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善于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世界文明中汲取智慧。”①作为新中国的开国总理，其执政思想与行为模式中包含了很多中华传统的和谐思维基因。纵观周恩来总理执政的思维方式，不但兼收了西方文化的民主性、法治性、对立性、竞争性的辩证思维，而且更多地体现了东方文化的整体性、平衡性、求同性、协调性的和谐思维方式，来推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乃至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据周恩来秘书顾明同志回忆说：“周恩来同志常说，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争取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又是为了什么呢？是要建立和维护一个团结稳定、和谐民主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努力，就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②周恩来在这里所说的外交内政的目的，换言之，就是争取一个世界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创建一个和谐的国内环境。其最终目标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富裕，为了文明”。③

　　周恩来和谐理念在外交内政实践中的突出贡献

　　周恩来将“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的原则灵活运用于统一战线和外交领域。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和”是对立物的结合，是有原则的“和”，是调和，而不是调和主义。恩格斯指出：“大多数自然科学家还以为同一和差异是不可调和的对立，而不是同一个东西的两极，这两极只是由于他们相互作用，由于差异性包含在同一性中，才具有真理性。”④周恩来将和谐辩证法中的儒家精华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典巧妙融合吸收，并成功地加以运用。建国初期，周恩来曾经指出：“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这是对“求同存异”的具体阐释。周恩来把“求大同存小异”的方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始终，不仅求大同存小异，甚至为了大同也存大异。只要统一战线的各方在基本点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尽管还存在很大分歧，周恩来都尽力联合这些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以求得目标一致下的和谐。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上，还成功地运用“求同存异”的政治协商艺术，提出了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位日本记者对周恩来炉火纯青的外交艺术由衷地赞扬说：“‘求大同存小异’这一引人的警句，也许是如实地概括了周恩来外交的独特风格。”⑤
　　周恩来以“和为贵”的传统理念，成功争取大批爱国人士回国。1956年周恩来特意请程思远向李宗仁及其海外国民党军政人员转告“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周恩来说，我们赞成中国一句古话“和为贵”。欢迎李宗仁先生在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也欢迎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李宗仁归国后，得到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及各方面诚挚而周到的接待。
　　周恩来以“小球转动大球”的太极思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原因，中美两国交往隔断了20多年。为了尽快改善两国关系，周恩来以太极思维推进中美关系解冻，那么，是让美国官方先来，还是让美国民众先来？经过反复权衡，决定先让美国乒乓球队来中国，中美两国的关系在弧旋球的旋风下迅速转动起来。1972年2月21日，当蓝白色的总统座机降落北京机场，周恩来总理站在舷梯下迎接前来访问的尼克松总统时，无数镜头记录下这一震憾世界的外交事件。当美方表示不能放弃阮文绍等“老朋友”时，周恩来指出，中国有句俗话，会掌舵的人引导航船迎着浪头上，不然将会被浪潮淹没。有远见的人会懂得如何掌舵。如果与所有的老关系一无更改，一切照旧，那怎么能迎接新时代呢？尼