精神焕发，登上了祠堂内的木质舞台，全场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周恩来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接着，他环视了一下会场，用洪亮的声音向大家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
　　周恩来指出，武汉失守后，日寇政策有三大特点：一是认定“扫荡”敌后是它的中心；二是实行政治为主、军事配合的政策；三是继续战争的局面。
　　最后，周恩来铿锵有力地说：“我们在江南敌后地区确定发展的方向，有三个原则：
　　一、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
　　二、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
　　三、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
　　周恩来的这番话把大家的心深深地打动了，陈氏祠堂里一片沸腾。

　　“你们连叶军长也不想要啊！”

　　周恩来到皖南的另一项任务，是要调解叶、项矛盾。这里有一段隐情，毛泽东早就关注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工作关系。他在1938年5月4日给项英的电报中，曾要求项英“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
　　项英没有遵循毛泽东的嘱托，他认为叶挺不是党员，只是将他当成统战对象。叶挺既看不到中央给军部的电报，也不能参加军部重要会议，所以很难开展工作。
　　叶挺是个有着鲜明个性的人，他服装整洁，仪表堂堂，有将军风度，喜欢摄影，爱打猎,爱穿夹克衫、戴鸭舌帽。对此，平民出生的项英看不惯，因此在工作生活上疏远他。1938年6月初，叶挺慎重地向周恩来建议成立新四军委员会。周恩来理解叶挺的心情，立即请示延安。延安迅即答复：“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为主任，叶为副主任”由于项英不合作的态度，叶挺处境未能得到改善。深感委屈的叶挺于10月愤然出走，回到家乡惠阳，出任国民党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叶挺的出走，乐坏了蒋介石，他得意地对中共有关人士说，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
　　周恩来非常焦急，他根据中央指示，立即致电叶挺，请他到重庆面谈，叶挺接电后由广东、香港辗转到了重庆。周恩来和他作了长谈，叶挺表示“因自己非党，工作困难，大家信任差，如加入党，则只有往八路军，因在四军，将会怀疑”。周恩来则“力劝其回”，表示要“确立制度”，这样“必须解决工作困难与关系”。在周恩来的耐心说服下，叶挺收回辞呈，随同周恩来回到云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